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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原始》中评点的特质

2015-12-10陈红明

关键词:注疏评点

陈红明

摘 要: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通过注疏与评点相结合的方式,将评点置于注疏之上。从各家评点中汲取灵感,通过品评各家的长短,从而对《诗经》中部分诗的解读做出新的见解。其评点特质之一体现在与注疏的形式上的区别,而就内容而言方氏评点在主题本事上立足文本,突破经学传统的桎梏。同时评点在语言表达方式和语言修辞技巧方面呈现出评点自身的特殊性。将注疏与评点进行对比,可以寻找方氏如何在这两种独具中国特色的诗歌阅读方式中找到合适的平衡点。而评点自身的特质对于当前的文学批评形式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诗经原始》;评点;注疏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1-0179-04

从注疏到评点,从以“理”论《诗》到以诗论《诗》,《诗经》的多角度解读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清代的传统学术研究,注重求实切理,以名物训诂为特色,侧重对古代典籍特别是儒家经典重新校勘、注释,进行专门性地或综合性地研究。在汉代,《诗经》被尊奉为经世教化的儒家圣经,《诗经》不再作为诗而读,而是成为统治者宣扬伦理纲常的工具,往往夸大其实,脱离《诗经》的本意。而这种取消《诗经》文学性的弊端竟一直延续到近代。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明末评点的广泛出现既是对这一弊端的补充,也是将学术研究的目光转向文学创作本身。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一书兼具二体,既有传统的注疏,又有极具新意的评点。将二者相比较,找出二者之间的区别,在《诗经》研究上开辟新的思路,釐清两种诗歌阐释方式的交叉性和互补性。

一、方氏评点与注疏在形式上的区别

《诗经》文简意丰,古人对于它的解读呈现出多种方式,注疏是《诗经》传统的解读方式,古人借由这种方式在经学范畴中对《诗经》加以考量。然而,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对《诗经》进行鉴赏,体现的则是《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从传统经学角度解读《诗经》存在着一些弊端,朱东润先生在《诗心论发凡》中说道:

吾国文学导源于《诗》三百五篇,不知诗三百五篇者,不足与言吾国文学之流变。然就汉、宋诸儒之说《诗》者观之,其书累十百万言,益以后人所著,为数又不下此,所论往往为圣哲之遗训,儒先之陈言,又称述旧籍,皆以《诗经》为名。诗既进而称经,于是说者知有经而不知有诗,于诗人作诗之意,宜其有未尽矣[1]。

以文学解读为目的的评点,其内容包括对作品的分析,判断,评价,批评。历来对于评点的定义纷繁复杂,但界定起来离不开外围与内涵两个方面。当下,很多人把一些并没有依附于文本本身的零碎段落或者短小文章也归为评点之中,并不符合实际。评点必须依附文本,其形式也多种多样。根据评点文字位置的不同,可分为眉评、旁评、章评、篇前评、篇后评。在有的评点本中,还有出现在原文本字里行间的夹评。

《诗经原始》是清朝学者方玉润撰写的一部力作。方玉润字友石,自号鸿蒙子。方氏之前,清代经学家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陈乔枞父子的《三家诗遗说考》、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等都在典章,名物,音韵,训诂,校勘等方面有新的见解,但对《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很少进行学术探讨。而能在当时文化体制下跳出这一樊笼的当属方玉润、姚际恒等人。“在方玉润的眼中,古人和今人在本性上是一致的,情感上是相通的,因此古人之诗以今人之情思求之,往往中的,所谓‘虽不知其于诗人本意如何,而循文按义,则古人作诗大旨要亦不外是”[2]。按照方玉润的理解,诗是人情感的自然流露,以诗显情,以情写诗,并不是每一篇诗都存在目的性,要有所为而作。读者也不必在每篇诗上都挖其深意,以免违背了诗的自然本性和诗人创作的初衷。虽然方氏主张以今人情思理解诗意,但也并不妨碍他用传统注疏方式对诗的字句做了严肃的阐释,因此在《诗经原始》中,方玉润不仅对《诗经》本意做了评点,同时也有大量注疏的部分。

