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鳴

[關鍵詞] 國際移民 城市轉型 綜合治理

當今中國正在向現代化國家邁進，所經歷的轉型是整個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即從單一的民族國家向移民國家轉變(儘管中國境內除漢族外，還有55個少數民族，但都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一員)。①周大鳴：“從地域社會向移民社會的轉變——中國城市轉型研究”，《社會學評論》6(2017)：3—10。以往人們經常使用的西文詞彙“Nation/Nationality”，本義是指單一的民族和國家；而中國學術界在引入時，並沒有注意到這個詞的特殊性，所以，很多學者將“nationality”既用於中國的“國家”，也用於中國的“民族”。例如，中央民族大學曾一度被翻譯成“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這在語境上就容易引起他國人士的誤讀，感覺像是一個聯合國的大學。又如，國家民委也曾被翻譯成“National”，後來接受了人類學民族學專家的意見，改用“Ethnic”這樣一個族群的概念。其實，過去的歐洲原本也是單一民族國家狀態，現在已發生很多變化，歐盟最後一個宣佈進入移民國家的是德國(2005年)②宋全成：“外國人在德國的人口社會學分析”，《德國研究》3(2014)：143。，主要標誌就是移民數量達到了該國總人口的10%左右。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中國目前正在經歷一場從地域文化到多元文化的轉變。造成這一轉變的根本因素，便是中國的城市已從地域性城市逐漸轉變爲移民性城市。

一

判定中國的城市正在從地域性城市轉變爲移民性城市，首先需要釐清中國地域文化的本質。長期以來，中國作爲一個統一的國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但在國家內部，文化多樣性也長期存在，地域文化就是這種多樣性之一。所謂地域文化，是指在特定區域源遠流長、具有特色、傳承至今、能發揮作用的文化傳統。由於它是特定區域的生態、民俗、傳統習慣等的文明表現，在一定的地域範圍內形成並發展，從而带有地域色彩，具有獨特性。

中國地域文化的特徵，首先是語言，或者說方言、次方言。如在上海、天津、西安、武漢、廣州等城市的居民以使用某一種方言的人群爲主體。其次是地方性的飲食，地方的民間信仰、民間建築，獨特的地理環境，因移民因素所導致的地域文化。再次，受行政區劃的長期影響。從秦始皇時代開始，中國的郡縣制度被承襲下來，人們長期生存在這個地域，形成了文化認同，如人們所講的三晉文化、齊魯文化、湖湘文化、吳越文化、嶺南文化，其實都是一種地域性文化。中國的區域性差異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如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長江流域的大溪文化、良渚文化，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珠江流域的石峽文化。從考古學的類型學上看，這些文化所出土器物的組合、形制都有着地域性特徵。以仰韶文化爲例，彩陶上面的魚面紋，是它最顯著的特徵，衹要出現，即可斷定。這些新石器時代所形成的文化特徵，成爲後來春秋時期諸侯國的基礎。

地域文化之所以形成，與中國人的生活習慣有關。在傳統文化裏，人們比較安於本鄉本土，不願意隨意搬遷，所謂“安土重遷”。這在《漢書• 元帝紀》裏就有記載：“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它強調了古代中國人對土地、親緣的依賴性。所以，在傳統的鄉土社會裏，人與土地是緊密嵌合在一起的——農民依附在土地上，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血緣與地緣的關係相互交叠，形成了在空間上的相對孤立與隔閡，形成了極具地方性的社區單位——一個個村落。以村落爲單位構成的鄉土社會，是一個有機的和有自身社會結構特徵、人際關係特徵、權力結構特點的等級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裏面，土地不僅是農民的主要生産資料，也是群體生活與認同的家鄉。因此，家族觀念極爲重要，文字無足輕重，人們依據差序格局劃分親疏遠近。這個就是社會學家費孝通概括的“鄉土中國”。③費孝通：“文字下鄉”，《鄉土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所謂“鄉土中國”，便指中國的血緣與地緣相互交叠，形成這樣一個“鄉土”的社會。

