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南通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4）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著述基本收集在《梁漱溟全集》八卷之中，有关艺术方面的讨论非常多，梳理之后达5万字左右。主要涉及艺术与文化、宗教、科学、道德、技艺、教育等方面的关系。其中，艺术与文化的关系是其重要的论述对象，尤其是对周孔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的艺术性特征论述较为充分，为我们深入理解周孔儒家文化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目前，对梁漱溟礼乐文化中艺术性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未见具有系统性的研究和代表性的观点。但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朝话——谈戏》《乡村建设理论—（己）》《中国文化的特征在哪里？》等文章中对此问题有大量的论述，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梁漱溟独特的艺术观。

一、“礼乐文化”与“礼文化”

梁漱溟认为的文化是一个民族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样态。“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和那不断的满足于不满足罢了。”[1]也就是说，文化就是生活所表现出的各种现象的总和。在此基础上，梁漱溟进一步解释了“生活”。生活就是欲望的满足或不满足的过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文化呢？其根本原因是欲求不同而造成了生活样态的不同，生活样态的不同造成文化之间的差异。“然则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源的意欲，这家的方向如何与他家的不同。你要去寻这方向怎样不同，你只要他已知的特异彩色推他那原出发点，不难一目了然。”[1]因此，在梁漱溟看来，追寻一个民族的文化根源就要去看这个民族生活的欲求（意欲）。有什么样的意欲就有什么样的文化。

那么，中国儒家文化是具有什么特征的文化呢？梁漱溟认为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而“礼乐文化”是由周公所创，孔子整理并发扬的，是周公和孔子共同完成的。“在中国古时，有一种大家都很知道，很看重的大创造——礼乐。……即是一切都礼乐化之，不但是坐朝、吃饭、上祭等，都有礼乐，乃至外交有礼乐，军事有礼乐，……使公私生活都礼乐化，把人生都变成唱戏。推其用意，也就是想救人类那种最大的危险。”[2]据此，梁漱溟眼中的儒家文化就是要把生活的一切都艺术化的文化，而提倡这种文化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人生的阴冷、沉滞、麻木，使人的生活有朝气。这种把人生的一切活动都要艺术化的操作，使文化沾染了浓厚的艺术特质，中国文化从此具有了艺术性特征而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对于梁漱溟来说，中国儒家文化的独创性就是把生活的一切都艺术化了，因此，中国儒家文化是具有艺术性特征的文化。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梁漱溟把儒家文化分成了两类：一种是“礼乐文化”；另一种是“礼文化”。前者是由周公创造，孔子整理并发扬光大的；后者是孔子之后的儒家文化。梁漱溟认为具有艺术性特征的礼乐文化只存活于周孔时代，也就是在周代至秦代之间，秦之后的“礼乐文化”其实质只是“礼文化”。因为“乐”的失去，导致了“礼乐文化”失去了一翼，而失去一翼的“礼乐文化”也就失去了艺术性特征，因此，秦代之后的所谓“礼乐文化”已经消亡，留下的只是教条训导式的“礼文化”。梁漱溟虽然没有提出“礼文化”这个概念，但笔者以为他所否定的、孔子之后的“礼乐文化”其实就是“礼文化”。梁漱溟对后世儒家礼乐文化基本都持否定态度，这种否定来源于他对周孔礼乐文化中艺术性特征的理解。他是以文化中是否具有艺术性来区别是否是真正的儒学的。这样的判断简单明了，视角独特。

梁漱溟一方面从生活出发谈文化的本质，把文化的讨论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总结出艺术是文化的内容之一，反映的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指出中国儒家文化是礼乐文化，礼乐文化是具有艺术特质的文化，是把生活中的一切都艺术化的文化。这种具有艺术特征的礼乐文化源于中国文化选取的路径。

二、文化选取的路径与周孔礼乐文化

梁漱溟认为世界文化大体可分为三个路径：第一条路径是以现实幸福为目的，不断向外追求的路。“可见他们是以现实幸福为人类之标的的，所以就努力往前去求他。这不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条路向’是什么？”[1]第一条路以希腊文明为代表。第三条路径是否认现世的幸福，反身向后追求天国的幸福。“不以现实幸福为标的——几乎专反对现世幸福，即所谓禁欲主义。他们倾向于别一世界的——上帝、天国；全想出离这个世界而入那个世界。他们不顺着生活的路往前走，而是翻身向后了，——即是我们所谓‘第三条路’。”[1]这条路是古印度文明为代表。而第二条路径是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这一路径以中华文明为代表。

