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燕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进入《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历史—文化”前提

在天堂或地狱，或许真有永生的善、恶灵魂存在，但人间的生命是有生有死的,人世间的生与死又究竟情形几何呢？

从生命的物质意义上说，从生到死的路无非两种：老逝和夭亡。老逝令人伤感，夭亡则更令亲人友朋感到痛心。夭亡的原因无数种，但也大抵可分两类：因各式偶然事故引起；因人为的因素导致。后者之中就包括被罪犯杀害的一般平民、被国邦司法处决的死刑犯。一般地，被处决的死刑犯是作恶的罪犯，但在人类历史上，有一类“被处决者”(包括被公开处决和被秘密处决)却不仅不是作恶的罪犯，反而是人类生命中的至高典范，比如苏格拉底、耶稣、布鲁诺……在人类生命中，这样的“被处决者”不是因为他们恶，而是因为他们的某种真实、美好的追求不见容于当时的现实秩序。近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犯就往往是这样。政治犯，是一个在现代社会、文化中出现的事物，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被现实秩序中当权的政治力量告密、抓捕，甚至处死。政治理想在能够成为人的理想的时刻，它得是足够美好的，否则，人们不会艰苦劳顿地去追求、去实现。可以说，政治理想追求者是人类美好未来的追求者，由于他们往往同时是现实境状的变革者，是现实权力势力要镇压、要剿灭的对象，这些人的现实生存就会变得异常艰难，监狱、死亡离他们往往就很近。意欲推翻晚清皇朝的政治革命家章太炎三次进过监狱，戊戌变法六君子被处死，徐锡麟、秋瑾惨遭杀戮。晚清以来，一代代的政治犯有了一个荣耀的名称：革命者——既是思想的，也是政治意义上的革命者。

生活之中，如果一个人遇到了几个从事政治革命的朋友，而他自身又不是一个搞政治革命的人，他会怎么样呢？还有一个问题是，政治革命那么危险，往往面临监狱之灾甚至死亡，这个不搞政治革命的人为什么会有政治革命者这种危险朋友呢？想清楚这两个问题，是我们作为一个凡人真正地、而非教条地进入《为了忘却的记念》(下文简称《记念》)一文的“历史—文化”前提。前面说了，近代以来的政治革命者，虽然各自的理想愿景并不同一，但往往会是一些心怀美好的政治理想的人，他们言动行事的目的是为了让现实进向更美好的未来，沿此逻辑，革命者在精神上(当然，实际的情况会复杂得多)是很有力量的：头顶有明光，脚下有力量。在中国的近现代进程中，对未来怀有美好想象的人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革命者(很容易成为政治犯)，还有其他人，各种各样，这中间，最大多数的恐怕还是从事文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艺术学等等人文学术研习的知识人士——尤其是那些往往也会直面现实的黑恶，期待社会变革、进步，其文学作品或学术思想对时代现实有颇强介入性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在精神上往往就具有某种根深蒂固的革命性。《记念》的作者鲁迅，就正是一位对未来怀有美好想象，期待现实社会变革、进步的文学家、思想者。

可以说，在鲁迅的生活中，他与革命者的相遇是必然的——因为他本身就带有一种革命性即对现实社会变革的渴望，不过，与政治意义上的革命者有所不同的是，他基本没有从事过政治革命的行动，没有参与政治性的党派组织，但是，当他的作品(不仅限于文学作品，还包括他的学术研究、美术修为)作为一种思想的、精神的载体而同样携带一种变革社会、革新文化的力量时，他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个思想革命者。鲁迅的这一特性，是诸多鲁迅研究者早已看清楚了的。与此同时，一些参与政治革命活动的人也同时会从事文学活动；一些从事文学、学术活动的人也可能同时或是进而从事政治革命活动；这些人都会有他们的思想储备，他们往往会关注到那些具有精神意义上的革命性即思想革命特质的文学、思想、学术。那么，这类的政治革命者、思想革命者，离鲁迅文学以及鲁迅的距离都会比较近，二者在现实或精神场域的相遇迟早都会发生，问题只在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而已。

