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梅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执政党，开始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重任，党领导教育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篇章。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要求，贯彻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以“暂维现状，逐步改造”的政策和“先坏后中，先坏后好，先难后易”的原则，有步骤地对旧有教育事业和旧学校进行接管与改造，争取和鼓励旧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同时，通过创建工农速成中学等新的中等教育形式，迅速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其中，对旧学校的改造不仅包括接管全部公立学校，还包括接收由外国津贴赞助的教会学校以及私立学校。学界以往研究多关注新政权对旧中学(包括普通中学和私立中学)的接管过程和改造效果，甚少关注旧中学自身的意愿和诉求，特别是大量招生规模小、办学复杂的私立中学。有鉴于此，笔者利用北京市档案馆所藏资料，选择私立文治中学(以下简称“文治中学”)出让校舍谋求与北京大学合作一事为考察中心，详细梳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双方的合作过程，分析双方各自利益诉求中所隐含的复杂心态和现实意图，以文治中学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对刚成立的新政权的态度变化，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私立学校改造的政策应对。

一、合作起点：文治中学出让校舍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随即人民政府对北平市的各项教育事业实行接管。3月14日，北京市文教局出台《关于私立中学与辅导工作决定》，提出政府对于一般私立中学的政策是“维持私立，进行改造，使能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1]，同时颁布了《私立中小学临时管理办法》及《私立中小学校董事会暂行组织规程》等文件，组织审查委员会对私立中小学分期分批进行审核，凡确定执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及人民政府各项法令者，准予立案。同年年底，北京市政府出台《整顿私中办法》内部文件，要求“加强私立中学领导”，“克服私立中学的经济困难，包括改变私立中学收费办法、补助私中经费，充其后备等方式”[2]，提高私立中学办学质量。

文治中学前身为建于1923年的南纪中学，1929年12月改名为私立文治中学，1930年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备案。1930年秋，校址移至阜成门大玉黄阁胡同，校长为北京大学毕业的郁士元。1931年全校有初高中各三班，学生为340人。1938年1月学校停办，抗战胜利后复校。1947年校址迁至东安门北河沿49号，此时全校共有初高中六个班学生共327人，教职员25人，校工10人。1949年秋，该校学生为43人。复校以来，文治中学由知名学者黎锦熙担任董事长，周良田担任校长。[3]

1950年6月12日，文治中学向北京市文教局呈文“请准变卖校产以资整建学校”的公函，恳请文教局“为照顾本校克服困难起见，可否通知地政局将本校房契列为特殊专案提前办理，以便本校早日得到发展”[4]。文治中学拟变卖的是位于骑河楼11号(12间半房屋)的校产，以便筹资修复北院校舍，暂济燃眉之急。对此，北京市文教局给予了“俟调查研究后再行核办”的答复。

恰在此时，北京大学接到教育部下发的创办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的任务，正为校舍无着犯愁。得知文治中学准备变卖校产，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汪子嵩通过本校理学院讲师孟庆哲的私人关系联系上了文治中学校长周良田。7月3日，孟庆哲将北京大学的合作办学意图告知周良田：“北大承教育部之命，拟办一工农中学。地点最好在北大附近，听说文治中学经费困难，地点离北大又近，希望双方合作改办工农中学，或将全部校产卖于工农中学。”[4]周氏随即将这一情况向该校全体师生作了通报。

7月5日，汪子嵩与北京大学秘书长王洪徵一起，邀约周良田正式会谈。王洪徵开门见山地指出：“现在大学向工农开门，但限于文化水平加考试很难进来，因此政府特创办工农中学”[4]，言明北大受教育部委托拟办一所工农中学，“因无校舍，欲与文治合作办理”的来意，周良田当即表示个人非常赞同，但因“私立学校一切重大事项，必须校务会决定，并呈报董事会批准后，方能执行。”[4]周氏需向校委会、董事会报告后再行答复。周氏将该校的学生人数、教职员工人数、学校设备情形以及校舍需修复等实际情况作了详细说明。王洪徵表示具体情况已完全了解，希望双方提出合作的具体办法以便进一步协商。

