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朝輝

[關鍵詞] 亞當• 斯密 一隻看不見的手 市場 《道德情操論》《國富論》

引 言

在學界和公衆的觀念中，亞當• 斯密(A.Smith，1723—1790)長期被定性爲西方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經濟學的開山鼻祖，而彰顯他在市場經濟學地位的標誌性術語，就是“一隻看不見的手”(an invisible hand)。然而，這是一隻百年來被學界誤解、誤導，並且被公衆誤傳的“手”。

之所以作如此判定，是因爲，通過對原始文獻的研讀、比對、分析可以發現，以往學界和公衆大多將斯密那隻“看不見的手”等同於“看不見的市場”，以爲斯密的《國富論》一定詳盡論述了這一重要術語的革命性意義，以爲“這隻手”的術語以及所蘊含的重大思想一定是斯密的原創，並且對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做出了奠基性和歷史性貢獻，其實這些大都是人爲臆想、以訛傳訛。

一 “一隻看不見的手”的真實意涵

無論是中外學術界還是民間，一提到亞當• 斯密，總喜歡將其“一隻看不見的手”與“市場”緊密相連。這一跨世紀、超國界的罕見誤解，主要表現在大量流行的工具書和學者們的論著中。

首先，這類誤讀出現在一批著名西方經濟學家的著作中。例如，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R.Coase，1910—2013)就認爲，“一隻看不見的手”是指一種價格機制，它能夠將所有市場集中在一個和諧的狀態，並最大化國家的財富；①Ronald Coase, “The Wealth of Nations”，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82-83.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eglitz)也認爲，“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斯密關於自由市場導致有效後果的爭論中，起到了中心的作用。②Joseph Stiglitz,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to Twentieth Century Econom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2000): 1448, 1457; Joseph Stiglitz, “Information and Change in the Paradigm of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92(2002): 460,477.

其次，一批西方知名學者和工具書也加入這一誤導的行列中。例一，克羅普西(J.Cropscy，1919—2012)認爲，“一隻看不見的手”就是市場的財産，它能使每個人的自我追求最終導致他人的受惠。③Joseph Cropscy, “The Invisible Hand: Moral &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Adam Smith &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Bicentennial Essays on the Wealth of Nations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73.例二，馬嘉斯基(Christina Majaski)認爲，“看不見的手就是看不見的推動自由市場經濟力量的一種象徵”④Christina Majaski，“The Invisible Hand is a Metaphor for the Unseen Forces that Move the Free Market Economy”，“Invisible Hand Definition”, Investopedia, May 5, 2019.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i/invisiblehand.asp.。例三，塞德拉克(Tomáš Sedlá ek)的《善惡經濟學》第11章的題目就是：“市場這隻看不見手的歷史。”⑤Tomáš Sedláček, Economics of Good and Evil: The Quest for Economic Meaning from Gilgamesh to Wall Stree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59-274.例四，《英國大百科詞典》認爲，“這隻看不見的手”已經被認爲“自由市場是促進社會和經濟結果的最佳可能”。例五，《維基百科》“《國富論》”詞條寫道：“第一次提出了市場經濟會由‘無形之手’自行調節的理論。”

最後，受西方的影響，一些中文工具書也推波助瀾。例如，商務印書館2007年出版的《英漢證券投資詞典》解釋“看不見的手”時說：“古典經濟學家亞當• 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理論，認爲國家經濟的發展不應由政府干預，而應由整個社會需求進行選擇。這種社會需求被認爲是調節市場的‘看不見的手’。”《百度百科》解釋“看不見的手”說：“18世紀英國經濟學家亞當• 斯密1776年在《國富論》中提出的命題。最初的意思是，個人在經濟生活中衹考慮自己利益，受‘看不見的手’驅使，即通過分工和市場的作用，可以達到國家富裕的目的。”

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學者們儘管使用的語言不同、語義有別，但對“這隻看不見手”有着三大基本認知：其一，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見的手”就是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就是“看不見的手”；其二，這隻“看不見的手”具有自動調節、內在和諧、反政府干預的功能；其三，斯密詳細論述和解釋了這隻“手”在強化價格機制、增加國家財富、提高民衆財產方面的神奇功能。

因此，這裏就需要釐清有關自由市場經濟的定義，這有助於界定斯密“一隻看不見手”是否真的與自由市場經濟思想相關聯。所謂自由市場經濟，大致涵蓋三大要素：一是自由買賣行爲的供求關係決定價格，它表明競爭必須自由、自願、公平、互利，以便於價格系統能夠有效完成生産與消費之間的協調；二是自由放任、最小化的政府干預；三是最優化和最有效地配置資源。①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 of Economics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13[1890]), 269-275；田國強：《高級微觀經濟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第473頁；Vifredo Pareto,“The New Theories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1897):485-502.接下來，再細讀斯密的原文，還原“這隻手”的本來面目。

首先，斯密在兩本存世的論著和一篇論文中，衹有各一次提到“一隻看不見的手”，而且與市場或自由市場經濟的三大原則沒有直接關聯。

例一，斯密第一次提到“一隻看不見的手”，既不是出自《道德情操論》(1759)，也不是《國富論》(1776)，而是1758年之前所寫的《天文學史》一文。此文儘管生前沒有發表，但卻是他去世前唯一不捨得燒掉的一篇文稿，可見對這篇大作的珍愛。②Syed Ahmad, “Adam Smith's Four Invisible Hand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2(1990): 142．1971年，此文第一次被發表③Alec Macfie, “The Invisible Hand of Jupite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2(1971): 595-599.。1980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文集，向世人展示了斯密“一隻看不見的手”的原始出處：

可以觀察到，在所有多神宗教、野蠻人和異教的古代時期，衹有自然的不規則事件纔被歸因於神靈的體制和力量。火燃燒，水復活；重物下降，而較輕的物質由於其自身的性質而向上飛行；這些都是物體自身性質的必然；即使木星的那隻看不見的手也從未發現並作用於這些物體。④原文：“For it may be observed, that in all polytheistic religions, among savages, as well as in the early ages of Heathen antiquity,it is the irregular events of nature only that are ascribed to the agency and power of their gods.Fire burns, and water refreshes; heavy bodies descend, and lighter substances fly upwards, by the necessity of their own nature; nor was the invisible hand of Jupiter ever apprehended to be employed in those matters.”Adam Smith,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vol.III, 49.

