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磊

关键词：亚当·斯密；人力资本；教育

摘要：亚当·斯密将人的生产技巧、劳动熟练程度等看作为资本，实际上论述了人力资本理论的诸多内容。他还从人的基本素养方面阐释了人力资本的内涵。他认为充分的市场竞争是保证人力资本投资正当回报的前提条件，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形式也是多样的。而且，在某些政策和环境条件下，既定的人力资本水平会出现下降的现象。斯密的相关论述对于我们今天仍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6）03-0344-06

国内学术界对于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的研究甚多，但对于亚当·斯密人力资本思想的挖掘不够。大多数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教材或专著对于亚当·斯密的人力资本思想很少甚至没有提及，如晏智杰（2002）、蒋自强等（2003）、尹伯成（2005）等编著的教材或专著。李义平（2002）、宁先圣（2006）等也只是简单提到斯密若干阐述具有现代人力资本思想的萌芽。黄乾（2002）提出斯密讨论过人力资本的产权问题。刘文（2008）从人力资本的内涵、投资形式、投资成本、投资收益等角度较为系统地整理了斯密的人力资本思想，但在文本挖掘的深度和论述的系统性方面仍然不够。亚当·斯密对人力资本问题的理论阐述虽然经常是从属于对其它经济问题的阐述，而且是零碎的，但却是丰富的、深刻的，其中的不少观点还具有现实警示性。

一、人力资本及其积累途径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可以“产生收入或利润”的资本区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固定资本则主要包括机器、建筑物、土地和人的才能。他说“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可以像方便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一样，被看作是社会的固定资本”，“学习一种才能，虽然要支付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并可以创造利润。在斯密的描述中，才能、技巧、劳动熟练程度等都属于固定资本的范畴，也就是都属于人力资本的范畴，尽管没有明确地使用人力资本这个概念，但斯密从人的基本素养方面论述了人力资本的内涵。在他看来，人的才能的增进即人力资本的增进常常是需要依靠教育来取得的。他在谈到女子教育机构时说，有效的女子教育会“形成她内心的谨慎、谦逊、贞洁及节俭等美德”。在谈到社会底层和一些缺乏知识的国民群体教育问题时，他认为这些人容易“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从而“惹起最可怕的骚乱”这些人缺乏“宽宏的、高尚的、温顺的情感”，结果使得对于许多日常事务都没有作出恰当判断的能力。而有教育及知识的人“更知礼仪”、更明辨是非。在谈到抵御外敌入侵时，他又说“一个不能防御自己或为自己复仇的怯懦者。分明缺乏了人类本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等等。可见，在斯密那里，美德、情感、勇气等都是人的才能的组成部分，构成人力资本的内涵，这种把握已经使其人力资本思想具有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特征。

斯密将人力资本的积累途径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分工。他认为，不同的人在天赋才能上的差异实际上是很小的，“成年人从事不同职业所表现出来的非常不同的才能，在许多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社会分工体系中，不同职业及其特点造就了人的不同的知识和才能，形成了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分工又使得这种才能的差异对彼此有用。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章的开始就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在劳动生产力指向或应用的任何地方所体现的技能、熟练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分工为什么能成为人力资本的积累途径呢？一是分工带来的生产专业化有助于工人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这便是现代经济学中的“边干边学”；二是分工对于劳动过程的分解有助于工人发明机器，工人发明能力的提高无疑属于人力资本范畴。

2，学校教育。在斯密看来，哪怕是“最不相同的人物之间的差异，例如，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普通的街头搬运工之间的差异，似乎不是由于天赋，而更多地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所产生的”。所以，斯密特别强调教育对于提高人的素养、增进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他在《国富论》第五篇花费了大量篇幅来论述外国的教育、本国的教育、留学教育、近代教育、当代教育以及不同学科的教育等诸多方面，既抨击了当时英国教育体系中的一些弊端，也提出了许多改进的方向和措施。

他认为，有一些知识和技能是民众都应该掌握的，因此，国家应该花费一定的费用，“甚至强制全体人民必须获得这最基本的教育”。这实际上提出了义务教育的设想。他还主张，无论什么人，在从事某些自由职业前，都须经过一定的“检定或考试”。他还认为，普通人的教育比有身份有财产的人的教育“更需要国家的关注”，因为后一类人的父母有能力使他们接受教育。国家即使在对下层人民的教育中得不到任何眼前的利益，“这种教育也仍然值得国家注意”，因为“人民受了教育，国家会获益匪浅”。在斯密的分析中，学校教育主要是培养人的情感和美德，消除无知和愚昧，根据前述斯密对于人力资本的内涵的理解，这些均属于人力资本的组成要素。他甚至谈到，为了提高人的素养，可以采用两种办法，一是要求某些群体具有科学和哲学知识，因为科学可以消除狂妄及迷信之毒。二是鼓励民众娱乐，因为民众的迷信及狂妄常常是心中的忧郁或悲观情绪所引起的，而很大一部分民众的这种情绪，可由参与绘画、诗歌、音乐、舞蹈甚至戏剧表演来消除。正是由于教育在提高人力资本方面的重要作用，所以在斯密看来，“国家对于人民的教育，不应加以注意么？”

