【摘要】 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是一部典型反思美国黑人种族文化的作品。小说塑造了以佩科拉和克劳蒂亚为代表的黑人形象，以反映非裔文化与白人主流文化互动和对照中产生的文化冲突，同时聚焦文化边界逐渐模糊化的“双重身份”黑人，以彰显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在文化殖民社会中的危机。作者也在小说中积极探索并警醒黑人社会，构建由内向外的族性认同和民族自信是对抗文化洪流的路径，由此实现不同族裔文化在碰撞和差异中共存，促进社会多元文化发展。

【关键词】 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文化殖民;族性认同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是美国20世纪颇负盛名的少数族裔作家，因其为美国黑人历史社会的深度挖掘和发声呐喊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代表作《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中11岁黑人小女孩佩科拉极度渴望拥有一双像著名童星秀兰·邓波儿般的蓝色眼睛，以至在追求象征白人主流文化审美中迷失了族性身份、酿成个人悲剧。

小说还以非裔社区中不同黑人对主流文化的差异态度为副线，昭示了非裔在后殖民时期，遭到不同程度的文化入侵及其所呈现出的系列应激反应，以引发少数族裔如何在白人主流社会中，重塑族性认同深思。

一、引言

《最蓝的眼睛》的创作背景设置于1941年，距离1862年《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签署已历经大半个世纪，白人对黑人的殖民统治从立法上废除，但却经历殖民演变为文化霸权主义，主流文化通过意识形态、宗教、政治上等方面渗透黑人等同于劣等民族的价值观，从而达到剥夺黑人话语权、瓦解黑人自我认识的目的。

作为一部典型讨论后殖民时期种族问题的作品，《最蓝的眼睛》相比“打破中心与权威”的激进书写，更多在于思考非裔如何在白人权威文化下打造一方生存空间与主流文化共存，由此重塑黑人族裔几乎濒临消失的自我认同，也给当今多元文化社会中不同族群的交流互动一定借鉴意义。

关于族性问题，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指出：“这样一些人类的群体，由于他们在身体类型或生活习俗方面，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相似性，或者是殖民和移民的记忆，他们主观上相信他们有共同的世系;而且，无论客观的血缘关系是否存在都无关紧要。”

《最蓝的眼睛》中的白人和非裔由于历史、文化、肤色等方面差异，被分成明显不同的族群，两个不同族群的人发生交往时，意味着他们各自身上带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标准，由此产生对照，自识和识他的一系列社交反应。

二、文化冲突

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个人主体不能自我确立，只能在另一个对象化了的他人镜像关系中认同自己。”佩科拉生活在一个贬低、轻蔑黑人的社会大环境和非裔社区中。秀兰·邓波儿金发碧眼的形象被美国大众传媒铺天盖地地在社会广告、杂志等角落宣传，印有她形象的产品受到社会热捧，甚至带有白人形象标志——蓝眼睛的娃娃也成为圣诞节最贵重、最特别的礼物，与之拥有不同肤色的佩科拉却在学校受到同胞的欺凌，在家受到父母的冷落和虐待，在社区里受到如糖果铺白人移民老板的忽视。

由于种种表象上强烈的比对，佩科拉强行建立了黑色肤色、长相就是劣等的逻辑联系，并简单认为拥有一双象征白人标志的蓝色眼睛就可以改变其痛苦的现状。

佩科拉受到主流文化冲击的经历，契合了索罗斯的观点，“族性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在于非族裔对比中形成的，它是一种文化互动的结果，因为社会中的同一性向来是以文化作为界定的标准”。

种族差异、文化差异本身并不蕴含高低层次，白人自奴隶贸易对非裔经济、政治、社会等全方位的钳制造成了如今黑人文化上的弱势，而小说中佩科拉无限放大了弱势群体呈现的表征，在弱势群体所承受的不平等结果中遭到二次伤害，全盘接受“他人赋予的族性”，进而抛弃了对族群的自我认同，在他人的话语和伤害中形成认识冲突。

与之相反，克劳蒂亚选择了在同胞镜像中认识的族性，也导致她在外来文化前形成全盘拒绝和抵抗的应激反应。圣诞节看到金发碧眼的洋娃娃礼物时，她对那“圆眼睛、扁脸盘和黄蚯蚓一样的头发有种生理上的厌恶”，她曾对世界上所有秀兰·邓波儿有过一种比仇恨更为奇怪的感觉。