這是斯密試圖從宇宙、木星或神的角度，解釋“看不見的手”的局限，因爲它沒有發現或無法解釋地球上所出現的水與火的生生滅滅和地心引力現象。所以，斯密平生第一次使用“看不見的手”的意思既與市場完全無關，更沒有將這隻“手”描述得如此神奇與萬能，而是連燃火、活水和地心引力都沒能被它發現和解釋。

第二次提到“一隻看不見的手”，是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論》第四部分第一章。斯密描述了一個自私的地主是由一隻“看不見的手”帶領，將他的收穫分配給爲他工作的人：

這位傲慢無情的地主望着自己廣闊的土地，沒有爲(農民)弟兄的需要而思考，而是想象着由自己消耗全部的收穫……(然而)他的腸胃承受能力與他的慾望之旺盛不成比例。多餘的(資源)他不得不分配給(他人)。因此，所有得利的人都源於這個地主的奢侈和遐想……(其實)富人……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帶領……在沒有意圖、並不知道的情況下，就會促進社會的利益。⑤原文：“The proud and unfeeling landlord views his extensive fields, and without a thought for the wants of his brethren, in imagination consumes himself the whole harvest that grows upon them....The capacity of his stomach bears no proportion to the immensity of his desires ...The rest he will be obliged to distribute among those...; all of whom thus derive from his luxury and caprice...The rich...are 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to make nearly the same distribution of the necessaries of life...and thus without intending it, without knowing it, advance the interest of the society....”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Indianapolis,IN: Liberty Fund, 1979[1759]），184-185.

這段引文的核心意思是，富人的自利慾望無限，但富人的消受能力有限，如果沒有富人的奢侈慾望和發財想象，富人就沒有動力去僱傭農民、投資土地和發財致富，於是，農民就無地可種，土地就被拋荒，財富也就無從積累。而一旦富人發財成功，他將無法消受的多餘資源，衹能通過各種方式分配給他人。這樣，主觀利己的富人，不知不覺地在客觀上爲社會和他人提供了好處和資源。斯密這一思想的表述，與以平衡供需爲核心的市場經濟理論也不存在直接或本質聯繫。

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提到“一隻看不見的手”，是斯密於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

實際上，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對公共利益有多少促進。他寧願支持本國産業而不支持外國産業，衹是想要確保他自己的安全；他這種重國內産業、輕國外産業的態度，是爲了最大限度地達到産品的價值，是自利的目的使然。與許多其他場合一樣，他這樣做衹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着，去達到他並不想達到的目的。這種結果，往往既不會對社會更有害，也不是他意願的一部分。通過追求自己的利益，他比通常自己所真正希望的意願，更有效地促進了社會利益。①原文：“He generally, indeed, neither intends to promote the public interest, nor knows how much he is promoting it.By preferring the support of domestic to that of foreign industry, he intends only his own security; and by directing that industry in such a manner as its produce may be of the greatest value, he intends only his own gain, and he is in this, as in many other cases, 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to promote an end which was no part of his intention.Nor is it always the worse for the society that it was not part of it.By pursuing his own interest, he frequently promotes that of the society more effectually than when he really intends to promote it.”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NY: Shine Classics, 2014[1776]), 242-243.

其中提及的“那隻手”，與市場經濟也沒有密切關聯。他的本意是，投資人重國內產業、輕國外產業的主要目的是爲了“安全”(security)，而不是直接推動利潤的最大化，儘管這種國內投資的安全性在客觀和長期意義上，有助於促進投資人的根本利益。然而，這種爲了投資安全的理性考慮，不一定符合市場經濟所提倡的最佳資源配置效率，儘管投資人滿足了古典經濟學的兩大假設：理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但不一定滿足市場資源和效率配置的最優化。②林金忠：“從‘看不見的手’到‘市場神話’”，《經濟學家》7(2012)：14。

除了展示斯密原文外，還需要澄清誰是“這隻手”術語和思想的原創者。大量的文獻表明，在斯密之前，直接、明確使用“看不見的手”一詞的作者和文獻，至少有以下四例：

例一，古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前43—17)的作品提到：“扭動並握住他看不見的手，在傷口內造成傷口。”③原文: “Twisted and plied his invisible hand, inflicting wound within wound.” James Bonar, A Catalogue of the Library of Adam Smith,Author of the “Moral Sentiment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y, 1966 [1932]), 125.這也許是至今發現的直接使用“看不見的手”的原始文獻，距離斯密大約一千七百五十年。

例二，莎士比亞(W.Shakespeare，1564—1616)在1605年寫的悲劇《麥克白》中，藉麥克白之口提到了“血淋淋和看不見的手”(“Thy bloody and invisible hand”)④Bonar, A Catalogue of the Library of Adam Smith, 166.。

例三，英國作家和哲學家格蘭維爾(Joseph Glanvill，1636—1680)在1661年認爲：“在所有事物中，用看不見的手進行自然的工作。”⑤原文：“Nature work[ing] by an invisible hand in all things.”Stefan Andriopoulos, “The Invisible Hand: Supernatural Agency in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Gothic Novel”,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66 (1999): 739-758.

