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

摘  要：所谓学术因缘是指学术领域或以学术为纽带而形成的学人间的缘分、遇合以及联系。本文描述讨论蒋孔阳与朱光潜的学术因缘，以及在学术因缘影响下，蒋孔阳美学所具有的个性特征以及朱光潜因子。

关键词：蒋孔阳;朱光潜;学术因缘;多层累突创理论

蒋孔阳曾说：“不研究朱光潜和宗白华，是很难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和当代的美学思想的。”{1}我们也可以对这一观点做进一步具体的发挥，说：不研究朱光潜和宗白华，也很难全面地了解蒋孔阳的美学思想。因为蒋孔阳美学与朱光潜、宗白华都有着深刻的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因缘关系。本文先只描述并讨论蒋孔阳与朱光潜的学术因缘，与宗白华的学术因缘将另文再说。

一

我们说某人与某人的因缘，一般是指相互间的缘分、遇合以及联系。所谓学术因缘便是指学术领域或以学术为纽带而形成的学人相互间的缘分、遇合以及联系。学术因缘往往表现为一方对于另一方因缘分、遇合以及联系而在学术方面给以的影响。交往是学术因缘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蒋孔阳与朱光潜的交往，最先是从读其书开始的。或者说，是从精神交往开始的。蒋孔阳曾经说过，“宗白华曾经教过我的课，是我的老师。朱光潜虽然没有教过我的课，但我学习美学却是从读他的著作开始的，应当说是我的私塾（淑）老师和启蒙老师”{2}。

1946年6月，刚刚大学毕业的蒋孔阳从重庆来到了南京。某一天他到夫子庙逛旧书店，猛然间在一堆旧书中发现了一本朱光潜著的《文艺心理学》，不知怎的，书名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的眼睛，迟迟不能移开。他把身上仅有的几个钱全部掏了出来，买了书就走。后来，蒋孔阳著文回忆道，“从此以后，我知道天地之间还有一种学问叫作‘美学’，而我自己也就朦朦胧胧地爱上了‘美学’。因此，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实在是引导我学习美学的启蒙老师”③。而且，蒋孔阳还一直保存着他读的这第一本美学书，几十年后，某次偶然翻检旧书，无意间竟然重新将它找了出来。“封面已经完全破败了，套上了一层牛皮纸。翻开里面，密密麻麻地全是蓝钢笔或红钢笔画的线，几乎每一页每一行都画满了。这一方面说明，我当时还不会读书，不会发现重点，不会钩玄提要;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我是怎样喜欢这本书，以至把整个身心都扑了进去，使得书喘不过气来，我自己也喘不过气来”{4}。由此可想而知，当一个人把“整个身心都扑了进去”阅读一本书，毫无疑问，他是多么地热爱这书，那书上的内容也必定在他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思想烙印。这种刻印在灵魂上的思想烙印，足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成为他一辈子的精神追求的动力。所以，即使时隔几十年，谈起朱光潜先生的这本《文艺心理学》，蒋孔阳依然是满怀深情，依然能如数家珍般地列举出它的许多特点来，因为这是沉淀在心灵中的记忆。他说：

《文艺心理学》这本书，我觉得有几个特点：一是历史性和知识性。它谈任何问题，都是先介绍历史上有些什么人谈过，他们是怎样的谈法，以及他们之间有些什么分歧。这样，我读了之后，就对这个问题的历史情况，有一个初步的理解。老实说，当时我对西方美学史，还是一无所知。是读了朱先生的这部著作，我才第一次接触到了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克罗齐、里普斯等人的美学观点。二是生动性和通俗性。看理论著作，最怕艰深晦涩。有的理论文章，读起来简直像啃铁块，牙齿都发酸。但朱先生不然。在他写起来，抽象的理论圣母，似乎都变成了散花的仙女，娓娓道来，亲切动听。这一点，或许是此书一开头就吸引了我的原因。三是系统性和创造性。这一点，朱先生似乎差一些，他自己也曾谦虚地说过，他所做的工作，只是“补苴罅漏”。其所以这样，我想是因为他把重点放在介绍旁人的学说上，反而相对的忽略了阐发自己的创造性的观点，但他这样做，对于读者却是大有好处的。因为读者通过朱先生的介绍，打开了通向“智慧之宫”的大门。{1}

