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吉安 钟 蕊

新中国成立以来，受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电影市场长期被分割为城市和农村两大市场。在计划经济时代，二者虽在发行放映政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在管理体制上都曾呈现出高度集中统一且政企不分的特征。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为了革除僵化的体制弊端，电影界开始改革与探索的新征程。而受农村体制改革的影响，农村电影市场成为这一时期改革的前沿阵地。它不仅改变了农村的电影管理体制，调整了各级发行放映单位的利益分配格局，还开始探索各种新的电影产权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到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以电影公司为主导，乡镇集体电影为基础，个体电影为补充，多元化的农村电影市场”。其中，集体电影和个体电影均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新经济形态。前者是指农村公社（乡镇）用集体资产创办和经营的电影放映队和集镇影院，后者是指农民个体通过承包方式经营的电影放映队。它们的出现改变了多年来由国家统一经营电影的局面，使农村电影市场形成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位一体的电影放映格局。

新时期农村电影市场的改革与探索，不仅有效激发了电影市场的活力，使农村电影市场得以蓬勃发展，而且也为后来的城市电影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并提供了一定的启发。然而，在以往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城市电影体制（尤其是制片业）的改革，而相对忽略了此前农村电影市场的探索。有鉴于此，本文结合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以湖北省为考察中心，回顾新时期农村电影市场的改革进程，重点梳理其改革经验与地方探索，并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从而为当下中国农村电影市场的发展提供历史镜鉴。

一、改革发行放映体制，激发电影市场活力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电影业也在这种时代大潮中逐步开启了体制改革的进程。然而，改革从何入手？在没有清晰的改革蓝图和顶层设计的情况下，电影业也只能跟其他行业一样“摸着石头过河”。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电影体制改革主要围绕如何提高经济效益这一核心问题来展开。而由于发行放映业直接面向市场，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最直接、最密切，因而这一时期的电影体制改革便“先从电影发行放映企业这个流通与销售环节的管理体制改革抓起”。大体而言，新时期农村电影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改革电影管理体制，完善基层发行放映网

为整顿全国电影发行放映秩序，国务院于1979年8月10日下达了《关于改革国营电影发行放映企业管理体制的试行方案》（下文简称“试行方案”）。该方案规定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是领导管理全国发行放映业务的专业公司，而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局（电影局）所属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则要受中影公司和当地文化行政部门的双重领导。同时，该方案还规定各省、自治区公司可根据业务需要在本省、自治区内设立分公司，作为自己的派出机构，而各县（旗）所属电影管理站则改为县（旗）电影公司。根据这一改革方案，湖北结合省内实际情况，仅保留武汉、黄石和十堰这三个市电影公司，而将黄冈、孝感、咸宁、荆州、襄阳、郧阳、宜昌、恩施等八个地区的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均改为省电影公司的分公司，并将沙市、宜昌、襄樊市和各县（包括神农架林区）电影管理站分别改为市、县（林区）电影公司。

另外，由于“文革”结束后，湖北农村的电影放映单位数量猛增，于是为了加强对农村电影放映单位的管理，省文化局决定在公社（乡镇）增设电影管理站。事实上，早在1977年，黄陂县王家河公社就试办了全省第一个电影管理站，负责管理本公社的7个放映队。当时省文化局领导前往参观后，对其给予了充分肯定。随后其他公社也相继效仿，建立了类似的管理站。其中，汉川县刘隔公社于1979年初成立了管理站，对所属17个放映单位（国办一个，社办三个，队办十三个）实行“三位一体，六个统一”的管理办法，使当地的电影放映活动变得十分活跃。

为了推广这种管理经验，省文化局决定各县电影公司均可根据条件和需要，以农村国办电影放映队为基础，逐步建立电影管理站，以承担所属放映队的影片发行、普及放映、电影宣传、业务技术辅导、设备维修、器材供应和片租结算等工作 。自此，这种管理站开始在全省迅速普及开来。1980年3月底全省只有85个，而到1983年已发展至458个，平均每个县有6.27个站，每站负责管理10-15个放映单位。至此，湖北基本建成了遍及全省的基层电影发行网。这类管理站因处于农村社会基层而被称为“最基层的前哨阵地”。它们是县电影公司的派出机构，在县公司和当地党委的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

