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芳，白晓宇，祝卓宏，陈玥，王淑娟，李新影

有研究表明人的风险觉知水平及心理痛苦水平存在心理台风眼效应(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即在风险事件发生后，越靠近风险中心，人们的风险觉知水平反而越低，心理也越平静[1]。人们对风险事件的主观认知和感受有时与客观危险并不一致[2]。心理台风眼效应在风险觉知领域已得到较为广泛的验证[1-5]。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有研究发现，在灾区居民恢复到灾前生活所需时间和资助的问题上，非灾区居民估计都要显著高于灾区居民[1]。在汶川地震后1个月、4个月及11个月3个时点进行的纵向研究也表明，灾情越严重地区的人们对于有关风险和健康问题的担忧反而越低[4-5]。对心理台风眼效应的研究也拓展至内在情绪体验领域，但研究的结论并非完全一致。有些观察到心理台风眼效应[6-8]，比如在2003年SARS期间，隔离区外的被试比隔离区内的被试、非疫区的被试比在疫区内的被试表现出更严重的焦虑状态[7-8]。然而，在对汶川地震进行的调研中，也有学者观察到相反的趋势[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后，不仅对公众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而且相比SARS，具有潜伏期更长、传染性更强以及无症状感染者也可成为传染源等特点，给公众心理普遍造成冲击[9-10]。在COVID-19疫情中，在风险觉知领域再次发现了心理台风眼效应：远离武汉的、国外的被试对疫情风险水平的估计显著高于更靠近武汉的、国内的被试[2]。而在情绪体验领域，目前则鲜见相关研究。由于研究心理台风眼效应具有切实的意义，有助于在重大风险事件中预测、解释人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并据此为不同人群制定合宜的心理预防与干预措施[11]，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对2020年2月期间在全国开展的一项有关焦虑情绪的在线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以检验COVID-19疫情期间民众焦虑情绪的状况是否符合心理台风眼效应。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为了解疫情期间民众在现实情境中的真实焦虑情绪体验，微医互联网医院在线诊疗平台(微医平台)的工作团队在其网站及手机APP的主页上发布了一项在线问卷调查。参照真实世界研究的理念和准则，本研究以微医平台所采集到的自主登录其平台并参与该在线问卷调查的受测者为研究对象。

在2020年2月2日至4日期间，微医平台共收集到原始数据1 504份。剔除了126份无效数据、重复数据以及未成年人(<18岁)数据后，最终被纳入本研究的被试为1 378人。被试覆盖了除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外中国的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男508人(36.9%)，女870人(63.1%)；年龄18～68岁，平均(31.79±9.02)岁。其中，20岁以下59人(4.3%)，20～29岁572人(41.5%)，30～39岁474人(34.4%)，40～49岁207人(15%)，50岁以上66人(4.8%)。

1.2 方法

1.2.1 研究过程 微医平台在其网站及手机APP主页上推送在线问卷调查，面向全国公众进行线上招募。所有被试在无报酬的情况下自愿参加并在线上作答。

1.2.2 问卷调查 ①基本人口学信息：微医平台的在线问卷调查收集了被试的姓名、性别、年龄、常住地址4个人口统计学变量。②广泛性焦虑量表(the 7-item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GAD-7)：该量表共7个条目，Likert式4点计分(0分=完全不会，1分=几天，2分=一半以上日子，3分=几乎每天)，量表总分21 分。对于一般普通人群，得分0～4分代表无焦虑；5～9分代表轻度焦虑；10～14分代表中度焦虑；≥15分代表重度焦虑。GAD-7得分 ≥5为焦虑阳性。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05。

1.2.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22.0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采用单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卡方检验。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被试常住地的风险级别

