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当代青年理想主义者而言，理解理想的“当下”和“附近”维度的意义和价值，有助于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建设富有生机的关系，这一关系本身也同时有助于青年人的自我成长。就当代乡村建设青年实践者及处于所谓的“内卷化”焦虑中的青年人的主体状态问题而言，对理想的这种理解方式不乏启发和对治意义。

关键词：理想主义;乡村建设;自我成长

对“青年理想主义者关怀社会运动”的现实状况，贺照田在研究中提出了如下问题：

一个青年理想主义者介入今天的社会，如果要对其关怀对象有更多有益帮助，同时自己于其中也更能获得自我培力、自我成长，那么他在介入前该有怎样一种自我意识？怎样一种社会感、社会意识？怎样一种面对现实的历史感？才更可能使自己的关怀在最贴近对象的社会生活脉络、个人生命成长脉络的情况下，在帮助对象解决具体问题困扰的情况下，也能使对象更多被培力、成长？同时，自己也能从中获得更多切实的人格成长及认识能力和做事能力成长的经验？{1}

此处的问题是双重的：一方面，青年理想主义者需要一种怎样的自我意识、社会意识、历史感，才能够有力地帮助对象？另一方面，如何才能让这个帮助与关怀的过程，也能反过来有助于青年理想主义者自身的成长？由此出发，贺照田的研究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界的理想主义研究存在的局限以及由此导致的青年理想主义者在自我意识、社会意识和历史感方面遇到的问题。贺照田的研究视域，打开了进一步探讨影响当代青年理想主义者的自我意识问题的一个空间，即如何处理自我理解与自我期许之间的关系。{2}

一

青年理想主义者的自我期许问题，首先涉及如何处理头顶的理想与“当下”“附近”③的日常现实之间的关系。当代乡村建设运动以及青年志愿者运动中，不少实践者是带着一个高远的理想来参与的，这一社会理想所携带的情感势能构成着实践者对自身生活与身心状态的感受与理解方式。2014年末举办的“爱故乡”会议上，有一位青年实践者表达了这样的困惑：加入乡村建设实践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追求;可是实践者也有自己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包括父母和家庭的期望、结婚生子的压力、子女教育等。针对这一现实困扰，一种影响较大的回应方式是一味地强调这些“困扰”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固有的特点”，而其解决方式则是诉诸抽象的“自由”：“乡建是开放自由的，没有人逼我们一定要到农村去，我们如果因现实压力而待不下去，完全可以自由退出”。这种回应方式不仅未能有效地帮助这部分青年实践者理解自己面对的问题和苦恼，反而使他们坠入了一个心理陷阱——对于那些特别诚恳的青年实践者而言，越是感到这些现实问题带给自己的压力，就越是归咎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特点，就越是自我否弃，其结果是让自己更加郁结。

“当下”与“附近”的现实生活与苦恼和高远社会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既与对现实的发展变化的理解相关，也与对理想的自我期许有关。就对理想的自我期许而言，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青年在从事关怀社会的实践活动时的自我理解与自我期许方式，同时也是当代青年实践者参与社会实践时最直接、最主要的借鉴资源，这表现在乡村建设青年实践者的自我组织过程的方方面面：生活作息方式、自我纪律要求、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所唱的集体歌曲等等。这就容易产生“历史经验”与发展变化着的“现实实践”之间的脱节问题：来自过往的历史经验在成为当代思考与行动的资源时，并未经过充分的、语境化的再检视，而是很大程度上跳过历史脉络，将之与当代现实直接结合，这无疑是一种“短路”化的理解与挪用。贺照田对中国革命经验与当代社会现实之间的转化与中介环节问题的语境化研究，对此不无启发意义。他在分析“潘晓”讨论时曾指出，一种高远的理想主义，在召唤人们的崇高感、使命感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其历史效能的结构性缺失：“常常对人们实在遭际的社会日常生活问题、身心问题等正视不够，也即没有充分正视如下问题的挑战：人们该如何安排这些真实的社会日常生活问题、身心问题？这些看起来不够大、不够崇高的问题与那些大问题、崇高问题应该如何有机勾连？”{1}对于当代青年实践者而言，当遭遇现实造成的身心感受上的苦恼时，固然可以从现实方面寻找各种原因，但同时也应该深刻反思其理想的自我期许方式存在的这种结构性局限对清醒地认识现实所造成的影响。

