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曦　曾一果

【摘要】文章基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探究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主体间性背后的欲望结构，以及“他者欲望”如何在交往理性中发挥多重作用，以期对理性认同的深层运作机制有新的认识，为跨文化传播中不同意义符号的缝合提供新的视角。研究表明，在跨文化交往中，作为主体欲望根源的匮乏导致与“大他者”的象征性认同存在缺失，但这一深层欲望同样推动着主体持续地追寻认同他者的欲望以及被他者认同的欲望，借助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交往理性完善自我建构。此外，由于主体在他者的位置欲望，欲望对象的重合会引发矛盾冲突，这是交往理性需要应对的难题，但同时也为缝合点的意义整合创造更多契机。

【关键词】他者 欲望结构 主体间性 交往理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11-022-06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11.003

全球化时代，不同族群命运休戚与共，同时，电子网络的发展为不同文化背景间的交流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然而，中西间交往对话在不断深入的同时，依然面临各种困难，如中西方针对一些话题的争议不时见诸网络，甚至引发舆情。面对新的跨文化传播语境，交往理性是否依然适用？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理性虽对主体本身的心理设定偏于理想化，但其对主体间性的阐释拓展了交往的理性维度。然而，当沟通双方对生活世界的语境理解存在较大偏差，个体的交流意图易于被主流社会和新兴媒体的喧嚣叙事所遮蔽。彼得斯认为：“我们不能期望他人能‘真实地对待我们自己的内在性，而应该接受并宽恕‘他人看我们不能像我们自己那样看自己这一事实。”[1]（73）在跨文化传播环境中，交往理性强调的是主体间的双向意图传输，注重交往行为的对话性而非竞争性。跨文化交流产生于对话双方所在生活世界的日常交往中，文化理解需要借助协商以推动共识。哈贝马斯认为：“通过交往而达致的共识，可以用主体间对有效性要求的承认来加以衡量，它使得社会互动和生活世界语境连为一体。”[2]跨文化交往的难点在于，是否能提出既超越局部语境又能满足时空约束的、可被承认的有效性要求。本文试图探究跨文化语境中交往理性生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构：交往理性中达成共识的内驱力是什么？面对跨文化意识形态鸿沟，这种内驱力如何推动交往主体重构国际话语体系？

一、语言、主体与他者：交往理性中的“他者欲望”

为了探究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交往理性的生成内驱力，首先要明确交往主体的本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凸显了主体与他者之间社会交往的生成性力量。“交往本身就是人的本质生成与人的实践生存的内在根据。”[3]借助语言媒介进行的交往活动，不仅是一种实践行为，也是一种存在方式。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中的主体间性，涉及主体建构中与他者的关联。哈贝马斯将米德和杜尔克海姆称为从目的活动到交往行动范例变化的开创者和现代社会学奠基者。跳出意识哲学中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米德将语言视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就是把其他人的参与包含在内的沟通的原则。这种原则要求……其他人与自我认同，要求个体不断通过其他人而达到自我意识”。[4]（272）个体在以语言为中介的社会经验过程和社会活动过程中得以实现自我，使个体获得自我统一体的有组织的共同体被称为概念化他者。语言使理性的过程成为可能。基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哈贝马斯提出普遍语用学，推动批判理论从目的理性向交往理性进一步发展。其“社会—心理学框架远远超越了对精神分析的重新阐释。它是一个综合性自我发展模型”，[5]（xix）以语言为媒介、以对话为形式达成理解与共识的交往理性推动了主体的自我实现。“有了主体间性，个体之间才能自由交往，个体才能通过与自我进行自由交流而找到自己的认同。”[6]自我存在的维系依赖于交往，特别是以达成共识为目的的交往，交往理性直接参与到主体和生活世界的结构化过程。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交往理性中主体与他者的内在认同动力，本文引入拉康的“他者欲望”作为概念框架。如果说哈贝马斯探讨了主体性与产生于语言的主体间性的内在关联，拉康则是从更深层的欲望结构（见图1）拓展了主体间性的维度，揭示语言、他者与主体建构的关系。要掌握这一欲望结构，首先要了解拉康的实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它们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而是逻辑的交叉延续。实在界是生命元初的混沌，是前符号性的现实。既外在于客观现实，又内在于弗洛伊德所说的直觉冲动。[7]镜像阶段打破了主体在实在界的统一感，主体在想象界中产生误认，并且这种想象性认同将一直伴随主体的成长，其根源是回归实在界完整自我感知的欲望。而人们的现实感知，并非建立在实在界的认知基础上，而是依靠象征界的符号化，是由象征界的文化言说构筑的。正如拉康所说，“话语的世界……创造了物的世界”，[8]“实在界的每一次符号化都会产生剩余，正是这种剩余充当着欲望的客体成因”。[9]（4）主体在进入象征界后，其欲望已不是主体自有物，而是对剩余快感的追求，实质上也就是对超越需求层面的、构成性缺失的渴求。“在拉康这里，欲望中的‘大他者也是‘作为言说展开的场所或‘作为能指的场所登场的。这也就是说，欲望是在象征性语言制约下产生的……對主体来说他的言说才是信息，因为这个言说是在他者的位置上产生出来的。”[10]

