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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与再造:民国时期沪上文艺期刊视觉设计的跨文化经验

2021-12-08吴朋波支宇

编辑之友 2021年11期
关键词:再造视觉设计民国时期

吴朋波 支宇

【摘要】20世纪上半叶的沪上风云中,文艺期刊不仅是中国现代出版文化与设计文化的共同结晶体,也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跨文化交流的视觉物证,植入与再造成为中国期刊视觉现代性建构的基本经验与路径。知识精英在民族意识与设计师身份意识逐渐觉醒的年代里,以实验的精神与辩证的态度,催生了阅读文化、编辑理念、出版方式的革新,开启了一种独特的现代视觉经验和社会景观。分析这一时段的视觉设计实践,能更深入地理解西方编辑出版与视觉设计理念对中国现代期刊设计发端与品牌建设的重要作用,同时对中国当代本土设计智慧在全球化的世界语境中如何良性发展也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植入 再造 跨文化 民国时期 文艺期刊 视觉设计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11-105-08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11.015

民國时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共存局面造成了一种“复杂的时间性重叠”,西方现代物质与文化强势入侵,本土原生文化遭遇前所未有之挑战。“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发展思维激励争取民族独立、精神自由的仁人志士探索突围路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社会实践纷繁迭起。其中出版救国将各个维度的改良与革命进行文字化、纸本化的整理撰述与传播推广,渗透于内的启蒙思想不断开启民智,延展着救国实践。在“文学革命”与“美术革命”的拥趸下,文艺期刊鲜明的文化主张与视觉主张成为古老帝国追求现代文化的重要注脚。作为远东第一都市的上海,集结了中国最优秀的出版家、编辑家、文学家、画家与图案家,形成了一种复合的世界性文化场域。文艺期刊的编辑出版、文艺创作都与美术编辑产生了诸多关联,由此促使期刊视觉形象的设计发轫与品牌经营,这些成为讨论中国现代设计与期刊发展历程必须关注的重要话题。

一、民国沪上文艺期刊跨文化的“设计场”

期刊作为一种面向大众、定期刊发的纸质媒体,在1915年《新青年》于上海创刊之前,已然在中国存在百年之久,见证了旧王朝与新政权的风起云涌。其承载着思想传播、政治讨论、身份建构等重要责任,地位从最初的传教士布道宣传工具,一举发展为时代的风向标与启明灯。各界精英借助期刊发表与出版机制进行知识生产与传播,现代写作活动趋于成熟和定型,期刊出版是知识精英介入社会最有效的通道。由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渐渐孕育了现代期刊方阵,其主要分为政论类、文艺类、教育类、实业类、科学类、妇女儿童类期刊。一般而言,文艺类期刊主要承担社会知识传播、文艺阐释批评、艺术作品推广等任务。但“早期新文学刊物的创办者,也是新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在启蒙语境下显然更偏重思想革命,导致现代文学史上思想文化和文学相互缠杂、休戚与共的复杂景观”。[1]传播进步思想和推广文艺作品共建了民国时期文艺期刊的知识空间,多元纷繁的文化思想与标新立异的视觉纸本,在20世纪上半叶的期刊星空中分外夺目。

1. 现代启蒙思想与文学艺术传播的纸质容器

文艺期刊作为社会转型与文化启蒙的推手,具有浓郁的先锋性。现代文艺期刊得益于新文化运动的迅猛开展,而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与《新青年》的传播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1917年年初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从八事入手”发起了“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陈独秀紧接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他们所揭示的“文学革命”不仅开启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还改变了国人的阅读习惯与思维方式。以挑战传统文言文体系出现的白话文和新式标点,逐渐演化为期刊写作的主流文法,中文从竖排到横排、从左向右的书写合乎人们的阅读习惯,不仅宜人高效且契合那个时代追求科学的潮流,推动了进步思想与文学艺术的大众化传播。1918年年底吕澂致函《新青年》,提出“美术革命”主张,希望在力倡“文学革命”的同时承担起鼓动“美术革命”的责任,倡导新的现代艺术。由此现代美术运动浩荡发展开来,“文学革命”与“美术革命”嵌入广大文艺精英的思想内核,二者联姻具备天生的艺术根基。《新青年》粗壮的刊头设计、红黑两色的主色调、盾牌包裹的内文要目等形式基调,决绝地与传统进行着切割。构成主义、未来主义的设计语汇对传统书刊进行着视觉革命,横空出世的视觉启蒙与之对新思想、新文化的提倡契合一致。一大批白话文文艺期刊诞生,文学与视觉语言叙事模式的变革,促进阅读行为的进化,推进了新文化的传播和文化风气的现代转向。文学叙事与视觉叙事借助期刊进行了现代化的建构与传播。书写语言的大众化与设计语言的独立化,成就了文艺期刊的先锋地位。