二

在当代青年理想主义者中有广泛共鸣的所谓的“内卷化”，从另一个角度涉及理想的自我期许问题。所谓“内卷化”也即过度竞争，其现实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过去数十年来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以及都市生活想象共同规定了对“好的生活”的强迫性理解：只有成为精英、强者，才能获得幸福的人生。第二，社会阶层流动性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固化问题造成的社会焦虑情绪。如项飙的分析指出的，对于社会阶层流动性的悲观预期造成了一种“末班车”的不安{2}：必须高度注重教育，以获得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成为一种普遍的焦虑心态。第三，由于国际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与之前相比，当代青年在生存与发展资源的分配方面有所降低，必须付出额外努力才能获得上升空间，这无疑增加了竞争的压力。这些现实状况对青年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与焦虑：第一种因素导致了个人内心生活的紧张;第二种因素导致了对于家庭的高度焦虑;第三种因素导致了自我生存与发展的高度危机感。除了社会现实因素，所谓的“内卷化”造成的心理压力与焦虑更直接与一种特定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期许方式内在相关，具体表现为对自我和他人的一味否定的消极行为。就对自我的一味否定而言，对自我的精英式的高期许意味着只有在竞争中胜过他人进而成为某个层级结构中的“人上人”，才能接纳与认可自己，才能感到自己的生活是充实和值得一过的;如果自己不够优秀、突出，未能取得某种特定的社会成就和社会认可，就会激烈地谴责、攻击自己，为自己感到耻辱，认为自己的生活是没有意义、不值得一过的。项飙所说的“悬浮”可以解释这种自我期许方式存在的问题：既然只有成为精英才能够感到自己的生活是充实和幸福的，那么“附近”和“当下”永远都是过渡性的、需要离开和否弃的，只有尚未到来的“未来”和“理想”才是需要关注的。{1}这就意味着除非和个人功利性目标直接关联，否则根本不需要认真关注“当下”与“附近”，更不必主动参与对“当下”和“附近”的改善性工作。在身心感受的意义上，这种自我始终被一种空洞感所包围，就是说，因为不珍惜和认真对待“当下”与“附近”，而“未来”或“理想”始终未曾顺利到来，所以自我始终无法同某种事物与资源建立连接与归属关系，始终无法得到充实与滋养，而是一直处于持续地自我否定状态，其结果就会产生一定的精神心理问题。就对他人的消极态度而言，这种精英式高自我期许会造成对社会中不那么成功甚至还有些“失败”的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的无视乃至鄙视。相对于社会中那些早早辍学、外出打工的青年人等更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言，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一定专业背景或技术专长的青年人无疑具有知识结构、历史视野方面的相对优势，他们对所谓的“内卷化”等现实问题的感受，会激发他们在学习和思考过程中产生或深刻或朴素的左翼意识，将左翼社会理想作为一种批判资源去解释自身的境遇，去关怀普通大众、尝试理解他们的生活與情感。但对当代左翼批判思想资源的“挪用”，同时也存在着与具体的历史状况再结合的问题，如果不充分结合具体情况，在对概念的“套用”中便会很容易跳过复杂而多重的中间层次，将社会中普通人的境遇，较快地框定到“资本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规训权力”等概念范畴中。这种思考方式当然提供了对社会的一定认知，但也容易催生一种已经“看透问题本质”的自我“深刻”感、一种启蒙式的宣示真理的“批判”姿态、一种自我肯定的“自信”（乃至“自恋”）状态。在他们的“理论洞察”中很容易形成一种未加反思的偏见：普通人往往被视为只是诸如“意识形态”“规训权力”等统治装置的被动接受者，其自身表达也往往被视为“意识形态”“规训权力”的结果，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因而，尽管这些青年人可能是高度真诚的，但认知上的这种偏见阻碍着他们进一步敞开包容他者的自我反思意识，普通人的生活与情感就更难以反过来构成他们在自我理解、现实感、社会感上的平等对话者和质询者，两者之间最终无法形成真正深入的良性互动与相互理解。这是一个认识框架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从一种社会理想出发对于普通大众的真诚关怀，另一方面则是自我理解上的精英化造成的与普通大众的无法弥合的距离。

三

对从事不同类型的社会关怀实践的两类青年理想主义者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期许方式进行的分析表明，他们的生活中都遭遇到理想的自我期许与现实的“错位”或“脱节”造成的自身成长中的身心困扰问题，打开这种“错位”或“脱节”的结构性僵局从而消解其中的“困扰”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