（二）调整利益分配格局，提高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为了解决电影行业内部结构比例失调的问题，上述试行方案提出实行利润分成的办法，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公司将发行收入的70%上缴中影公司，30%自留用于支付各项业务和管理费（“文革”前平均为15%）。利润部分则上缴同级财政20%，留成80%（因而被称为“二八分成”），从而扩大了地方电影公司的财权。对于留成的部分，国家要求各级公司用于设立发展生产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并就其经费比率、使用范围作了明确说明，且规定“必须专款专用”。这一政策无疑有助于调动地方电影公司及其职工的积极性，从而激发电影市场的活力。

在贯彻执行时，湖北省根据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对上述政策作了适当调整。其中，在发行分成方面，规定分成比例要依各级公司的收支情况而定，越是贫困的农村和山区，留成比例越高。具体而言，各级公司的分成情况如下（如表1）：

在利润留成方面，规定发行利润由省公司集中上缴省财政20%，其他公司无需上缴，放映利润则由市、县公司按月集中，20%上缴当地财政，20%上缴省公司，剩余的60%留给市、县公司。对于留成的利润，各级公司也按要求设立职工福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和发展电影事业建设基金。其中，职工福利基金按工资总额的11%提取；职工奖励基金则需根据各项计划任务的完成情况来提取，但全年最高不得超过两个月的标准工资额；其余部分用于发展电影事业建设。

表1.1980年湖北省各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发行分成比例一览表15

上述政策的调整，既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各市、县电影公司有较充足的资金发展当地电影事业，也让省电影公司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统一调配，同时还有助于激发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吃大锅饭”的体制弊端。

（三）发展多种电影经济形态，建立“三位一体”的放映格局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电影一直是国家控制和经营的文化事业。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农村电影发行放映业也开始探索新的经济形态。尤其是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和启发下，农村的部分电影放映单位也开始试行承包制，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进行承包经营，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个体的积极性。

承包责任制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探索的重要成果。在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国家充分肯定了承包制的合法性和优越性，同时提出农村的文化建设，不仅要“国家办，集体办，更要鼓励和扶持农民自己办”。由此，过去不准私人办电影的体制束缚被打破，进而使得中国电影放映业逐步形成了国家、集体、个人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根据这一中央精神，同年2月，湖北全省、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在武汉召开会议，研究实行以承包为中心，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结合，职工收入、福利和劳动成果相联系的经营责任制，以及农民自己办电影等有关问题。经反复研究后，制定了“包死基数、保证上缴、超收分成、欠收赔偿”的办法，并在全国率先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随着承包制的推广，个体电影放映队开始迅速发展。1983年全省个体电影队仅有755个，两年后便发展到2326个，占全省电影放映单位总数的1/4。同时，农村集体电影队也稳步增加，1985年已发展到4307个，而国办电影队则略有下降。由此，全省形成了国家办、集体办（包括公社办和大队办）与私人办三种形式共存的电影产业新格局，这对后来的城市电影体制改革也提供了一定的启发和借鉴。

二、转变经营管理方式，提高电影经济效益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的电影放映就肩负着宣传教育和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基本文化生活需求的政治任务。因此，为了普及农村电影放映，国家长期实行“福利性经营”的发展策略，即由生产队（村）集体出钱包场看电影。然而，随着农村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这种“福利性经营”政策日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由此开始向“商品性经营”转变。与此同时，随着乡镇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集镇电影院和售票放映点开始日渐兴起，成为农村电影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面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电影市场的急剧萎缩，一些影院经营者为了追求更好的经济效益，开始探索多样化的经营策略。

（一）建设集镇电影院，改善农民观影条件

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新时期的农村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中央提出加强小城镇建设、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策推动下，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集镇也迅速蓬勃发展起来。而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许多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已不满足于观看露天电影，而要求像城市观众那样在影院里享受文化娱乐。由此，集镇影院开始应运而生。

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江苏、湖北、湖南、安徽、四川等多个省份的农村地区就已开始兴建集镇影院。例如在1978年，湖北省兴山县的榛子公社和平村便集体投资新建了一家土木结构的影剧院，内设座位350个。为了总结各地的发展经验，电影局于1981年3月在长沙召开了全国农村电影工作座谈会（俗称“长沙会议”），讨论了发展集镇影院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办法，这对随后集镇影院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支持农村集镇影院的建设，文化部下发了《关于积极发展农村电影院（影剧院）的通知》，同时还联合建设银行下发《关于颁发〈农村集镇简易电影院贷款办法〉和下达贷款指标的通知》，提出中影公司每年从利润留成中提取4000万元，建设银行则每年出2000万元，以低息贷款的方式资助各地方电影公司。由此，在政策和资金的推动下，全国兴起了集镇影院的建设热潮。截至1985年，全国农村集镇电影院已发展到10632家。