例四，法國啓蒙運動時期的作家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在1718年創作的悲劇《歐第伯》中有兩句臺詞寫道：“顫抖，不幸的國王，一隻看不見的手懸在頭頂”，“一隻看不見的手推開了我的禮物”。⑥原文：“Tremble, unfortunate King, an invisible hand suspends above your head” and “an invisible hand pushed away my presents”,Bonar, A Catalogue of the Library of Adam Smith, 192.

有意思的是，斯密第一次提到“看不見的手”時，用了定冠詞(the invisible hand)；第二次、第三次都使用定量詞，“一隻看不見的手”(an invisible hand)；但他與四位前人一樣，從來不使用複數的“手”，如“invisible hands”，這就更可證明斯密是模仿了前人具有神性的隱喻。因爲，天主教或基督教堅持一神論，絕對拒絕兩神論或多神論，一隻手代表一個神，與“神的手”(God’s Hand)異曲同工，皆是單數。

另外，不僅“一隻看不見的手”的術語不是斯密原創，“這隻手”的原始含義與思想也不是斯密首創。根據斯密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中提及的“一隻看不見的手”綜合分析，其本質的思想內涵是“主觀願望與客觀後果不符”。而這一思想和觀點在17世紀的歐洲就開始流行。例如，英國經濟學家配第(W.Petty，1623—1687)在英國革命期間，對這個主觀與客觀相悖的理論就有所涉獵①Sir William Petty, Essays On Mankind and Political Arithmetic (Whitefish, Montana: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87-92.；與他同時代的洛克(J.Locke，1632—1704)也提及這種觀點②John Locke, Second Treatise on Government (London: Wiretap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1699)；John Locke, The Works of John L ocke,vol.1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Part 1) [1689] (London: Rivington, 1824), 12th ed., vol.1.。明確、具體發展這一思想的則是曼德維爾(B.Mandeville，1670—1733)，在1714年發表的《蜜蜂的寓言》中試圖證明“私人之惡乃公共利益”，即如果沒有蜜蜂對自己私利的渴望，蜜蜂所在的社區經濟就會崩潰，這樣，剩下的蜜蜂衹能在空心樹上過着簡單的生活。由此，形成著名的“蜂蜜悖論”。③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 (London: Printed for Edmund Parker, 1723), 10.

對此，斯密在1759年的《道德情操論》中引用了曼德維爾這一思想④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308、308-314.，既表示他事先瞭解這一思想，也表明他對知識産權的尊重。同時，在《國富論》發表之前的1740年，與斯密同時代的好友休謨(D.Hume，1711—1776)也曾主張人類體制(如貨幣、語言)是由個人指向另一目的的行爲而産生的⑤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7), book 2, part 3.；1767年，弗格森(A.Ferguson，1723—1816)也把私人財産描述爲人類行爲的結果，但不是執行人類意圖的結果，強調行爲與行爲意圖的不同。⑥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London: A.Strahan; and A.Cadell; and W.Creech, and J.Bell & Co.at Edinburgh, 1767), part first.

應該指出，斯密並不認同曼德維爾的“私人之惡乃公共利益”的觀點，因爲曼德維爾認爲自私是惡，屬於壞心辦好事；而斯密則認爲自利無可厚非，而且，從人性的角度論，壞心辦好事，以及主觀爲己、客觀爲他的現象，是可以接受的。⑦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308、308-314.但是，二人在主觀願望與客觀後果相悖的核心觀點上，大致相同。⑧Syed Ahmad, “Adam Smith's Four Invisible Hand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2(1990):139．可是長期以來，有人以爲，“看不見的手”的思想概念是斯密的首創，如《反脆弱》的作者就認爲：“否則，他(斯密)不可能發明‘看不見的手’這一概念。”⑨[美]納西姆• 尼古拉斯• 塔勒布：《反脆弱》(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第30頁。

二 “一隻看不見的手”是如何被誤解的

在斯密去世後的一百多年裏，他的這隻“看不見的手”並沒有受到著名經濟學家的重視與引用，包括馬爾薩斯(T.Malthus，1766—1834)的《人口論》(1798)、李嘉圖(D.Ricardo，1772—1823)的《政治經濟與稅收原理》(1817)、馬克思(K.Marx，1818—1883)的《資本論》(1887)、馬歇爾(A.Marshall，1842—1924)的《經濟學原理》(1890)等等，即使反對市場經濟的凱恩斯(J.M.Keynes，1883—1946)於1936年出版《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時，也對這隻“看不見的手”置若罔聞。

