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晨阳

(太原学院 财经系,山西 太原 030032)

近几年来,辽宁省的地区生产总值排名一直处于全国的倒数位置,甚至出现负增长,说明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问题。辽宁省属于工业强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召下,制造业发展较快,尤其是装备制造业，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处于劣势。沈阳自贸区的建立为辽宁省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添砖加瓦,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能逐步缩小和东部地区的差距,只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跟上了，才能更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发展。

产业集聚方面,国外Ellison和Glaeser[1]等人较早研究了产业协同集聚,随后,国内也开始探讨。陈建军[2]发现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生产效率存在空间外溢效应,且随着距离的增大而衰减。江曼琪等[3]从产业关联性的角度分析产业集聚程度,肯定了投入产出关系的重要性。陈晓峰等[4]对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效应进行了分析,发现省份之间差异较大,进一步对模型进行滞后一期的方法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相互作用。陈蓉等[5]主要从提高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的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有关建议。王瑞荣[6]研究得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和产业集聚水平有很大关联,并指出其影响不是一直呈现为正向,当其达到一定规模时不再是正向作用。余沛[7]通过耦合度和协调度研究了河南省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产业集聚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方面,陈建军[2]是从城市生产效率的角度研究协同集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豆建民等[8]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单一的促进或者抑制,而是呈现“U型”结构。在城市发展的衡量指标中,有城市生产效率,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而且没有深究产业的协同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产业集聚理论上对经济发展会产生促进作用,但实际情况需要考虑到地区的综合发展。

综合以上分析,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召下，本文研究重点聚焦辽宁省。本文以辽宁省为例测算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指数,并基于改进的C-H生产密度模型[9]研究了产业集聚是否能够促进城市的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城市的发展水平。

一、理论分析及模型建立

(一)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内在机制

目前对于产业集聚的研究大都将产业集聚的机制归结于产业集聚的外部性,有技术外部性与金钱外部性之分[10]。外部性既指产业集聚形成的集聚效应,又可以通过对城市产生的技术外溢和成本节约重新产生外部性,就形成了一个产业集聚外部性的良性循环。大部分研究都是集中于同一产业的集聚问题,很少会涉及到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问题。根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11]

Y=F(K,L,E)

(1)

(1)式中Y为总产出,L为劳动要素,K为资本要素,E为技术进步。因为此模型中的L表示的是总的劳动力,包括就业人数和失业人数。为了和本文的研究目的一致,而且不会影响研究的本质含义,在此将失业人数忽略,即模型中的L表示的是就业人数。根据索洛模型,一旦经济达到稳态,Y/L就只取决于技术进步,即当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达到稳定状态时,劳动生产率就取决于技术进步。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产业间的协同集聚产生的外部效应,分为技术外部效应和金钱外部效应。技术外溢会促进技术进步,而金钱外部性产生的成本节约也会促进技术进步,因此理论上产业协同集聚会促进城市的劳动生产率,但是由于城市规模的大小以及区域的差异性等复杂因素的存在，产业协同集聚在实践中不一定必然促进城市的劳动生产率。

(二)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指数的构建

目前,国内外衡量产业协同集聚常用的指标是Ellison、Glaeser和Kerr使用的E-G指数[12]。表示如下:

(2)

陈建军[2]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指标

(3)

其中,Φij表示i产业和j产业的协同集聚指数,Wki表示i产业在第k个地区的集聚度,Wkj表示j产业在第k个地区的集聚度。该指数既能够反映协同质量,又能够反映协同高度,全方位反映协同集聚水平。

通常借助区位熵表示集聚度,即

(4)

其中,Eki表示i产业在第k个地区的就业人数占辽宁省i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Ekj表示j产业在第k个地区的就业人数占辽宁省j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Ek表示第k个地区的就业人数占辽宁省就业人数的比重。

协同集聚指数的判断标准见表1:

表1 协同集聚指数的判断标准

(三)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作用的时间序列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产业协同集聚对劳动生产效率的影响,本文借助Ciccone和Hall的生产密度模型[9]

(5)

