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晓琳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这是中英两个帝国第一次官方正式的交往。《乾隆英使觐见记》作为一个日记文本，也塑造了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正是这个充满“诗意”的、具有文学性的中国形象将西方对中国充满矛盾的见解有效地包纳其中。甚至可以窥见西方后来试图打开中国大门的企图也部分地源于中国形象的“诗意”性或称文学性对西方世界构成的吸引力。在此意义上，诗意性的特征构成了书写历史的一股重要力量。

在有关马戛尔尼访华事件的研究中，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曾引起了历史学界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与其说是关于马戛尔尼访华作为历史事件的争论，不如说已经扩展到史学的研究方法领域，即叩问历史的时序性上，探讨是不是历史的进程就是现代性的进程，还是存在“另一些行事方式和另一些存在于世界的方式”[1]19，又或者“另一些强制因素，另一些限制，另一些形式的权势，它们塑造出和我们自己的完全不同的主体性”[1]190的问题。何伟亚的“后学”，或者称之为“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尽管在史学界曾受到质疑，(1)在这场“世纪末争论”中，周锡瑞(Joseph Esherick)、艾尔曼(Benjamin Elman)与胡志德(Theodore Husters)、张隆溪、葛建雄、罗志田等多位历史学家相继撰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海内外学术界关于《怀柔远人》艺术的争论，以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和美国中国学研究杂志Modern China(《近代中国》)为主要阵地，围绕史料的解读与翻译、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的研究关系、‘怀柔远人’的具体含义方面进行，而争论的核心就是后现代的研究取向和后现代主义方法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