在这一建设热潮中，湖北也积极参与其中，新建了不少集镇影院。为此，省财政局还先后投资了806万元用于新建270座农村集镇电影院，并投资263万元用于改建和扩建59座集镇电影院。同时，国家还以低息贷款的方式投资1024万元，用于新建116座集镇简易电影院和7座城市电影院。这些影院的建设，大大改善了农民的观影条件，活跃了农村集镇的文化生活。

然而，考虑到农村的经济条件，当时集镇影院的建设主要采取因陋就简、逐步完善的方针，大多以当地的礼堂、仓库、旧厂房等场地为基础进行改建。譬如，安陆县赵棚公社电影院便是由一处抗战历史遗址改建的。即便如此，集镇影院的建设成本也并不低，一般每家需10万元左右，因此主要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采取集体办、国家办、集体和国家合办等形式。设备方面，一般使用16毫米放映机，少量使用35毫米的，同时为了提高银幕亮度，一般采用铟灯新光源。另外，在影片发行方面，湖北自1983年起对农村16毫米新片实行“三轮调度”，其中首轮便安排在集镇电影院，其次是售票放映点，最后才是农村普及点，从而使得集镇影院得以优先保障片源。

（二）建立售票放映点，实施“三个过渡”的发展战略

随着农村包产到户的普及，农村集体资金大大减少，已无力再搞包场放映。而按人头摊派费用，又遭到不少农民的抵制。因而，全国的农村电影放映队普遍面临收费难的问题，以至很多放映队无法正常开展业务。据统计，1985年底全国农村15万个放映单位中，有4万多个停止了放映活动，较比1984年放映场次减少了五百多万场。而这又导致那些想看电影的农民面临看电影难的问题，以至不少群众抱怨：“我们的生活好了，可是电影队跑了！”于是，建立售票放映点，采取谁看电影谁出钱的办法，便成为当时的必然选择。这种售票放映点的建立，“使农村电影队在农村生产体制改革后的新形势下有了可靠的放映阵地，既保证了电影放映活动的正常开展，也改善了农民看电影的条件”。

为解决农民看电影的问题，1986年5月中宣部、广电部、文化部和农牧渔业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解决当前农村看电影难问题的意见》（广发影字[1986]351号文件），提出“有条件的乡、镇、村积极发展售票放映场（点），逐步实行售票放映；不具备设立售票放映场（点）的地方，实行普及放映，费用或从乡、镇、村的统筹费、公益金中支付，或从乡、镇、村所办企业收益中提取一部分为农民包场看电影；在集体经济条件较差的乡、村，在自愿条件下，由群众集资或采取群众容易接受的其他办法解决看电影的费用”。为了贯彻这一政策，1987年12月，中影公司在福建省三明市召开全国农村电影市场经济交流会（俗称“三明会议”），正式提出“开发农村电影市场，逐步实现‘三个过渡’”的发展战略，即从靠集体包场看电影过渡到售票看电影，从露天站着看过渡到室内坐着看，从看“小电影”（指8.75毫米和16毫米影片）过渡到看“大电影”（指35毫米影片）。这种发展战略的提出，既是为了适应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也是为了改善农民的观影条件。同时，对于农民观众来说，他们也由此掌握了观影的主动权，而不像过去那样由放映单位来统一安排。

在上述战略的推动下，全国农村电影市场有了较大发展，平均每年增加电影院800家，售票放映点5000个。截至1991年底，全国农村电影院已发展到1.3万多家，售票放映点5.7万多个，其中室内售票点约占40%以上，农村46%的放映单位实行了售票放映。不过，湖北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虽然自1980年起就开始兴办农村售票放映点，且到1985年已发展到2616个，但截至1987年，“农村多数地区还没有售票放映的设施和条件，所以集体筹款包场放电影仍是农民看电影的主要形式”。

（三）开展多样化经营，提高电影经济效益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电视的日益普及和娱乐方式的不断丰富，电影观众开始大量流失。与此同时，由于经济体制改革造成“福利性经营”制度日趋瓦解，农村电影市场也开始迅速萎缩。