评点与注疏在形式上存在明显的区别。《诗经原始》每篇的大致结构是在原诗的后篇配以评点,并穿插姚际恒语,总评之后接以“附录”,后接“集释”,最后以标韵结尾。

具体来看,《诗经原始》中的评点或出现在标题旁边,或书于字里行间,眉评与篇后评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而集释大多置于篇幅的最后,相对于评点的灵活自如,倒显得有些庄重古板。如《关雎》,方氏配以“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也”于“关雎”诗题下,抒发总的情思,再在文中穿插“以下皆言既得情景,而用字自有深浅不同处。”以此来说明“左右采之”“琴瑟友之”与“左右芼之”“钟鼓乐之”中的一层更深一层的含义。其眉评,“此诗佳处全在首四句,多少和平中正之音,细咏自见。取冠《三百》,真乃绝唱也。忽转繁弦促音,通篇精神扼要在此。不然前后皆平沓矣。友字乐字,一层深一层。快足满意而又不涉于奢靡,所谓乐而不淫也”[3]。其后则紧跟集释,对诗中的花草鱼虫做了注解。

二、方氏评点在主题本事上的特质

从内容上看,自魏晋到明清,文学的读法表现为对文学文本本身的品读,包括对《诗经》中诗句意象的考究,对艺术手法的总结,以及对诗歌主题本事的推测,且重在分析字词章句,意脉风格。方氏自身不擅长注释和标韵。而他在《诗经原始》中的集释,多引用《集传》《毛传》之语,较少有新的见解。这相对于他对《诗经》评点的贡献,逊色很多。因此,方氏评点是其书最为精妙之处。在指出《序》《传》中的荒谬之处的同时,用优美的文字营造新的诗意,是后代学者着力研究的特色。

例如《周南·卷耳》的评点,先从《小序》《大序》《左传》道出此诗之志为“后妃之志”,后又引用欧阳氏、姚际恒等语加以批驳,“此诗当是妇人念夫行役而悯其劳苦之作。圣人编之《葛覃》之后,一以见女工之勤,一以见妇情之笃。同为房中乐,可以被诸管弦而歌之家庭之际者也。如必以为托词,则诗人借夫妇情以寓君臣朋友之义也乃可,不必执定后妃以为言,则求贤官人之意,亦无不可通也”[4]。评语晓畅明晰,行文流水,极具说服力。在进退间抒发了自己的见解,于字里行间表达了对“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5]的政治教化作用的讽刺。又如秦风《蒹葭》,秦国乃是好战乐斗之邦,其地势险要,“秦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伐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固,东有崤函之固,沃野千里,地势形变。”方玉润提到秦国以好战乐斗出名,竟能流传如此情致缠绵,高超远举的作品,在众多秦诗中脱颖而出,一定有所指,不可能像同其他诗那样泛泛而谈。因此他分析道:

盖秦处周地,不能用周礼。周之贤臣遗老,隐处水滨,不可出仕。诗人惜之,托为招引,作此见志。一为贤惜,一为世望。曰‘伊人,曰‘从之,曰‘宛在,玩其词,虽若可望不可即;味其意,实求之而不远,思之而即至者。特无心以求之,则其人倜乎远矣[3]273。

方氏通过对“伊人”“蒹葭”这两个意象的分析以及此诗同其他秦诗的气味不相类,认为此诗是表明君主求贤爱才之作。在铺叙中,诗人反复咏叹自己的迫切心情,由于河水的阻隔,时间的推移,意中人可遇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即。

在主题本事上,《毛序》对于取冠三百的《关雎》这样推测到,“此乃后妃之德,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6]。方玉润认为《周南·关雎》之作,不必探究到底为谁而作,既可以理解为民间普通百姓所创的歌谣,也可以理解为文王、大妳德化及民之作。这就跳出了非此即彼的桎梏,将主题的灵活性彻底调动起来,不拘泥于经学思想的束缚。又如《桃夭》,方氏配以“喜之子能宜室宜家也”于“桃夭”题下,表现了桃花正红,姑娘出嫁,适宜成家的美好画面。随后又在诗中,通过“兴中有比”“炼字法”“实赋”“虚想”“又变”,简简单单几个字表现了对诗中场景,语言变化的感悟。其篇后评:

桃夭不过取其色以喻之子,且春华初茂,即芳龄正盛耳,故以为比,非必谓桃夭时,之子可尽于归也。伪传又以为美后妃之作,《关雎》美后妃矣,而此又美后妃乎?且呼后妃为‘之子,恐时人轻薄亦不至猥亵如此之甚耳[7]。