走第一条路的西方人不断向外追求，促成了科学、哲学、艺术等方面高度的发展，但这条路易造成人性的堕落、贪欲的泛滥，所以西方试图用基督教来改变世道人心。刚开始时确实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基督教强盛之后，走向了第三条路，哲学、艺术等沦为了宗教的附庸。“一切的文化都归并到宗教里去了。于是哲学成了宗教的奴隶；文艺、美术只须为宗教而存。”[1]384于是便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方又回到了第一条道路上去了。“自文艺复兴起，人生路向态度一变，才产生我们今日所谓西方文化。”[1]384据此，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是从第一路向转到第三路向再转回第一路向的，西方文化始终以第一路向为主，第三路向为辅。西方之所以能产生强大的科学文明是因为其文化特点决定的。中西方文化路径的差异是造成中西方艺术特征差异的根源。中西文化的差异是什么呢？“这种一定要求一个客观共认的确实知识的，便是科学的精神；这种全然蔑视客观准程规矩，而专要崇尚天才的，便是艺术的精神。大约在西方便是艺术也是科学化；而在东方便是科学也是艺术化。”[1]355梁漱溟认为艺术精神有两个特点：一是反对客观准则规矩；二是只有天才才可以。就第一个特点来说，这种客观准则规矩如果是人为的，那还可以理解，但如果是自然规律的话，那就很难理解了。因为艺术活动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一般是不能违背客观规律的。艺术的精神与客观规律之间也不存在多大的矛盾，而且艺术的精神往往与自然规律一致。如中国画的“留白”、古琴的泛音等植根于《易经》中虚实相生思想，而这种思想的则来源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因此，这个观点还是从人为设定的规范准则去理解为妥，而且这种人为设定的规范准则也不能一概否定。第二个观点认为艺术只有天才才可以，则把艺术活动彻底推向了神秘主义。梁漱溟认为西方的艺术有科学化倾向，而东方有把科学也艺术化的倾向有一定的道理。这种现象背后深层原因肯定与其文化的选择有关，有合理的因子存在。但是，梁漱溟所说的“艺术的精神”全部否定客观准则和规矩，只崇尚天才这种说法则不可取。这样的观点一方面可能把艺术导向神秘主义，成为不可理解和不可学习掌握的活动，最终会促使艺术活动成为某种宗教信仰，与梁漱溟自己的观点形成对立，前后自相矛盾。另一方面，这样的观点也会使艺术活动成为极少数人的专利，剥夺了人民群众创造艺术和参与艺术活动的权利，割裂了艺术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笔者认为梁漱溟提出这样的观点既违背了自己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也不符合客观事实。这个观点的产生，主要原因是梁漱溟对艺术活动并不熟悉所造成的，他在评论他所不知道的东西，错误在所难免。就梁漱溟对艺术精神特点的界定来说，西方的艺术是科学化的艺术，远离了艺术的精神，只有东方艺术才具有艺术的精神，而且东方还把科学也赋予了艺术的精神。按此逻辑，西方是否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呢？还是中西方对艺术这个概念的界定有差异呢？很明显，这个观点存在问题，不符合事实。“艺术”这个词语并非来源于中国，仅从这个概念来看，我们就不能自说自话。我们只能说西方艺术有科学化、系统化的倾向，中国的科学存在艺术化倾向。中国文化中一切都艺术化的这种倾向符合客观实际，这与中国文化所选择的路径有关，是周孔礼乐文化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因为中国的文化并不以追求知识、构建体系为目的，而是要人通过生活的事实达到“明理”或“寻道”的目的，其终极目标是怎样在这个世界中生活得快乐一些、幸福一点儿。

因此，一切文化的特征与其文明所选取的路径相关，有什么样路径就会有什么样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在梁漱溟先生看来，中国文化走的是第二条路径，这种路径的选择造就了中华文明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了艺术性特征。这种具有艺术性特征的文化实质上是一种追寻生活智慧的文化，而不是追寻知识积累的文化。梁漱溟先生以“意欲”导向生活，以生活推出文化，以文化选择的路径来分析文化的特征，其立论的基础来源于实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梁漱溟在对中国艺术精神的理解上走向了极端，脱离了生活和实际，没有秉承其一贯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西方的艺术也并没有完全科学化，中国的科学也没有完全艺术化，只是存在这种倾向。