面对电影市场的不景气，各级电影放映单位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在办电影之余纷纷开展各种“副业”，以增加经济收入。譬如，湖北应城县电影公司自1981年经营小卖部起，到1991年已发展到拥有一条包括招待所、摩托车维修站等10多个商点的“电影商业街”，从而使其经营利润增加了70多倍。又如，鄂西山区的长阳县公司自1987年起开展家电维修、建筑装潢等项目后，也开始扭亏为盈。此外，还有不少电影公司也经营着各种类似的副业，如开商店、卖百货、办旅社等，从而既获得了可观的收入，也带动了电影业的发展。

尽管这种“副业”有助于提高电影公司的经济收益，但也遭到了一些批评和质疑。当时有人就提出：“副业可以搞，但在搞副业时，一定要切记电影这个主业，做到以影为主，主次分明，以主带副，以副促主。”这种建议不无道理。毕竟，电影公司作为电影发行放映单位，自当以经营电影为主，其他经营为辅，这种主副关系应该正确处理。

三、新时期农村电影市场改革的不足及原因

20世纪80年代是探索的年代，也是改革的试水期。因而，当时的改革大多停留在较浅的层面，并未触及深层次的问题。同样，这一时期农村电影市场的改革，尽管在管理体制、分配政策、经营方式等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和突破，但也仍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在管理体制方面，仍未摆脱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国务院颁发的试行方案作为这一时期电影体制改革的指导性纲领，其实是在1963年管理体制方案的基础上拟定的，因而仍保留有浓厚的计划经济管理色彩。虽然它在推动新时期电影发行放映业的蓬勃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的弊端也很快暴露出来。尤其是按照省、市、县和乡镇的行政区划进行阶梯式的分级管理，使得各级公司捆得太紧。同时，地方各级电影公司还要受上级公司和当地文化局的双重领导，使其管理和经营具有很强的行政化色彩，甚至常常以行政命令代替企业经营，导致电影公司缺乏经营自主权。

其次，在发行放映方面，影片仍由中影公司统一供应，而很少考虑农村市场的实际需求，致使拷贝利用率不高。同时，农村电影放映主要注重社会效益，而忽视经济效益。在1981年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会上，中影公司制定了“一手抓普及，一手抓提高”且“重点在普及”的农村电影发展方针。由此，普及放映不仅成为农村电影放映的工作重点，更成为基层放映单位的“政治任务”。为了实现偏远山区的电影普及，湖北省文化局在1981年的大山区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基本口粮”的标准，要求每个放映点每年至少放映4次。为此，政府投资133万元，相继建立347个放映队，使得全省年度空白放映点由1981年的362个，减少到1982年的1个。到1983年，不仅全部消灭了年度空白放映点，而且消灭了“一次”放映点。这种普及放映，显然是在政治的强力推动下实现的，而不是依靠市场的力量。

再次，在利益分配方面，仍保留有浓厚的平均主义思想，普遍实行“以城补乡”的政策。为了保障农村电影的普及放映，政府对农村给予大量的政策倾斜，如降低片租，或者直接予以财政补贴。譬如在制定片租时，湖北省政府便对基层电影放映单位给予大幅优惠。

表2.湖北省故事影片租价标准38 单位：元

图1.1982年湖北安陆县河水公社放映队在放映电影之前的情景

通过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农村电影队与城镇影院在租片价格方面相差悬殊，前者仅为后者的1/5到1/15。即便如此，那些地处偏远的贫困山区的电影队仍时常发生亏损。为此，省电影公司还从城市的放映收入中抽取资金进行补贴。据统计，1972至1984年间，对全省24个大山区县的电影亏损补贴，共计6425473元，平均每县为267728元。这种“以城补乡”的优惠政策，虽然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电影事业的发展，但却无法催生其市场发展的“内生力量”，也无法促使其实现自我循环和良性发展。

最后，在企业经营方面，电影公司的经济效益普遍不高，甚至出现大面积亏损。据统计，1985年上半年，湖北全省53个县（市）公司均有亏损，其中14个县（市）公司只发工资70%。在贫困的农村和山区，尽管有政府的政策优惠和财政补贴，但也时常发生亏损，这既是因为“福利性经营”占据主导，也与农村电影票价普遍过低有关。资料显示，1991年全国农村电影（含农村电影院和售票放映点）每场人均票价仅0.06元，发行收入仅0.024元，这么低的票价显然背离了电影作为商品的价值规律。

