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 秀 叶

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号伯渊，别署芳茂山人、微隐。江苏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后迁居金陵。清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书法家、经学家。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刑部直隶司主事、刑部直隶司员外郎、山东兖沂曹济兵备道、山东督粮道等职，以刚直不阿、清正廉洁、慈惠爱民著称于时。他以广博的研究范围，卓著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地位，从而成为乾嘉学派的中坚人物。可以说，孙星衍是乾嘉学派的缩影，从对他的研究可以了解乾嘉学派的治学范围、治学方法、学术成就、时代风尚。对他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此前对孙星衍的研究，著作方面主要有两部，吴国宏的《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研究》[1]和江庆柏的《孙星衍评传》[2]。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文章有张晶萍《孙星衍学术思想特点述论》[3]、刘蔷《论孙星衍的考据学思想及实践》[4]、倪惠颖《孙星衍撰辑〈续古文苑〉的文坛意义》[5]、路海洋《江左文学之冠，常州骈体名家——孙星衍及其骈文创作考论》[6]、伏涛《孙星衍“学人之诗”成因探赜》[7]等。硕士学位论文有北京大学潘妍艳的《孙星衍山东幕府研究》[8]、博士学位论文有黑龙江大学马振君的《孙星衍年谱新编》[9]等。另外山东理工大学焦桂美自2000年以来发表了关于孙星衍经学、校勘学、辑佚学、目录学、版本学、方志学、诗歌等多个领域的十几篇研究论文。

以上成果，既有着眼于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的专书研究，也有对他所涉足的各领域进行的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还有比较全面地阐述其家世、生平、学行、成就的评传及翔实可靠的新编年谱。既有具体探讨，也有宏观考察。总体来看，着眼于某一角度、某一领域的研究多，全面、系统的探讨少；仅就孙星衍个人学行、贡献进行阐述的多，对他与所处的乾嘉时代关系的认识关注较少。

焦桂美教授1997年在山东大学读硕研时，即在导师杜泽逊教授的悉心指导下，从事孙星衍相关研究，是国内较早涉足这一领域的学人。在她2007年师从王学典教授做博士后研究时，进一步进行了此项研究。2017年12月，她耕耘二十年、著撰五十余万字的《孙星衍研究》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将孙星衍这一个案研究置于乾嘉时代风尚中进行考察，资料宏富，多有创见，是乾嘉学派个案研究方面的一部典范之作。

一、系统全面，体大思精

《孙星衍研究》分十一个专题对孙星衍展开研究。第一专题较全面地介绍孙星衍的家世、生平、交游、著述。第二至十一专题对孙星衍各领域的学术成就做了分门别类的论述，包含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小学成就、藏书与刻书、目录与版本、校勘与辑佚、金石、方志、诸子、诗歌、骈文等方面。设立专题，既能深入细致地逐一开展研究，又能由专题探讨最终汇成对孙星衍的整体研究与宏观把握，从而全面观照其学术贡献。

该著不但十一个专题清晰明了，而且各个专题内部结体严整。既有对具体问题的阐述，又有对共性特点的总结；既明确阐述了“是什么”，又深刻回答了“为什么”；既中肯地彰显了成就，又客观地评价了不足；既看到了孙氏成果在当时的传播，又观照了其对后世的影响。如第二个专题“孙星衍的代表作《尚书今古文注疏》”，从五个问题进行探讨。一是孙星衍为什么要作《尚书今古文注疏》，二是《尚书今古文注疏》的诠释体例、原则与方法，三是《尚书今古文注疏》条析，四是由条析看孙氏注疏之特点与不足，五是从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的历史影响。由此可以看出，作者从《尚书今古文注疏》的著述动机到该书的整体面貌、特色成就、价值影响，做了全面梳理、阐述、总结、评价，其思理缜密，构架谨严。

鉴于当前的经学个案研究，面上的总结多而细致的分析少，著者精心选择了《尚书》研究中历代聚讼纷纭且各具特色的八个条目，立为“条析”。将这些条目置于《尚书》学史中进行考察，着眼于经义发明、文字阐释、今古文别择、材料发掘等方面，每条都在梳理历代之说、明晰诸家分歧的基础上，呈现孙说之内容，评价孙说之优劣。这样的处理方法，既能比较全面地呈现出历代重要学者对该问题的推进脉络，又能比较准确地界定出孙星衍的贡献与不足，条理清晰，论述详明。