需要申明的是，說“看不見的手”沒有引起著名經濟學家群體的關注，並非是說所有學科的專家或者所有經濟學研究者都沒有興趣。從相關文獻看，劍橋大學法律教授梅特蘭(F.Maitland，1850—1906)曾在1875年提到了“看不見的手”的隱喻問題，並且第一次將“這隻手”所表達的“利益和諧”(harmony of interests)與“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理念相聯繫。⑩Frederick Maitland, A Historical Sketch of Liberty and Equality: As Ideals of English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the Time of Hobbes to the Time of Coleridg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0[1875]), 131.這個有關“自由放任”的解釋，爲以後的“市場經濟”解釋提供了想象和發展的基礎，因爲“自由放任”與“最小化政府干預”類似，是前述市場經濟的三大要素之一。鑒於當時英國社會對自由放任理念非常熱衷，而且也是學術界的一門“顯學”，梅特蘭的“創造性”想象引起了劍橋大學師生的追捧。但是，斯密“這隻手”的原意與“自由放任”沒有直接關係，相反，他認爲強調商人與資本單方面的自由會産生許多負面影響，對員工不利。⑪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36-49.同期，大約三位經濟學研究者分別在1874年、1885年、1893年的論著中提到了“看不見的手”，但要麽完全沒有評論①August Onken, Adam Smith in der Culturgeschicte (Vienna : Faesy & Frick, 1874).，要麽忠實原文而沒有誤解②James Bonar,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Relations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n, 1893), 383.，或者忽略了它的隱喻③Henry Buckle, History of Civilisation in England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85), 218-219.。進入20世紀後，提及“看不見手”的經濟學家開始增加。例如，庇古(A.C.Pigou，1877—1959)在1929年的著作中開始關注“這隻手”④Arthur Cecil Pigou,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London: Macmillan, 1929), 129.，格雷(A.Gray，1882—1968)在1931年將“看不見的手”視爲“自由放任的准宗教懲罰”⑤Alexander Gray,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Doctrine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31), 146.。

但是，這些零散、有限、不成規模的誤解，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重大轉折。1948年，美國第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970年)薩繆爾森(P.A.Samuelson，1915—2009)在他的傳世教科書《經濟學》中，首次將斯密的“一隻看不見的手”之暗喻升格升華，與市場經濟的宗旨直接聯繫，創造了一系列“毫無根據的想法”⑥Gavin Kennedy, “The ‘Invisible Hand’ Phenomenon in Economics”, Propriety and Prosperity—New Studies on the Philosophy of Adam Smit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211.。例如，他寫道：

(斯密)感到非常激動，因爲他發現經濟體系中的秩序是受到“一隻看不見的手”的神秘原則指引：即每個人好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指引，衹追求自私的利益，但卻取得了對所有人都有利的結果，因此，任何由政府作出的對自由競爭的干預行爲都是有害的。⑦Paul A.Samuelson,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48), 36.

其實，這段對後人具有重大誤導影響的解釋，至少有五點與斯密的原文和原意不符。其一，斯密在提到“看不見的手”的文本中，完全看不出有“非常激動”的心情，衹是平淡而又自然地一筆帶過；其二，在斯密眼裏，這隻手不是什麽“神秘原則”，而是一目瞭然的比喻而已；其三，斯密的所有著作從未肯定“自私”(selfish)的個人行爲，也從不認爲商人的所有行爲是“自私”，因爲“自私”行爲的最大特徵是“損人”，而斯密肯定的是“自利”(self—interest)，與“自私”形成原則區別；其四，斯密關於“這隻手”的原意，完全沒有包含“政府”與“自由競爭”的關係問題，這是一個重大誤導與謬誤；其五，斯密原文用的是肯定詞，表示“這隻手”直接提供了一種動力，而不是玄乎乎的“好像”(as if)。⑧Gavin Kennedy, “Adam Smith and the Invisible Hand: From Metaphor to Myth”, Economic Journal Watch 6 (2009):250-251.

從1948年出版第一版《經濟學》，到2010年出版第十九版，六十多年間，薩繆爾森不斷豐富、修正和創造性地發展這隻“看不見的手”的原始思想。例如，在1951年版，他開始“張冠李戴”，表示斯密在當時的“一隻看不見的手”已經看到了一般均衡的基因⑨Samuelson,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2nd ed., 1951, 598.，儘管瓦爾拉斯(L.Walras，1934—1910)是在斯密之後的近百年纔創立一般均衡理論。薩繆爾森還將斯密的一個隱喻與新古典經濟學所推崇的“完全競爭”相連接，但完全競爭的理念是19世紀下半期纔被發明⑩Gavin Kennedy, “Samuelson and the Modern Economics of the Invisible Hand”, 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3 (2010): 111.。

不過，在1958年的第四版和1967年的第七版，薩繆爾森的觀點出現反復，開始淡化“這隻手”的作用，認爲“這隻手”是不可能“促進總體利益的”⑪Samuelson,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4th ed., 1958, 36, 211, 470; 7th ed., 1967, 478.。但在1963年，他又宣稱：“斯密發現的一隻看不見的手，會導致每個自私的個人，爲了最佳的公共利益作出貢獻”，並讚美斯密爲自私行爲與公共利益之間提供了一個完美的“紫色通道”。⑫Samuelson,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6th ed., 1963, 128.請注意，斯密從沒有爲“自私”張目，而是爲“自利”辯護。

由於薩繆爾森擁有衆多的一流經濟學弟子，而且後來大多成爲美國一流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還有更多的弟子成爲美國行政、立法、新聞、媒體各界的著名人士，由此導致薩繆爾森的這一“毫無根據”的論斷流傳久遠且深入。⑬Gavin Kennedy, “The ‘Invisible Hand’ Phenomenon in Economics”，213.尤其是在1970年，薩繆爾森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他的誤傳、誤導就獲得更加權威和廣泛的傳播，而且他的解釋被後輩們敬若神明、深信不疑，沒有動因去查閱斯密的原文，進行深刻的領悟。