中國“鄉土”社會的總體特徵就是地緣、血緣和姻緣。與血緣相連的，是一套宗法、宗族制度；與姻緣相連的，是一套親屬制度（如九族）；與地緣相連的，是民間信仰制度。民間信仰是把血緣、姻緣、地緣加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種聚落整合制度。①周大鳴：“廟社結合與中國鄉村社會整合”，《貴州民族大學學報》6(2014)：19—25。在這樣一個地域文化基礎之上，形成了地域性的城市。古代城市的居民，多是以周邊農村的人爲主體；即使是近代的上海，居民也主要來自周邊的蘇南和浙江。所以，上海話以吳語爲基礎形成，衹是調子比蘇州話要重一點，由此形成了“滬語”方言群體。

地域城市除了有特色的方言、特色的飲食外，還會形成特色的建築。因爲建築與環境的影響密不可分，所以，每個區域的建築都會形成自己的特徵。例如，北方人蓋的房子，最重要的特徵是窗戶數量少，多數建築的北面一堵墻是封閉的，一個窗戶也沒有；顯然，這在南方不會出現。同樣在北方，一所住宅中的主人房，多是北面的正房；而在南方，靠南面、通風好的纔是主人房。由於中國歷史悠久，城市一旦形成，也會成爲一個區域的中心——既是區域的行政中心，也是區域的文化中心，它自然就影響到周邊的語言、習俗等。此外，嚴格的戶籍制度限制人們遷移，這也是地域文化得以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地域文化形成之後，大部分居民會形成認同。這種認同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産生了對自身所持文化的認同，另一方面會産生文化中心主義，認爲自身文化比他者的文化優越，並在此基礎上産生地域性歧視。在舊中國，地域性歧視不僅普遍存在，而且還具有層級性——在一個縣內部，這個鎮的人看不起那個鎮的人；在一個市內部，市區居民看不起縣裏人；在一個省裏面，省城居民看不起其他地方的人。而在省與省之間，也存在着地域文化的歧視鏈。

隨着時代的變遷，很多過去的地域文化已經悄然發生了改變。以中山大學爲例，在改革開放之初，各系的任課老師多數用粵語(廣東話)與學生交流，這就逼着外地學生學粵語，否則就無法正常學習。也有部分老師試圖用粵語的腔調說普通話，但學生們多半難以聽懂。現如今，這種情況已發生了本質的改變，在人類學系，真正意義上的廣東人衹剩下一位。所以，單從教師籍貫結構的變化，就可以看到一個城市的人口結構所發生的劇烈變化。

隨着新世紀移民時代的到来，中國人的跨市、跨省、跨國的遷徙量越來越大。根據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後改爲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對外發佈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顯示，2011年，全國流動人口總量已接近2.3億，佔全國總人口的17%；2015年，全國流動人口總量爲2.47億；之後，流動人口數量雖有所下降，但總量一直不低於2.4億，其中1980年以後出生的新生代流動人口佔比已超過六成。②《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2)》(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13)；《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8)》(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19)。。當然，有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對流動人口有較多限制，但是這兩个城市的流動人口比重也佔到了40%。而像深圳、東莞這樣的城市，外來流動人口大大超過有本地戶籍的居民人口。根據深圳市統計局網站公佈的2017年數據，管理人口2000萬人，常住人口1077萬人，其中有深圳戶籍的衹佔367萬人。這從一個側面顯示出，深圳的活力因素所在。如果再對比2000年與2010年的全國人口普查材料，還可以看到每個區域(東南地區、東北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流動人口變化。例如，最初是東南地區的流動人口所佔比重最大，佔了總人口的16.8%。但到了2010年以後，流動人口發生了兩大變化：一是西部的流動人口增速超過了東部。在全國的每個區域，人口都開始向外流動。二是東北人口的流動性相對較低。它的淨遷出人口高於淨遷入人口，而且淨遷出人口的文化程度較高、年齡結構較低，即年輕的、有學歷的人口外遷。所以，東北地區經濟發展滯後、城市活力下降，與年輕的、有學歷的人口大量外遷有很大關係。③周大鳴：“移民與城市活力”，《學術研究》1(2018)：45—51。