无论是拉康学派的精神分析阐释，还是米德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范式，虽然侧重各有不同，但都凸显了语言、主体与他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即自我是在主体间性的建构下生成的。米德提出了“社会性客我的主我之本性”，其中“客我”是可察觉到的、由他人态度构成的自我，“主我”则是存在于个体经验内部的、对他人态度做出的反应。[4]（189）因此，自我的形成是一个基于交往的社会过程。在哈贝马斯看来，主体间性是交往理性的前提与核心：“社会化了的个人，若无法在通过文化传统而表达的、通过合法秩序而稳定的相互承认关系中找到支持，就不可能作为主体而维持自己——反之亦然。”[11]也就是说，交往理性中主体的生成，依赖于语言的表达和关系的形成，主体与他者之间的相互承认本质上就是在理性认同中达成一致，并且主体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后拉康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齐泽克则认为主体间性“是建立在主体非平等、非透明的关系的基础上……是处于‘大他者的质询之下的主体间性”。[12]这是因为主体间性的根源是自我意识的双重化：“倘若如黑格尔所说，自我意识只能通过另一个自我意识的中介来实现的话，那么自我感知将导致去中心化的‘他者意识产生……他者最初就是客体，是一个不透明的部分，通过使主体显现时必须被排除的部分具身化，来阻止主体的自透明化。”[13]这里与米德的主我/客我概念颇有相通之处，与他者相关联的自我意识分化，是自我意识形成悖论的辩证分析。此外，无意识的主体（即对匮乏的欲望、遭受抑制的欲望的主体）这一言说性的存在，要借助主体间性进行象征性认同。主体与主体之间形成非平等关系的主要原因在于“主体是匮乏的，主体只能通过主体间的关系而生成”。[12]可见，主体的建构和语言的表达以及主体间性密切相关，主体对匮乏的欲望能够借助他者的理性认同获取一些假性满足，但永远无法填补。

二、认同与共识：欲望结构中的交往理性

迪伦·埃文斯对拉康的名言“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这句话做出了五种主要解读：一是欲望是他者欲望的欲望;二是主体是作为他者才欲望;三是欲望是对他者的欲望;四是欲望总是对他物的欲望，因此欲望是一个转喻;五是欲望最初产生于他者的场域，如无意识之中。[14]本文基于拉康的完整欲望曲线图和埃文斯对他者欲望的解读，根据内在逻辑提炼出与交往理性密切相关的欲望结构四个核心维度：主体、小他者、原初他者和象征界他者（见图2）。