文艺期刊往往因编辑、出版团队的文化理想和艺术追求具有相对的自觉性。作家孙犁指出:“当时办一种进步文学期刊,编者的美学趣味比较高,态度比较严肃。”[2]鲁迅主编《语丝》《萌芽月刊》时,广告主要以介绍出版书刊为主,限制无聊低俗的商业广告,注重塑造期刊的书卷气与文艺范。他亲自设计的笔画粗细对比强烈、结构婉转流畅的《萌芽月刊》刊头犹如充满生机的新芽,表达了对期刊健康成长寄予的期望。进步期刊的传播、图文的互动在新文化运动中映射出思想与视觉的正能量。1928年饱含自由主义文艺气息的《新月》创刊时,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主张“健康”与“尊严”的创作原则。[3]闻氏主刀该刊整体设计,简洁、内敛而又洋溢着唯美主义色彩的纸本与文本交相辉映。不仅如此,“放眼早期全球化世界文化的发展状况,人类的新旧文化转型很大程度上以市民文学为先导”。[4]沪上市民文学领军期刊《礼拜六》面对现代文学和期刊市场的冲击,调整纸本的视觉形象,以迎合求新求变的市民口味。其封面一改传统女性装扮样式,代之以着西式服装的现代女性,并邀请丁悚等漫画家进行绘制,内页选用铜版纸进行彩印。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与期刊商业生态中,不管是注重思想启蒙的新文学期刊,还是注重市民趣味的通俗文学期刊,皆以自觉的态度不断调试纸质容器中文本与视觉之间的关系,塑造形象鲜明的书衣,既是一种生存之道,又是有意或无意的审美现代性启蒙。

面对读者多元的阅读需求,以及确保期刊的长久经营,文艺期刊不得不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他们在栏目体裁设定、题材内容择取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以“软性读物”①的面目力争吸引更多读者。1932年施蛰存出任《现代》杂志主编,他尊重读者意识和期刊商业属性,广泛引介新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文学作品。该刊邀请庞薰琹、雷奎元、郭建英、周多等艺术家轮番进行设计,醉心于现代视觉艺术表现实验,力求让不同样式的纸质容器契合每一期文本主题。如第四卷第二期由张光宇设计,他借鉴墨西哥艺术家米盖尔·珂弗罗皮斯的艺术创作手法,将装饰变形的人体与倾斜的方形书卷相互交织,构造出超越现实的文化空间(见图1)。文艺期刊相对自由、开放、包容的经营之道,打造出多元与对话的思想空间与展示空间,从而带给读者丰富的、差异化的阅读体验与艺术享受。

“西学东渐”浪潮开启了以办刊为中心的阅读文化时代,“文学革命”“美术革命”“出版救国”三股洪流实现了合流。承担现代进步思想与文学艺术启蒙的文艺期刊力求打破旧文化、旧思想的束缚,借助现代出版策略,将其演化为一个视觉景观与思想聚合体。内嵌于期刊纸质容器中的思想观念与审美旨趣,亦为理解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重要通道。