更难能可贵的是，著者在每一条后都总结出一些信实可靠而又具有普遍规律或时代特色的结论，从而把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提升到共性的层面。如在“象以典刑”条中指出新材料能促进学术研究的新进展。在“思曰睿”条中认为网罗旧说、别择故训与吸纳新解、发扬新说都是《尚书》诠释创新的方向。选取“俊乂在官”条进行研究，旨在说明“文字训诂的发达促进了清人对经文理解及对故训的检讨”[10]266，小学的进步是清代经学研究取得进展的根本原因。在“高宗肜日”条阐明了时代不同、研究条件也不一样，不可以后来取得的进步否定前人的贡献，而应将学者的贡献置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考察的道理。在“曰若稽古”条中，由孙星衍致力于疏通东汉马融、郑玄说，不取更为合理的宋人观点的做法，指出伸汉抑宋使孙星衍摒弃了宋人学说中的进步成分，门户之见使乾嘉学派在一些问题上没能沿着宋人的正确方向推进，而是退居到汉唐人的阐释中，实乃学术发展之倒退。以上观点，不但精辟指出《尚书今古文注疏》的突出特色，也总结出乾嘉学派治经的诸多共性。这种深入到经典内部分析分歧、评价得失、总结规律的细密探讨，对今天的同类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重点突出，互相观照

《孙星衍研究》的十一个专题，各有研究重点。即使同一专题，侧重也不同。作者在全面发掘材料的基础上，力求以孙星衍为中心，把孙星衍置于时代大背景下，通过对他自身及相关人物的阐述来透视时代学尚、国势兴衰。比如该著的重点是孙星衍的学术研究，那么，孙星衍的为人如何？政绩如何？这些问题很难嵌入第二至十一部分学术专题研究中，作者即在第一个专题“孙星衍的生平、交游与著述”中做了观照。其中的生平部分，按时间线索展开，以阐述孙氏品性、政绩为主，辅以学术，这样的设计与下文以学术为核心的专题研究形成互补，既避免了可能出现的重复，又有助于全面展现孙星衍的为人、为政与为学。

生平部分选取了孙星衍一生中的一些典型事件，比如散馆考试时宁愿降职录用也不屈节于和珅，为官刑部时审理案件以公平、宽恕著称，做山东兖沂曹济兵备道(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三年)和山东督粮道(嘉庆八年至嘉庆十六年)期间政绩卓著，不但在曹南治水赈灾，救助百姓，而且疏浚恩县四女寺支河泄积水，护农田，还用德州道仓剩余的好米抵当以往分给满营驻防官兵的折色米，极大地改善了官兵的生活。孙星衍重视山东文化事业，倡导设立伏生、郑玄博士，四处寻访山东先贤遗迹，并以敦劝古学为己任，提携后学不遗余力。虽政务繁忙，仍勤勉治学，汇集他一生学术成就的《岱南阁丛书》和《平津馆丛书》主要形成于两次为官山东期间。通过这些典型事例，展现了孙星衍耿介不阿的个性、不畏权贵的气节、清廉持正的操守、勤政爱民的情怀、勤学不辍的本色，呈现出一个丰满、立体的学者和儒吏形象。

在著述孙星衍引疾归田的原因时，除因其身体原因，还重点分析了孙星衍与何道生、汪为霖等人的往来书札，道出了孙星衍身在官场二十年，亲眼目睹的官场腐败、地方积弊，表达了对州县托名亏空、办案贿赂成风、库廪缺少积储的忧虑。作者将孙星衍的个人经历与国势兴衰紧密关联，意欲反映以孙星衍为代表的乾嘉学者并非只知埋头故纸，他们关心时政，忧心国运，具有强烈的经世情怀和致用精神。作者把对孙星衍生平的客观陈述放置到时代兴衰的大背景中，以信实可据的一手材料为据，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讨揭示原因，使得该著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孙氏一生，交游广泛，著者选择师长、友朋、幕僚三个层面的重要人物进行研究。对孙星衍与袁枚、钱大昕、朱筠、朱珪、纪昀、毕沅、王昶、洪亮吉、汪中、阮元、武亿、王念孙、王引之、法式善、唐仲冕、凌廷堪、吴鼒、顾广圻、洪颐煊、严可均、毕以田、臧庸、李贻德、俞正燮等人的交游情况做了重点考察。总体以诸家与孙氏之关系、诸家之相互影响、诸家交往中发生的具体学术问题以及孙星衍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与贡献等为讨论重点。