其中,ri表示第i个地区的产出密度,即第i个地区单位面积上的总产出;ωi表示第i个地区的希克斯中性的全要素生产率;fi表示第i个地区的就业密度,即第i个地区的单位面积上的就业人数;Ci表示第i个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σi表示第i个地区的物理资本密度,即第i个地区的单位面积上的物力资本存量;Ri表示第i个地区的总产出;Si表示第i个地区的区域面积;α表示劳动的投入份额,相应的1-α就是资本的投入份额,且0<α<1;β表示劳动和资本的回报系数;μ表示产出密度系数。

为了能从产业集聚的角度考察其对劳动生产效率的影响,因此这里借助陈建军[2]的处理方法,即将产业集聚系数引入到模型中去,以便从产业集聚和就业的双重角度研究其对劳动生产效率的影响。模型表示为:

(6)

其中,Φ表示协同集聚指数,η表示一个系数。

(7)

为了研究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就需要构造出劳动生产率的表达式,只需对上式进一步变形为

(8)

(9)

对上式进行对数变换就可以得到线性模型

lnLi=μlnωi+αβμlnCi+(1-α)βμlnki+(βμ-1)lnfi+η(μ-1)lnΦi

(10)

为了简化模型以及数据收集的困难,本文参考陈建军的方法将全要素生产率用控制变量政府预算内支出额FBP或者外商直接投资FDI来代替[2]。因此就可以构建出以下模型:

lnLi=a0+a1lnFDIi+a2lnCi+a3lnki+a4lnfi+a5lnΦi+a6lnFBPi

(11)

其中a1,a2…分别为待定参数。

(四)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动态面板模型构建

为从整体上分析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做以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12)

此模型主要从整体上分析辽宁省产业集聚程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特加入产业集聚指数的平方项,能够更好得出辽宁省产业集聚程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具体影响过程。且将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水平、就业密度、人均劳动资本存量和政府预算内支出额均作为控制变量,以便更好地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各变量的含义均和上述模型中保持一致。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有关生产性服务业的划分,国内外文献有不同的标准。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本文按照统一的划分标准将生产性服务业分为七大子产业。本文协同集聚指数测算的数据取自2001年—2020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将每个地区的就业人数占全省就业人数的比重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城镇单位从业人数的比重进行衡量,可以直接获得辽宁省14个地级市生产性服务业各子产业和制造业的城镇单位从业人数。

协同集聚指数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模型需要用到的变量定义如下:城市劳动生产率为总产出与就业人数之比,城市就业密度为就业人数与土地面积之比,人力资本用城市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进行衡量,产业协同集聚已经分析,人均劳动资本存量为城市物理资本存量与就业人数之比,外商直接投资用当年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衡量,政府预算内支出额用地方政府一般预算内支出衡量。除了物理资本存量的数据以外,其余数据均可以直接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获得(1)其中部分年份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缺失,可通过中国统计局发布的《辉煌的岁月——辽宁60年回眸》直接获得。。

关于物理资本存量的测算,国内外通常采用永续盘存法[13]进行测度,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Kt=(1-δ)Kt-1+FIt

(13)

其中,Kt表示第t期的物理资本存量;δ表示折旧率,将折旧率设定为0.055;FIt表示第t期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折旧率的选取参考王金营[14],再借鉴张军[15]中的方法对基期的物理资本存量进行测算,即将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扩大10倍作为基期的物理资本存量。

产业集聚指数的计算需要辽宁省14个地级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占全省的比重和辽宁省各地区的就业人数占比。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人数是七大子产业的就业人数之和。

借助以下折线图能清晰看出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的动态趋势过程。从图1可得出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大致呈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而且两产业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2000—2003年呈直线下降,2003—2010年基本不变。此后三年间升降幅度较大，2013年—2019年间,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呈直线下降,下降幅度较大,生产性服务业同样在下降,但程度要远小于生产性服务业。这说明辽宁省近几年来制造业的就业状况较差,与其经济发展存在密切联系,因为制造业是辽宁省的老牌产业,对辽宁省的经济发展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从侧面反映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发展并不到位。

图1 辽宁省2000—2019年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

三、实证分析

(一)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指数

选取辽宁省2000—2019年的数据测算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指数。根据以上分析过程就可以得到辽宁省14个地级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指数,见表2。(由于篇幅较长,这里只列出2019年的数据)