1929、1930年之交，鲁迅参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成为其中的核心成员之一。左联实质上是一个在中国进行着思想革命的文学家与一个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具有政治革命言动及其相应的“文学-思想”状况的群体的结盟。鲁迅与这样一个群体的底线共同点是：对现状不满，渴望改变——这一意识在鲁迅本人那里也是十分明晰的：

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1]266

1930年春写下的这一段话，活生生地呈现了鲁迅对于包括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在内的“革命者阵营”(所谓“革命部队”)的复杂想象，他并不视众多革命者及其革命言动为怎样纯粹的圣洁之物——毋宁说，对于革命尤其是政治革命，翻译过《工人绥惠略夫》的鲁迅内心其实持有各种疑虑与保留。鲁迅本人的更趋理想境状中的“革命”思路，早在1927年，他就有自己颇为直接的议论：

在此地(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前的广州——笔者注)是听惯了“革命”了，江苏浙江谈到革命二字，听的人都很害怕，讲的人也很危险。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2]418

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2]418-419——《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鲁迅的意思：一切改革者都是革命者。政治革命(当属“大革命”之一)，亦不过是人类诸般改革之路中的一条。当然，1925年4月的鲁迅也承认过：“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3]1932年12月，是写《记念》的前三个月，关于文学、革命的话题，鲁迅议论说：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1]455

鲁迅于“革命”“革命者”的“文学”皆不陌生，与其说，他会怎样惊喜于“革命”“革命者”“革命文学”的嚷嚷，毋宁说，他最致命的心结是：真正地改革、变革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令二者都能够日益趋向美好……

如此，可以推知，《记念》的重点是，刻写、记忆中国人或者中国社会的某种美好；非如此，便是其反题：暴露、批判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黑恶(太不美好)；而从事情本身的结构上看，《记念》涉及的真实是：正是那堪称最美好的生命、青春，在一个黑恶时代里陨落了。

“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实录酷虐史事、实施社会批判；铸造历史记忆、矗立人间大义

基于鲁迅当年的亲身察知与资讯边界，《为了忘却的记念》有着明显的实录历史情境、针砭社会黑恶、雕刻历史记忆的悲愤愿力：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

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1)本文所引《为了忘却的记念》原文均出自《鲁迅全集》第四卷之《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不另注。

凡此，都提示着，鲁迅置身在“无写处”之中而执著于写的赤诚意愿——要写、要记录酷虐屠戮以震醒、警示当世、后世的人们。说自己“终于”将听闻五烈士噩耗时写出的小诗(中有“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等)寄给了日本的歌人，亦更有令全世界的人知晓中国现实之黑暗、之酷虐的用意在的。这也与鲁迅相当自觉的惯于“立此存照”的为文意图相合。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此段行文克制，但对悲惨事实之发生时间的实录、记忆，精确到了某一日的午夜或凌晨，所实录、记忆的不仅是和平区域中现实权力居然秘密杀人，更有秘密杀人之后人们或“不敢”(清醒而怯懦)或“不愿”(淡漠而无感)或“不屑”(野蛮、专横，以至乎傲慢、冷酷)言说、记载的人间大悲。这于世批判的锋芒所指之广，有心者读之当会各个自省。但于万马齐喑之间，鲁迅并没有遗落有心者执著闪烁的珍稀星光：《文艺新闻》、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林莽先生、《白莽印象记》、被捕……以无比精微的细节雕刻着“历史-时间”中真的人的记忆。类似的用心精微的实录也还有：

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

如此残酷现实，鲜活，仍旧裹挟着细节的真实，人们在为自己信奉、追求的政治理想而付出失去人身自由，失去随身财物、失去珍贵精神读物的多重代价。

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我不是高僧，没有涅磐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

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

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这几段，依然实述酷虐事实，辅以现代性浓烈的主体心绪，出语看似平淡，行文间情感的浓厚压抑、克制几近极致，有心的读者当能听见地层深处流贯不已的哀伤、悲愤——20世纪30年代和平地域的此番惨烈、秘密的屠戮(屠杀人数之众，肉身中弹之多)足可令人木呆失语，对这一事实的实录本身就足成历史记忆中极具批判性、揭露性的坚硬石碑。