在这个欲望结构图中，最核心的关系就是认可/认同，而交往理性强调的平等沟通最终也是为了达成共识、形成认同：“达到理解的目的是引向某种认同。这种认同最终形成相互理解、知识共享、彼此信任、协调一致的主体间性。”[5]（3）而这种认同的内驱力就是他者的欲望。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对他者的凝视，都透露出主体进入象征界后“他者的欲望”。基于第一层面的解读可知，欲望的主体有得到他者认可的欲望，同时也是他者认同的对象。每个民族共同体都有自己共享的文化理念，但同时也希望这些理念得到其他民族的认可，即达成理性共识。在跨文化传播与交往过程中，主体的欲望通常体现为被他者认同的欲望，即得到他者话语体系的认可，而这种达成共识的欲望中也暗含了认同他者的欲望，即在自我话语体系中产生对他者的同理心。如李子柒短视频在YouTube等西方社交媒体上走红，引起了成千上万海外粉丝的追捧。2021年，从西双版纳一路向北迁徙的象群不仅得到我国各方关注和照料，还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中，中国政府沿途对象群的保护和相关安排赢得广泛赞誉。此外，河南卫视牛年春晚中的舞蹈《唐宫夜宴》及端午节目中的水下舞蹈《祈》，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意、优美的身姿惊艳全国，同时在国外社交媒体获得点赞。不少海外观众通过视频所展现的中国景观如田园生活、自然风光和历史风貌而喜欢上中国，并产生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认同欲望。但是，这种认同欲望推动下的交往理性，在具体的跨文化传播交流语境中依然会因政治立场差异、意识形态观的不同和深层文化思维的差异而遭遇失败。

费尔克拉夫的社会文化实践分析涉及人类交际行为的直接情景语境、制度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15]他指出其中三个层面的辨别最为重要：经济、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和文化（价值和认同问题）。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信息的全球流动加速社会在资本、空间等不同维度的重构。表面上看，这种全球流动带来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融合，但这种融合并不稳固，而且很多时候还停留在表面，深层的文化冲突和种族偏见始终存在。早在《文明之冲突和世界秩序之重建》中，亨廷顿就对文明之间断层引发的风险有较为充分的认识，他认为“世界七大或者八大文明在根源上千差万别，包括哲学假设、基本价值、社会关系、风俗习惯和人生观”。[16]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虽然适应了全球化趋势，但也因为快速崛起而让西方在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对中国深怀敌意，“评价漩涡是意识形态在文化中起作用时几乎难以摆脱的悖论”。[17]（243）

在此情况下，“他者欲望”若要突破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冲突困境，进而获取理性交往中的双向认同，则需在意识形态差异中寻求价值平衡点。

三、“他者欲望”的多重激发与意义的缝合

如果说本源的欲望结构体现了交往主体的同构性，那么意识形态的差异与跨文化传播与交流过程中的困境密不可分。

在拉康的实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的划分中，“实在界先于符号秩序……由符号秩序在事后结构的……但与此同时，实在界又是这个符号化过程的产品，是逃避符号化过程的残迹”。[9]（241）主体作为缺失的所在，欲望着填补缺失，但进入象征界，也就是进入语言/意义结构之后，主体被分裂为自我和无意识，永远无法回归实在界的完整。齐泽克指出，作为始点、基础的实在界，是没有匮乏的，匮乏是由符号化引入的，而符号秩序正是围绕这一匮乏结构起来的，因此实在界也是抵抗符号化的硬核，是创伤。而意识形态“就其基本维度而言，它是用来支撑我们的‘现实的幻想—建构……意识形态的功能不是为我们提供逃避现实的出口，而是社会现实本身，以供我们逃避某个创伤性的、实在界的内核”。[9]（50）意识形态空间是由“漂浮的能指”构成的。拉康所说的缝合点把众多漂浮的能指、原意识形态因素缝合在一起，阻止它们滑动，把它们的意义固定下来。而这一缝合点，就是主人能指，“是能指链的主体化之点”，[9]（123，142）而小客体a这一符指化产生的原始快感的残余，都被视为主人能指这一缝合点的实在界的不可能对应物。