2. 现代文学艺术竞演的都市化复合空间

从历史上来看,现代性的发生依托于都市空间的形成。近代上海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商业发展模式吸引了大批移民涌入,民众的生活方式、消费理念、精神面貌呈现出现代都市化特征。不断革新的印刷装订技术为现代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工业化和商业化这两个近代文明的根本标志,给上海出版产业打下了深深的印痕,标志着中国出版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完成。”[5]沪上各类出版社300余家,书局琳琅满目、期刊创办此起彼伏、文艺团体纷繁雀跃。据时任开明书店设计师的莫志恒回忆:“上海市是当年全国的出版中心,照相制版术由日本传入已经多年,制版方便,印刷又精良,所以出版物的艺术性、外形美是全国之冠。”[6]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皆在文艺期刊领域引领风骚。1934—1935年被称为沪上“杂志年”,出现了销售杂志的专业化公司,期刊出版呈现井喷式发展。由此,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出版中心[7]逐渐形成包蕴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阅读文化、视觉文化的多元复合型场域,培养出基数庞大的期刊读者群。

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都市的样本和迎接西方各式思潮的桥头堡,孕育了包含编辑、作家、画家、摄影师等新兴职业身份的“知识人社会”。他们有的冲锋在出版事业的前沿,如邹韬奋、巴金等人直接创办书店、发行文艺刊物;有的承担文编与美编重任,如孙福煕、丰子恺等人;有的文艺作者亦醉心书衣设计,如李金发、叶灵凤等人;另外陶元庆、钱君匋等职业图案家还设计了大量文艺期刊。其虽以图画编辑、美术编辑、插图绘制等署名出现,却使期刊的视觉形象自创刊之初就与现代文学运动携手前行。尽管他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设计师,但以之为代表编辑与设计的文艺期刊,成为反映文化思想与视觉主张的重要样本。多样与繁华、兼容与并蓄的沪上文化空间,为现代文艺创作和传播提供了空前便利,也成为打造文艺期刊先锋视觉形象的跨文化设计场。

二、民国沪上文艺期刊的现代设计美学

现代文学、印刷媒介、视觉图像集结为一体的文艺期刊,为公众提供了理解现代性的知识空间。可从中嗅到現代文化、艺术与设计等层面的历史气息。雷圭元作为中国商业设计家协会的发起人,描述了沪上多元艺术风格:“周围着人们的,是理想的实现,印在人们脑里的是动的、高速度的、几何形的、机械的轮廓,整齐而规律地活动……那商业和工业的党争,使图案家的心手亦跟着起来呼应着动的、机械的构成,产生了无数新的线条、新的色彩。”[8]新的生活风尚使人目不暇接,工商业的现代化景观赋予了图案家积极作为的空间。虽然现代艺术与设计领域存在诸多形式对冲,但这些都成为理解沪上文艺期刊现代设计美学的认知通道。

1. 形式语汇与文法的征用

20世纪初期西方现代艺术与设计风格样式开始在全球蔓延,似乎只有全部照搬“落后”的文化生态才能与过去告别。现代艺术设计思潮中的欧洲经验不同程度地成为沪上文艺期刊援引与征用的形式资源。模仿与转译成为初创的中国文艺期刊视觉形象设计的重要手段。日益萌生的身份意识使作为文化传播重要载体的期刊在忽左忽右的形式实验中摸索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国传统书刊仅以刊名进行题写的素封面样式,在现代印刷与装帧技术的带动下被彻底“革命”。编辑同人对期刊设计要素的理解逐渐深化:刊名设计、装饰图案设计、版式设计以及与办刊思想、文本内容的呼应关系等成为期刊文本可视化的思维原点。不同于《良友》《妇女画报》等生活类杂志为激发市民购买欲望、发展出“美人像”的封面模式,文艺期刊在面临政治高压和市场竞争的前提下,依然坚守书卷气息和文化内质,注重刊物的视觉质量与文艺生产的精神指涉。

如《大江》①创刊号封面(见下页图2)借鉴包豪斯现代构成主义的文法与语汇,以大写字母D和J进行分割,局部笔画的重叠与变异使版式充满变化。几何化的小船与水纹布排于封面右侧,倾斜的船体暗喻在时代的“大江”中,同人仍期冀有所作为。刊名以粗壮的黑体布排于封面上部,既打破了沉闷的黑色区域,也与版式形成有机统一,点明了期刊主旨。其他文字元素“创刊号”“大江书铺刊”“1928”等以或横排或竖排的形式安置于不同区域,版面整体协调有度。娴熟的图形构成语言与精巧的版式布排能力,凸显了作者对现代主义设计式样的理解。然而此时包豪斯还没有形成全球性影响力,几何分割的构成文法却已被远在沪上的设计师所熟识。