为了考察受到疫情不同程度影响的被试的焦虑情绪状态，本研究参考许明星等[2]的研究方法，根据各省2020年2月2日至4日3 d的累计确诊病例数的平均数(以各省卫健委公布的数据为准)，将被试常住地所属省份按照COVID-19疫情的严重程度划分为5个风险级别：低风险区、中低风险区、中风险区、中高风险区、高风险区。风险级别越高，代表着该风险级别区内的被试受疫情的影响越大，与疫情的心理距离越近。各省被划入各风险级别区的具体情况见表1。

2.2 疫情期间民众的焦虑状况

2.2.1 GAD-7问卷调查结果总体情况 全部1 378位被试的焦虑得分平均数为(10.32±5.31)分，中位数为10.00分。其中，无焦虑159人(11.5%)，轻度焦虑521人(37.8%)，中度焦虑373人(27.1%)，重度焦虑325人(23.6%)；共有88.5%的被试有不同程度的焦虑表现。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男性和女性的焦虑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324，P=0.746)；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各年龄段被试的焦虑得分差异组间无统计学意义(F=2.049，P=0.085)；事后多重比较发现，30～39岁人群的焦虑得分显著高于50岁以上人群(P<0.05)。本研究以截至目前为止国内样本量最大的GAD-7调研数据作为全国常模参照[12]，单样本t检验发现，5个风险级别区被试的焦虑得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参考分(4分)。见表2。

2.2.2 不同风险级别地区被试的焦虑得分比较 不同风险级别地区被试的焦虑得分分别为：低风险区(9.02±5.57)，中低风险区(10.48±5.29)，中风险区(10.72±5.07)，中高风险区(10.42±5.46)，高风险区(10.15±5.01)。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不同风险级别地区被试的焦虑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39，P=0.009)。事后多重比较(Tukey HSD检验)发现，中低、中高风险区的被试焦虑得分显著高于低风险区(P均<0.05)，中风险区的被试的焦虑得分显著高于低风险区(P<0.01)；而中低、中、中高风险区3组被试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低、中低、中、中高风险区被试焦虑得分与高风险区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PSS 22.0软件生成的均值图显示，不同风险级别地区被试的焦虑得分趋势：中风险区>中低风险区>中高风险区>高风险区>低风险区。

2.2.3 不同风险级别地区被试的焦虑阳性检出率的比较 不同风险级别地区被试的焦虑阳性检出率分别为：低风险区77.8%，中低风险区89.8%，中风险区91.2%，中高风险区88.7%，高风险区91.1%。卡方检验发现，不同风险级别地区被试的焦虑阳性检出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3.63，P<0.001)。两两比较发现，中低、中及中高风险区与低风险区被试的焦虑阳性检出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中低、中、中高风险区3组被试焦虑阳性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低、中低、中、中高风险区被试焦虑阳性检出率和高风险区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风险级别地区被试焦虑阳性检出率的趋势：中风险区>高风险区>中低风险区>中高风险区>低风险区。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COVID-19疫情作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民众情绪造成较大影响，其中，焦虑情绪问题十分突出。被试GAD-7平均分不仅显著高于全国常模参考分；且轻度焦虑以上人群的比率高达88.5%，而23.6%的被试更是存在重度焦虑，这一比例远远高于GAD在人群中的患病率(2.5%～12.1%)[13]，亟需心理疏导和干预。可见，疫情之下，民众焦虑情绪强烈，且焦虑给民众造成较严重的心理困扰。