二

隨着中國城市從地域文化向移民文化的轉型，城市人口越來越龐大，群體構成越來越複雜，文化形態越來越具有多樣性，這就導致了以往的城市治理方式亟需作出調整乃至轉型。從文化角度而言，城市在轉型過程中大致會遭遇三方面問題：首先，移民在吸納當地城市文化的同時，也在輸出着來源地的文化，這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各種文化之間的碰撞。其次，大量的文化傳播外溢所帶來的正負效應，是城市轉型中不可忽視的因素。最後，在轉型過程中，還會出現一些原住民與外來移民(包括海外移民)互不適應的文化心理問題。

如果從治理視角觀察，城市轉型將會面臨四個方面的問題：其一，地域性歧視問題。最近，筆者作了一個關於地域與行業的實地調查。其中的一個問題是：爲什麽“滴滴打車”在廣州比在北京、上海發展的障礙少？經調查發現，主要原因是在過去很長時間裏，廣州開出租車的不是本地人，最早是湖南人，後來是河南人。所以，“滴滴打車”進入廣州市場時，犧牲的不是本地人的利益，這樣的一套商業運作方式也就容易實行。而在北京，出租車司機多數是本地人，尤其是來自本地郊區，故一旦觸及出租車行業的根本利益，這樣一套東西就不容易實行下去，這是與地域文化有關聯的一系列産物。過去，地域歧視對民衆的現實生活影響並不大，因爲大家生活在相對區隔的環境中，但現在生活環境變了，當不同地域的人要生活在一起時，就會出現問題。

其二，傳統道德倫理的弱化問題。隨着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化，也帶來了從集體主義到個人主義的轉變；或者說，從群體取向到個體取向的轉變。這樣的轉變過程，有人說是“原子化”“碎片化”，閻雲翔則認爲是中國人的“個人化”，並且加了一個定語，叫做“無公德的個人化”。①閻雲翔：《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村莊裏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1949—1999)》(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5)，龔小夏 譯。也就是說，在中國急劇發展的過程中，在個人性格得到張揚的同時，公共道德並沒有相應建立起來；在傳統道德倫理弱化的同時，新的核心價值觀並沒有及時建立起來。管理層也意識到此問題的存在，自2012年以來不斷倡導“積極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但怎樣把傳統道德倫理融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使之成爲人們的行爲規範，依然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費孝通所講的熟人社會，即鄰里之間非常熟悉，如果延伸到地域城市來看，顯然還是一種熟人社會、鄉村社會的延續。一些研究者照搬美國芝加哥學派的城市理論，把中國城市當做陌生人社會的模式來分析，這種思路是典型的食洋不化。中國過去的地域城市通過單位制整合居民，也是把鄉村的熟人社會放到城市里的結果。在一個單位裏，大家都非常熟悉，可能一家人都在單位內工作，即使兩個人之間不直接認識，但在一個圈子裏還是有交集的，這是另一種熟人社會的模式。隨着中國真正開始進入一個以陌生人爲主的社會，就與過去的地域城市出現了巨大差別。當中國真正進入一種陌生人社會狀態時，由於缺乏一種公共道德規範，進而出現一系列新問題，就會使法律變得極爲重要，但任何事情都要依靠法律，又會導致過髙的治理成本。所以，陌生人社會的治理良策就是治理轉型。②周大鳴、陳世明：“城市轉型與社會治理”，《公共行政評論》5(2017)：218—219。

其三，複雜的人際關係問題。現在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職業，形成各種地域的人群、不同民族的人群、不同信仰的人群，以此又形成無數種圈子，基於這些圈子的人際關係也比過去更複雜。所以，關於社會網絡的研究在當下的社會學研究中佔據重要位置。例如，各種形式、類型的傳銷活動，就是利用這種複雜社會網絡騙取財物的一個突出問題。因此，面對複雜的人際關係，我們如何在此背景下進行社會治理？