表2 辽宁省地级市2019年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指数

由表2可知,协同集聚指数很明显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协同集聚指数大于3,典型代表是沈阳市、大连市和营口市,是产业协同集聚效应最开始产生的地方;第二类是协同集聚指数小于3且大于2,这类城市数量居多,包括鞍山市在内的8个城市,是产业协同集聚效应尚不明显,处于正在显现的阶段;第三类是协同集聚指数小于2,分布区域在阜新市、盘锦市和铁岭市,是产业集聚效应尚未显现的的阶段,且发展相对落后,产业集聚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从图2辽宁省地级市2000—2019年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指数可看出大连市、沈阳市和营口市产业协同水平基本上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尤其是大连市,基本保持在3.5水平以上。鞍山市后来者居上,尤其是2012—2013年,迅速上升成为除大连市以外的最高者。盘锦市、铁岭市和阜新市却一直保持很低,其余城市均处于中间水平,略有升降,但幅度都不大。这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大连是沿海城市,沈阳是辽宁的省会城市,其发展水平代表了辽宁省的最高水平。

图2 辽宁省地级市2000—2019年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指数

为深入了解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将生产性服务业分行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指数测算出来[5]。为更加清楚地了解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中的每个子产业的集聚程度,分别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每个产业进行分析。见表3:

表3 辽宁省地级市2019年生产性服务业各产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指数

从表3分析得出:对于批发和零售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程度,沈阳市、大连市和鞍山市处于优势地位,协同程度很高,而阜新市,盘锦市和铁岭市依然处于弱势,有待提高;对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程度,抚顺市和营口市的协同程度明显上升,表现出较好的产业互动;对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程度,各地级市的差异很大,大连市已经达到4.788 7,展现出很强的协同效应,而其他地方均处于弱势,有五个地级市的集聚程度均小于2,说明辽宁省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制造业的协同程度整体偏低;对于金融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程度,整体水平偏高,达到3以上的有4个地级市;对于房地产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程度,大连市的数值已经接近4,说明协同程度表现优良,而丹东市和鞍山市表现较好,均大于3,处于弱势地位的依旧是阜新市、盘锦市和铁岭市;对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程度,整体程度偏高,有5个地级市的协同程度均大于3,阜新市、盘锦市、朝阳市和铁岭市程度偏低;对于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程度,沈阳市和鞍山市处于领先地位,仍然是阜新市,盘锦市和铁岭市表现不佳。

从以上分析可知: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分产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程度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程度基本一致。大连市的表现最佳,协同程度较高,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较高;阜新市,盘锦市和铁岭市的协同程度较低,分产业的协同程度依旧较低,城市的发展水平不高;其他城市处于中间地位,但沈阳市是辽宁省的省会城市,协同程度略低于大连市,没有较好带动辽宁省的总体发展。因此,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召下,也要注重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程度,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良性互动的条件下,辽宁省的发展指日可待。

(二)各地级市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程度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密切的关系,高的产业协同集聚程度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好的经济发展往往伴随着较高的产业协同集聚程度。在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城市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程度越高,城市的劳动生产率也越高,只在少数情况下会存在相反的情形。

对模型(11)不能直接用普通最小二乘方法进行估计,因为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首先利用R软件对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16],通过条件数和方差膨胀因子衡量,结果显示模型存在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为了解决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本文采用岭回归[16]的方法避免多重共线性。辽宁省14个地级市的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辽宁省14个地级市岭回归的结果

续表4

从表4可以得出沈阳市、大连市、本溪市、营口市、阜新市、盘锦市、朝阳市和葫芦岛市的产业集聚指数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子为正,而沈阳市、本溪市、营口市和朝阳市是显著的。鞍山市、抚顺市、丹东市、锦州市、辽阳市和铁岭市的影响因子全部显著为负。除此之外,人力资本水平基本上都显著促进劳动生产率;就业密度的影响因子均为负,对劳动生产率起到抑制作用;人均劳动资本存量对生产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政府内预算支出额的影响因子基本上均为正,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辽宁省14个地级市只有4个地级市的产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城市的发展水平,并且6个地级市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辽宁省的产业结构以及产业之间不是很协调,这也说明辽宁省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增进效应上欠缺很多,导致辽宁省的总体发展明显迟滞,产业之间的密切联系还不能满足城市的发展水平,产业发展单一,不具有多元化特征,这也是和沿海城市及东部城市的主要区别。因此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已升级为当前辽宁省迫在眉睫的解决办法之一,结构改革要结合本省的自身特点,不能生搬硬套东部发达城市的模式,必须加强产业之间的联系,才能使各产业组成产业链,从而促进城市更好发展。