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被试受疫情影响程度的减弱，其焦虑情绪先增强(符合心理台风眼效应的趋势)，然后减弱，呈现出一种中间高两头低的倒U型；暂且将这种现象命名为中间地带效应，即整个中风险地带的民众体验到的焦虑情绪最为强烈，不仅高于最高风险级别地区民众，而且与最低风险级别地区民众的焦虑情绪相比，更是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在之前对风险事件的研究中，存在类似发现。早在1978年，国外研究就发现，住在中间地带(离核反应堆1.4 km处)的居民对居住在核反应堆附近的风险的评估显著高于住得最近(离核反应堆0.5 km处)以及住得最远(离核反应堆10 km处)的居民[14]。这个研究结果经常被当作验证心理台风眼效应的早期研究结果之一，但其实如果仔细审视这个结果会发现，它更加精准反映的其实是中间地带效应：离风险源最近的居民和离风险源最远的居民对于风险的感知没有差别，但中间地带的居民却是内心最不平静的那一群。对汶川地震的研究也发现，位于灾难边缘地带的民众，有着最为矛盾的心理反应[3]。在2018年两起滴滴顺风车恶性杀人事件发生后，对微博内容所进行的分析表明，虽然负性情绪强度与空间距离的关系总体符合心理台风眼效应，但在负性情绪的某些特定维度上，却观察到倒U型的现象：对于第1起恶性事件，随着空间距离增加，憎恶情绪的强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即位于中间地带的人们憎恶情绪最为强烈；对于第2起恶性事件，在恐惧和憎恶情绪上也呈现同样的趋势[15]。在此次COVID-19疫情中，亦有研究发现，疫情期间工作人群的职业倦怠程度与其所在地与武汉的地理距离的关系呈现倒U型，即中间地带的人们职业倦怠的情形最为严重[16]。

本研究发现，疫情期间民众的焦虑情绪并不完全符合心理台风眼效应。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就如之前的研究所指出的，心理台风眼效应的产生可能需要满足相关条件[3]。在本研究中，由于疫情特点、不同地区人们在疫情下所处位置等相关条件的不同，心理台风眼效应未能得到完全验证。另一方面，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来自全国30个省，与此前有关心理台风眼效应的大部分研究相比，具有样本地域分布更为广泛，外部真实性更强的特点，所以可能观察到的结果也会与以往有所不同。

本研究认为，中间地带效应的产生与中间地带的人们在疫情中所处的情境有关。虽然中间地带的人们所面对的疫情严重程度小于疫情最严重地区的人们，受感染的实际风险也要更低，但后者正是因为疫情的极端严重而得到了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持续高强度关注，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方面均得到较为强大的支援；同时，在心理健康层面，也能从多渠道得到及时的干预。因此，与疫情最严重地区相比，中间地带的人们普遍缺乏存在感，不被关注。而疫情最轻微地区的人们，虽然也处于同样不被关注的地位，但他们亦存在突出优势，即被感染的风险远远小于中间地带的人们。中间地带人们的感受可能更多是潜意识层面的，在意识层面，会外化为为了适应特殊情境而产生的高焦虑情绪以及对于疫情最严重地区人们的隐约敌意。考虑到本研究结果所显示的疫情期间各风险级别地区人们的焦虑水平均显著高于非疫情期间，提示在重大风险事件中，心理健康干预措施不应仅仅局限于受影响最大的地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也要尽可能地扩展至那些受到事件影响范围内的人们[17]，尤其是情绪问题比较突出地区的人们。这样，通过对中间地带人们恐慌心理的抚慰、疏导和调节，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更有效地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疫情。

本研究存在如下明显不足：首先，由于本研究下的问卷调查非基于研究设计产生，而是真实世界研究，所以，囿于人口学信息的匮乏，未能对疫情下民众的焦虑情绪做更细致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其次，研究对象来源于微医平台自行发起的网络招募，只有关注了微医平台或注意到该平台信息的受众，才有可能参与此项调查，而且，这样的招募方式亦有可能屏蔽了一部分文化水平不高的受众，因此，存在较高的选择偏倚。另外，来自湖北省的被调查者数量偏少，只占到总样本量的7.30%。因此，对于本研究的结果应持较为审慎的态度；再次，本研究数据来源于横断面调查，缺乏动态观察。未来的研究可在想办法降低选择偏倚及增加收集人口学变量的背景下，注意动态追踪和深入评估，以进一步观察中间地带民众情绪的变化趋势。

致谢：微医平台为本研究无偿提供了其所收集的问卷调查数据作为研究素材，在此对其工作团队表示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