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这里摘录的，还是对“史实”——偏于个人间的诸般信息的实录，但却正是历史河流中最生动、最切身的细节雕刻。其中的第一句，似乎毫无深义，何以要写出呢？在鲁迅的意图里，我以为就在必须如此记录下“李伟森”(这个姓名在中国共产党阵营的资深地位，鲁迅是并不深知的。)“胡也频”这两个真实姓名，这亦是饱有历史意味的一笔——一场屠戮，二十三个生命死去，但在鲁迅的切身察知间，他仅仅知道这五个人的真实姓名，也知道他们都是自己身为核心人员之一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在这一篇记录、记忆文里，他必须得把自己所知道的五个人的真实姓名都保存在册吧。鲁迅以猜测之笔点出了白莽亦即殷夫的真实姓名，也记录了柔石的真实姓名，还曾写有《柔石小传》。凡此，在我的感觉里，皆有记录酷虐历史，“记忆-流布”逝去了的美好生命的用心在的。

当然，这数段的极光烈焰是在四句诗里的，在今天的现代人看来，四诗句的命义也可以说过于高格了，依稀可见牺牲美学的几丝悖谬，生命存在的几丝悖谬。足够理性的人们不禁会问：在什么样的一种自由里会要求着爱情与生命的双重弃置？如此自由是否已经走向自由的反面？或者，当某种自由抑或任何意义上的高贵抉择(比如，求自己国、族的独立、自由；抑或助他国、他族之独立、自由。于后者，最典型的像拜伦之助意大利、希腊。)与人的爱情，更尤其是与人之生命本身的存在相对峙的时候，人究竟可以何去何从呢？需要给予诚挚敬意的抉择未必就只有一种吧？“To be or not to be”，究竟哪一种更高贵？也许都是高贵的，追问的不过是哪一种“更”高贵？引人留心的是，此番译诗，乃为实录(虽日后流布广远)，而非鲁迅的任何虚构，“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青年们如此激情地迷醉于理想之境的时代？今天，面对历史浪涛间的这份诗句实录，需要的恐怕不仅仅是激赏，它当能激起你我的更复杂的深思吧？否则，流过太多的血的历史给予你我的思维启蒙，是不是多少会有一点点不够？

就实录时代酷虐，抗议政治黑色，呼吁中国，乃至世界舆论的关注而言，鲁迅在包括“左翼五烈士”在内的“大死难”之后，除《记念》一文之外，还有一系列言动。知悉死难数日后，鲁迅即写下那首著名的“惯于长夜过春时”，首则交给冯雪峰，次则抄送日本的歌人，再则两年后公开发表。“大死难”2月发生，4月，鲁迅与冯雪峰联合，将柔石生前预备出版的刊物《前哨》第一卷第一期“作为‘纪念战死者专号’而创刊”，刊出著名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柔石小传》，这一期《前哨》刊有“左联五烈士”小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2)参阅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三卷第263页。又，《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3页之注释2。几乎同时，鲁迅写出《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刊于国外，并以“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回应史沫特莱女士对他安全的担忧。[4]253-2549月，《北斗》创刊时，鲁迅又以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作为支持，向人间传递与死难者相关的信息。[4]282-2831932年4月26日深夜，鲁迅在编辑、出版《二心集》时，又于《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夜记之五》的文末，再提“现在去柔石的遇害，已经一年有余了。”

“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

——呈现生命至情，践履人之大道

“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左联五烈士”及其同仁的死难是一桩社会历史中的公案，《记念》为“五烈士”而写，也是为同时死去的二十三位政治革命者而写，为抗议酷虐屠戮而写，为一个时期里中国社会的进步事业而写，为整个中国的“历史-现实-未来”而写，为人类生活中的美好图景而写……凡此，皆可谓《记念》一文真实持有的人间大义。然而，这其实还可谓表层——历史也罢，现实与未来也罢；中国也好，人类也好，人们之所以关心这些，归根结蒂，乃是关心此中的人的生存状态及其命运，对于鲁迅，则更尤其如此：“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毋庸讳言，此处的“朋友”不是指鲁迅本人所知并不多，在实录姓名、刻录必须信息而外几乎难以多言的李伟森、胡也频，以及冯铿(《记念》一文对冯铿的书写极其简略，更兼出语隐晦，言辞间歧义丛生，其意向其实是游弋飘浮的)而是落在殷夫、柔石二人间的，这并非所谓选材的技巧，而是对实生活之本来情境的忠实雕塑。