(三)辽宁省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对劳动生产率的具体影响过程

辽宁省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动态面板模型的GMM估计结果见表6:

表5 辽宁省动态面板模型的GMM估计结果

从表5可得,动态面板数据模型Sargan检验的J统计量值为86.104 98,对应p值为0.777 934,远大于0.05,接受原假设-模型设定正确,说明利用此模型分析辽宁省产业集聚程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合理的。从模型的回归系数可知,辽宁省滞后一期的劳动生产率对当期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1%的水平下是显著的,且为正向影响。滞后一期的劳动生产率每提高1个单位,当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约0.6个单位,说明辽宁省劳动生产率滞后一期对当期的影响较大。模型中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业集聚指数及其平方项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但不同的是,产业集聚一次项的系数为-0.776 548,平方项的系数为0.118 232,说明产业集聚指数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呈现“U型”结构,一开始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到达最低点之后,转而促进劳动生产率,且产业集聚指数开始转折的最低点为0.776 548/(2*0.118 232)=3.284。具体解释为:当产业集聚指数小于3.284时,会抑制劳动生产率,大于3.284时会促进劳动生产率,说明产业集聚只有到达一定程度之后才会促进劳动生产率。对于辽宁省而言,产业集聚指数能达到这个数值的地级市寥寥无几,仅从2019年来看只有大连市处于促进阶段,和上面各地级市岭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辽宁省大部分地区还处在抑制阶段,只有少数几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处于促进阶段,说明辽宁省各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平衡,产业之间联系不紧密,可能的原因是辽宁省属于工业强省,当下的关键点就是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要增加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程度,必须加强产业间的联系,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因此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政府的支持也必不可少,尤其是对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补助,辽宁自贸区的设立为辽宁省服务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2000—2019年辽宁省14个地级市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业协同集聚指数看,只有沈阳市、大连市和营口市显示出较好的集聚效果,阜新市、盘锦市和铁岭市的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小于2,集聚效应较差,以至于产业间的联系不够密切。2019年生产性服务业分行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协同集聚指数方面:沈阳市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协同效应较好,鞍山市在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协同效应均表现良好,丹东市在房地产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协同效应表现较好,本溪市在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协同效应均表现良好,而辽阳市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协同效应表现较好。以上这些城市虽然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总体协同效应处于平均水平,但是在某些子产业的协同效应上均展现出较好的影响,这也是城市的优势所在,更是以后的发展方向。

从各地级市产业协同集聚程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可知,不同的城市适用不同的模型。辽宁省只有大约一半的城市其产业协同集聚效应对城市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了促进作用,另一半城市均没有促进作用,从侧面说明了辽宁省在产业发展上的弊端,产业之间没有表现出密切的联系,总体发展欠佳,说明了辽宁省近年来发展一直停滞不前的原因。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GMM估计结果可得,2000—2019年的经验数据表明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呈“U型”,并不是简单的线性促进或线性抑制,两个影响阶段之间会存在一个拐点,但辽宁省各地级市能达到此水平的很少,说明两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不到位,关系不紧密。因此,特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政府扶持方面: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度不高,政府应采取有效对策提高产业间的紧密度和协同发展的程度,进一步提高产业间的协同集聚指数,从而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密集程度。

第二,国家政策方面:企业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建立辽宁自贸区,自贸区的建立给辽宁省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为辽宁省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大助力,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本来就是辽宁省的薄弱环节,因此要借助机遇更好发展服务业,从而加强和老牌产业——制造业的协同发展。

第三,资源优势方面:辽宁省的每个地级市都有自己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要充分利用好这些优势。大连市是沿海城市,要积极发展贸易服务业;沈阳市是辽宁的省会城市,同时也是老工业基地,应延续优良传统发展工业,再利用省会城市的优势加强和其它地区之间的交流,更好发展服务业;鞍山市是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应利用优势更好发展钢铁工业;其它地级市也有属于自己的优势产业。辽宁省不仅要关注每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更要促进地区之间的协同发展,才能更好促进辽宁省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