其四，族群關係的複雜性問題。不同人群在一起接觸，可能産生不同的變化，會有多種情況出現：有可能是融合、同化，也可能是對抗、分離。從國家對族群政策的思路來看，堅持倡導“中華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各個民族之間要加強交流、交往、交融(“三交”)，共享美好的精神家園。但在實踐層面，一些政策執行者的理解存在偏差，往往在實行過程中採取區隔的、分離的簡單化手段，這就很容易導致衝突。隨着全球化的加速，中國已成爲移民目標國，中國向移民城市與移民國家的轉化指日可待。在這一情勢下，人群的國際流動所帶來的族群複雜性已日見端倪。中國人對數千萬華僑在海外工作生活具有一種強烈的自豪感，但與此同時，對其他國家與族群遷入中國則心存疑慮，內心充滿排斥。假設有一天國家之間互相驅逐，被趕回來的華人大概要比從中國趕走的外國人還要多。

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這些世界性的城市中，外國人的社區開始不斷涌現。例如，在北京，望京新城是著名的韓國人居住區，長富宮形成日本人的聚居區。又如，在廣州，早年日本人、韓國人來得比非洲人要多。日本人來得多，是因爲所有的日系汽車都在廣州設廠，跟着各公司來廣州的技術人員數量很多；韓國人來得多，也是因爲有大量的韓國企業如“三星電子”進入中國。過去人們想當然地以爲，這些日本人、韓國人都是白領人群，我們後來調查發現，到珠江三角洲的製造業當技術工人的也不少。以“美的集團”爲例，雇傭了大量來自日本、韓國的藍領技術工人，主要原因是中國的模具鉗工、裝配鉗工經驗積累不足，水平比不上日本、韓國，即使是一綫的模具鉗工、裝配鉗工，在生産能力方面也存在差距。①周大鳴、楊小柳：“淺層融入與深度區隔：廣州韓國人的文化適應”，《民族研究》2(2014)：124。過去人們對優質的海外技工在珠江三角洲產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忽略的原因是日本人、韓國人與中國人的外貌、皮膚差不多。此外，來自越南的務工人員也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上述族群因爲與中國人的外表沒有明顯差異，所以沒有引起媒體和大衆的關注。

三

受傳統思維方式的影響，人們對流動人口、移民的負面效應關注較多，從正面角度審視較少。所以，流動人口不僅在改革開放前被稱爲“盲流”，即使在改革開放初期，包括農民工在內，也被稱爲“盲流”，認爲他們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這種認知，近些年來已大有改觀，農民工群體的重要性越來越被城市居民所認識。在這一觀念轉變過程中，國外媒體也給予了很大關注，《時代週刊》2009年最後一期封面上出現的就是中國農民工群體。他們認爲，中國能夠持續三十年增長，并且能夠保持8%的增長率，與這群任勞任怨的工人默默做出的貢獻密不可分，因此將中國的農民工評爲年度人物中唯一上榜群體。當然，殘餘印象的徹底消除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某些城市的管理者依舊陷於過時的思維不能自拔，依舊將農民工看成是底層的、可以隨時排斥的群體；然而，由於外來農民工所從事的各種行業已成爲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旦將其清理出去，城市的日常運轉勢必難以持續。

從世界歷史看，美國能夠迅速崛起，超過大英帝國，與它持續的、規模化的移民大有關係。大量的外來移民，一是促進了中西部農業開發，二是爲美國的工業和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大批廉價勞動力，三是帶來先進的技術與豐厚的資金。所以，外來移民在美國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從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變中發揮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同時，移民也參與城市本身的構建，對美國城市社會的結構産生影響，也直接對美國城市文化風貌的塑造發揮了積極作用。所以，美國的太平洋西岸與大西洋東岸的文化差異很大，這與移民的來源地不同有關。