不仅如此,沪上文艺期刊广泛纳取现代艺术各流派的形式语汇与文法,将其植入盛装中国现代文学的物化容器中。艺术符号学理论认为:“艺术是个别的,却又是文化决定的,是社会性的‘展示的结果。”[9]郑慎斋1935年为《青年界》①设计的封面(见图3)创造性地使用摄影图像,而这种手法是达达主义影响下流行的一种平面设计新趋势。图像中现代化的工厂、高耸的烟囱、浓密的烟雾反映了西方工业文明盛景,此番视觉符号又是未来主义的主要图式。刊名、刊次等文字布于右下角与右上角,显示了作者大胆的构图意识,刊名重心下移的粗壮结构使整个版图具有极强的稳定性。黑白色调的长方形图像与内嵌刊名等文字信息的色块形成了大小对比与构成空间,又体现了荷兰风格派艺术的影响。这几种糅合的现代艺术语汇与文法共同打造了期刊简洁明快而又富有视觉冲击力的视觉形象,激发了读者对审美现代性的认知,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该刊面向“青年界”的读者定位与文化主张。

著名装帧设计家钱君匋曾说:“我在30年代也曾积极吸收西方美术的风格,用立体主义画法画成《夜曲》的封面,用未来派手法画成《济南惨案》的封面。设计过用报纸剪贴后加上各种形象,富于‘达达艺术意味的封面。”[10]民国沪上知识精英对发端于欧洲的现代艺术与设计范式并不陌生,征用多种资源塑造期刊与现代文艺相匹配的视觉形象,舶来的形式语汇与风格样式大量出现在文艺期刊的设计实践中。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言:“人类生活中多重的和互相矛盾的时间观念,不仅形成了过去的实质,同时也构成了当前社会生活的纹理。”[11]诞生于欧洲语境中的艺术与设计被认为是现代的、先进的创作观念与表现范式,“生吞”式征用展示了沪上文艺期刊与时俱进的创新之维。

2. 文艺期刊封面装饰母题的混杂与共和

沪上文艺期刊在封面美学的建构中开展着现代设计的多种语言实验,同时封面装饰母题的混杂与共和也体现了知识精英的世界意识。文艺复兴雕塑、古埃及壁画、西方现代社会图景等,成为诸多文艺期刊封面的装饰母题,异域风情和现代景观在视觉审美匮乏的民国时空中呈现出巨大的穿透力。早年留学日本的陈之佛以开放的视域认同东西方文化不同的审美品格,创办尚美图案馆并承接了大量期刊设计项目,甄选世界古代文明、近现代艺术与本土传统纹饰为装饰母题,借用现代设计打散与重构手法,设计了诸多饱含东情西韵的期刊封面,在民国书刊装帧设计领域开一代风气。

同时,民国现实语境也成为文艺期刊关注的对象。创刊于1937年5月的《国民》(见下页图4)选用一张手持机关枪瞄准天空的战士背影作为封面母题,关注时局、以笔带刀凸显着现代文人的民族忧患意识。潘汉年主编的《畸形》②创刊号封面(见下页图5)以构成主义的语汇营造出一番超现实主义的视像,黑暗空洞中散发出的暖光吸引着读者的目光,粗细不一的发散直线是路径还是光线?指向不明的抽象图式凸显了畸形化的社会现实。淹没于黑暗背景中、步调不一的汉代画像石双头马、撑满开本的夸张刊名与构成化的抽象图式,被戏剧化地布排于版面上部空间。整个封面鲜明地揭示了那个时代的纠结所在——恐怖与和平、传统与现代等价值认同的矛盾与困惑。体现文化多元主义的装饰母题,表面上看似混杂,实则将不同的特质共处一体,走向共和,从而为本土文化的现代生成与民族意识构建打开了一个缺口,杂糅共处的混合民族性成为现代文化认同的合法性前提。虽然画像石、木刻具有鲜明的识别性,如果缺乏健康植入意识,过分强调本土文化的边界,容易导致文化隔绝主义。而个体文化特质的完全消失、融入西方文化的整体之中,容易沦为文化同化主义。从他者角度看待自身,跨文化的语境中边界清晰的共同体已不再可能。