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但从根本上讲主要还是因为电影观念没有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普遍把电影视为“精神食粮”，把电影放映看做是“文化宣传事业”。因此，即便国家确认了电影发行放映单位的“企业”性质，肯定其追求经济效益的合理性，但仍明确要求“必须把社会效益作为最高准则”。在农村，由于过度追求普及性放映，社会效益更是被着重强调，而经济效益则往往忽略不计。诚如湖北省文化厅原副厅长周廷诚所言，尽管20世纪80年代湖北农村电影的发行放映收入只占全省的20%左右，但他们却“一直把农村工作当成重点来抓，这就是从社会效益出发的”。可见，尽管这一时期已开始向“商品性经营”转变，但“福利性经营”仍在农村占据主导。

总体而言，新时期农村电影发行放映业的改革主要还是“在原有计划体制框架下进行的某些修补式的改良，没有突破集中管理旧体制的束缚”。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思想理论准备，整个改革没有宏观系统的顶层设计，只是“摸着石头过河”，因而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但不管怎样，这一时期的改革与探索仍为后来的城市电影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结语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已走过了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在经过改革的阵痛和不懈的探索后，中国电影已走出了令人绝望的低谷，创造了飞速发展的奇迹，并由电影大国正向电影强国迈进。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首新时期农村电影市场的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它只是作了一些初步探索，取得的效果也并不是很理想，但仍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人们总结与反思。或许它给我们最大的启发，便在于要坚持深化改革，不断探索创新，充分发挥民间的智慧与力量。尤其是在党和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我们更应该继续深化农村电影市场改革，不断推动农村电影事业的发展，活跃和繁荣农村文化市场，从而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注释】

1李祥德.农村电影市场发展趋势和战略对策的研究[A].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学会编.第二届全国电影发行放映理论研讨会交流论文集[C].长沙：湘影印刷厂，1989：176.

2关于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相关论著主要有：倪震.改革与中国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田聪明.中国电影业“大地震”：上世纪九十年代电影改革纪事[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包同之、张建勇.电影体制改革：回顾、思考与展望[J].当代电影，1990（4）；丁亚平.意识形态、象征形式与自生能力——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电影体制变迁的路径[J].文艺研究，2009（1）；唐榕.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研究[J].现代传播，2009（2）；李国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电影的变革及演进[J].华中人文论丛，2010，1（1）；刘扬.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电影发行业变革研究[J].当代电影，2018（8）.

3考虑到全国各个地区的情况差异较大，在一篇文章中难以面面俱到，因而选择某个特定省份进行研究比较具有操作性。而之所以选择湖北，主要是因为它既是中国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同时也是电影大省，在全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4季洪.十年探索（1981-1990）——电影企业经营管理与改革[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214.

5《关于改革国营电影发行放映企业管理体制的试行方案》，湖北省档案馆，档案号：SZ120-005-0193-0001，1979年8月10日。

6《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的几点意见》，湖北省档案馆，档案号：SZ120-005-0193-0006，1979年12月30日。

7据统计，1977年湖北农村电影放映单位共1720个，到1983年增长至5591个。参见表格《历年集体经营的放映单位》，出自贾维章.《电影发行放映业务资料说明》（1949-1985）[A].湖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编纂小组编.湖北省方志《文艺志·电影篇》资料选（第三期）[C].内部资料，1986：74。其中，1983年的放映单位数，原表显示为6591个，但可能是笔误。根据三个分项数据，人民公社办1277个，生产大队办3525个，个体办789个，合计应为5591个。

8即在放映力量上，全社国办、社办、队办一盘棋，一个整体；在业务管理上，做到影片、放映、宣传、技术、器材、财务六个统一。

9参见乔翘.最基层的发行机构 县以下的电影管理站[A].湖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编纂小组编.湖北省方志《文艺志·电影篇》资料选（第一期）[C].内部资料,1986：26-27.

10《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的几点意见》，湖北省档案馆，档案号：SZ120-005-0193-0006，1979年12月30日。

11同9，27-28.

12同9，26.