三、周孔礼乐文化的判断标准

梁漱溟对艺术特征的界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受客观规矩的约束；二是崇尚天才。因此，艺术的本质特征是自由，没有束缚。第二个方面并不是艺术的本质特征，而是从事艺术活动的条件。梁漱溟所认可的礼乐文化特指具有艺术特征的礼乐文化，也就是由周公创立、孔子整理的礼乐文化。孔子之后的礼乐文化并非礼乐文化，因为孔子之后的礼乐文化中“乐”已经失去了。因此，有无艺术精神是判断礼乐文化的唯一标准。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所适用的文化，就历史上看来，数千年间，盖鲜能采用孔子意思者。所谓礼乐不兴，则孔子的人生固已无从安措，而况并出来提倡孔子人生者亦不数见乎！然即由其所遗的糟粕形式与呆板训条以成之文化，维系数千年以迄于今，加赐于吾人者，固已大矣。”[1]472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首先，梁漱溟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并未真正理解孔子的礼乐文化的实质，中国的文化已经不具有艺术的精神。原因何在？因为“礼乐不兴”。何为“礼乐不兴”？是否是“礼乐”中的“乐”失去了呢？从上文可以看出，梁漱溟认为的“礼乐不兴”就是“乐”已经失去，留下的是“糟粕形式与呆板训条”，这样的“糟粕形式与呆板训条”成了所谓的“礼乐文化”统治了数千年的中国。这样的“礼乐文化”并非孔子所推崇“礼乐文化”，因为没有“乐”的“礼乐文化”是不具有艺术精神的文化。由此可见，礼乐文化中“乐”起决定性的作用，是艺术精神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礼乐文化的关键是“乐”，把“礼”通过“乐”的形式唱出来，而不是把“礼”说出来。“礼”要潜藏在“乐”之中，与“乐”形成一个整体，潜移默化地影响人。正因为“乐”的引入，才使“礼”活动起来，不再是“呆板的训条”。因此，周孔所倡导的“礼乐文化”重点是“乐”而非“礼”，两者谁重要不言而喻。孔子之后，随着“乐”逐渐消亡，文化中的艺术性也逐渐消失，导致礼乐文化名存实亡。“从汉唐以至清代，其代表儒家者不过是经学家而已。宋儒明儒比较能在身心性命上理会孔门之学，但亦限于环境条件不能大有所发挥。”[3]这样的观点其著述始终如一，没有什么变化。先秦之后的儒学是无“乐”的儒学，儒者研究的只是文本，儒者只是经学家。而中国文化的精髓在周公的礼乐，其次才是孔子的道理。“中国文化之精英，第一是周公礼乐，其次是孔子的道理。（孔子只是对于文武周公所创造的中国文化，大有所悟的一个人。）礼乐之亡甚早甚早，即真正的中国人生湮失已久已久。”[4]孔子的道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周公的礼乐。

由此可见，梁漱溟所认可的儒家是以“乐”为先决条件的，“有礼无乐”的儒家并非真正的儒家，真正的能代表儒家的是具有艺术性的礼乐文化。先秦之后的儒者只在孔子的道理上做功课，忽略了“乐”的重要性，舍本逐末了。

四、周孔礼乐文化的功能

从梁漱溟对儒家礼乐的论述来看，他认为只有周孔的礼乐文化才能代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国儒家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乐文化”，是具有艺术性的文化。因此，笔者认为文化中有无艺术性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来进行区分。如果不承认、不强调并忽略“乐”的重要性，思想中没有艺术性的就不能代表孔子的儒学，不能算是真正的儒家。那么，孔子的这种具有艺术性的文化对我们的人生到底有何作用呢？我们如何理解这种艺术性呢？