具體到中國而言，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發展是最好的例子。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區域能夠先行一步，迅速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直接獲益於龐大的外來人口。因爲，它最初是由勞動力密集型産業推動發展起來。一方面，外來人口提供了年輕強壯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大量的“離鄉不離土”的人給珠三角本地人種地，成爲“代耕農”。②黃志輝：“自我生産政體：‘代耕農’及其‘近閾限式耕作’”，《開放時代》12(2010）：24—40。而本地農民在1980年代就不從事農業生産，進入到工廠裏打工。隨着工廠的增多、規模的擴大，本地人已滿足不了需求量，外地農民也開始到工廠裏打工，這就是“農民工”一詞的由來——以農民的身份到工廠打工。除了進入工廠、各類服務業外，還有一些分散在建築工地、礦山、餐飲、保姆行業等，這些人都未被正式機構雇傭，故稱之爲“散工”。③周大鳴、周建新：“‘自由的都市邊緣人’——東南沿海散工研究(一)”，《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8(2006)：8—17。

由於外來移民起到了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的集聚效應，所以，哪個城市的移民越多，它的發展便越快，活力便越強。珠三角區域正是得益於移民的大量涌入，直接推動了農業現代化和工業化的轉型。在過去四十年裏，珠三角各地都進行過從農業村向工業村的轉變，然後再經歷從工業村向城市社區的轉變，所以很快地實現了城市化。中國現在有省級市、地級市、縣級市，接下來還要發展鎮級市。2014年7月，國家十一個部委聯合下發通知，試點“镇级市”，珠三角有四個鎮入列。像東莞市虎門鎮，常住人口63.8萬，其中戶籍人口13.33萬、外來人口約60萬。這還不是高峰期的數字，高峰期超過100萬人。①周大鳴、鄭夢娜：“從‘二元社區’到社區融合——以東莞虎門太平村爲例”，《青年探索》5(2019)：48—60。大量移民的進入，先是帶來社會結構的變化，繼而促進文化轉型，最後導致了城市的轉型。

近年來，關於移民價值觀問題出現很大爭議，主要有多元文化主義與同化論兩種觀點。像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強調文化多元主義。但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後，文化強制同化的論調又開始佔據上風，不斷發生的驅趕非法移民、有色人種事件就代表了這種取向。過去是強制同化，後來強調文化多元，現在又流行文化同化的理論，這樣一種循環究竟是螺旋式進步還是退步到原點，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四

儘管一個城市的快速發展與外來移民的大量湧入有着直接關聯，但城市原住民對新移民所產生的疑懼、排斥心理也客觀存在。2005年發生的巴黎騷亂，2011年發生的倫敦騷亂，都是因爲新移民與原有居民發生衝突而產生。而在中國的廣州，社會大衆及媒體關注更多的是來自非洲的黑人群居問題。

在過去討論非洲人問題時，人們有一個常識性偏差，即總是將所有非洲人看做一個整體。然而，非洲不論是國家、民族、語言還是宗教信仰，都是世界上最爲複雜的區域；即使存在一個非盟，它也決不是一個整體。在筆者參與的一項研究中，曾經做過一百三十個人的訪談，用滾雪球的抽樣方式，一個人最多滾三個。訪談結果表明，這一百三十個人來自非洲三十多個國家，這足以證明在華非洲人的多樣性。

非洲人最早來到廣州是因爲參加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簡稱廣交會)的緣故。廣交會從1957年開始，每年春秋兩季在廣州舉辦，是中國層次最高、規模最大、到會採購商最多且分佈國別地區最廣的綜合性國際貿易盛會。早期廣交會爲了體現參與國家的廣泛性、惠及非洲朋友，資助了許多非洲國家參加。這樣一代代人下來，來廣州做生意也成爲一種習慣，所以，在廣州活動的非洲人比較多。