细看这段评点,实在是突破了传统的经学解读,同时也与其“喜之子能宜室家也”交相辉映。更细致地去分析了《桃夭》这首民间歌谣的文学意义。桃花色泽艳丽,与美好姑娘的气质容貌相匹配。初春时节,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更与年轻女子芳龄正盛相契合。“之子”二字亲切婉转,用来称呼寻常百姓家的女孩最为合适。如果硬是将本诗的主题同后妃之德相联系,不仅牵强,而且略显不敬。因此方氏在评点此诗时,就其文本解读,给读者以最朴实无华的体会。

以上是本文大致从形式和内容上对《诗经原始》中的评点的特质做了简要的概述。然而方氏在《诗经原始》中的评点在语言表达方式和修辞技巧两个方面独具特点。

三、方氏评点的语言表达方式技巧

语言表达方式是分析文学艺术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语言表达方式主要指的是记叙、描写、议论和抒情四个方面。在表达方式上,《诗经原始》中的注疏多是说明之词,其目的是为了解释《诗经》中字词的意思,注、疏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意义、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而原始中的评点多在抒情、描写等方面着笔。

抒情反映的是作者精神层面的主观感受,它象征性地表现个人情感的内心活动。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中的“原”字为求真之意。从抒情角度看,阐释《诗经》中原本最为真实的情感是方氏评点一直追求和努力的方向。他非常注重诗这一方面的特点,方玉润对《诗经》的评点是从创作者的灵心慧悟去体察。同时,方氏认为《诗经》在抒发情感的风格上是隐约微婉,含蓄深远的。“他一再指出《诗经》的这个特点,‘情以愈曲而愈深,词以愈隐而愈显。(《召南·草虫·总评》),‘言婉而意愈深(《邶风·凯风·总评》),‘笔以曲而愈远,情以婉而愈深。(《魏风·陟岵·总评》),‘情破意切,无线事理包孕其中。(《邶风·二子乘舟·总评》)”[8]曲中求远,远中求深,体现了方玉润对《诗经》语言情感方面的深切的体认。文学语言的曲指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情感的真实性和文学文本的文学性。

方氏评点另一精妙之处就是善于运用描述性的文字,将《诗经》原本看似简单重复的语言变换出丰富的画面。例如,《周南·芣苢》三章,每章只改一字。叙述寻常妇女生活劳动的情景。仅仅从“采”“有”“捋”“袺”“撷”这五个动词的变化,我们无法很好地体会田家妇女日常劳作的真实过程。然而方氏在总评中这样写道:

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徊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9]。

这段精致的描写不仅将整首诗描绘成一幅农妇田园耕作图,让读者感受到农家妇女日常生活劳作的诗情画意。更是教育读者在读诗方法上要平心静气,心领神会,咏而歌之。自会感受到愈俗愈雅的真谛。例如唐人《竹枝》、《柳枝》、《櫂歌》等词,如同小孩念诗,哪管字斟酌句的意思,只管涵咏此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于远近断续间悟得诗源于情,情源于生活的本意。

四、方氏评点的修辞技巧

好的评点离不开语言修辞的技巧,正如陈望道先生提出修辞要适应题旨、情境是第一要义。修辞不能仅仅在语词上做修饰,更不能离开情意的修饰。如果说注疏是一位圣洁的修女,身着中规中矩的黑白色修女衣,那么友石的评点就如同名媛淑女,其服饰或庄重典雅,或清新俏皮,五光十色,美不胜收。