在说鲁迅与殷夫之前，不妨谈一下冯铿。鲁迅说自己跟冯铿“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在此记念文里，鲁迅对于自己的此种疑心也给出了断然的疑心，明示着年过五十的鲁迅，对于被现实暴力所屠戮的、意在变革中国的青年们的最大程度的赤诚善意：“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不过，善意归善意，鲁迅对冯铿的这种感觉、察知，那的确的，跟他对殷夫、柔石的感觉、察知太不一样。

《记念》写到了鲁迅与殷夫的三次见面，两度送书，似乎有迅疾而成“忘年知交”的趋势——当然，趋势而已，实情究竟如何，亦恐难断言。“屠戮-死亡”对于“人我之间”“现在与未来”之间的生命河流作了斩钉截铁的截断，真是酷也。

第一次：

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

第二次：

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第三次：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三次见面，说平常吧，其实也可谓传奇，正是时间巨浪里，个体生命之间颇为难得的精神传奇。茫茫人海，三十多年，鲁迅此前似乎也没有遇到过正好译了他所“热爱”的诗人彼得斐(现通译裴多菲——笔者)的传记而投稿到自己手中的——我们知道，在1925年、1926年之间，鲁迅经由《野草》对于他本人在青年时代呼吁过的“精神界之战士”们(裴多菲是其中之一)重新予以了肃穆、严正的精神认同，大呼“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5][6]，更尤其在《野草·希望》中于裴多菲有着如下的巅峰式引用：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我放下了希望之盾，我听到Petofi Sandor(即裴多菲——笔者)(1823—1849)的“希望”之歌：

希望是什么？是娼妓：

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

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

你的青春——她就抛弃你。

这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已经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

但是，可惨的人生！桀骜英勇如Petofi，也终于对了暗夜止步，回顾茫茫的东方了。他说：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

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蝴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7]

综合前面的引文，可以见出两个关键意项：第一，世上的青年(鲁迅所谓“身外的青春”)——未曾衰老的、不再沉睡于虚幻之平安的青年，在哪里？第二，由德文而翻译着《彼得斐传》的殷夫，不正是鲁迅所寻求的“身外的青春”，凝视，乃至反抗着现实之不平安的极少见的青年了？这个青年不仅凝视人世间的苦难、反抗着人间的不平，更兼亦热爱着鲁迅自青春时代也无上热爱的裴多菲其人其诗，此种相遇并不是人生中易得的吧？从鲁迅的追忆看，他激赏殷夫的裴多菲翻译、激赏他个性化的文学选择在前，知晓殷夫的政治“革命者”言动在后。从他孜孜以求殷夫的裴多菲译作、痴痴赠出自己的“宝贝”德文藏书看，鲁迅对于殷夫的文学——特别是文学翻译的功业似乎是更期待的。(3)看《“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心集》)最能见出鲁迅对中国的翻译大业的拳拳期待：“然而现在呢，这些东西(指马克思主义文论——笔者)，梁实秋先生是不译的，称人为‘阿狗阿猫’的伟人也不译，学过俄文的蒋先生(即蒋光慈——笔者)原是最为适宜的了，可惜养病之后，只出了一本《一周间》，而日本则早已有了两种的译本。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到欧战时候，则大骂了他们一通，但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至今只有一种，尼采的则只有半部，学英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所以暂时之间，恐怕还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来重译，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译本来直译罢。我还想这样做，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人，来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因为我们不能像蒋先生那样的‘好笑起来’，也不该如梁先生的‘等着，等着，等着’了。”而这个叫殷夫的人，是能够用德文原本翻译鲁迅热爱的诗人、爱国者裴多菲的啊。鲁迅对其翻译功业的期待需要我们的充分想象。其一，他对殷夫的激赏是首先起于对其正翻译着《彼得斐传》的惊喜的；其二，鲁迅对殷夫还有第二回的送书：“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赠书以助力殷夫去“练习德文”——期望的，还是其翻译功力的提升。在“文学-文化”的思想革命功业(也包括一个生命自我精神质素的精进与修为)与置身现实的政治革命言动之间，鲁迅在内心深处更期望于年仅20岁的殷夫的究竟是哪一种？这是否足为一个值得思虑的真实的问题？我们知道，在鲁迅的一生里，他更重视和一直抉择的是“思想革命”“文化批判”“社会批评”而并非其它——当然的，凡此种种亦并非不具“政治性”以及鲁迅逻辑内的“革命性”。