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引导蒋孔阳迈入了美学的门槛。从蒋孔阳自己的叙述看，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不仅内容上教给了蒋孔阳丰富的美学知识，而且从方法上也给了蒋孔阳最初的启迪。比如如何将抽象的理论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使其变得亲切动听，等等。更重要的是，《文艺心理学》介绍了许多西方美学各家各派各种美学观点，朱光潜都能有条不紊地将来龙去脉讲得清楚明白，体现出简洁的综合概括能力，“它谈任何问题，都是先介绍历史上有些什么人谈过，他们是怎样的谈法，以及他们之间有些什么分歧”。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所反映出的这些治学特点，无疑给蒋孔阳留下深刻影響，无论是从这本书所获得的美学知识，还是从中体味到的治学方法，都对蒋孔阳后来对于美学的思考和研究，以及治学和写作，树立了榜样。也正是受了朱光潜此书的影响，蒋孔阳说：“我初学写作的时候，也总是给自己悬拟两个理想的要求：一是不要空洞无物，应当尽可能告诉读者一些实在的东西，让他们读了你的文章以后，至少增加一些知识;二是不要板着面孔训人，而要尽量写得亲切动人一些。”{2}

因为一本书，让年轻的蒋孔阳与美学从此结下了始终不渝的不解之缘;也因为一本书，蒋孔阳与作者朱光潜结下了保持终身的学术因缘。

时间转眼到了20世纪50年代，此时的蒋孔阳已成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并被派往北大参加苏联专家毕达可夫研究班学习文艺学。据蒋孔阳在文章中回忆，在北大学习期间，他经常拜访请教宗白华，却没有提及任何关于与朱光潜交往的资料。但从蒋孔阳的一段回忆看，20世纪50年代，他与朱光潜的交往还算不上熟络。在《我与美学》一文中，蒋孔阳曾回忆起一段与朱光潜面对面交往的经历。时间应该是在往北大毕达可夫研究班学习前后，正值全国性美学大讨论的热潮，蒋孔阳也写文章参加讨论而开始颇受关注。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蒋孔阳有了与朱光潜会面交往的机会。蒋孔阳这样回忆道：“记得有一次朱光潜先生到上海来，《文汇报》邀请朱先生和几位搞美学的同事，举行座谈。有一位青年人，当场就以‘革命’的姿态，向朱先生进行‘诘难’。弄得朱先生相当尴尬，也比较紧张。轮到我发言，由于我当时也还比较年轻，我一称朱先生，朱先生的耳朵立刻竖了起来，他大概以为我也要进行‘诘难’了。但是我没有。我谈的是过去读过朱先生的书，受到过很多教益，今天难得见到朱先生的面。朱先生的神情马上松弛下来了。五六十年代，人们的精神状态反映到学术当中来，学术的讨论有时也显得不那么平静。”③

我们已经很难具体了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蒋孔阳与朱光潜的交往详情，但从蒋孔阳这段回忆看，朱光潜对于当时的蒋孔阳还是比较陌生的，但这不影响蒋孔阳对于朱光潜的敬重和继续从他的著作中受到教益。特别是蒋孔阳当面提及“过去读过朱先生的书，受到过很多教益，今天难得见到朱先生的面。朱先生的神情马上松弛下来了”。或许正是这次面对面的交谈，蒋孔阳谦恭的谈吐，让朱光潜对蒋孔阳留下较深印象，而从此开始彼此熟悉起来，也说不定。

二

虽然1980年在昆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蒋孔阳因准备到日本神户大学访问讲学，而无缘参加。因此，两人错失了一次重要的会面畅谈交流的机会。但在《蒋孔阳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卷前面的图片插页中有一张蒋孔阳与朱光潜等的合影，这是蒋孔阳在北大教师、朱光潜的助手杨辛的陪同下拜访朱光潜时所拍摄的，时间注明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次见面的具体详情，也不得而知，或者只是一次礼节性的探望拜访，但从这张照片反映出的蒋孔阳对于朱光潜的敬重之情，是显而易见的。其实，早在1980年之前，两人的关系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通信交往或许应该更早。这不仅有1980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发表的朱光潜的《给蒋孔阳副教授的信》可证。而且这还是目前唯一可以公开看见的两人书信交往的明证。全信如下：

孔阳同志：

9月下旬以来我一直在城里参加民主党派的和文代会的会议，昨因事请假回校，才读到来示和惠赠的《复旦学报》第五期，急拆读《建国以来我国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大文，感到欣喜，一则喜故人无恙，二则喜故人仍坚持美学研究，态度认真，对当时论争中各派所持的要点做了简赅明了的概述，持论之极公允。这是多年没有见到的一篇好文章，我年老健忘，对当时争论的情况已很模糊，有两个出版机构约我出一本过去的美学论文集，正愁不易下手，原来保存的有关资料已久被没收，大文为我提供了搜寻资料的线索，也替编辑者提供了很好的准绳，所以无任铭感。