更有意思的是，薩繆爾森在1970年代繼續改變對這隻“萬能之手”的解釋。他在1976年出版的第十版《經濟學》中提到，如果斯密還活着，一定會強調“自由放任的完全競爭將不會完全是理想的”，因爲“自由放任將是沒有效率的”；並且總結道：“在這裏，完全競爭的制衡機制是不存在的，爲生存而奮鬥的達爾文主義不是受那隻看不見的手所支配的最佳結果。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創新作用是巨大，而且在一個獨立的世界裏是無法避免的。”①Paul Samuelson and Peter Tenin,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10th ed., 1976, 635.如果薩繆爾森能夠堅持己見，將自由派的觀點和“誤解”堅持到底，也許會得到更多的學術尊重，可是，他對“這隻手”的解釋卻是忽左忽右。

自1985年起，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與薩繆爾森開始合作編寫《經濟學》第十二版，對“看不見的手”的“神奇”解釋再度出現搖擺：“‘看不見的手’的學說是一個概念，用於解釋爲什麽市場機制的後果看起來如此有序。斯密關於這個對市場機制具有引領功能(的手)，已經激發了現代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的崇拜和批評。但是，經過兩個世紀的經驗和思考，我們現在認識到該學說的範圍局限和現實局限。”②Paul Samuelson and William Nordhaus,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12th ed., 1985, 46.到了1998年的第十六版，兩人繼續誤導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把“這隻手”的神奇效用從市場經濟、完全競爭、一般均衡，發展到斯密聞所未聞的“帕累托最優”③Paul Samuelson and William Nordhaus,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16th ed., 1998, 266.，而“帕累托最優”理論是帕累托(V.Pareto，1848—1923)在20世紀初纔發明的，比斯密晚了一百多年。這種顯而易見的牽強已經到了無以復加、不顧歷史事實的地步。到了最後一版的2010年，薩繆爾森與他的合作者仍然堅持這隻“看不見的手”的本質就是競爭市場，強調“看不見的手理論假定買賣雙方擁有關於買賣商品和服務的完整信息”。④Paul Samuelson and William Nordhaus,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19th ed., 2010, 164.這又與斯密所使用的18世紀隱喻完全不同，因爲當時社會和時代信息貧乏，而且重商主義的非競爭經濟主導英國社會。

在薩繆爾森的誤導性影響下⑤Gavin Kennedy, “Adam Smith and the Invisible Hand”, 251.，1950年代後，一批著名的經濟學家也紛紛跟進，加入美化、神化斯密“一隻手”的大合唱中。例如，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地利學派代表哈耶克(F.Hayek，1899—1992)強調斯密從別人那裏借來的“那隻手”的隱喻，與他自己原創的“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理論具有原則性的相似，並將“這隻手”視爲理解所有社會科學的門戶，似乎沒有“這隻手”就無法入門任何一門社會科學。⑥Friedrich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Friedrich Hayek,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97.另外，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羅(K.Arrow，1921—2017)在1971年讚美“這隻看不見的手”：“肯定是對經濟思想的最重要貢獻”⑦Kenneth Arrow and Frank Hahn, 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 (San Francisco: Holden-Day, 1971), 1-2.，沒有之一。1987年，根據阿羅對斯密的觀察發現:“制度是在參與者的背後支持下運作，而指揮這種運作的手是看不見的。”⑧Kenneth Arrow,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Hypothesis of Rationality”，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ed.John Eatwell, Murray Milgate and Peter Newman (London: Macmillan, 1987), 71.還有，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賓(J.Tobin，1918—2002)比阿羅含蓄一些，他在1992年認爲，“這隻手”是“歷史上最偉大和最具影響力的思想之一”⑨James Tobin, “The Invisible Hand in Modern Macroeconomics”，Adam Smith’s Legacy: His Pl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1992), 117.。

大致而言，目前對“一隻看不見的手”的理解至少出現了十一種“學派”和觀點：(1)它是一種自利行爲，同時也是一種造福他人的力量；(2)它是一種價格機制，推動市場走向均衡；(3)它能促使個人不自覺的行爲結果推動社會秩序的建立；(4)它是一種好的競爭，促使合理利用資源和有效增長收入，最後促進公共利益；(5)它是一種交換過程中的共同利益；(6)它是一種演化心理學，因爲它有助於獲取知識、技能和愛好，並能夠推動交易，最後導致人們自己和整個國家的財富最大化；(7)它是一種超然於人的意志之上、來自自然界秩序的天意；(8)它是一種能夠限制資金外流的力量，對國家安全做出貢獻；(9)它是一種能強化國防的力量，因爲商人的主觀意願是將資金留在國內，卻在無意中強化了國防力量，並對社會大衆有利；(10)它是斯密的一個笑話而已，不能太較真；①William Grampp, “What did Smith Mean by the Invisible Han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8(2000): 444-450.(11)它是上帝監督人類歷史和控制自然的一種運作②Peter Harrison, Ronald L.Numbers and Michael H.Shank, Wrestling with Nature: From Omens to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253-280.。

尤其是，“這隻手”逐漸超越經濟學界，得到各類非經濟學者的無端讚美和不實杜撰，已經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正如一位學者所總結的，那隻萬能的手至少與十六種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理論和現象發生了直接關聯，包括進化論、生態學、種族學、宗教學、遺傳學、犯罪學、貿易學、管理學、智商、市場均衡等都被歸功於這隻萬能的“手”。③Robert Nozick, “Invisible Hand Explan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1994): 314-31.“看不見的手”已經成了一個“筐”，根據學者的所需，什麽都可以往裏面裝。