3. 文艺期刊刊名的图案化与点睛功效

虽然中国具有历史悠久的书法艺术,但漫长的书法史只是孕育出了真草篆隶行等书体,面临现代传播与印刷技术的挑战,很难适应现代文艺勃兴的节奏。[12]受西方现代字体设计尤其是日本字体设计的启发,汉字的图案化得到空前发展,一度延伸出了美术字的设计疆域。作为封面美学核心要素的刊名也不例外,沪上文艺期刊在刊名视觉呈现上下足了功夫。如许秉铎设计的《文学丛报》封面(见图6),是以字体设计取胜的一次有效尝试。刊名借鉴英文字体的设计样式,将每个汉字的局部笔画加粗,强化其粗细对比度,使整个字体饱满又富有张力,汉语拼音的设计也如出一辙。同时,又将“文学”二字进行图案化的设计,借鉴传统四方连续图案组合样式,利用笔画的穿插与共用,形成一幅抽象化的装饰图形。纤细的笔画、倾斜的放置使整个封面具有一种现代简约的构成趣味。而《文艺茶话》(见图7)则利用正负形设计原理,将汉字横画处理为负形,创新了“借笔共形”样式,整体对比强烈又紧凑,正形与负形交替出场生发出一种空间感与节奏感。

再者,汉字的象形特质天生具备了表意优势,刊名的图案化乃至表现化可产生隐喻性的内涵指涉与象征价值。钱君匋设计的《文艺月报》(见图8),刊名以一把把匕首进行架构,暗喻所傳播现代文学的先锋性。《矛盾》刊名则利用中国传统阅读习惯将“盾”放置在前,“矛”放置在后,以圆点分别取代两字相似的上部笔画,造成“怒目相睁”的戏剧效果,反映了美术编辑使刊名设计与办刊宗旨、文本内容相契合的全局意识。1929年,沈从文主编《人间》(见图9)的封面中则把刊名彻底作为图形元素进行视觉表现。封面整体图式类似一把h状的监狱审讯椅,而腿部却被流淌着鲜血的台阶取代。椅面则酷似透着阴暗光线的牢房铁窗,两只蘑菇造型的诡异眼睛注视着下方,“人间”两个字被置入靠背内部,流淌下来的献血汇聚成“月刊”,右下角伸出的两个头颅注视着前方台阶。阴森的封面气场与上海黑暗的政治环境相贴合。

所以,信息化的刊名本体经由图案化的视觉转换成为一种图形符号,不仅指向其能指层面,其所指内涵也得到有效传递,尤其是延伸了深化主旨的引申义,传统汉字在西方现代设计观念的影响下实现了现代转换。陈之佛曾提出图案审美价值论,认为图案因其结构、线条、色彩等构成因子具备了审美感知的精神功用。刊名借由图案化处理具备了现代审美品格和思想深度,理所当然成为封面版图中的点睛之笔。

民国沪上文艺期刊面对西方现代知识序列的涌入,借鉴与临摹、吸收与混搭成为东西两种文化的主要相处方式,这恰恰是一种追赶现代性的历程凸显,也是民族文化主体性与精神主体性成长的结晶。“它们一起构成了某种现代的时空轨道线:引介新知识无疑是受让中国跟上世界这种欲望的激励,同时,它们也通过为国家和‘国民提供知识资源而支持了民族建构。”[13]文化精英以“健康植入”方式征用多种资源,建构着本土设计的民族身份与形式美学,其表现语言之新、装饰母题之丰、刊名字体之锐,反衬出一种觉醒的批判精神,现代设计的欧洲经验并没有全部占据精英们的眼帘。

三、民国沪上文艺期刊的“设计方法论”