3.职业技能学习。斯密特别谈到了学徒制，学徒制是当时人们学习生产技能的常见形式。许多行业，只有先当学徒，跟随师傅学习期满后才有资格从事工作。根据欧洲当时的政策规定，“所有机械师、技师、制造业者的劳动都看成是技能劳动”，它们比看作为普通劳动的农村劳动者的劳动更加精细、更加灵巧，因此需要通过学徒制进行学习。

斯密也承认，在有些行业，师傅或许给学徒上几天的课就可以将操作的基本原理解释清楚，但是，如果一个青年一开始就作为一个帮工或学徒来工作，“按他所完成的少量工作得到相应的报酬，有时对他由于笨拙和缺乏经验而损坏的原料负责赔偿，那么，他就会更加勤勉，更加用心地来操作。用这种方式，对他的教育的结果一般会更加有效”。

斯密还认为，许多不同行业之间的工作原理和操作技能带有很大的相通性，工人在一个行业所学习的技能，常常可以很方便地运用于其它行业。“例如，素麻布和素丝绸的纺织技术几乎完全相同，素呢绒的纺织技术会有些不同，但这差别并不很大；一个麻纺织工和丝纺织工，可以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学会呢绒的纺织技术。”因此，职业生产技能的学习是可以在一般意义上积累人力资本的。他还以农村劳动为例，说明“劳动者在从事比较容易的工作的同时，就能学到他所从事的行业比较复杂的部分”，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也就是说，职业技能的学习常常体现为一种“边干边学”的过程。

二、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与收益

在斯密看来，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一般意义上体现为教育体系中的学习费用和职业技能培训中的学习费用。在当时的欧洲，接受学校教育时，学生大多数都要付给教师以学费或礼金。根据他的观察，当学费成为教师薪金的主要构成来源时，教师常常认真对待教育，学校的课程设置也一般较为合理。而当教师的全部或大多数收入来源于捐赠基金时，教师往往就会不认真地对待教育，学校的管理也趋于松懈。所以，学生要在学校教育中有所收获，就要付出相应的学费。

如果是采用学徒制的形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那么，“在学徒期间，学徒的全部劳动所得属于他的师傅。在此期间，在许多时候，他的生活必须由父母或亲属来维持，并且必须由他们提供衣物。通常还须付给他师傅一些钱作为学徒费用。凡是出不起学徒费用的人，就得出时间，或其学徒年限比规定的通常学徒年限要长些”。

即使在专业化分工体系中通过在特定行业中边干边学，也是要付出成本的。譬如，单纯和重复的劳动操作所产生的枯燥感；对其它行业或职业的不够熟悉而带来的职业转换中谋生能力的下降。斯密指出，劳动者“对自身特定职业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练，可以说由牺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际能力……而获得的。”还指出“他肉体上的活力，也被这种单调生活给毁坏了，除了他已经习惯了的职业之外，对于无论什么职业，他都不能奋发地、坚定地去从事”。

人力资本的投资肯定是以获得收益为目的的。斯密将其与机器等固定资本的投资并论，认为人们在购置和安装机器时，必然期待在机器损坏以前，能从机器帮助生产的成果中收回投资，至少还应获得一般利润。与此类似，一个人花费许多时间和费用去接受教育，以便获得劳动所需的特殊技巧和生产技术，也必然期待运用这种技巧和技术从事的工作所得到的工资超过一般劳动者的普通工资，“至少还要带来同等价值的资本所能带来的一般利润”，而且，“鉴于寿命的长短是非常不确定的，所以就必须在合理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否则，就不会有人愿意去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他还以学徒的高成本为例说明了为什么制造业者的工资水平比农村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要高。

斯密提出“劳动工资因职业学习的难易程度和学习费用的多少而不同”，这既是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期望和呼吁，实际上也是对经济社会客观现象的描述。在他看来，只要经济社会是自由竞争的，就必然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有技巧和技术的劳动者的生产率高，劳动创造的价值高，他们就会在竞争中理所当然地得到较高的报酬。他还谈到“精巧艺术和自由职业的教育更加冗长乏味和费用高昂。因此，画师和雕刻师、律师和医生的货币报酬应当更加丰厚，而事实上也是如此”。