7月7日，文治中学工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为深入了解合办情况，特推出代表四人去北大见汪子嵩、王洪徵。汪、王二人代表北大提出合作三原则：(1)对于文治学生，可与有关方面商洽负责分置到本市公私立中学；(2)文治的专任教职员工保证在工农中学工作或转业；(3)文治的校产由文治校务委员会及董事会决定处理。周良田随即将该合作原则向董事会作了请示，董事会给出“如继续办理文治困难很多，同意与北大合作改办工农中学”的意见。[4]当日，北京市文教局就文治中学6月12日申请协助变卖校产事给予正式回复：“应先提由你校董事会讨论后，连同记录及董事会盖章名单报局，再资核办。”[4]次日，周良田召集本校校务会议，就北大和北京市文教局的主张征询意见。委员会委员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变卖校产继续办理文治，有的主张与北大合作改办工农中学，两派相持不下，未能达成共识。7月14日，经过数次私下沟通，周良田再次召集校务会议，经过反复讨论，统一了意见，一致认为与北京大学合作是妥当的，并拟定了合作草案，送经董事会批准。草案如下：

(1)学生分发问题：①私中：凡在本校成绩及格可按照应升年级直升；②市中：凡在本校成绩及格者可按应升年级照文教局规定有优先权入学；③凡在本校成绩不及格者，可按应留年级直入私中，入市立者，按应留年级照第二项办理。

(2)教师员工的处理：工友4人、技工1人，教导处、校务处共3人保证继续工作；专任教员7人(包括校长、教导处主任)保证：①继续工作(或在工农中学或负责介绍他校)；②转业；③学习。兼课教员13人尽量予以照顾，其中在他校无兼课者2人，保证工作。

(3)校产处理：文治中学全部校产赠与工农中学，但文治中学未清债务也由工农中学负责清理，其负债数月如左：半年的房租，合小米3216斤，教职员7、8两个月的薪金共2388元。[4]

从合作草案看，学生分置和教师员工处理均是北大提出的合作原则的细化。校产处理是关键，文治中学自愿将全部校产赠与北大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与此同时，北大也要承担文治中学未清债务，包括半年的房租和教职员7、8两个月的薪金。大会选出杨俊民、青莱藻、王问渠、张伯伦四人作为接洽代表。次日，周校长将校务委员会决议通过的《与北大合办工农中学草案》送交董事会，当日批准通过。7月16日，周良田致函北京大学，称“你校征询与我校合作办理工农中学一案，兹经我校校务会议决议，原则赞同，并拟具办法于七月十五日送经我校董事会批准，谨抄同该项纪录一件函达”[4]。周校长将文治中学校务委员会、董事会的决议以公函的正式方式，函达北京大学。

7月18日，由文治中学校务委员会推选出来的杨俊民等四名代表与北京大学代表汪子嵩当面沟通。汪氏表示北京大学完全接受文治中学提出的合作草案，并承诺保证教职员工的工作。他还尤为感谢该校将校产赠予工农中学，认为当下最亟待解决的是“分发学生”，建议文治中学可先行通过私人关系介绍学生入他校，待北京大学向北京市文教局交涉分置学生问题后，再予以书面答复。对于汪子嵩口头的慨然承诺和积极建议，文治中学的代表、教导主任杨俊民有几分担忧，他以校方代表名义郑重表示：“你们同意了合作草案，愿与合作，希望从速给予书面答复。我们一切行政,即按照合同草案即行停止”[4]，希望北大尽快给予书面答复，汪子嵩对此表示全部同意。从第一阶段来看，双方合作办理工农速成中学的进展推进顺利。