中国传统书籍设计在装订方式、版面编排方面形成了较为固化的风格样式,但面对现代文学传播的需要、印刷工艺的更迭、新市民的审美取向,显得颇为不合时宜。胡适认为:“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14]书刊的形态理应处于一种进化状态,一味泥古自然不能生成今日之视觉。受西方现代艺术设计观念的影响,民国沪上文艺期刊与其接轨过程中,以日益觉醒的身份意识,锻炼着自己的设计思维,积累了一定的设计方法论,探索着民族化的视觉设计叙事模式。

1. 期刊封面版图栅格化

现代平面设计在构成主义的催发下,逐渐发展为一种国际主义设计风格,日益丧失其大众化的理想追求,沦为一种仅仅具备构成样式的躯壳,由此现代主义设计渐渐走向一种极端形式主义。而在现代构成式样愈发成熟的过程中,衍生出一种栅格化的版式设计方法,其往往通过运用固定比例的图形单元,以或对称或均衡的几何体系布排版面中的图文要素,从而构成各种视觉关系。对这种排版技术的征用,在沪上文艺期刊中已见端倪。

1936年创刊的《中流》①封面(见图10)运用栅格化的参数设计模式,以固定单位的正方形对其进行等分,然后根据信息层级的差异,统一安排封面中的元素,粗壮的刊名与封面的四段式分割相得益彰,植物纹样被嵌入红色矩形中央,内页篇名竖排于版面右下侧,黑白红灰的色调使封面大气、庄严。在栅格化矩阵中,视觉元素的大小、比例、位置都被严格限定,相对理性的形式框架确保了封面版图的协调性。汉字与植物纹饰的植入给严谨的几何空间注入灵动气息与人文内涵,看似大相径庭的风格样式实现了合流。知识精英运用栅格化设计方法的成功,证明以西方的思维与技术处理中国的纹饰与汉字资源是一条有效的路径。

2. 期刊视觉形象系统化

民国文艺期刊不仅专注于封面美学,封面设计的语汇与文法被延伸至内页书刊元素与版式布局中,体现出系统化的设计意识,甚至还考虑到不同刊次间设计风格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力图在琳琅满目的期刊阵营中形成鲜明的视觉品牌形象。从茅盾主编《小说月刊》开始,不仅以新文学对文本进行了整体架构,对其视觉形象也进行了全新改版,试图以欧洲雕刻和名画冲破旧文化的桎梏,但相对缺乏民族化设计语言的建构;到叶圣陶担任主编时,邀请丰子恺担任杂志美编,丰氏调用丰富的生活阅历建立文本与图像的视觉逻辑,使用毛笔绘制了大量富有浓郁民族风的扉画与刊头画,使其与文本内容形成一种合奏。统一的装饰语言铸就了该刊鲜明的视觉品格。

再如《甜心》②(见下页图11)刊名以共用笔画进行竖向连接,修长的比例增加了封面的时尚感,点线面结构为一幕固定的风格派装饰背景,每期单独贴有时尚女性摄影作品,使封面设计完整而又不失变化。编辑胡考继而将封面设计语汇延伸至内页相关要素。如电影、文艺、人间等栏目字体设计延续着刊名共用笔画的设计样式,而《肉颂》《麦克唐纳的成功》等则汲取了封面设计中曲线与直线的组合方式,对版式进行协调与美化。胡考擅长以线造型,借用现代直尺与圆规等制图工具给画面带来一种精致的理性气场。这种视觉叙事模式在其创作的插图中也有大量反映,由此形成的系列化风格具有鲜明的视觉辨识度。该刊纸本表里的深度勾连传达出一种现代时尚的美学气息,体现出一定的系统设计意识。封面虽是书刊整体视觉包装的重头戏,可封面设计的语汇与文法依然在内页形成系列化的延伸。这种系统化的设计策略与方法体现出知识精英对文艺期刊的品牌塑造意识,继而推动期刊的良性经营与文化传播。