谈到殷夫的诗，在殷夫逝去五年多之后，鲁迅说：“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直言世上一切所谓的诗艺都不能与《孩儿塔》作比较，这诗自有其独特的光焰——写作者是意在以爱、憎之质而谋黑色人间的真正变革，所谓“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但就在这同一篇，鲁迅也说过意向并不明朗的诸多话：“我所惆怅的是我简直不懂诗，也没有诗人的朋友，偶尔一有，也终至于闹开，不过和白莽没有闹，也许是他死得太快了罢。现在，对于他的诗，我一句也不说——因为我不能。”这话中所淤积的究竟是何种情绪、意指？有怎样的遗恨及话语克制，裹挟着何样的真的期待？凡此，看起来也还是精深的学术界不曾完全解决的问题之一吧？这类问题注定是属于丸山昇先生的么？

值得留心的还有，以鲁迅的处位与年龄而对一位青年小伙的译作如此用心培护：不仅如实指出其几处误译，更兼精细地辨识出其有意的改译——这种改译，其实是鲁迅相当不认同的、将异质文化转而趋同于自身思路、意识的路子的。(4)可参看著名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心集》)中有：“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鲁迅历来视忠实原文的翻译为“窃火”“煮肉”输入异质文化，以生成民族精神营养、以革新民族“文化-精神”的伟业，极其敏感于曲折表达原文意思的意译，更遑论是改译呢。如此，面对自己即使多有感知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鲁迅也给以不留情面的直率提醒：“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如此情境，恍然令人记起鲁迅对藤野先生的美好记忆。套用鲁迅的思路，可谓：小而言之，是为中国的青年，是助益中国青年的成长、壮硕；大而言之，是为繁茂整个人类的文学，是希望真的、好的文学传到中国来。

综之，在鲁迅与殷夫之间，经由裴多菲、经由诗与文学、经由此中所能够激发的关于自由、美，关于祖国、“国民-民众”，关于生命的诚、真、爱，关于人间的苦、生存的希望、绝望等诸般精神介质，鲁迅对殷夫的激赏与期待是怎么想象都不过分的吧。他喜爱这个青年，溢于言表：“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恍然而是鲁迅笔下那些为他本人所无尽钟爱的人物的面相。当然，恍然而已，年仅21岁(还没有活到鲁迅写作《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的年龄26、27岁)。而被屠戮的青年，是过于年轻的，人间还有多少复杂、悖谬情境是他所未曾料想的？比如说吧——尚在狱中教柔石习学德语的几乎孩子般的殷夫哪能料知人间的屠戮会来得如此迅疾、诡异和秘密？！