二、合作受阻：北京大学中止口头协议

文治中学四位代表返校后向校方详细汇报了与北京大学的洽谈结果，之后，学校根据汪子嵩的口头答复向全体师生员工作了有关情况说明，并将此事报告北京市文教局，文教局亦表示同意两校的协商结果。根据汪子嵩的建议，文治中学积极行动起来，利用私人关系开始介绍一部分学生转入工商中学、孔德中学等学校。与此同时，文治中学“逐日电催”汪子嵩尽快办理相关事宜，汪则一反之前积极态度，一再表示学校正与教育部、北京市文教局交涉中。

7月25日，焦急等待的周校长放弃电报催促，直接登门。汪子嵩当面表示：“北大无问题，教育部亦同意，市政府已谈过，等我再向文教局谈谈”[4]，请文治中学稍安勿躁。7月27日，汪子嵩偕同北大职员四人亲自到文治中学察看，临别时向周良田校长特别说明：“已与文教局谈过，只要文治同意即可。由文治呈报文教局分发学生。”[4]文治中学得此承诺，继续向市内公、私立中学分置学生，准备移交事宜。7月29日，文治中学有部分教师情绪起伏，催促校长周良田电询汪子嵩移交事宜，汪回复“等今晚向教育部谈谈，再通知你们”。面对如此答复，教师情绪更加波动，教导主任杨俊民再次电询汪子嵩，并说明该校行政停顿至今，部分学生已介绍他校，教职员7月薪金亟待发放。对此，汪子嵩答复：“看了校舍后，不同你们合作了。你们的校舍容纳不下一百六十人，耽误了你们学校的行政的进行很遗憾。”[4]之前的承诺化为泡影，文治中学师生情绪异常激愤。

7月31日，文治中学校务委员会推定代表四人与校长周良田赴北大与汪子嵩谈判，说明该校与北大协商合作以来，学校行政停顿至今，原有的计划一律搁置，教师工资至今尚未发放、部分学生已转入学校等诸多现实困难。面对文治中学的义愤之词，汪子嵩仅有“遗憾、抱歉”表示外，“别无言语”。文治中学代表请求与北大校长汤用彤直接对话，遭到拒绝。在这种困局下，8月2日，文治中学以全体师生名义，“呈报北京大学与本校合作改办工农中学经过请赐予协助合理解决”电函至北京市文教局，语气激烈：

我们文治中学的全体师生员工，被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汪子嵩所玩弄欺骗压迫，弄得有书不能读，有工作不能作，不禁垂泪而道，披发陈明事实的经过：文治中学是一个私立的学校，没有基金，经费是很困难的。解放一年半以来，在人民政府的扶植下，我们全体师生精诚团结，咬牙关苦苦的维持教读。虽然我们没有显著的成绩，但总不能抹杀我们的收获。举例说，今暑，我们初中毕业同学，有九人投考市立中学高中一年级，结果录取八人(有市中榜为证)。下学期为了修整校舍，充实设备，我们曾经校务委员会及董事会的会议通过，决定把一所空闲着的校舍出售，用来修建充实，这一计划早于本年六月十二日以文字第134号呈报文教局在案，并经文教局口头答复(文教局有案可查)。[4]

除陈述双方协商经过和事实外，更列出十条自己检讨的理由，但仔细考究措词，除去第一条“我们学校经费困难是事实，我们有勇气，有毅力，有计划的去克服，争取进步”外，其他均与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汪子嵩有关，诸如“我们学校停顿至今，原计划都搁置，学生部分已介绍转入他校，我们不能亦无法再办下去”，“教职员工目前生活无法解决，工作更属渺茫”，“汪子嵩一直争取我们合作，并接受了我们的合作草案，时至今天才提出不合作，实际等于毁灭了我们学校”，“北大校长汤用彤拒见我们，据传达人说，完全委托汪子嵩办理，而汪子嵩不负责任，他也不过问，未免太官僚主义了”；等等。行文最后称“汪子嵩为共产党员，并且在与我们进行协商对我们表示，共产党员说到那里，作到那里，自然我们对他是非常尊重的。然而事到今日，他完全失信于我们，毁灭了文治，玩弄欺骗了我们全体师生员工，影响了共产党员对群众的威信。”[4]文治中学将对汪子嵩个人的强烈不满、指责上升到了一个阶层对一个政党信任的高度。至此，文治中学与北京大学合办工农中学一事，单靠双方解决已不现实，亟待行政部门出面协调和解决。