《诗经原始》中对比居多,将诗同诗对比实属常见,例如《周南·桃夭》中的评点将这首诗同《关雎》《螽斯》相比较,“特《关雎》从男求女一面说,此从女归男一面说,互相掩映,同为美俗。而此诗气体稍轻,故不得与《关雎》并,次《螽斯》后,别为一乐可也。然以如花胜玉之子,而宜室宜家,可谓德色双美,绝称一时”[10]。方氏通过对比,发现诗的所在位置自有它的原因,《关雎》从男性角度出发,表达了男子对窈窕淑女的追求和渴望,气体厚重;《桃夭》从女性着笔,将少女的姣好容貌比喻成艳艳桃花,不仅色泽鲜亮,而且气体稍轻。因此,《桃夭》不可能与取冠三百的《关雎》相提并论。类似的例子在方氏的评点中比比皆是,又如《鄘风·柏舟》就是很好的例子,方氏眉评:“《邶》之柏舟曰‘汎汎其流,则为中流不擊之舟,以喻国势之危也。此之《柏舟》曰‘在彼中河,则为中流自在之舟,以喻人心之定也。然置此诗于《静女》《新台》《墙有茨》之间,不可谓之‘中流砥柱乎!”[11]方氏将二《风》之首看得如此透彻,虽同名但意不同,一为贤臣忧谗悯乱之作,一为烈妇守贞不二之词。就其作用来看,二者都是为后世效法,是国之根本,不可撼动。

再有,方氏将诗置于整个国风中来比较。其中对《周南·汉广》这样评价道:

诗人之旨,言外别有会心,不可以迹相求。然则太史取之,抑又何哉?盖国风多里巷之词,况此山曲,犹能以礼自持,则犹见周家德化所及,凡有血气莫不发情止义,所以为贵也[12]。

评点将《汉广》凌驾于诸多风诗之上,足可见方氏对其评价之高。国风多民间歌谣,文体偏俗。而很多表达私心爱慕的情诗都难免落入“淫”的桎梏。《汉广》这首诗虽也表达了男子对游女的心意,但发乎情止乎礼。最后三章,重章叠唱,余音渺渺,不绝于耳。

相较于对比,友石在比喻上只是点到即止。大部分则穿插在诗中的字里行间,以说明此处的修辞,偶尔会在总评中对诗中比喻作用加以议论的语言。例如,《召南·鹊巢》首句,对喻“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以鹊巢鸠居比喻女居男室,不甚恰当。“夫男女同类也,鹊鳩异物也,而何以为配乎。”方玉润对于诗经情境的赏析特别注重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实,重点突出的是情境的真,情感的真,而虚,则突出的是手法的多样。虚实结合是文学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手法,它将作者的真实情感融入进虚实之镜,相伴相生,更显言外之意,意味深远。

注疏是评点的基础,通过注疏能较为全面准确把握诗意,从而能作出对诗意独特诠释的评点。评点是注释的延伸和进一步思考,辅助作者表达思想,传递情感,引起共鸣。方玉润《诗经原始》中的评点部分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旧说对《诗经》的解读,尽管在总体上还免不了经学思想的束缚,但也为评点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并为人们在思考文学的方式和角度上提供了新思路。清初唐彪对于评点的优势说得及其透彻,“读文而无评注,即偶能窥其微妙,日后终至茫然,故评注不可已也。如阐发题前,映带题后,发挥某节,发挥某字,及宾主浅深开阖顺逆之类,凡合法处皆宜注明,再阅时,可以不烦思索而得其详悉。读文之时,实有所得,则作文之时,自然有凭藉矣”[13]。

五、结语

文学评点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形式,它虽然以零散的形式呈现在众人的面前,但的确是创作者内心最直接,最细腻的感受。《大序》《小序》等《诗经》解读本,执着于经学的范畴,而忽视了本身《诗经》作者的性灵之道。作为清代《诗经》流派中独立浪漫有代表性的著作,笔者认为钟惺有“深心幽致”才“可入诗”的独特评价在方氏的身上也格外的和谐统一。相对于评点形式的灵活自如,注疏更显庄重古板。而在内容上,方氏评点依据诗的气味,风格,编排等方面在主题推测上也提供了新的见解。无论从语言表达方式,还是语言修辞技巧,评点都呈现出多样性和艺术性。《诗经》评点和注疏是《诗经》的两翼,二者缺一不可。保持二者的平衡,成为方氏研究这一文学作品主体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1〕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95.

〔2〕张洪海.《诗经》评点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2008.120.

〔3〕〔4〕〔7〕〔9〕〔10〕〔11〕〔12〕(清)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5〕(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上)[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270-271.

〔6〕(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5.

〔8〕孙秋克.对《诗经》研究传统模式的挑战[J].嘉应大学学报,1994(3):88-92.

〔13〕(清)唐彪(撰),赵伯英,万恒德(注).家熟教学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97.

(责任编辑 姜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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