面对异族形象，克劳蒂亚表现出的是文化边界被侵犯后的慌乱失措。出于保护文化边界的本能，克劳蒂亚受到刺激后尝试用暴力拆解玩偶以试图寻找外界认为她美丽的秘密，可拆卸之后發现内部“不过是一堆金属”。

为进一步揭露白人女孩受人喜爱的秘密，她试想过将使用暴力的冲动转移到白人小姑娘上，“我可以拿斧子去砍她们”。但是，克劳蒂亚对自己内心的暴力想法感受震颤，“这种无情的暴力行为是多么可恶”，让她“慌乱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可见，克劳蒂亚受激后表现出的暴力反应，不仅违背了她自身善良、纯真的本性，也无助于探寻出致使黑人社区文化价值观异化的根源，它仅仅是本能反射的一种保护机制，而无法成为族群常态化的应对策略。

黑人女孩佩科拉和克劳蒂亚都在与白人文化的互动中，感受到不同族裔的边界感，前者试图跨越边界，进入主流文化，后者则尝试与其划清边界，隔绝异族文化。两个小女孩形象代表黑人族群对主流文化两种截然不同的明确态度，也暗含两种反应的稚拙和质朴。

三、文化边界模糊危机

小说中，还折射出非裔文化边界受到白人文化侵蚀后被加速吞噬的危机。小说中有许多“双重身份”的黑人——先天流淌着非裔的血脉但长期接受并认可白人文化教育的混血儿。

“有色人种与黑人之间的界限并不总那么分明;个别细微却可能透露真相的标志可能会抹去这种界限，因此必须保持警觉。”

小说中的非裔混血儿除了尝试通过通婚，不断“漂白”皮肤外，还对自己及家人进行白人文化的自觉教育，时刻与“主流社会”看齐。莫丽恩·皮尔是“有着浅褐色皮肤的混血小美人”，她家境富裕、穿着讲究，对人十分傲慢无礼，嫌弃黑人同胞的肤色。她内化了白人主流价值观，认为自己的肤色等于漂亮，克劳蒂亚、弗里达“就是难看，又黑又丑”[4]，推波助澜白人价值观，在黑人族群内部构建一套高低之分的肤色层级话语。

杰拉尔丁是一名浅肤色的黑人女性，来自黑人中产阶级家庭，她迷恋白人的生活方式并全力模仿，还将这种歧视和文化自觉传递给下一代，告诉儿子有色人种和黑人很容易区别：“有色人整洁安静;黑人肮脏吵闹”，黑人生活得毫无尊严，“整天像苍蝇般游荡”，也干预儿子的行为：不让朱尼尔和黑人玩，将他的卷毛剪得贴近头皮，以隐藏黑人的生理特征，刻意让朱尼尔穿和白人一样的干净白衬衣、蓝裤子。

还有来自西印度群岛黑奴后代的牧师，其祖上相信“判断一个社会是否伟大或辉煌，只消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保存了创造这个社会的贵族的血统”。

经过几代人对血统的悉心经营和“漂白”，皂头牧师家族呈现出浅褐色皮肤，并坚信身上流淌的白人血脉带来了天生的优越性，并将该特权作为荒淫行为的借口。皂头牧师在家族的影响下学到了精湛的“自我欺骗的艺术”，在西方杰出思想中也只认可自己狭隘的认识。

佛朗茨·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指出，“黑人无论怎样模仿白人，都不可能被白人世界接受为与他们平等的人”。

双重身份的黑人感觉到“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不可调和的努力”，缺乏对自身族性的认同，同时被白人文化排斥在外的杰拉尔丁只能把心灵寄托到一只和她有相同特点的猫上，而失去对家人、同胞的亲密联结。

有“贵族血统”的皂头牧师的幻想落空、生活分崩离析，在美国只能找到几份黑人也可以做的白领工作，而偏执教育下养成的性格，最终助推他成为古怪的变态老头。

“双重身份”的黑人不被白人主流文化接受，同时也否定自身非裔身份，因此带着无处安放的身份，窘迫地夹杂在黑白之间。这样的黑人有其相似点：富裕的家庭背景和受过良好教育。

双重人物的设置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对于内在缺少坚定族性认同的黑人来说，更多机会获得资本和教育，不会成为族性认同构建的助推器，反而会成为异化少数族裔思想的工具。在白人和黑人文化的融合，“空心文化”的黑人，将更快被“权威文化”所吞噬。

四、重塑族性认同的探索

小说常透过克劳蒂亚反思黑人同胞遭遇不公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本质，例如克劳蒂亚清楚傲慢的莫丽恩·皮儿同胞不是她们的敌人，而是与种族优劣相关的价值话语，“那些让她而不是我们显得美丽的东西”才是。