三、解决方案：文治中学改建为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

接到文治中学全体师生名义的来函后，8月5日，北京市文教局第二科称已知悉该校与北京大学合作改办工农中学之经过及发生波折情况，“查该案原系你等双方合议，中途所生问题，自仍应由你等两方互相协商、设法解决为宜。”[4]文教局虽如此行文，但私下推动颇力。8月19日，北京大学校长汤用彤致北京市文教局专函“接办文治中学改办工农速成中学并请协助由”，公函主要内容如下：

二校奉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令筹办工农速成中学，因经费、学生困难甚多，文治中学校董会及校务委员会自愿将文治中学停办，改由本校办理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双方在原则上已经同意，若干具体问题再继续协商，协商中除由文治中学校董会向贵局诚请停办，请求批准，并请贵局对照私立中学停办之处理办法，对文治中学停办后之财产等处理加以监督外，理合由本校备文说明上述情形报告贵局。又该校由本校改办工农中学后，原有学生均不能容纳，必须分置其他学校继续学习，故拟请贵局协助予以分发，以免青年同学失学。[4]

从内容看，北京大学校长汤用彤强调文治中学“因经费、学生困难甚多”，自愿停办，改由北京大学办理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对“学生分发”之事，明确指出“原有学生均不能容纳，必须分置其他学校继续学习”，请求北京市文教局协助“分发”，以免青年学生失学。8月21日，文治中学董事长黎锦熙发“呈报将文治中学停办与北大合作改为工农速成中学情形由”函至北京市文教局，“查本校因无基金，经费奇窘兼以学生人数甚少，下学期势难继续，复据北京大学征询，与本校合作改办工农速成中学，经提出本校校务委员会会议议决‘本校停办与北京大学合作，改为该校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并呈本会会议通过在案，已在原则上同意，并另案呈请分发本校学生外，理合将本校停办情形报请兼核。”[4]很有意思的是，两校均未交代文治中学清还款项之事。至此，双方学校以公函北京市文教局的方式，将之前陷入困局的合作事宜重新启动。8月26日，北京市文教局局长翁独健，副局长李伯剑、侯俊岩、薛成业联名向北京市委提交了关于停办文治中学提案。8月22日，市长聂荣臻，副市长张友渔、吴晗圈阅同意，并责成文教局按照实际情况尽快办理。

8月29日，文治中学校长周良田再次呈文北京市文教局，汇报学校停办后分置该校学生的相关细节，(1)具体分置情形如下：(1)大同中学同意初、高中各年级可容纳学生60余人，惟须借用原校桌椅，经与北京大学协商同意后，名单已送达大同中学同意；(2)劳动中学同意高中各年级尽量收容该校分发学生，初中各年级可容纳少数学生；(3)工商中学除高中三年级外其余各年级皆可容纳；(4)孔德中学同意初中各年级容纳该校分发学生10人，高中无空额；(5)艺文中学同意高、初中各年级容纳该校分发学生15人，学生可持该校成绩单及评定书前往登记；(6)新中、新知、新华其他中学需要请文教局协助分发。详见：《市文教局、私立文治中学关于停办该校与北京大学合办工农速成中学的请示、批复等文件》，153-001-00863，藏于北京市档案馆。并特别说明分置学生的情况已经文治中学董事会研究通过。在报告各校分置学生情况后，在文后附上自愿入劳动、工商、孔德、艺文、新中、新知和新华等校的学生名单，呈请文教局核准。文教局随即回复“实办”。随后周校长进一步向北京市文教局呈请可否将原文治中学的七名寒苦学生分置至公立学校的呈文，也很快收到“批准”的反馈。