国家，可以成为主人能指，缝合漂浮的能指，与之相应，集体主义或者自由主义可以赋予其他因素，如赋予是否戴口罩以精确的意涵。当病毒的隐喻成为他者的隐喻、抗疫被赋予战争的内涵时，民众对政府及戴口罩指示的集体执行是顾全大局的行为。此时口罩作为象征符号既有服从的意义，又有抗擊病毒、自我防护的内涵。然而在一些西方媒体的叙事话语中，这种集体防疫行为却被解读为政府的威权管制，而口罩恰恰成为某种随时可调节的象征符号。中西方文化中关于口罩符号所指的差异并非长期的固定存在。1918年流感暴发时，“一战”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主人能指，但那时的口罩符号却是防治流感的明智举措，被广泛推广并得到绝大多数西方民众的接受。追根溯源，“我们在此面对的是我们文明的实在界。它作为同一个创伤性内核，为所有的社会制度所共有，而且永不变易”。[9]（57）正如集中营是英国的发明，隔离作为抗疫方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就采用过这种方法，而英语隔离这个词源自意大利语，始于对黑死病的预防和遏制。1918年大流感时期美国很多仓库被改建为隔离防疫医院。可见，不同的缝合点制造出来的意义大相径庭。比较历史上相似时段主人能指/小客体a的差异，或许能为理解跨文化争议背后的意识形态斗争提供更多灵感。

“意识形态斗争的关键在于，由哪个纽结点、缝合点把那些自由漂浮的因素整合在一起，把哪个纽结点、缝合点嵌入它的一系列等价物。”[9]（124）关于抗疫措施的争议，实质上也涉及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缝合点之一——自由的争议。如果戴口罩、健康码等抗疫方式令一部分人感到自由受到侵犯，那么松散管理的安全隐患是否影响了他人外出活动的自由？民众遵从权威与专家建议的自由，为何又成为一些西方媒体口中不自由的表现？需要看到的是，无论何种抗疫方式，保持健康、抗击病毒的目标是一致的，对抗疫方式的争议从侧面也反映了对他者理念的不理解和不认同。但与此同时，“意义（事情的妥善解决）正是在交流（不同舆论话语）和规范性的制裁以及权力的执行的互动中再生产出来的”。[18]在跨文化对话中，新的意义整合要依靠不同话语的互动联系来建构。

齐泽克以《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与达西为例，针对其双向失败、相互误认，提出了双向沟通运动这一结构：“每个主体都从对方那里收到了自己的信息，不过这信息是以反向形式呈现出来的。”这也是跨文化交流中的常见困境。但他同时指出：“对彼此真实本性的双向误认，正是最终结局得以成立的积极条件。”[9]（83）这是因为误认的结论是双方缺陷互为参照产生的，误认是克服缺陷、通往真理的路径之一。若要破解跨文化困境，达成更多和解，就有必要在确认缝合点的基礎上，将这种双向沟通误认为一个立足点，而不是预设立场正确的单向输出。缝合点是“在能指的层面上统一既定的领域，构成该领域的同一性”。[9]（135）借助缝合点对意识形态场域的能指进行意义整合，通过对“他者欲望”的双向激发，即得到他者认同的欲望和认同他者的欲望，有助于进行更为有效的跨文化对话。例如，疫情期间中西方对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的践行差异。虽然与西方相比，中国民众在公共场合的社交活动中身体接触如拥抱接吻较少，但对无意间的触碰，如偶尔被陌生人轻轻碰撞，并不像西方人那么敏感。美国学者布洛斯纳安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自我界限没有越出自己身体，和谐聚群，形成一种聚拢模式;英语国家的人的自我界限则超出自身界限，讲究独处，形成一种离散模式。[19]但是在面对保持社交距离的呼吁时，中国的大多数民众都非常自觉地进行配合，很多西方民众却对此提出抗议，甚至故意聚集。张生在《新冠的“社会距离”批判：“屏保”“面具”与“豪猪之刺”》一文中，从社会距离的心理距离维度切入，指出除了经济原因，这些抗议是出于精神的需要，是试图打破物理距离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努力缩小社会距离。[20]事实上，社交距离引起的社交不适是较为普遍的，但在处理由此引发的情感抗拒时，中国民众与西方民众的认同对象发生错位：前者迅速接受了健康专家建议的更为离散的社交距离，而后者则十分抗拒被合理限制的社交距离。由此可能引发双向误认：中国民众更注重个人空间，而西方民众更喜欢聚群。这种误认产生于对照，但与常识相悖，能够激发探究的欲望，因而社交距离也可成为跨文化冲突中的一个缝合点，刺激新的认同产生。