根據肯尼迪(Gavin Kennedy)的統計，自1948年到21世紀初，竟然至少有25本西方著名的大學經濟學教科書，錯誤地重複或強化薩繆爾森的武斷和杜撰。④Gavin Kennedy, “The ‘Invisible Hand’ Phenomenon in Economics”，214.而且，截至2011年，在亞馬遜網站共有33888本專著提到“看不見的手”。具體而言，從1816年到1938年，論述“這隻手”的論著數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從1942年到1974年，年平均出版的有關論著增加一倍；從1975年到1979年，僅僅五年，又增加一倍；在1980—1989年的十年間，猛增大約6.5倍；在1990到1998年期間，達到歷史最高峰，比1980—1989年又增加20%。到了2000—2006年，數量開始下降，比1990—1998年的最高峰減少了60%。⑤Warren Samuels, assisted by Marianne Johnston and William Perry, Erasing the Invisible Hand: Essays on an Elusive and Misused Concept in Econom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8-19.此後，逐漸式微。所以，真正把斯密的一句隱喻誇張地與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理論、範式密切聯繫，主要發生在20世紀下半葉。⑥Gavin Kennedy, “Adam Smith and the Invisible Hand”, 240, 257.

顯然，斯密在世時，對這個被後人無端炒熱的術語並不重視，他在兩本傳世的近千頁著作中總共各提及一次而已。相反，他在《道德情操論》對所珍愛的“適度”(propriety)“同情”(sympathy)兩個詞，分別重複了541次和294次。⑦羅衛東、劉璐：“基於亞當• 斯密‘合宜性’理論的人類個體行爲模型”，《社會科學戰綫》7(2016)：38。對此，英國經濟史學家羅特希爾德(Emma G.Rothschild)公開表示，“看不見的手”不是斯密經濟學的重要概念，而衹是在開一個反諷的玩笑而已。⑧Emma Georgina Rothschild, “Adams Smith and the Invisible H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 and Process 84(May 1994):319-322.而且，正如格拉普(W.D.Grampp，1914—2019)所說，“一隻看不見的手”的術語，“與其說重要，不如說有趣”而已。⑨Grampp,“What did Smith Mean by the Invisible Hand?”, 442.難怪1902年出版的嚴復翻譯的《國富論》(譯爲《原富》)，竟然將“這隻看不見的手”忽略不譯了⑩嚴復：“論沮抑外貨不使爭銷之政”，《原富》(上海：南洋公學譯書院，1902)，部丁上，篇二；胡培兆：“當辨《原富》與《國富論》”，《學術月刊》9(2002): 64。。所以，在斯密的時代，“這隻看不見的手”既不是一個新理論，也不是一個新解釋。更重要的是，“對亞當• 斯密而言，‘看不見的手’與市場沒有任何關係”⑪Gavin Kennedy, “Adam Smith and the Invisible Hand”, 240, 257.。

三 “一隻看不見的手”爲何被誤解

斯密“一隻看不見的手”之所以長期被衆多學者誤解、誤傳，既有學理方面的因素，也有誤解者所處時代的因素，更有誤解者的主觀動機所致。

（一）從學理而言，詮釋學是允許作者、文本、讀者三大主體共同努力，合理解讀歷史文獻真義的。

首先，詮釋學理論承認，詮釋者對歷史文本的闡釋，離不開所謂的“前理解”即研究者理解某一文獻的先行立場或視角，這些理解“是基於理解者的前結構的先行的前理解，前結構將構成理解者的不可言喻的無可爭論的先入之見”①洪漢鼎：《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代發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205頁。。所以，一些讀者和學者對斯密、對斯密的三個文本關於“一隻看不見的手”的學術理解，並加上學者自己的“前理解”，重構問題和規定預期，對歷史文本的生成提出新的詮釋與解讀，是可以被有條件地允許的。但是，所有主觀的“前理解”必須而且衹能忠實於原文和原意，這是學術研究的底綫。

其次，一位學術大家在他的作品中“偶爾”引用一個術語或暗喻，導致衆多後來學者的不同理解和解釋不是一件稀奇之事，這類似於孔子的《論語》與有關孔子的“論語學”常常出現不同一樣，或者“孔子的歷史”與“歷史的孔子”也常常發生矛盾一樣。因爲，“孔子的歷史”是根據《論語》相關內容還原歷史上的真實孔子，而“歷史的孔子”則是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官方和學者根據各自所需，“古爲今用”地增刪而成。對此，朱維錚說：“在孔子研究歷史上，以假作真或以假亂真的現象，太常見了。出於歪心惡意的造假不說，即使出於好心善意的造假，當造假者的現實需要已經成爲歷史，而他們製造的假孔子形象卻沒有從科學上受到清算，那將會有怎樣的社會效應呢？”②朱維錚：《走出中世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第286頁。基於此，學界就有必要通過文獻考古的努力，儘量還原“歷史的斯密”，限制“斯密的歷史”對斯密的褻瀆和人爲消費。

再次，斯密對待“隱喻”(metaphor)的學理評價與使用也值得一議。斯密不僅是一位哲學家、倫理學家、經濟學家，也是一位修辭學家，他對自己著作的用詞認真而小心：“我是一個慢、很慢的工匠，在我可忍受的滿意之前，我所寫的東西至少要修改六遍。”③Adam Smith,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11.他在教授修辭學時提到：隱喻具有美學意義的前提是，它能給文字提供“適當的表達力”，同時又能以“更醒目和更有趣的方式”予以表達。④Adam Smith, 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s Lett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1759]), 29.在斯密之前的17世紀和他所處的18世紀的歐洲，“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宗教講道、戲劇對白、詩歌文學和政治語言中已廣泛流行，所以，斯密的隱喻在當時是衆人皆知、耳熟能詳的。他在論著中偶爾提及，衹是起到了一個“更醒目和更有趣”的表達效果而已。作爲一個嚴肅的修辭學家，斯密如果決定將一個不經意的隱喻，演繹成一個如薩繆爾森所誤解的傳世經濟學原理，那他一定會像論述“適度”“同情”一樣，多次強調、詳盡分析和深入論證，決不可能不經意地一筆帶過。