梁漱溟认为孔子看到了人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会因现实的各种羁绊、欲望等因素引起不快，容易形成“粗鄙”“阴暗”“不活泼”等负面的情绪，这种不利于人快乐幸福的负面情绪任其发展，最终会导致人走向极端，做出对他人、对社会有害的事情。如果所有人都这样，一定会引起社会动荡，人人自危。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普通人很难获得教育，只有贵族阶层才有资格学习。孔子开私塾讲学，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人人皆有求学问道的权利。但孔子认为如果只是对人进行生硬的说教，灌输做人做事的道理，不但不能解决人消极负面情绪的产生，反而会增加这种负面的情绪，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孔子认为周公所创制礼乐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周公所创制的礼乐把抽象的“礼”融入“乐”之中，使生硬的训条获得了运动的载体，人们可以在载歌载舞中得到积极向上的教育，不但身体达到了锻炼，而且还可以把人日常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宣泄掉，人在运动中得到暂时的解放，身心获得相对的平衡。这就是孔子提倡礼乐的目的。梁漱溟对“礼乐”中“乐”的功能是这样理解的，因“乐”的加入，可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但是，儒家礼乐文化所传达的精神并非到此为止，孔子也并未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在对“乐”的作用进行肯定之后又做了否定。否则孔子就不会说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样的话了。从《论语》来看，孔门无非两件事：第一，做人；第二，做事。而做人的精义无非是一个“诚”，即人无论在何时何地，对自己或他人都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不再需要“乐”的辅助。因此，我们在理解孔子的做人的原则上要注意这一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人能“返身而诚”则无须艺术的参与，内省也可到达。但如果一个人既没有内省的能力，又没有艺术的浸透，那么这个人的状态肯定是处于一种不好的状态，很难体会到生活的快乐，幸福感会较低。在做事的方面与做人是联系在一起的，学会做人才能学会做事，因此，真正的儒家在做事上肯定从实际出发，按事实说话，不走极端的。梁漱溟在这一点上并未进行深入的探讨。

笔者以为孔子所倡导礼乐教化面对的是普通人，如果一个人在做人上能达到“返身而诚”，做事上能实事求是，那么礼乐对于这个人来说作用就不大了。周孔提倡礼乐的目的是想利用艺术的力量来达到改变人性的作用。但人如果能够自我觉醒的话，那么礼乐自然可以取消。梁漱溟也一直认为人是可以自我觉醒的。一直以来，中国的音乐理论家们大都认为儒家乐论思想中的“入人也深，化人也速”是在强调“乐”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如何影响却很少提及。梁漱溟一方面提出了“乐”可以让人在生产生活中身体能活动起来，身体得到了锻炼；另一方面，“礼”融入“乐”之中，避免了生硬的说教，心理上也得到了洗涤。礼是静态的，乐是动态的，两者结合达到一种阴阳的平衡。因此，礼乐可以使人身心同时受益。笔者以为“礼乐”的功能应该是一种催化的功能，“礼乐”可以催化人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观照，达到内心澄明的境界。“入人也深，化人也速”虽然指出了“乐”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是具有两面性的，有好的一面，自然也有不好的一面。

结 语

梁漱溟只承认周孔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对后世儒者诟病较多，获其青眼有加的并不多，他仅仅认为王阳明、张载等少数人承接了部分儒家的精神实质，其它的都走偏了。中国具有艺术性的礼乐文化仅存于周公至孔子的年代，秦之后，这种具有艺术性的文化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只是“礼文化”。后世所说的“礼乐文化”其实质是“礼文化”。梁漱溟在其著述中对这种“礼文化”持怀疑的态度。他认为周公是礼乐的创造者，孔子是中国礼乐文化的整理者。孔子的贡献是把礼融入了乐，使礼具有了艺术性，改变了礼对人的束缚，实现了人从被迫遵循“礼”到自觉实现“礼”的转变。“乐”的加入使人的生活具有了活力，使“礼”不再以训条的方式存在。因此，对“乐”是否重视可以是辨识礼乐文化的参考。礼乐文化的实质是“乐文化”，只有“乐”的参与才能真正改变人的生活状态，才能不断对僵硬的、不自由的生存状态进行调整，使人在心理、生理上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始终保持“向上向善”的一种状态。离开人、离开生活去谈礼乐文化，离开艺术去理解礼乐文化应该是有所偏颇的。梁漱溟为我们认识儒家礼乐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后世儒者的礼乐思想，我们要用开放的、辩证的、不设立场方法来理解。“我们太习惯于从某种主观的观点普遍地一概而观之，事实上，任何一种主观观点或者一种价值都不可能有效地贯彻到随便什么事情上去，‘就事论事’的行动家原则比‘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认识—批评者原则更接近真理。”[5]赵汀阳先生这种“无立场”的视角可能适用于对礼乐思想的理解，因为这种立场是“实事求是”的立场，并非没有立场。现在我们提出弘扬传统文化，建立文化自信，但如果我们连礼乐文化是什么都无法厘清，那么，我们弘扬传统文化的什么？传承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