布里德洛夫一家被认为丑陋的原因并不在长相上，而是它们自身的信念。“像有个无所不知的神秘主人给他们每人一件丑陋的外衣，让他们穿上，他们毫不质疑地接受了。”

克劳蒂亚探索出白人主流社会通过贬低“他者”文化，构建并具象化美和丑的两套评价标准，为主流社会的文化发展巩固根基。基于此，小说中碎片式地穿插了少数黑人在主流文化背后发出的微弱但坚定的声音。

不同族裔文化互动带来明显的差别感受不是终点，而是为追求自身本色、重构族性认识奠定的基础。托妮·莫里森在小说中通过塑造丰富的黑人形象，表现出对族性认同路径的积极探索。

在白人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克劳蒂亚和弗里达接受自己的肤色，喜欢自己的模样，“爱自己的污垢，精神呵护身上的疮疤”。

克劳蒂亚的母亲麦克蒂尔太太接纳自己的身份，始终不忘黑人种族的苦难经历，常给孩子讲黑人民间故事，她还喜欢唱布鲁斯，温柔有力量的歌声常常治愈着克劳蒂亚的心灵。

克劳蒂亚的父亲也以黑人血统为豪，坚信黑人与生俱来的力量，尊重黑人同胞，在黑人社区跟自己的同胞和睦相处，表现出对黑人身份的认可和对文化的传承。

同样地，三位黑人妓女在社会地位上十分低下，但她们顽强坚韧，有坚定的自我认识，鄙视假正经的女人。在族性上她们认可并尊重黑人，给了佩科拉无限的温暖和照顾，在她们的房间，佩科拉感受到“笑容从喉咙深处像无数条河流一样涌出，随性、低沉、裹着泥沙，奔向这个像是广阔大海大房间”。

佩科拉的父亲乔利青年时期也曾构建过黑人形象的神，在一次聚会上，朋友黑人布鲁举起巨大的西瓜，胳膊“抬得比松树还高”用力砸向石头，为大家解决了剖开西瓜的难题。他高大的形象使乔利不禁思考上帝是否也是这样：高大强壮、救世济民。

乔利对本民族权威形象的想象，暗示了族人本性上对文化的认同心理，但由于本民族信仰体系的缺失，被迫接受白人形象至上作为普世价值观。

小说的最后，克劳蒂亚也呼吁和反抗黑人身份被压抑的现状。面对佩科拉夭折的婴儿，比起对他和佩科拉的爱怜，克劳蒂亚发出“需要有人想要这个孩子活下去”以和普遍招人喜欢的白人娃娃相抗衡的呼声。自信的克劳蒂亚欲“改变事件的进程”，并把这件事叫作“创造奇迹”。因此，弱势的非裔民族亟待重塑自我意识、建立民族自信心，增强族裔文化，以在主流白人文化的洪流巨浪中顽强生长。

五、总结

具有历史理性和民族关怀的黑人作家托妮·莫里森在其小说《最蓝的眼睛》仍然聚焦族性认同问题，通过小女孩克劳蒂亚的独特视角观察社会审美机制的运行，并发出关于在文化殖民背景下非裔如何解决族性认同危机的叩问。

小说中，在非裔文化与主流文化互動的过程中，黑人小女儿佩科拉全盘接受镜像中形成的“他人赋予的族性”和克劳蒂亚出于应激反应本能反抗和抵制异族文化都是文化冲突的体现，在“双重身份”的黑人身上，作家还看到了文化边界逐渐模糊过程中，资本和教育会加速非裔族性快速被吞噬的紧迫局面。

但在不同黑人对待主流文化态度的探索中，小说暗示了黑人群体需要构建的由内自外的族性认同，从民族独特文化、故事到对同胞的关爱、联结、认同以形成立体、生动的认同意识，以此赋予族群在文化入侵的巨浪洪流中打造一方生存空间的信心，实现不同族裔在文化碰撞中求同存异、朝着多元发展迈进的局面。

参考文献：

[1]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 eds[M].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trans. Ephraim Fischof，vol.2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389.

[2]雅克·拉康.拉康选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89-96.

[3]Sollors，Werner.Ethnicity，Cultural Studies：A Reader[M].Beijing：Publisher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4]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M].陈苏东，杨向荣译.北京：南海出版公司，2013.

[5]佛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6]Du Bois，W.E.B.The Souls of Black Folk[M].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96：2，5.

作者简介：

石尹惠子，女，汉族，重庆人，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