同日，北京大学校长汤用彤呈文北京市文教局，呈请协商有关文治中学停办后其原教职员工工作安排问题。北京大学还给出建议：“文治中学停办后，其所有教职员工除非北京市文教局有其他需要调动，否则当由北京大学呈请教育部设法解决。”北京市文教局稍后承诺“所有学生转学及员工工作问题，应饬该校负责妥为解决，若有个别困难情形，本局自当予以协助办理”[4]。至此，教育行政部门联合，妥善地处理了文治中学停办后的师生去向问题，解决了师生的后顾之忧。1950年8月31日，北京市文教局正式宣布停办文治中学，原址改建为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北京大学教务长曾昭抡兼任该校校长。

四、余 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巩固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以及发展生产力。要建设新中国，改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农大众及其子女基本上被关在学校门外”的现实状况，中央人民政府把发展工农教育、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文教工作的首要任务。这个工作的意义，不仅是为了要解决今天工人与农民对文化上的要求，并且要为将来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作必要的准备。”[5]随着“教育为工农服务”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那些年长失学或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的工农干部成为补偿教育的重点对象。为此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招生政策，其中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最具代表性。它以18岁以上35岁以下具有相当于高小毕业文化水平的工农干部为招收对象，用三年时间完成六年的中学文化科学基本知识教育，以工农干部能升入高等学校深造、培养新中国各领域高级建设人才为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教育部要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校附设工农速成中学试点。作为国家意志要筹办工农速成中学的时代要求，为文治中学和北京大学合作提供了契机。

面对这项对各方发展有益的事情，起初双方均持积极态度。随着合作细节的推进，双方自身利益考量渐占上风，绝非有研究者指出的“却因沟通协调不畅发生了意料不到的曲折”[6]。其中经历的波折背后，是双方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以及以文治中学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政权的态度表现。对于北京大学来讲，尽快置办校舍，完成教育部交付的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的政治任务是急需，前期态度积极主动，但进入真正合作环节，负责人亲自考察校舍后，面对不够宽敞、办学条件不理想的现状，加上要背负文治中学亟待清偿的款项、教职员工工作去向等负担，不免打了退堂鼓；而作为私立学校的文治中学则希望通过出让校舍，为师生谋求较为理想的容身所在，并解决经费困难、债务缠身的窘态，学校及师生的切身利益是关键。在全国刚刚解放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文治中学在合作起波折时流露出来的急躁情绪，实际上是很大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对刚成立的共产党政权还不能完全信赖的真实表现。

北京市文教局作为这一合作事宜的直接管理方扮演了关键角色。正是北京市文教局的介入和调解，双方重新建立起基本的信任关系，合作才得以继续推进，文治中学自愿停办，其校址被改设为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教职员工并入该校。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市文教局作为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地方威权部门，它的决策部署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政策在地方上的投射。文教局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到文治中学师生的合理诉求和实际困难，妥善安排了教职工继续工作的场所，并使该校在读以及即将入学的学生有学可上，这一工作作风和协调结果赢得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支持。在旧教育改造的最初阶段，以私立文治中学为代表的民间办学力量在与教育行政部门的互动博弈中，其本身的性质、教学和组织管理方式发生了变化，厕身其间的自由知识分子思想也悄然转变。

中国共产党改造私立中学的举措，赢得了自由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情感认同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认同。文治中学地处首都北京，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旧学校改造中有着独特的地域代表性，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以出让校址实现了转型办学，对新生政权如何在人力、财力匮乏下解决面临办学困难的私立中学的接管和改造问题是一个好的示范。从这一点看，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复杂局面，教育领域能在较短时间内顺利完成中央政府“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战略部署，恢复、改造和创新各项教育事业，是中国共产党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办法有效性的直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