要看到的是，交往理性中不存在完全意义的认同。“言辞与阐明之间持久地存在裂缝：在言辞的层面上，你正说着什么;但你想用你说过的话，通过你说过的话，告诉我些什么？我们必须在提出问题的地方……在欲望与要求的差异中锁定欲望的位置：你要求我给你些什么，但你真正想要什么，你通过要求我给你些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9]（155）主体之间的语言沟通，或者说主体与他人的语言沟通，存在着不可化约的鸿沟，因为语言无法完全表明欲望的实质。究其根源，就是对欲望第三层面的解读：欲望是对他者的欲望，即对原初他者（母亲）的欲望，以及进入象征界之后认同（父亲）法则的欲望。欲望是在他者中被结构的，是由他者的逻辑决定的。无论是主体还是他人，都受制于语言秩序的规则，主体的欲望对象与他人的欲望对象在根源上是等同的匮乏，是永远无法得到的他者。这也表明在跨文化交往中，完全意义上的理性认同是不存在的，因为当主体对自身的真正欲望无法触及时，借助语言中介进行的象征性认同也是缺失的。但这一深层认同欲望同样推动着主体持续地追寻认同他者的欲望以及得到他者认同的欲望，借助交往理性完善自我建构。

此外，对欲望第二层面的解读为跨文化的交往理性提供了重要缝合点：主体作为他者才欲望，意思是主体在他者的位置欲望，强调主体的欲望对象就是他人的欲望对象。“拉康认为重要的事情不是去分析主体的欲望对象，而是要弄清主体是在什么地方欲望，也就是说，他或她把自己认同为谁。”[21]首先，主体在他者位置的这种认同意向能够推动交往主体间的交流。这种交流“不是指传播所表达的与个人意图有关的信息，而是指一种姿态，一种开放而愿意聆听他人身上的‘他者特性”。[1]（155）然而，这种他者性在当代跨文化传播中长期浸染着文化他者的殖民主义色彩，与之相应的聆听也带有西方居高临下的霸权主义特征。事实上，主体与他者欲望位置的重合是对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思想的挑战。诚然，这种重合并不意味着理解的必然性，但为跨文化交流中克服偏见、实现共情提供了心理分析依据。其次，当双方欲望的对象重合，会引发共鸣促进合作，也会带来竞争激化矛盾，但这正是分析认同对象是否谬误的内在驱动力，是辨析误读、重新整合意义的缝合点。而这也契合了哈贝马斯对‘易谬主义的解读。在他看来，可被视为新的证据或者见解仅能在论证中或者通过论证进行探讨，所以“易谬主义”必然具有对话性维度。[22]如果真实性和正确性可以在观点的碰撞与共识中被重构，主体认同对象选取的可靠性也将在变化的语境中不断重新考量。抗疫举措争议除了背后的政治经济等因素外，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西方民众与他者认同、希望他者接受自身防疫理念的欲望。此时，主体与他者欲望对象的重合（此处具体表现为理性抗疫者），就不同的观点展开交锋，虽然未必能得到对方认可，但这种对话本身也可以推动主体不断反思自身与象征界秩序的认同是否存在偏差，进而激发新的认同欲望。中西方抗疫举措相似点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这种欲望的调整、意义的缝合。

结论

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中的理念碰撞更加常态化和多样化。“对差异十分敏感的普遍主义要求每个人相互之间都平等尊重，这种尊重就是对他者的包容，而且是对他者的他性的包容，在包容过程中既不同化他者，也不利用他者。”[23]哈贝马斯的这一设想固然过于理想化，但其对差异性的包容和接纳是交往理性的深刻体现。齐泽克也指出，正视实在界在符号化时产生的剩余，或者说欲望的客体成因，“意味着承认……存在着对抗，存在着内核，它抵抗符号性整合—消解……每一次对具体问题的临时性、暂时性的成功解决，都承载着对全球性的激进僵局、不可能性的承认，承载着对根本对抗的承认”。[9]（4，8）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则为解决文明冲突和意识形态对抗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这一根植于共同体理念的方案有助于不断形成和解与认同。这一共同体方案的有效实施，取决于交往理性的实现程度。