在斯密看来，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常常是与职业报酬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些职业必须是需要经过长期的、高费用的学习之后才能够去从事的。譬如，人们将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医生，将自己的财富，有时甚至是将自己的名誉和生命托付给律师。但这类事情却不能随便托付给一个没有经过什么教育的“非常平庸或地位低微的人”。所以，医生和律师等的报酬应该较高，以便同他们职业的社会地位和所获得的人们的信任相对应，同“他们在接受教育时所必须付出的长久时间和巨大费用”相对应。

斯密认为，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还会带来一些非货币收益。例如，更有技巧和技术的工作经常较为清洁、较为稳定、较为体面、较有社会地位。一个造房木匠显然比一个泥瓦匠更需要技巧，学习成本更高，但也更加体面。所以，工作更辛苦、更不体面的泥瓦匠的工资似乎比造房木匠的货币工资高一些。但综合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收益的总体来看，造房木匠的总收益并不比泥瓦匠低，甚至要高一些。

斯密在谈到普通人的教育和有财产有地位的人的教育之间的区别的时候还说，后者所从事的职业一般较为复杂，“用手的时候少，用脑的时候多”，又往往不会过于忙碌，“一般有很多空闲时间”。而普通劳动者所从事的职业大都很单纯，无需运用很多智力，劳动本身也很忙碌，缺乏“闲暇”。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将来可以获得更多的“闲暇”这种福利报酬。在现代经济学中，“闲暇”正是福利的一种重要体现形式。

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合理化、公平化是以市场的自由竞争为前提的。斯密认为，当时欧洲的某些阻碍劳动力市场自由竞争的政策破坏了人们所获报酬的公平性，妨碍了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所获收益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是合理的。譬如，限制参与某行业的劳动力人数；阻止劳动力和资本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自由流通等政策。劳动力市场竞争的不充分和流通的不自由很可能会使得那些应该得到较高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人只能得到较低的收入。针对类似上述的政策和规定，斯密强调“每一个人对他自己劳动的所有权是所有其他财产权的原始基础，是最神圣和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的财产，就是他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技巧。如果阻止劳动者自由地运用其劳动能力和劳动技巧，“显然是对他最神圣的财产权的侵犯”。可见，斯密已经接近于认识到了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了。

三、人力资本水平的下降

即便在现代人力资本的文献中，关于人力资本水平下降的论述也不多见。而18世纪的斯密却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好几个地方阐述了，由于政策和环境的不当，既定的人力资本水平会出现下降，社会应对此给予关注。

斯密认为，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虽然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增进，但也会带来一些消极效应。因为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大多数人的职业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而且往往单纯到只有一两种操作。这些简单的操作所产生的知识效应是相同的或极其相同的，从而使人变得智力很有限。另一方面，单纯、重复的劳动过程使得劳动者“永远不会碰到困难”，不必运用他原有的智力和发明才能，长此以往，他原有的智力也会下降，失去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他还谈到，那些毫无变化的单调生活，自然会消磨人的精神上的勇气，使人们厌恶不确定性和冒险。所有这些都会降低人的素质，也就是降低既存的人力资本水平。

对于当时英国教育体系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斯密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诸如，大学里以维持教师安逸为主要目的的规则；教师的不负责任；课程设置的不合理；等等。正是由于对本国教育的不信任，英国的许多青年人从学校毕业后，不是被父母送入大学，而是被送往外国游学。这在当时成为流行的风尚。在3～4年的外国游学过程中，虽然一般可以获得一两种外语知识，但很少能够说得流利，写得通顺。“另一方面，他回国之后，一般就变骄傲了，更随便，更放荡，更不能专心用功、勤奋做事。如果他不到国外，留在家中，在这短期之中，绝不会变得如此。这样年轻时的漫游，远离双亲及亲戚的督责、管理和控制，而把一生最宝贵的时光消磨于极放荡无聊的生活之中。以前的教育使他的一切良好的习惯，不但不能最终养成，反而部分消失，或者全部消失了”。斯密以此为例，说明了英国教育体系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导致了人的习惯、素养、进取心等向负面的发展，即导致了人力资本水平的下降。

学徒制有其好处，但过长的学徒期有副作用。英国在伊丽莎白五年颁布的《学徒法》规定的学徒期长达7年。斯密对此分析说，学徒在当徒弟期间是没有劳动收入的，“而一个年轻人在长时间内不能在劳动中得到好处，自然会对劳动产生厌恶”，也就是，本来还喜爱劳动的人变得厌恶劳动和不愿意劳动了。特别是那些“由公共慈善团体送去当学徒的儿童，一般的学徒年限都比普通的学徒年限长，其结果是他们一般都变得非常懒惰和毫无用处”。所以，在斯密看来，学徒期不能过长。