13《关于改革国营电影发行放映企业管理体制的试行方案》，湖北省档案馆，档案号：SZ120-005-0193-0001，1979年8月10日。

14《国营电影发行放映企业利润留成的管理与使用试行办法》，湖北省档案馆，档案号：SZ120-005-0193-0003，1979年11月16日。

15与原表略有调整。数据来源.《关于改革国营电影发行放映企业管理体制的财务实施细则》，湖北省档案馆，档案号：SZ120-005-0193-0008，1980年3月15日。为了进一步调动各级电影公司的积极性，1984年又重新调整了发行分成，让利150万元给基层放映单位，使县城、县辖镇影院、影剧院、开放礼堂俱乐部和县以下集镇影院增加50%的分账率。随后1985年报经省文化厅、财政厅批准，将省辖市公司的发行分成比例一律提高到16%，荆州地区提高到24%，黄冈、孝感均提高到25%，其他分成比例高于25%的则保持不变。同时，还将县城和县以下集镇影院按50%分账的均改为45：55分账，即院方留55%。

16《关于改革国营电影发行放映企业管理体制的财务实施细则》，湖北省档案馆，档案号：SZ120-005-0193-0008，1980年3月15日。

17参见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EB/OL].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data/zgncggkf30n/2008-04/09/content_14684996_2.htm

18李弘毅.出路在于改革——从电影发行放映企业承包经营看改革的前景[A].中南地区电影发行放映学术论文集[C].长沙：湖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印刷厂，1988：73-74.

19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文艺（上）[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354.

20吴守今.福利性经营与商品性经营——论农村电影的两个发展阶段[A].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学会编印.首届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C].出版社及出版年份不详：62-64.

21据统计，1980年湖北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69.96元，到1990年增长至670.80元，是1980年的3.95倍，年均递增14.72%。参见马俊贤.八十年代湖北农民收入的变化特点和问题[J].湖北社会科学，1992（5）.

22兴山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兴山县志（1979-2003）[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955.

23贷款对象是国家、国家与集体合办的农村集镇简易影院，不包括集体性质的集镇影院；一家影院贷款额度为15万元左右，期限5年，最长不超过6年（包括建筑时间），按照月息1.2‰计息（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贷款以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为单位，统借统还。参见边静、扶彦君.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集镇影院建设历史考[J].当代电影，2020（8）.

24参见边静、扶彦君.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集镇影院建设历史考[J].当代电影，2020（8）.

25同19，354.

26同19，323-324.

27转引自黄家瑛.试论农村电影市场的开拓[A].中南地区电影发行放映学术论文集[C].长沙：湖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印刷厂，1988：94.

28李德润.农民反映：我们生活好了，电影队跑了！[N].人民日报，1986.5.7.

29丘胜权.办好电影场售票点 开拓农村电影市场[A].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学会编印.首届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C].出版社及出版年份不详：78.

30转引自李国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电影的变革及演进[J].华中人文论丛，2010，1（1）.

31顾明主编.中国改革开放辉煌成就十四年——广播电影电视卷[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620.

32同19，354.

33周廷诚.试谈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A].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学会编印.首届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C].出版社及出版年份不详：9.

34湖北电影市场在1984年达到巅峰后，各项指标——即放映场次、观众人数、发行收入和放映收入——也开始下滑。据统计，相较于1984年，1985年全省电影放映场次下降72万多场，电影观众人数下降48690万人次，放映总收入减少870多万元，发行收入也低于1984年水平。参见贾维章.电影发行放映业务资料说明[A].湖北省电影发展放映公司编纂小组编.湖北省方志《文艺志·电影篇》资料选（第三期）[C].内部资料，1986：57.

35参见韩剑平.论发展第三产业、开展多种经营，构建新型电影经济实体[A].魏光沛、徐崇斌主编.中南区电影发行放映论文集（五）[C].中南电影发行放映理论研讨会编印，1992：67.

36同33，7.

37同25，344-345.

38参见《湖北省电影片租标准说明》，湖北省档案馆，档案号：SZ120-004-0550-0001，1978年3月21日。

39同19，346.

40同33，7.

41吴义.论农村电影经济良性循环[A].魏光沛、徐崇斌主编.中南区电影发行放映论文集（五）[C].中南电影发行放映理论研讨会编印，1992：128.

42参见杨柯.端正指导思想 明确工作方向——对1986年电影发行放映工作的思考[J].电影通讯，1986（5）.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参见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EB/OL].http：//news.southcn.com/ztbd/sj/lunshu/200211170139.htm.

43同33，7.

44唐榕.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研究[J].现代传播，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