另外,连续的封面视觉样式成为许多文艺期刊系统化设计的选择。如上述提及的《现代》第一卷第一至六期封面由叶灵凤设计,他将封面分割成四部分,图式一致,色调相异,整幅图式的风格是对瓦西里·康定斯基与蒙德里安抽象绘画语式的融合。固定的版式与图式使该刊的视觉形象非常鲜明、简洁,这种设计策略对于初创时期的文艺期刊而言,容易吸引读者的视觉注意力,从而激发其阅读与购买欲望。“民国期刊十分注重形成自己的特色和打造品牌个性,并利用品牌延伸,尽可能发挥期刊的最大价值。”[15]以开明书店、生活书店等出版的文艺期刊为代表,其不仅在文本内容上具有系统化的出版策划意识,且围绕期刊办刊理念,继续在字体、插图、版式等设计本体层面做了視觉规划和品牌搭建,有意识地在较长时段内处理不同刊次期刊的视觉逻辑关系,打造了诸多视觉形象独立、鲜明的文艺期刊。这一过程中萌生的系统化设计策略,在当时看来富有前瞻性和方法论意义。

3. 期刊设计语言实验化

文艺期刊的物化形式在民国时期只有借助印刷与纸张方能呈现,留给设计师创新的空间相对有限。然而,富有创造力的精英们在书刊开合间于不同维度进行着大胆实验。这种实验首先基于期刊设计语言的更新,如1928年创刊的《大众文艺》①(见图12)共发行12期,封面设计的语汇与文法体现了超强的实验性。几乎期期不同的视觉形象,显示了他们超乎寻常的创造力。野兽派与风格派、装饰艺术与构成艺术等风格在封面竞相上演,似乎是给大众普及现代艺术的实验场,从而践行着“文艺大众化”的办刊理念。

另外,照相制版与凸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大大提升了文艺期刊的视觉质量,而造纸工艺的演进与铜版纸的应用,更增添了其感知力与可看性。钱君匋等书刊设计名家对纸张本身质地与期刊、封面主题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建构与思考,主张将纸张纹理与质感作为一种材料语言植入书刊设计。这种意识超越了当时的平面设计范畴,体现了对平面设计内涵的推进。如鲁迅喜欢毛边本的书籍样态,不进行均齐化切割的书籍切口往往产生一种粗粝感和质朴感,与他的书籍在主题上形成一种惬意的互文关系。他设计的《奔流》等期刊采用的便是毛边本装订样式。知识精英以学习的态度“拿来”国外的现代风格,在不断实验中寻找中国本土文化在现代世界中的方位,在继承与融合中产生新的发现和创造,这些实验对于中国现代期刊出版史与设计史而言同样重要。

上述案例在民国沪上文艺期刊中并不是少数个案,虽然抄袭和模仿痕迹或多或少地被人诟病,但不能断然否定精英们在此过程中所练就的创造性学习能力。面对西方现代设计艺术与印刷装帧技术的强势冲击,在处于文化弱势境遇的沪上文艺场,广大知识精英不仅进行着富有现代性的文学与艺术生产活动,同时对其传播媒介也进行了空前的视觉经营。文艺期刊中的图形、字体、版式、插图、型制得以系统化地观照。他们在完善视觉设计叙事模式的同时,挖掘工艺与纸张自在言说的物性美学特质,使之与平面设计语言本体形成合音。

结语

民国期刊作为一种与政治、经济、文化密不可分的大众传媒,不仅反映了彼时的时代思想与出版历程,也记载了当时的精神、气质与风尚。如果说“出版救国”是一种思想启蒙,那么“美育救国”则可称为一种视觉启蒙。文化精英引介携有西式基因的现代视觉经验,树立起亦东亦西的审美意趣,不合时宜的民族审美底色经由通力改良后的文字与图像得以消减,中国期刊出版与视觉设计在新文化运动征程中,实现了现代化建构。