同时，欲望结构的多重性也为文明冲突和意识形态对立提供了缝合的新视角。欲望对象的重合既能带来合作，也会引发冲突，但以此为契机探究是否误读欲望对象，就为调整认同对象、打破固有思维模式提供了可能。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大他者”认同矛盾，在抗疫诉求的博弈中得到短暂缓解，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小他者”层面的认同欲望。借助对欲望结构的深入考察，厘清交往理性背后深层的对抗缘由，增进多样化的交流途径，能减少跨文化传播和交往中不同交往主体的焦虑情绪。

“当今的全球化浪潮，使评价漩涡的规模和影响面更加增大。对每个国家民族利益与跨民族利益不得不同时起作用，因此出现了‘全球本土化这样的悖论潮流。在这种时候，不善于利用评价漩涡，不知如何内化冲突，不知变通的民族，就难以适应多元化的世界大潮流。”[17]（244）在当前的全球传播语境中，既然交往理性所面临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文化观念的认识差异难以从根本上消弭，那么如何在意义的缝合点创造对话机会，引发他者探究、反思与认同的欲望而非停留在刻板印象中，并进一步通过语言在他者欲望中迂回前进，更为有效地展开互惠交流、激发多种形态共识（如规范共识），是值得不断探讨的话题。

参考文献：

[1]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 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 邓建国，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2]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 曹卫东，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74.

[3] 梅景辉. 交往行为理论的现代性反思与建构——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生存解释学之维[J]. 世界哲学，2018（4）：23-31.

[4] 米德. 心靈、自我与社会[M]. 霍桂桓，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5] Jurgen Habermas.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M]. Thomas McCarthy， translate. Boston： Beacon Press， 1979.

[6] 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M]. 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75.

[7] John Storey.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n Introduc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05.

[8] Jacques Lacan. Lacanian psychoanalysis[M]//Storey J.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06.

[9] 斯拉沃热·齐泽克.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 季广茂，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10] 张一兵. 伪“我要”：他者欲望的欲望——拉康哲学解读[J]. 学习与探索，2005（3）：50-54.

[11] 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 童世骏，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97.

[12] 孔明安，谭勇. 交往的主体与生成的主体——哈贝马斯与齐泽克的主体间性思想比较研究[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47-54.

[13] Slavoj Zizek.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68.

[14] Dylan Evans.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M]. London： Routledge， 1996： 38-39.

[15] Norman Fairclough. Media Discourse[M]. London： Bloomsbury， 1998： 78.

[16]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8： 46.

[17]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8] 曾一果. 意识形态的“缝合”：后意识形态社会语境下“昆山反杀案”的批判性思考[J]. 探索与争鸣，2019（1）：76-83，143，145.

[19] 莱杰·布罗斯纳安. 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语言交际对比[M]. 毕继万，译.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21.

[20] 张生. 新冠的“社会距离”批判：“屏保”、“面具”与“豪猪之刺”[EB/OL].[2020-05-03].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217705.

[21] 马元龙. 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209.

[22] Maeve Cooke. Language and Reason： A Study of Habermas's Pragmatics[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7： 109.

[23] 哈贝马斯. 包容他者[M]. 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3.

"The Desire of the Other"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CHEN-Xi1，2， ZENG Yi-guo1（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canian psychoanalytic theory， this study seeks to explore the structure of desire behind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multiple roles that "the desire of the Other" assumes in establishing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to revisit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for rational identification， which may develop a new approach to comprehending the convergence of different signifier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e lack that the subject desires leads to the incompleteness of symbolic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Other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meanwhile， this fundamental desire exerts a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desire to identify with other and desire for recognition by other， which contributes to self-actualization by means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Furthermore， given the interpretation that the subject desires from the position of other，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needs to deal with the conflicts related to the overlapped objects of desire， which also opens up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meaning at the point of convergence.

Keywords： the other; structure of desire; intersubjectivity;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基金項目：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都市文化生产的媒介实践研究”（19FXWA002）

作者信息：陈曦（1983— ），女，安徽阜阳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跨文化传播;曾一果（1974— ），男，江苏盱眙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新媒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媒介文化、城市传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