这些年来我没有读到美学方面的新书，但一直在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因此认识到当时参加讨论者（包括我自己）大半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美学极为重要的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美学讨论中我已涉猎到这部重要著作（后来提到的实践观点即据此）。此书中文译本多错误，中文亦艰晦不易懂，所以把其中關键性的“异化的劳动”和“私有制与共产主义”依德文原文改译出，并结合《资本论》第一卷论“劳动”节和恩格斯的《从猿到人》，写了三篇短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基本观点，可以代表我近来有所改变的美学观点。主客观统一的观点仍坚持不变，不过所举的理由较过去较清楚，较充足。此稿已交社会科学院，将来如出版当寄奉求教。

今春以来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约，写了一部《谈美书简》（共十三篇，约7万余字），稿已寄出，出版以后拟寄奉求教。

文艺出版社拟为我出一本主要属解放后的美学论文选集，在选目方面我想请该社编辑部就近求教，现在大家都忙，此系不情之请，如蒙惠允，将通知该社编辑部。写到这里文代会有电话来，催进城开会，匆匆就此打住，此致

敬礼！

朱光潜谨启

1979年10月5日{1}

显然，这封信是蒋孔阳交到《复旦学报》发表的。发表的理由当然是蒋孔阳觉得朱光潜这封回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应该给以公开，以促进全国美学的研究。而此时，一场新的美学热正在酝酿到来。蒋孔阳的文章和朱光潜的这封信，无疑对于新的美学热的兴起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读到如下信息：1.这是朱光潜给蒋孔阳的回信，回信的具体事由是蒋孔阳先给朱光潜写信并寄赠刊有蒋孔阳写的《建国以来我国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文章的《复旦学报》，这篇新时期美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内容涉及对于朱光潜的评论。2.在回信中，朱光潜称蒋孔阳为“故人”，并对“故人”仍坚持美学研究表示欣喜。这说明朱光潜对于蒋孔阳已经非常熟悉，交往时间已经不短。3.对于蒋孔阳文章内容观点的认同，认为“对当时论争中各派所持的要点做了简赅明了的概述，持论之极公允”。4.告知自己关于美学研究的近况。尤其是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和写作情况，以及自己有所改变的和坚持不变的美学观点。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蒋孔阳与朱光潜的学术因缘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蒋孔阳的《建国以来我国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5期。这篇论文不仅代表着新时期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而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美学大讨论进行了全面总结，从此我国美学四大派之说成为定论。朱光潜美学作为四大派中的“主客观统一派”，在蒋孔阳此文中得到了比较客观的评论和分析。虽然蒋孔阳努力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四大派的美学观进行介绍和评说，没有明确发表自己具偏向性的观点，但是，朱光潜的美的“主客观统一说”，实际上在蒋孔阳看来，相较其他各派，是包含着更多的合理性的，特别是朱光潜关于“物的形象”即“艺术形象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既有自然性，也有社会性”的界说，后来也被蒋孔阳吸收进了他的“多层累突创”理论中，成为否定把美单一化、固定化的具体表述。我们对照蒋孔阳的表述，可以看出与朱光潜观点的一致性。当然，蒋孔阳的“多层累突创”理论比朱光潜的观点更丰富、更全面。蒋孔阳的表述是：“美既有内容，又有形式;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既有感性的，又是理性的。它是各种因素多层次多侧面的积累，我们既不能把美简单化，也不能固定化，美是一个在不断的创造过程中的复合体。”{1}所以，蒋孔阳的“多层累突创”理论是包含了朱光潜的美的“主客观统一”说的合理因子的。也许，这里面也显示了蒋孔阳与朱光潜的某种学术因缘吧。难怪有学者认为：“朱光潜后来以‘实践’和‘艺术生产’来论证他的主客观统一论，在一定程度上与蒋孔阳的观点比较接近。”{2}

朱光潜对于蒋孔阳的影响，还可以从蒋孔阳晚年为《书摘》杂志所写的一篇短文《推荐八种我最喜欢的书》中可以看出。所谓“最喜欢的书”，自然绝对不会是那种泛泛而观只做一般阅读的书，而必然是常读常看，甚至百读不厌的，不仅书中的思想内容，并且连文辞表达都具有某种魔力，可化作精神影响灵魂的书。所以，“最喜欢的书”便也是对自己最有影响力的书，并且，这种影响必然也是持续和长久，并足以融入灵魂和血液的。在蒋孔阳推荐的这八种“最喜欢的书”中，其中就有三种是朱光潜的著译。这三种书是：《文艺心理学》《美学》和《歌德谈话录》。由此更能看出，朱光潜在蒋孔阳心中的地位，并持续地产生着影响。这三种书在蒋孔阳的书单中的编号顺序分别是（4）（5）（6）。我们不妨看看，蒋孔阳对于这三种书的简短评价：

（4）《文艺心理学》。朱光潜著，开明书店1936年版。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美学著作。它那旁博的引证，生动的叙述，带有感情的议论，很快就把我吸引住了。是它启蒙了我，把我引进了美学的天地。通过它，我最初接触到了西方的一些美学家。