沪上文艺期刊随着出版业的兴盛,逐渐成为文艺思想、价值追求、审美观念的一面镜子,期刊的视觉“装扮”变成众多文化精英的自觉追求与旨趣表达,渗透出民族化的审美现代性价值取向。它的成功和社会影响在当时世界期刊出版领域并不多见,视其为具有中国文化血统的平面设计融于世界是不过分的。本文通过对民国沪上文艺期刊的设计实践进行研究,分析其发生的跨文化语境、现代设计美学的内质、富有探索性的设计方法论,可以发现沪上文化精英固有的民族审美心理结构与东方文化思维方式,使之辩证地考量引介的欧洲经验,调和具有中国文化表征的各类形式资源与西式现代艺术设计风格,以实验的态度拓展着文艺期刊视觉设计的语言边界与民族品格,这些都证明各种文化间必定也应该是杂糅而不是谁比谁更先进,对流与融合方是文化保持鲜活生命力的有效路径。正如美术史学者李军所言:“一种文化是无法被‘代表的,无论是被某种学说,还是被某位学者,因为它总是处在与别的文化或文化内部别的群体相互穿越、重叠和交错的状态中。”[16]笔者以现代文艺期刊的萌生、变革、升华、定位直至类型模式生成的过程为例,将沪上文艺期刊设计纳入中国现代期刊与平面设计发生与发展过程的一环来考察,不但发现了一个世纪以来设计文化随全球化而动的传播格局与真实的流动性,同时揭示了一种设计文化传播过程,必然伴随健康植入的工作原则与地域性再造的真实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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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ant and Reconstruction: Inter-cultural Experience of  Visual Design in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Magazin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U Peng-bo1,2,ZHI Yu1(1.School of Ar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7, China; 2.School of Art,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yuan 030024,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and art magazines were not only the product of modern Chinese publishing culture and design culture, but also the visual evidenc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nd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s well. Implant and reconstruction have become the basic experience and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visual modernity of Chinese magazines. In that era when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identity consciousness of designer gradually awakened, the intellectual elite, with the spirit of experiment and dialectical attitude, gave birth to the innovation of reading culture, editing concept and publishing mode, and opened a unique modern visual experience and social landscape. The analysis of the visual design practice in this period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rigin of western editing, publishing and visual design concepts as well as brand building of modern Chinese magazine design, and will also positively enlighte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ocal design in the global context.

Keywords: implant; reconstruction; inter-culture;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terature and art magazine; visual design

① 此一時期,邹韬奋、沈雁冰、杨贤江等人曾多次撰文讨论“硬性读物”与“软性读物”的差异,认为学术期刊因苦涩的理论多不易阅读,属“硬性读物”;而生活类、文艺类期刊因贴近大众生活、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多属“软性读物”。

① 1928年,陈望道、汪馥泉在上海创办大江书铺。《大江》月刊正式出版,由施存统担任主编,曾得到鲁迅、茅盾、夏衍、丰子恺、滕固、汪静之、钟敬文等作家、画家的支持,时有作品和文章刊出。

① 《青年界》创刊于1931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发行,石民、赵景深、李小峰曾任主编。编辑内容不仅有小说、诗歌、小品、随笔、书评等,还推出了作家介绍、近代绘画代表作等栏目,经常刊发郁达夫、鲁迅、老舍、沈从文、胡适、臧克家等人的作品。

② 《畸形》1928年创刊于上海,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发行,潘汉年主编。内容涵盖文学评论、诗歌、散文和小说等,大部分文稿是左翼作家的创作,撰稿人主要有郑伯奇、冯乃超、黄药眠、龚冰如等。

① 《中流》1936年创刊于上海,黎烈文主编,上海杂志公司发行。刊载有评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艺作品。撰稿人主要有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老舍、胡风、舒群、刘白羽、谢冰莹、田间、艾青等。

②《甜心》由陆启豪担任主编,以刊登流行文学与人物摄影作品见长,是反映沪上新市民文化的重要代表。

① 《大众文艺》是1928年鲁迅、郁达夫等创办的中国首份左翼期刊,由上海现代书局发行。该刊主张从外来文化和文学寻找营养,热衷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主要作者有鲁迅、夏衍、郭沫若、冯乃超、郑伯奇等。

作者信息:吴朋波(1982— ),男,山东东营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太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设计艺术历史与理论;支宇(1969— ),男,四川泸州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美学与批评理论、当代艺术批评与设计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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