在廣州的非洲人大體分爲三類：一類是非洲的僑民，本身有充足的資本，持有長期的商務簽證，他們通過正式渠道與中國廠商合作。第二類是獨立經商的客戶，經常在香港和東南亞國家有獨立的業務，通過短期的商務簽證或者旅遊簽證進入中國。第三類是爲數衆多的小客商，數量比較龐大。他們有點像中國早期的背包客，去俄羅斯等地方“練攤”，類似個體的商販。另外，還有逐年增多的留學生群體。

如果將這些非洲人按照移民群體分類的話，他們可分爲經營型移民、智力型移民兩大類。前者多是改革開放前就來到中國的非洲人，他們能夠來到中國做生意，是因爲他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高於中國的貿易夥伴。而後者多是改革開放以後進入中國的非洲人，他們多是獨立的客商和小客商。所以，前者多是通過中間人的渠道與中國人接觸，後者則是繞過中間人直接與中國人接觸。非洲客商之所以能夠與中國廠商建立起信任關係，全靠遊走於兩者之間的中介群體。因此，在廣州的非洲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做中介商。但他們經常遇到兩個問題，一是出租車拒載，二是簽證延期。從後者來說，目前管理部門對大量非洲人的湧入持審慎態度，想取得連續簽證較難。爲了滯留，這些中介商採取了兩種對策：一是不再簽證，成爲非法移民；二是花一筆錢，交給中介公司去辦簽證。這反映出，在政令執行過程中存在漏洞，容易讓人誤解爲，花錢就可以辦到簽證。其實，有一個特殊群體容易獲得簽證，這就是大量的非洲留學生。由於他們喜歡廣州，又有語言上的優勢，所以，他們不按照規定的時間修滿學分畢業。因爲，如果一旦畢業，那就意味着要離開廣州，所以就乾脆不畢業，永遠保持一個學籍，這樣可以在廣州做生意，或者到飯店、工廠去打工掙錢。

需要說明的是，在新世紀的移民時代，既要看到有大量非洲人在中國做生意，也要看到還有大量中國人在非洲做生意。伴隨着非洲人對中國國內市場的熟悉度增高，越來越多客商的採購點會從香港到廣州、再從廣州向中國內地生産廠商轉變。同時，在華的非洲留學生，畢業後留下來從事各種貿易活動，也會對非洲未來的工業化、城市化起到重要的影響和作用，他們在用自身行動實踐着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從歷史上看，廣州與“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早就有着密切關聯。從更廣闊的空間來看，廣州乃至粵港澳大灣區，未來會成爲中非貿易環境中重要的貿易、製造、金融節點，這些非洲人通過廣州將中國與非洲連接起來。作爲中國居民，在享受多元文化帶來的豐富和開放之時，也要承擔傳統文化、地域文化削弱所造成的不適。由於社會融合是牽涉到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兩個層面的問題，也是轉型中的城市和諧發展的核心，所以，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膚色的人之間的社會融合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總之，中國成爲移民目標國指日可待，從移民城市向移民國家的轉化也指日可待。但是，移民不可能是單向的，不能衹是自己可以移到別的國家，而拒絕別的國家的人移到自己的國家。外國人來中國，就跟中國人去國外是一樣的。中國人建立唐人街，是用一種相對區隔的適應方式來適應新的環境；外國人也一樣，也會以一種區隔的方式在某些城市相對集中居住，形成自己的日常生活、就餐等可以消費的街區。當地域性城市轉變爲移民性城市後，治理思路轉型的核心要素就在於，健全相應的制度和法規，培養具有專業背景的管理人員，培養民衆多元文化交流的習慣與能力。由於現實的變化速度大大快於法律法規的制定，如何處理和管理國際移民已是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廣州已率先成立了外國人服務管理中心，並且延伸到了一百多個街道。這是地方政府自發的行爲，處於合法與非法之間，但不進行管理是不行的，一點小事就可能演變成大的國際問題。因爲，在全球化的互聯網時代，任何一個地方的小事情都有可能産生蝴蝶效應，變成一個大事件。對於學術界來說，如何讓國人樹立一種文化多元的理念、尊重他者文化、建立一個文化多元的城市與國家，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