（5）《美学》。黑格尔著，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一版。这是我生平最喜爱的一种书。思想博大精深，体系严密完整。处处山重水复，引人入胜;时时火光爆发，启人深思。有人生的体验，艺术的鉴赏，哲学的沉思，真是取之不尽，美不胜收。

（6）《歌德谈话录》。艾克曼著，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一版。搞理论的，喜欢思想。但来自于理论的思想，太抽象，可敬而不可亲。本书不同，它那丰富的思想，直接从生活中来，从艾克曼与歌德的交流中来，因而富有生气，充满了血肉，不仅可敬，而且可亲。③

三

蒋孔阳自读了《文艺心理学》而开始步入美学这座“智慧之宫”的大门，并从此开启了美学思考和研究之路，因而对于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也益发关注、学习和研究。蒋孔阳对于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的了解是很深入的。在研读蒋孔阳著作时，我们一定会发现，朱光潜的名字是经常跃入眼帘、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其中有两篇重要的文章是评论朱光潜的著作的，从中可以看出，蒋孔阳对于朱光潜思想体会之深入、见解之独到。这两篇文章，一篇是《引导我学习美学的启蒙老师——读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另一篇则是《西方美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评介〈西方美学史〉》。这两篇文章十分详尽地分析了朱光潜早期和晚期的两部代表性著作，而这两部著作恰可以说最能体现朱光潜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也是对蒋孔阳产生深刻影响的典范性著作。如果说蒋孔阳美学的形成，得益于他善于吸收融化前人的成果，不固执一说，对于各家各派的思想观点能够兼收并蓄。那么，这其中朱光潜的影响占有明显而突出的地位。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治学方法和态度上。蒋孔阳曾多次谈及并论述过朱光潜的治学方法和态度给与他的影响。总括起来说有这几点：首先是特别重视“翻译与研究的结合”;其次是要言之有物，亲切动人;再就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而其中尤以“翻译与研究的结合”最能体现他们共通的治学方法和态度。

蒋孔阳在评价朱光潜对于中国美学的贡献时，首先就是强调朱光潜对于外国美学的翻译介绍。他说：朱光潜“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的美学著作和美学思想。早在‘五四’时期，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已经在介绍西方美学思想，但都不全面。从朱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开始，方才有系统地全面地引进西方的美学思想。更重要的，他自己動手，翻译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维柯的《新科学》、莱辛的《拉奥孔》、黑格尔三卷本的《美学》、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等等。他的翻译，都是高质量的。不说别的，仅此一点，就足以确立朱先生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中的重要地位”{1}。

在“翻译与研究的结合”上，蒋孔阳与朱光潜的认识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和传承性，都一致将它作为研究美学的一个基本的“治学的方法和态度问题”来对待和强调。朱光潜在百废待兴的20世纪80年代，在阅读一些中青年学者的论文时，感到美学界有些中年同志里存在的一种表现：“外语水平有限而谈译名的考释，马列主义水平尚待努力而去维护某些旧译文的错误。此风不改，美学就难说有什么光明前途。”{2}因而呼吁“培养研究员们打好基本功的基础是首先应注意的事，我认为首先学好马克思主义和精通一种外国语”③。关于蒋孔阳也有一个具体的例子。有一次，蒋孔阳在与他的一位博士生讨论学位论文选题时，这位博士生看他前面的师兄一般都以德国古典美学作为论文的选题，于是提出想尝试做谢林美学的想法，蒋孔阳对于选题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是先问学生：“你的西语水平如何？”学生回答说：“一外学的是日语，二外正在学德语。”一听学生的回答，马上说：“你还没有掌握一门西方语言，怎么可能研究得了谢林？你还是结合你所学的外语情况，重新考虑一个选题吧！”蒋孔阳治学和培养学生，对于外语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而这也不正是他所私淑的老师朱光潜治学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吗？所谓学术因缘，某种意义上就体现于治学方法和态度的一致性上。

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称得上“翻译与研究结合”的光辉典范。为了写作《西方美学史》，朱光潜光准备材料，就投入了大量精力和时间，进行艰苦卓绝的翻译工作。蒋孔阳说：“他在编写本书之前，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翻译的工作。他翻译过《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歌德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以及黑格尔的《美学》等书，编译过《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等资料。他自己说，他为了编著本书，‘在捜集和翻译原始资料方面所花的功夫比起编写本身至少要多两三倍。用意是要史有实据，不要凭空杜撰或摭拾道听途说’。正因为他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工作，花了这么多的功夫，所以他这本书就写得比较扎实，不仅有史有识，有证有论，能够给读者带来丰富的知识，而且对于西方美学历史中具有代表性的美学家和美学流派，都能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评述和论断。”{1}可谓知之深矣！而蒋孔阳自己在写作《德国古典美学》时，其中的许多引文，大都是蒋孔阳亲自翻译的。他为写作此书所投入的翻译工作也是令人感佩的。这也正是学术因缘上的一种呼应。