（二）“這隻手”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很少有人關心或誤讀，在戰後的五十多年卻被全方位、多層次地誤解，而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後又逐漸式微，是時代因素使然。

在二戰前後，美化和誇大“一隻手”的解釋難以大規模出現，在於1930—1940年代的西方社會和經濟學界亟需主張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面對自1929年以來的經濟大蕭條的危機和市場經濟的失靈，社會上下需要政府的干預來刺激消費、提供充分就業、限制自由放任的經濟制度。時代需要凱恩斯主義和羅斯福新政，自然也就相應地抑制了經濟學家誇大那隻“手”的興趣。

二戰結束後，隨着經濟的復甦和政府的失靈，一批以自由主義爲宗旨的現代經濟學家開始創立了貨幣經濟學派、理性選擇學派、供應學派等，儘管他們的經濟學觀點、方法、模型存在很大不同，但經濟學思想卻是異曲同工，那就是堅決反對凱恩斯主義，強力提倡自由市場經濟，強調個人自由選擇，反對政府干預。⑤洪朝輝：“適度經濟學思想的跨學科演化”，《南國學術》3(2020)：411。這就爲薩繆爾森的誤解、誤導創造了條件。尤其是進入1970年代，美國出現滯脹危機，凱恩斯主義基本失靈，爲薩繆爾森誤導提供了主客觀的需要與動力。

這裏有必要介紹一下薩繆爾森的個人經歷。在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他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本科生(1931—1935)和哈佛大學的研究生(1937—1941)，當時能夠構成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思想的威脅，主要來自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和凱恩斯的政府干預學說。1945年，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主任要求正在那裏執教的年輕教授薩繆爾森撰寫一本有關經濟學的教科書，因爲當時使用的舊教科書多是由凱恩斯主義所主導，對市場經濟、高失業率、大蕭條充滿了悲觀主義，這顯然難以滿足充滿樂觀的新時代戰後大學生的需求。於是，當薩繆爾森在1948年推出《經濟學》教科書之後，立即成爲最暢銷的經濟學著作，被翻譯成四十種語言，可謂時勢造英雄。

到了1950—1960年代，薩繆爾森對“一隻手”的解釋出現反復與左右搖擺的觀點，也與當時經濟學界的客觀情勢有關。當時，凱恩斯主義的影響力尚存，反凱恩斯主義的學術力量並沒有佔據主流，而薩繆爾森是新古典綜合學派的主要旗手，主張妥協與中道，希望將馬歇爾爲首的新古典經濟學之自由市場理論與凱恩斯主義爲首的保守經濟理論予以綜合。具體而言，薩繆爾森的一大使命，就是將凱恩斯的就業理論與馬歇爾的價值論和分配論合二爲一，提倡混合經濟，即混合自由市場經濟與國家干預經濟，組合市場價格機制與國家干預機制，以及綜合市場微觀調節與政府宏觀干預。這就是爲什麽他在1958年的第四版《經濟學》中的觀點出現向凱恩斯主義靠攏的原因。①Gavin Kennedy, “The ‘Invisible Hand’ Phenomenon in Economics”，212.當然，薩繆爾森的左右搖擺，也可以解釋爲他是一位適應時勢、從善如流、不斷改進自己觀點的經濟學家。

這類誤解之所以在1990年代達到高峰、2010年前又開始式微，是因爲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所導致的市場失靈，促使更多的經濟學家對“那隻手”的神話、市場經濟的萬能、主流經濟學的權威產生懷疑與挑戰，尤其是以阿瑟(W illiam B.Arthur)爲首的“複雜經濟學”派，開始全面創立新的經濟學派，深刻批判主流經濟學。②W.Brian Arthur, Complicity and the Economy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不過，儘管2010年後，有關誤解的勢頭出現減弱，但並不能有效阻止這一謬誤的歷史慣性，衆多經濟學家依然我行我素、不思自我糾偏，繼續有意無意地將“那隻手”與市場經濟緊密地聯爲一體。

（三）在任何時代，要想讓杜撰、誤導的學術理論產生效應，都需要學者的主觀努力與具體實施，因而，這就需要探討衆多經濟學家誤解“這隻手”的主觀動機。

其一，缺乏研讀原始文獻的良好習慣，並且很少對不同版本的原文進行語義比較、背景分析、隱喻探究，由此導致人云亦云、以訛傳訛。目前經濟學界有不少學者習慣引用整本專著或整篇文章而不註具體頁碼，甚至對作者原話的引用也不顯示頁碼；有些學者衹是根據文獻的題目望題生義，或者間接引用他人的註釋，自己其實沒有逐字逐句地閱讀原始文獻。對這一現象，已故經濟學家楊小凱曾痛心疾首地論及。③洪朝輝：“楊小凱的‘學道’境界”，陳一諮主編《中國向何處去？——追思楊小凱》(紐約：明鏡出版社，2004)，第89頁。而薩繆爾森的誤解在於，他衹聽信芝加哥大學一些助教的二手傳播，自己從沒有去閱讀《道德情操論》《國富論》的不同版本和翻譯。④Gavin Kennedy, “Adam Smith and the Invisible Hand”, 251.