在涉及具体交游对象时又各有侧重。如写孙星衍与钱大昕的交游，突出了他们在学术问题上平等讨论、各抒己见的做法，旨在彰显乾嘉学派惟是以求的学术风尚。写洪亮吉与孙星衍的交游，从二人的诗歌唱和入手，以真挚友情、文章经术、气节情操为重点。写与汪中的交游，侧重于表彰汪中的文学成就、墨学贡献、用世情怀以及对孙星衍偶用汪中说而不加标注情况的客观分析，意在说明当时著作权的不够严格及孙星衍引用他人成果存在不够严谨的问题。写与武亿的交游，则以私交书信为中心，在二人的学术交往外，还饱蘸感情地书写了武亿罢官后的困顿拮据、寂寥悲苦。写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交往，特别强调要为自己的底本录副保存，以免遗失，又较早表达了《尚书》今文胜古文的看法。写与凌廷堪的交游，着眼于孙星衍博而不精、排斥西学、固守国粹的局限。

三、立足典型，贯通乾嘉

孙星衍是乾嘉学派的典型。他治学以博通见长，广及经学、小学、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藏书、刻书、金石、方志、诗歌、骈文诸方面，几乎涉及了乾嘉学派的所有领域。孙星衍不仅涉猎领域多，而且在各领域均产出了卓有影响的丰硕成果，他著有两套丛书《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三部书目《孙氏祠堂书目》《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廉石居藏书记》)，三部富有特色的金石学著作《泰山石刻记》《京畿金石考》《寰宇访碑录》，纂修了《三水县志》《庐江府志》《松江府志》等近十部方志。他的成果体量大，质量高，代表着乾嘉学派的学术水平。就研究方法来看，孙星衍走的是正统的以考据为依归的乾嘉学派的治学之路。孙星衍的治学领域、治学方法、学术成就是今天我们认识乾嘉学派的重要窗口。

著者准确掌控人物的学术史价值，通过深入、细致地研究来总结乾嘉学派的一些共性。如把《尚书今古文注疏》的诠释方法总结为网罗旧说、选择旧说、突破旧说、重组旧说，这些方法显然不仅仅是孙星衍的经学诠释路径，而是乾嘉学派从事经学研究的基本做法。

著者将《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体现的刻书思想归纳为：影刻古本，保存原貌；延聘通人，精心校刻；学为世用，不务虚名；传布流通，嘉惠学人。将孙星衍的校勘学思想归纳为：存古书，广流传；证经史，申汉学；经世用，惠来学。将其辑佚学思想归纳为：着眼实用、传承文献、伸张汉学、证经考史。

由《孙星衍研究》可知，孙星衍从事的研究领域虽然多，但其学术思想、治学理念却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保存、传承有用文献，伸汉抑宋，证经考史。

孙星衍在方志学领域颇多建树，著者在全面、细致地研读孙修方志的基础上，将其特色归纳为：文献丰富，考据精审；重视地理沿革，注重实地考察；体例有据，适当变通；经世致用，议论斐然。既总结了孙修方志的突出特点，也概括出乾嘉考据派所纂方志的基本共性。

总之，该著选择在乾嘉学派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孙星衍这一个案进行研究，旨在通过孙星衍认识乾嘉学派，通过乾嘉学派认识孙星衍，其价值正如杜泽逊教授《序》中所说：“努力把握孙星衍的学术与他所处的时代的关系，是本书的重要探索和成绩。”[10]2

著者对孙星衍虽持有深情，但对孙星衍的评价客观持正，既表彰了孙星衍的成就，也不避讳他的不足，如通过研究认为孙星衍音韵学水平偏低、伸汉抑宋太过、学力超过识力、往往以材料取胜而在个性创见上尚未达到一定的高度等。这样的评价，立足于文献，实事求是，深中肯綮。但因体量庞大，涉及面广，该著难免偶有疏漏之处。比如个别系年似不够准确，可参考马振君《孙星衍年谱新编》做出进一步考证。比起全书之谨严有序，此乃白璧微瑕而已。总体来看，《孙星衍研究》是一部慎取别择、精心结撰而成的学术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