蒋孔阳有一篇评论王元化的译著《文学风格论》的文章，题目就叫《翻译与研究的结合》。王元化是伟大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的研究家，他为了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而准备材料，翻译了英文版的《文学风格论》中足资借鉴的四篇文章。后来这四篇文章编辑出版，王元化为此写了一篇跋文，交代翻译的缘起。蒋孔阳的评论热情洋溢地赞许王元化无论在研究或是翻译时，都能将二者结合起来，并特别针对跋文的内容指出：这“固然是交代翻译《文学风格论》的缘起，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治学的方法和态度问题”{2}。“翻译和研究的结合”，在蒋孔阳看来是“一个治学的方法和态度问题”。为什么这样说？从治学的方法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狭小的“坐井观天”的局限，开阔视野，可以用一种很高的世界眼光审视自己的研究，“用世界的水平来加以衡量和研究”。而从治学态度说，“翻译和研究的结合”无疑会大大增加工作量，费时费工，显然不可能投机取巧，甚至是“自找麻烦”。但这种“翻译和研究结合”的治学方法和态度，确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研究家值得选择的治学路径。“译者翻译它，决不仅仅是为了翻译，他有更重要的目的，那便是进行研究。这样，翻译的本身成了研究性的。翻译与研究的结合，也就成了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之一。”③所以，蒋孔阳才如此强调，“不论从哪方面说，对于学术著作的翻译，应当把翻译与研究结合起来。搞研究的人，多做一些翻译工作;搞翻译的人，也应当多做一些研究工作”{4}。这不仅是蒋孔阳对于王元化治学的高度评价，其实，朱光潜也未尝不是这样，在这同一篇文章中，蒋孔阳很自然也提到了朱光潜，说“朱光潜先生为了写《西方美学史》，翻译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这一严谨的精神是令人可佩的”{5}。同时，这种治学方法和态度，也未尝不可看作是蒋孔阳的一种夫子自道。翻译与研究的结合，可以说是蒋孔阳对于美学研究，对于治学的基本方法和态度。这种治学方法和态度，蒋孔阳也很好地传授给了他的学生们，并且在他的学生们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体现，比如著名美学家朱立元、张玉能、曹俊峰等也都是将“翻译与研究结合”卓有成就的典范。此不赘言。

四

蒋孔阳说最初读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就是被它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娓娓道来所吸引。所以，由此可以看出，年轻的蒋孔阳对于语言、对于文风有着非同寻常的敏感。这可以看作一种先天的感性能力，或一种先天的潜在的审美能力。正因为这种突出的感性能力的存在，所以，当蒋孔阳初读《文艺心理学》便有一种一拍即合的契合感，而对美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比如，他称朱光潜“在他写起来，抽象的理论圣母，似乎都变成了散花仙女”，这就是一种审美的阅读感觉。这或许也是蒋孔阳与朱光潜之间的一种因缘吧！也正是喜欢上朱光潜的行文风格，因此，在写作上也自然受着朱光潜的朴素无华，晓畅明白的文风的影响，蒋孔阳所写文章的语言也总是力求把浅显易懂作为自觉努力的目标。蒋孔阳在谈到或者回忆宗白华、朱光潜的时候，总是不忘他们的著作文章所给以他的美好印象。我们不是总说文如其人吗？所以，当我们怀念或回忆一个熟悉的可亲可近的人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如古人所说的，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所以，我们不妨猜测，蒋孔阳不厌其烦地喜欢谈论朱光潜的文风对其的影响，因为对一种文风的回忆，也就是对景仰之人最深情的怀念。我们读蒋孔阳的文章，所遇之处就可能跳出类似如此这般的文字：“……读了宗白华、朱光潜的著作，他们那像行云流水一样自然、一样浅近平易的文风，尤其给了我很深的影响。”{1}蒋孔阳如此看重文风，这或许是因为文风中隐藏着美学家之间因缘契合的最真实的密码。我们很难想象，文风暌隔、心性差异颇大的学人之间，会有学术因缘存在的可能性。自然，文风也有美与不美之分。美学家给人讲“美”的道理，结果自己写出来的文章一点美感都没有，读来晦涩难懂。这样的文章只能令读者生厌，又如何称得上“美学著作”呢？行云流水，是一种美，浅近平易也是一种美，美学文章写得像行云流水，写得平易近人，实在并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文章写得美，就能给人一种可亲可近的美感，而要做到这一点，实在是作者心中首先要有明确的意识和追求目标，同时，落笔时还要在遣词造句、语词修辞上下功夫。我们读宗白华、朱光潜的美学文章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而我们读蒋孔阳的美学文章，也同样能够感受到他的文字所给人的美的力量。