其二，不願或不敢推翻約定俗成的謬誤。儘管有些學者也覺得將“看不見的手”等同於市場經濟過於勉強，而且有點張冠李戴，但鑒於長期的約定俗成，懶得細究，而且推翻前人定論的風險與代價太大。這類似哥倫布(C.Colombo，1451—1506)發現新大陸時所犯的世紀大錯，明明是哥倫布的糊塗和偏見，將新大陸的南美當印度，但又不願認錯、糾錯；結果，後人也將錯就錯，硬生生地再造了一個“印度”，導致全世界出現了兩個印度：東印度(真)、西印度(假)，導致印第安人(印度人)的名稱今日仍然流行！這也是滯後的傳統力量和頑固的歷史慣性之可怕。

其三，因善而誤。有些學者其實知道“看不見的手”等於市場的說法不是斯密的原話和原意，但覺得，不必小題大作；而且，流行的錯誤解釋更能提升斯密這個自由市場經濟學之父的光輝形象，尤其是鑒於廣大民衆難以理解斯密艱澀的文字修辭和理論精髓，但一句淺顯易懂的“看不見的手”，既雅俗共賞又趣味盎然，更可觸類旁通、自由發揮；再加上，經常引用“這隻手”也是經濟政策和政治論戰中的有力修辭，有助於有效、有力地宣揚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想和理念。

其四，拉大旗作虎皮，試圖利用名家的“名言”爲自己的特定觀點“保駕護航”，結果就導致長期以來的以訛傳訛，積重難返。那些對“一隻手”進行過誇張解釋的知名學者，大多反對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如阿羅、科斯、托賓、哈耶克、斯蒂格利茨(薩繆爾森的學生)等，他們大都屬於現代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派，並希望繼承和發展斯密的古典經濟學和19世紀末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思想，希望利用“這隻手”成爲反對政府干預的有力工具。

其實，如果一定要強調“看不見的手”與市場經濟存在關聯，就有出現兩種似是而非的可能：一是將“這隻手”與任何現象相聯繫，包括不要擔心任何罪犯，因爲有“一隻手”一定會逼罪犯在特定時空改邪歸正；對於子女的教育也完全可以自由放任，因爲他們的不良行爲一定會在這隻“神手”的作用下，或遲或早地得到糾正、浪子回頭；也不要憂慮自己今天的厄運連連，因爲一定有“一隻手”會使你否極泰來、轉危爲安。二是可以用許多類似“一隻手”的術語或警句來代替“這隻手”，起到同樣的神奇功能。例如，“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因爲有“一隻手”一定會指引你從曲折的道路走向光明的前途；又如，宗教中的“上帝保佑”，因爲上帝就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冥冥中不斷地調整着市場的供需矛盾、均衡着價格的起起落落、制衡着貧富的兩極分化。這樣，“這隻手”又具有了宿命論的意義，一切災難都會消失，衹是或遲或早的時間問題。但這一切，與市場經濟沒有必然聯繫。

結 語

通過梳理亞當• 斯密留下來的原始文獻，可以澄清四大事實：其一，他一生的著作衹在三處提到“一隻看不見的手”，而且衹是一句隱喻，形容主觀爲己、客觀爲人的現象和道理，與市場經濟沒有直接關係。其二，“一隻看不見的手”的術語和思想不是斯密的原創，衹是在引述前人的一句隱喻而已。其三，將“一隻看不見的手”與“自由放任”相聯繫的第一人，是1875年的劍橋教授梅特蘭；但與“市場經濟”直接聯繫的始作俑者，是薩繆爾森在1948年出版的《經濟學》；此後，學者們將“這隻手”的地位誇大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然而此“手”已非彼“手”也。其四，極力誇大和誤傳“看不見手”的學者大多主張市場經濟、自由放任，這與他們以訛傳訛的動機之間可以找到邏輯關係，作爲對比，很少有主張政府干預的學者對“這隻手”進行正面誇大。

其實，正如經濟學家薩繆爾斯(W.Samuels，1933—2011)所強調的，在經濟學中，根本就不存在一隻什麽看不見的“手”，繼續誤用這隻“手”，衹會導致整個經濟學界的“尷尬”，因爲“幾乎所有對該術語的使用，都不會爲實體知識帶來任何好處”。①Warren Samuels, Erasing the Invisible Hand: Essays on an Elusive and Misused Concept in Econom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93.而斯密對市場與政府的關係問題，在《國富論》中已經說得很清楚，有效市場的存在需要滿足五大給定條件：(1)交易公正；(2)交易自由；(3)個人自由有保障；(4)司法公正；(5)合同完整；同時，各國政府不能偏頗地執行衹爲一個特殊利益集團服務的經濟政策。所以，斯密既反對單方面地推崇“自由放任”，也堅持不能違反所有的政府法規；他還批評國家參與殖民地的高昂投資，反對建立關稅、支持自由貿易；他尤其認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好基於合作的道德基礎，推動互惠互利的交換，而不是自私的、損人利己的商業行爲。②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394-414

然而，斯密的這些基本思想和精髓，在許多現代經濟學家的誤導、誤傳之下，構成了他對“後代丟失的遺產”③Gavin Kennedy, “The ‘Invisible Hand’ Phenomenon in Economics”, 218.。對此，肯尼迪強調，斯密思想的精髓就是一句話：“當有可能，用市場；當有必要，政府干預。”④Gavin Kennedy, “The ‘Invisible Hand’ Phenomenon in Economics”, 218.所以，當今經濟學家應重溫斯密原始經典、復興斯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