不妨首先针对后者展开一些讨论。面对所谓“内卷化”的现实，我们能否设想一个能动性的空间？作为对所谓的“内卷化”的一种回应，“躺平”也许是被动、消极的：既然竞争中多付出的努力并不能带来预期中的回报，那么奋斗最终也是无意义的，因此就干脆逃离奋斗。但值得追问的是，“躺平”是否必然意味着逃离奋斗？是否可能转化为能动的创造？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理解“躺平”：“躺平”的基本精神与其说是啃老、自我放任、消极避世，毋宁说是拒绝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对“何谓幸福生活”的“强迫性”定义，在日常生活中努力获得一部分空间来关注工作之外的生活内容，拒绝在所谓的“内卷化”的恶性竞争中过度透支自己。因此，“躺平”可能意味着一种不随俗的自觉意识和努力：重新获取对于自我的再生产领域的掌控，尽量改善自我的身心感受与生命状态。正如项飙关于“悬浮”的阐释所强调指出的，“悬浮”的状态意味着对于人的再生产领域的自我放弃：自愿地把自己作为人的多种需求搁置起来，把自己转变为一个纯粹的经济人、积累者，“悬浮”状态正是劳动者可以不断被榨取的原因之一。{1}因而对于“悬浮”的抵抗、对于再生产领域的重新掌控，其中当然也包含着能动的积极意义。由此看来，对于所谓的“内卷化”的社会历史成因有越充分的了解，个体也就越能有意识地拒绝将上述社会历史因素导致的沉重压力予以内在化，从而有助于从自我攻击的痛苦中一定程度上走出来，认识到特定的痛苦经验的根源不全然在于自身的才能与勤奋程度，同时也在于社会历史因素的形塑。由此就越能够体认到，自己的身心感受充实与否，并不全然在于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所规定的狭隘尺度，同时也包括自己对于再生产领域的掌控，对于生活之充实的能动创造。在自我期许、自我理解上，从那种“人上人”的精英执念中解放出来，也就变得更加可能。

对于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青年实践者，在理想主义问题上，一种注重“当下”和“附近”的自我理解方式，或一种“低自我期许”，同样也是必要的。首先，这种“低自我期许”的态度，有助于正面面对高远政治理想与日常生活问题、身心问题之间的关系，从而给予后者以必要、充分的位置。“自我期许”也可以是这种方式：并非只有从事那些大的结构性变革的事业并取得顺畅进展时，自己的生活才能被理解为充实和值得一过的;在结构性变革不容易顺畅展开的状况下，在“当下”与“附近”进行一点一滴的积累与改善工作，对从事这些工作的自己、他人，也同样富有意义、值得尊重。关于这一问题，贺照田对陈映真理想主义重构的研究可以作为当代青年理想主义者转化中国革命经验的有益参照：革命时代处理理想主义问题的方式（将之与大历史意义、结构性变革连接起来）有其自身的历史语境与缘由，但随着现实的发展必然会显示出其结构性和时代性限制，因而在当下的理想实践中，我们在充分肯定高远社会理想、大历史意义与结构性认知思路的必要性的前提下，更应该根据现实的发展反思其时代局限。在此基础上根据变化的现实及时调整自我期许与自我理解的方式，一方面保有结构性认知视域，另一方面，在具体生活中也能够充分重视“通过爱来激发爱”、“通过善来激发善”{2}的人际关系处理模式。这需要我们同时致力于将社会的改善与人的精神与思想问题有机关联起来，以一种人文性的视角，从社会内部分析问题“所以形成的真正机制”，并发掘与积累可以帮助克服相关问题的“社会、文化、人性资源”③。通过在“当下”与“附近”的社会日常生活层面进行上述一点一滴的资源积累与改善工作，并以小范围内的实践为基础，慢慢寻找机会与资源，将之逐渐向外拓展——这一思想与实践方向中无疑蕴含着重要的实践效能和意义。