这里，我们不妨略举小例，以感受体验一下蒋孔阳文章语言文字的魅力。我们不妨顺手摘取《美学新论》中关于“多层累的突创”学说关于美的形成的一小段文字吧——读读吧，真的，有什么样的文字比这更浅近平易的，令人读来是如此生动，如此鲜活又如此难忘的：“美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多种层次的相互作用，相互积累;而美的出现，则像母鸡孵小鸡一样，不是一脚一爪地逐步显露出来的，而是一下子突然破壳而出。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突然的创造。”{2}所以，蒋孔阳对于朱光潜文风的赞美，同时也就是对于自己行文风格的要求。学术文风上的认同与传承，难道不正是学术因缘的一种具体表现吗？

蒋孔阳说：“读朱先生的著作，还有一个特点，那便是学风上的朴素无华和文风上的深入浅出。做学问是要讲道理，把道理实实在在明明白白地讲出来，让人家懂，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算达到目的了。但有的同志不这样，他们喜欢绕弯子，把本來明显的道理，讲得神乎其神，叫人莫测高深，望而却步。与此相反，朱先生的文章一般说是比较朴素的，他不故作高深，而是力图把事实讲清楚，把道理讲清楚。因为有事实和道理可讲，读者读了，有所启发和体会，因而感到深，这就是深入。又因为讲得清楚，不是含含糊糊，读者读了，明白这是一回事，这就叫做浅出。因此，所谓深入浅出，其实就是要把道理讲清楚，没有道理可讲，不能深入;讲不清楚，不能浅出。朱先生的特点，就在于既深入，又浅出。美学这门学科，本来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便和哲学结有不解之缘。正因为这样，所以美学所探讨的问题，虽然都和人生日用有关，都非常饶有兴趣，但因为和哲学的概念混杂在一道，却往往显得不那么好懂。朱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之所以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就在于它能够把这些比较艰深的、富有哲理意义的美学问题，深入浅出的讲出来，使我们一目了然，不仅不畏难却步，反而越读越有兴趣。”③

朱光潜是一面镜子。我们照镜子，从镜中所见到的一定是照镜者自己的形象。蒋孔阳所理解和描述的朱光潜，某种意义上往往也是他自己的一幅自画像。所以，蒋孔阳对于朱光潜的评论，都是某种或隐或显的学术因缘的另一种表现，完全可以作为我们理解蒋孔阳美学思想和学术的一个入口。他肯定于朱光潜的，也一定是他自己所坚持和努力追求的。也正因为如此，蒋孔阳与朱光潜之间在学术上才具有一种十分密切的因缘关系。蒋孔阳对于朱光潜的美学是抱有极大的同情与理解的。换过来说，朱光潜美学中的许多积极的因素也都在蒋孔阳的思想中得到了回应和响应。譬如晚年朱光潜对于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探索，尤其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视和研究，蒋孔阳也积极地进行了深入研究，写出了许多有创见的论文，并最终成为《美学新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蒋孔阳十分欣赏法国著名画家安格尔的两句话：“只有构思中渗透着别人的东西，才能创造出某些有价值的东西。”{1}蒋孔阳与朱光潜的学术因缘也可以作如是观。从年轻时最初阅读《文艺心理学》开始，朱光潜因子就渗透进蒋孔阳具有创造性的思想之中。或许，这样的表述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误解，以为蒋孔阳就是朱光潜派的一分子。其实不然，朱光潜只是蒋孔阳思想中的“因子”，而不是全部。蒋孔阳思想中不仅有朱光潜因子，还有宗白华因子，有康德、黑格尔因子，还有孔子、庄子因子，等等。只不过我们这里只讨论蒋孔阳与朱光潜的因缘，故而无须旁骛罢了。

蒋孔阳曾经十分明确地说过：“记得20世纪50年代，我国展开了热烈的美学讨论。有同志问我：你是哪一派？朱光潜派？李泽厚派？或者其他派？对于这个问题，我感到很难回答。我觉得我从每一派那里，都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但它们究竟是属于哪一派的，我却说不清楚。正好像呼吸空气，我很少注意哪些是氧气，哪些是二氧化碳，我只是呼吸罢了。它们营养了我的身体，我就感到满足了。对于今人如此，对于古人，亦复如此。”{2}