斯密在《国富论》中多处提到欧洲农业土地的长子继承权和限定继承权，认为这方面的制度和法律也许在它们诞生之初有其合理性，但现在看来并不合理，而且是荒谬的。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不仅大量耕地被个别家族吞并，而且排除了将其重新分割的可能性。继承土地的长子或其他限定继承人成为大地主后，丰富的财产使得他对于土地“常常没有耕种和改良的意愿，缺乏必备的能力”。而且，“如果他是一个有经济头脑的人，他通常会发现，用每年的储蓄去购买新地产要比改良旧地产更为有利。”也就是说，不恰当的财产继承制度会逐渐泯灭人们的进取精神和正常的生产能力，降低人力资本水平。“一个出生在富豪家庭的人，即使具有节俭的天性”，也可能会逐渐丧失节俭的谋划能力。富裕的家庭环境自然会让人去关注生活装饰，而往往不去注意对他不重要甚至不需要的利润。所以，如果比较一下这些大地主的地产的现状和邻近小所有者的地产，就会知道，“这种大地产是多么不利于改良”。

斯密还谈到过古希腊和古罗马强制人民接受军事上和体育上的训练，培养和维持全体人民的尚武精神以对付外敌。他认为这种尚武精神即使在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的防御上已不需要，但政府仍应加以切实的关注。因为尚武精神会使得人民的心理更加健康，更加有勇气。而怯懦会引起的“精神上的残废、畸形及丑陋怪异在人民中间蔓延传播”，使一些原本勇敢的人也会变得怯懦起来。根据斯密的这一分析推论，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及其蔓延是会带来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下降的。

四、斯密人力资本思想的启示

在斯密那里，人力资本不仅指人的生产技术、生产技巧，还包括人的责任心、情感、勇气等其它方面的基本素养，从而使得他的人力资本思想具有了多学科视角。我们现在实际上在许多场合，不自觉地将人力资本仅仅看作为人所掌握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技巧，而常常忽略了人的责任心、情感、谦逊、大度、勇气等方面的素质。不少单位在聘用人员时，往往只注重学历或工作经历，对其它方面则关注不多，甚至不予关注。在我们目前的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中，不少场合也是主要着重于纯专业教育或者技能性教育，其它方面的教育往往是有名无实，甚至干脆没有。在“团队生产”特征越来越明显的当代经济社会中，人的基本素养往往非常重要，在某些场合甚至超过生产技术。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是人们现在常讲的“情商与智商一样重要”。所以，我们应该全面把握人力资本的完整内涵，在注重提高人的生产技术水平的同时，也要注重人的其他多方面素养的提高。

预期的较高收益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如果人力资本投资者今后不能获得比普通劳动者更高的收入，就不能鼓励人们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斯密在论述中多次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我国目前由于行业垄断等因素，常存在人力资本投资较少的人可以得到较高的报酬，而人力资本投资较多的人却只能获得较低的报酬的现象。同时，在一些企业或机构，有真才实学的人得不到重用，而一些善于奉承和投机钻营的人却常常得到重用。这种收入报酬上的逆向分配和人才使用上的逆向淘汰机制必然会导致人力资本水平的下降。如今一定范围内重新流行的“读书无用论”和“技术无用论”等正是这方面现状的一种反映。这是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改变的。只有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人力资本投资才能得到正常的收益，也只有如此，才能促使人们不断地维持和增加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

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人力资本水平都可能会下降。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注意。斯密论述的分工和专业化具有降低人力资本水平的可能性在今天依然存在。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不少人成天仅仅与电脑和互联网打交道，而真正的与人交往的能力在下降，在群体中的协调能力和组织能力也在下降。

斯密描述的当年英国学生风行国外游学的情况，我国目前也存在。虽说不能肯定这种出国留学潮会使许多学生形成傲慢、懒惰等不良习惯，但可能会产生的负效应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现在虽然没有斯密所说的财产的长子继承权，但社会财富分布的悬殊化和财富的代际继承问题依然值得我们警惕。防止“富二代”的不思进取及个人能力的缺乏等是一个严肃的社会课题。从防止人力资本下降的角度出发，在今后条件具备时应当适当开征遗产税。理顺全社会的收入分配体制、防止贫富两极分化也应该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我们还必须注重社会风气的改进和优化，因为社会风气的劣化及其蔓延也会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特征产生不良影响。譬如，现在许多地方，老人摔倒无人愿扶，无人敢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甚至生产危及人们生命安全的产品成为某些人的习惯性行为；等等。如果这些现象长此以往，不断蔓延，当然会降低全社会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所以，非常有必要严格法律制度，端正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