其次，当我们以一种“当下”和“附近”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期许方式将社会的改善与人的精神与思想问题有机关联起来时，我们也就更容易意识到，我们自己、我们的同志以及大多数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苦恼与困境，本身就需要在我们的思考和实践中给予正面的面对，而不是只有在与左翼社会理想发生特定联系的时候，它才值得认真面对。这种强调“当下”和“附近”的自我期许方式有助于我们获得与自身、同志及社会中普通人建立深层理解与共情的契机。就与自身的关系而言，通过正视自我所遭遇的苦恼与困境，通过思考这些苦恼和困境与社会的特定变化之间的关系，在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之间产生互动乃至相互促进，能够促使我们从消极地自我苛责转换为积极思考自我应对现实问题的具体方式，从而不断激活自我身心状态。就与同志的关系而言，应当特别注意：在一个团体中，具有相同的理想、理念，并不会自动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带来亲近、关心、相互支持、温暖和凝聚力，及开放、彼此坦诚信任、相互促进的工作氛围。并非同志们在本质上自私与冷漠，关键在于要具有一种能够促进人我互动关系的意识与能力，从而培养出富有凝聚效果的人我关系理解和互动方式。“意识”之外还要强调“能力”，因为具有了相应的意识并不保证就能获得相应的能力。贺照田关于雷锋“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的讨论不乏启发意义。雷锋在对待同志的方式上特别强调“像春天般的温暖”，而非“夏天般的火热”，正是因为意识到，“如果火热得过于以自己看到的问题与自己习惯的反应方式为中心，就会影响细心进入对方的情境与脉络”，更容易出现“不从对方感受脉络出发的问题”，这就会造成相反的结果：从自我出发对战友的关心与爱“并不总是具有建设性”。突破狭隘的自我理解模式，充分地考慮对象作为独立、特殊个体的一面，才能有效地“推动对象往对他有益的方向进展”。同样地，雷锋之所以强调以“春天般的温暖”，而非以“秋风”式的冷峻态度对待同志，也是因为“秋风”式的做法无法充分照顾对象自身的状况以及相应的情境，因而“可能不仅达不到批评说‘理’期待的建设性效果，反而可能引发负面效应”。换言之，只有充分地考虑对象自身脉络，做到由“情”入“理”、“情”“理”兼顾，才能真正做到基于良性互动（无论是批评还是相互关心与支持）的建设性效果，才能减少负面效应。{1}当我们能正确对待自己及同志的日常生活中的苦恼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更能深入地去感受、体会与了解生活中并不那么“成功”的普通人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这就会促动我们有意识地追问与反思那种自上而下式的批判姿态自身的限制，进而以一种“当下”和“附近”的方式去理解自我与自我、自我与同志之间的关系，这样才会使这种关系真正进入我们的感受和思考。

第三，贺照田曾以河南灵宝的乡村建设实践者“欢欢”为例，分析其经验的内在层次及其蕴含的启发性意义。{2}程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普通人的、常人的理想主义”问题：“她或许对民族、国家、社会、世界没有那么强的意识、责任感，但她对家庭，对自己在家庭中的责任，对自己在家庭中的实践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能够逐步建立起一种很扎实的理解和践行方式，进而在这过程里获得了一种……‘自我培力’。这对她个人而言，就是一种经验了‘主体性时刻’的冲击、洗礼而达到的理想主义状态”。③“普通人的、常人的理想主义”把我们的目光从社会理想的高处、远处拉回“附近”与“当下”，当我们从所谓的“内卷化”与“悬浮”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主动寻求与“附近”、“当下”建立有机连接，因而自发地从事社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积累与改善工作，才更有可能去发现和体认社会生活中普通人的思考与行为的建设性意义。

突破从某种抽象“理念”出发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期许方式，致力于一种与他人、社会双向互动、相互构成性的关系，才会使这种双向关系同时反过来对自我形成托举与培力。贺照田关于雷锋与周围同志、与群众之间关系的分析，深入地阐明了这样一种人我关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进到‘知心’层次，在雷锋，群众路线便不只是一种工作方法、認识方法，同时还是自我身心精神充实的方法……也就是，在雷锋这里，无论是‘同志’，还是‘群众’，都不是外在于自己的，而是自我充实、成长不可或缺的内在结构性元素。”{4}在这个意义上，帮助对象与自我成长一体两面、相互促进，不可分割。当青年人能够展开这样一种“当下”和“附近”的自我理解的时候，当他们的理想主义的热诚能与一种更加辩证和良性互动的人我关系相互助力的时候，当相关的社会实践工作获得这样一条建设性道路的时候，我们朝向未来的理想，也就会获得更坚实的基础。

作者简介：张振，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梁漱溟与中国近代思想史。

①  贺照田：《如果从儒学传统和现代革命传统同时看雷锋》，《开放时代》2017年第6期。

{2}  贺照田：《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6期。

{3}  程凯：《“向每一个生命都积极开放的研究”与人文理解力的养成》，《人间思想》（繁体字版）2021年春季号，总第25期。

{4}  贺照田：《如果从儒学传统和现代革命传统同时看雷锋》，《开放时代》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