蒋孔阳将自己置身于一切学“派”之外，而又“转益多师”，兼收并蓄，而终于成就其有容乃大的卓著成就。

五

蒋孔阳美学代表着我国20世纪下半叶美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已成为我们开拓发展21世纪美学的宝贵财富。认真研究总结蒋孔阳美学思想也是对蒋孔阳其人的最好纪念。蒋孔阳美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不属于某家某派，而是“对于各家各派兼收并蓄，做加法不做减法”③。他说：“关于美的看法，历来解说甚多，分歧甚大，我觉得它们都各有道理，各有贡献。于是，我不是利用它们的长处去打倒旁人的短处，而是取长补短，各归其位，共同构成了我关于美的基本观点，那就是美不是单一的，固定的某种实体，而是一种时空复合的结构，一种多层累的突创，一种处于不断创造的开放系统。”{4}所以，蒋孔阳美学本身也应是一个“不断创造的开放系统”。蒋孔阳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善于吸收融化前人的成果，不固执一说，而是对于各家各派兼收并蓄，多方进行探讨，既联系历史，也结合现实，历史和现实是多方面的，所以，对于美的探讨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美的存在的多样性、复杂性，是与历史和现实的多样性、复杂性相一致的。蒋孔阳美学对于各家各派的兼收并蓄，是研究和理解其思想的重要抓手。当然，这种兼收并蓄绝不是对别人思想的照搬照抄，而是一种融化或者说消化吸收。也正是因为这种“融化”“消化”功夫，而使得兼收并蓄的某种思想来源常常无迹可求。但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寻。比如，在中国现代美学中，蒋孔阳就一再强调宗白华、朱光潜是他的老师，特别是朱光潜，在蒋孔阳美学这个“开放系统” 中尤其显得突出。也就是说，朱光潜对于蒋孔阳美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刻影响。

这不仅因为朱光潜是他进入美学研究领域重要的启蒙老师和引路人，而且，在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朱光潜实际上成为蒋孔阳美学研究的参照系和关注对象。蒋孔阳对于朱光潜著作和学术思想的熟悉程度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如果我们检索《蒋孔阳全集》不难发现，朱光潜的名字在他的著述中出现的频次是最多的，谈论和讨论朱光潜的话题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甚至我们还可以发现，1987年，也就是朱光潜去世的第二年出版问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朱光潜”词条就是由蒋孔阳撰写的。因为这也只有蒋孔阳最为胜任。

蒋孔阳先生提出的美的“多层累突创”理论，之所以能够从至今已有的一切美学理论中脱颖而出，而又足以包容一切已有或可能有的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美学观点。就因为，“多层累突创”理论，是一个不断创造的开放体系，具有体大思精、笼罩群言的智慧的美学体系的构建，所以对于各家各派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使它们在真理的限度内各归其位。蒋孔阳从美学入门之初，所接触所阅读的就是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而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历史性和知识性，介绍美学史上不同美学家、美学流派对于美的不同观点和看法，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各家各派孤立地看，又似乎说出了一定的道理，并不完全是荒谬错误，但是，美学史上各家各派的观点为什么又如此彼此对立矛盾，甚至不可调和呢？这无疑引发蒋孔阳的思考，经过长期的学习、考察、思考，使他终于发现，美的存在具有多样性、复杂性，以往的大多美学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美进行考察和思考，但实际上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往往以所知的局部代替全体，以部分真理代替了全部真理。譬如，在《美学新论》中，蒋孔阳所曾具体分析过的一些著名的美学思想和观点，比如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弗洛伊德的性欲升华说等等理论就是典型的代表。以往所有理论家似乎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犯了同样的错误，那就是所谓的“越位之思”，将局部真理、有限真理无限放大使其变成一种仿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这种无限放大的局部真理就自然走向了真理的反面而变成谬误。而蒋孔阳的思想，就是想如何能使“思不越位”或者让这些“越位之思”能够“各归其位”。于是随着思考研究的深入，逐渐形成了具有高度智慧的“多层累突创”学说，比较完美地解决了历史上各家各派学说的争论和矛盾，在一个“多层累”的“时空复合的结构”中找到自身恰当的位置。

朱光潜具有一种超常的概括综合能力。这种能力集中体现在他两部重要著作中，那就是早期的《文艺心理学》和晚期的《西方美学史》，这两部著作所处理的都是头绪繁多的美学史上各家各派的美学思想和美学观点，如何将它们清理出条理并进行高度抽象的概括，是需要非常的理论功力的。如果说在早期的《文艺心理学》中，朱光潜所表现出的还是一般的“理条理”的能力，重点是将各家各派的思想学说阐释得分明，让人得到丰富的必要的历史线索和知识。其所不足是创造性地阐释自己的观点有所缺乏。但到晚年的《西方美学史》则不一样了，相较于早年的《文艺心理学》已有了非常大的突破。那就是充分展示了朱光潜驾驭材料的高度综合概括能力。而这一点，蒋孔阳在对此书的评论中，曾给以了高度评价，他说：“……这部书就给人以完整的感觉。对于每一个美学家，先有一般的总的介绍，说明他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然后分析和评价他的具体的美学观点，最后又归纳起来，加以小结，说明这个美学家有哪些成就，哪些局限性，对后世又有哪些较为重要的影响，對于全书，也是如此。先有《序论》，然后按照时代的顺序，一个一个地介绍有代表性的美学家、美学著作和美学流派，最后，又总结起来，对三个关键性的问题，即美的本质问题、艺术典型问题、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问题，作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系统的‘历史小结’，这个‘历史小结’，我们认为很好。首先，它帮助读者复习了全书;其次，它清理了一下几个重要问题的历史线索;最后，它对我们当前的一些有关问题，提供了简明扼要的参考。它既需要学习，更需要识力。”{1}