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如果说，在鲁迅与殷夫之间，迅疾拉近其距离的是裴多菲其人其诗，是文学、德语、翻译，是殷夫的率真、单纯(简直是简单啊)这数项关键媒介的话，在鲁迅与柔石之间，拉近二人之间的距离的，则是柔石整个人已经呈现的现实状态——这柔石毕竟年长殷夫八岁。在我看来，柔石为鲁迅所看取的最关键元素，乃是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人性渊源而守持的言行状态，这也是鲁迅本人火眼真金、一语中的地总结过的：“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正是这条原则内在地决定了柔石文学的根本内质人道主义(浓重、强烈地见于《二月》《为奴隶的母亲》等，这内质恰也是鲁迅文学的命脉之一吧)，也决定了柔石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言行举措，决定了他与鲁迅、与其他种种人之间的关联境状，决定了柔石的硬气、迂每每能够发射出一种真的人的光焰：真、诚；拼了命似的做事情，以及时刻预备着出场的利他言动等。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东欧和北欧的文学”“外国的版画”“刚健质朴的文艺”，这自是鲁迅、柔石之间共同钟爱的精神领地。为经营这领地，除买纸(采购)这一在多方合作中“最便且利”的活计之外，其它种种杂务、粗活、细活都是柔石的。而于中国社会之大氛围往往悲观的柔石(可见于《二月》)，对于人的“骗人”“卖友”“吮血”感觉无多，这大抵是一个天性利他者的感觉盲区吧。但现实之中人的行径是会显现后果的：“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他于是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拼命的译书，准备还借款……”在“洋场恶少”“才子流氓”“革命小贩”“奴隶总管”“革命工头”奔走飞窜而往往取得各色利益的大上海，已年近三十而如此搏命般付出、担当的柔石，在鲁迅的感知里，大抵恍若纯真赤子了吧。这里也不妨看一点旁证。《二月》送去印刷公司之后，公司遭火烧了，冯雪峰急急忙忙地提醒柔石去印刷公司问一问。柔石则想，别人火灾，自己为了小小一部文稿，立刻就去纠缠，不好，没有去。[8]150可谓呆傻式利他思路吧——不过，这还属可以理解。关注柔石的研究者还留心到，柔石的一些自传性作品还有更痴傻的一些人道、利他细节(倘非自己亲自做过，几无写出之可能吧)：小说主人公因卖花姑娘的卖花叫声异常凄婉，而驻足询问，得知姑娘的艰难后，竟意欲将所有的花都买下来；在小餐馆见到小伙计挨打，原来是他打破了价值二角二分的盆子，小说主人公当即表示：不用打他了，“我”可以替他赔钱的。[9]146也正是一股人道主义神韵、根深蒂固的利他情结构成了《二月》撼动人心的人性魅力、精神底蕴。

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如此柔石，也的确难怪交友其实谨慎，甚至苛酷的鲁迅会说：“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惟一的”——此乃鲁迅世界的何种交情啊！柔石也的确担得起先生这样的信任：

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

看吧，自己以及恋人都进了监狱了，凶多吉少了吧。监狱外的事、人哪一样他都不落下，不仅周先生的地址“我那(哪)里知道”，且“望周先生勿念”，其他朋友也“望勿念”；狱外事托人代办，狱中还“且跟殷夫兄学德文”！凡此，鲁迅不会没有感知：“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记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

所谓“知者”、相互关爱者，此之谓也。

于鲁迅，如此柔石的被捕，定是心头大痛。“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无助、无奈而又孜孜关心时，大抵只能如此境状：但知手铐加身，而又音讯漫漫，如何处之啊！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以《记念》为不朽乐音的话，这几段皆可谓乐音的至高处：首三句，读之不禁流泪；次则惨然，悲愤；再则对逝者的怀想之情，又地泉般清澈呜咽；终至悍然的情感与智性的升华共舞，八行诗，令有心者之情、之智皆得升腾、高涨！人间的死灭纵然酷虐，但生命的记忆是确乎能够穿越酷虐死亡的，这不是《记念》一篇足可给出的证词么？“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但我们也知道，正是那个叫做鲁迅的人啊，开启着、铸造着生命之间的至真、至上的爱与记忆，他蔑视了人间的野蛮大王、刀光剑影，而深悉慈母，幼童、儿子，爱人，知交，歌诗，月光之间注定运行不已的生之光束。而鲁迅对生命悲苦的深挚想象，也总会击打人们委实缺失悲悯的心状，1936年4月，鲁迅写“今年是柔石被害后的满五年”：

当时(即1931年2月柔石被害时——笔者)的报章上毫无记载，大约是不敢，也不能记载，然而许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间了，因为这是常有的事。只有他那双目失明的母亲，我知道她一定还以为她的爱子仍在上海翻译和校对。偶然看到德国书店的目录上有这幅《牺牲》，便将它投寄《北斗》了，算是我的无言的纪念。然而，后来知道，很有一些人是觉得所含的意义的，不过他们大抵以为纪念的是被害的全群。

这时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画集正在由欧洲走向中国的路上，但到得上海，勤恳的绍介者却早已睡在土里了，我们连地点也不知道。好的，我一个人来看。这里面是穷困，疾病，饥饿，死亡……[9]499-500

这几天才悟到，暗暗的死，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9]501

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9]502

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9]502

1936年4月，距离鲁迅自己的人间之别也已经不远了，他为自己的朋友和学生柔石，事实上也为被害的那一群再一次留下铁铸般的文字。这里，可以说，每一个字都写着爱，每一个字也都写憎，真正是“憎的丰碑”“爱的大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