蒋孔阳美学一直在寻找一种有效的综合概括能力。他一直在学习、探索和追求这种能力，认真研读蒋孔阳的全部著述，我们不难发现隐含在蒋孔阳的美学研究的全部过程中的这一贯彻始终的线索。他翻译的英国美学史家李斯托威尔的《近代美学史评述》就是一部在综合概括能力上十分出众的著作，而在《德国古典美学》一书中，蒋孔阳也已经有意识地表现出这种综合概括能力。可以说，蒋孔阳选择“德国古典美学”作为研究对象，就是对自己这种综合概括能力的挑战、磨炼和检验。可以说，通过这部著作的写作，蒋孔阳对于自己的综合概括能力有了十足的信心。接下来，我们便看到了蒋孔阳熟练展示这种综合概括能力的代表作，《建国以来我国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这种综合概括能力的积淀，最终就转化为一种思想智慧的体现。蒋孔阳晚年所完成的美学巨著《美学新论》，正是长期对于综合概括能力的学习、探索和追求的最终的理论结晶。它所面对的已经不是“德国古典美学”和我国建国以来美学大讨论的这些局部问题的综合概括的分析，它所面对的是关于整个人类审美问题的解答。它必须借助于这种高度综合概括能力的智慧。《美学新论》的“核”是“多层累的突创”学说。这个“多层累的突创”理论突破了已有的各种关于美的学说思想，过去的美学理论，大都认为美是单一的，或单一性质的表现，所以一直把寻找美的定义作为美学研究的最终归宿。所以便如“有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出现了历史上“有一千个美学家，就有一千个关于美的不同定义”的奇特现象。而历史上所有关于美的单一定义，又都必然将美固定在某种客观或主观的实体之上。蒋孔阳运用其长期学习、探索和追寻而形成的高度综合概括能力的智慧，既看到现有美学理论、观点的合理性和局部的真理性，同时也看到了它们各自的短处，任何一个现有的关于美的单一定义，都不能完全覆盖美的全部真理性，一旦“出位”或“越位”，有限的真理性也转变成了谬误。蒋孔阳正是考察到了美学史上存在的关于“美”的问题探讨的普遍现象，创造性地发明和构建了“多层累突创”学说。这个学说，这个学说的基本观念，简单地概括地说：“那就是美不是单一的，固定的某种实体，而是一种时空复合的结构，一种多层累的突创，一种处于不断创造的开放系统。”{1}

六

1986年，朱光潜因病去世。1987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出版。这是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大百科全书》，朱光潜、宗白华都以词条载入其中。朱光潜词条的撰稿人恰由蒋孔阳承担，可以说适得其人。朱光潜词条全文如下：

朱光潜（1897—1986）中国现代美学家。安徽省桐城人。青年时期在桐城中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后肄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1925年出国留学，先后肄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斯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任教。生前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主要编、著有《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谈美》《诗论》《谈文学》《克罗齐哲学述评》《西方美学史》《美学批判论文集》《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等，并翻译了《歌德谈话录》、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G.E.莱辛的《拉奥孔》、G.W.F.黑格尔的《美学》、G.B.维柯的《新科学》等。朱光潜在30年代至40年代期间认为，在美感经验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物所以呈现于心者只是形象。因此美感的态度与科学的和实用的态度不同，它不涉及概念、实用等，只是聚精会神地对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的观赏。1950年以后提出主客观统一说，认为美必须以客观事物作为条件，此外还须加上主观的意识形态或情趣的作用，使物成为物的形象，然后才是美。60年代，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把主观视为实践的主体“人”，认为客观世界和主观能动性统一于实践。{2}

蒋孔阳以最简洁的文字概括了朱光潜美学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而最终把浓墨重彩的一笔落在了：“60年代，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把主观视为实践的主体‘人’，认为客观世界和主观能动性统一于实践。”而这“实践”的观念，恰恰也正是蒋孔阳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理论核心。

蒋孔阳仿佛看见朱光潜在朝着他微笑，就像1980年那封回信中所言的一样：持论之极公允。

这大概就是蒋孔阳与朱光潜的学术因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