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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经》翻译及注疏的学术史考察

2016-11-24胡楚悦

新西部下半月 2016年9期
关键词:注疏

【摘 要】 《心经》是佛教的经典经文,它高度凝练了佛教般若性空之教义,简洁的文字蕴含着甚深广大之佛理,中国历朝历代形成了众多翻译版本和注疏版本。文章梳理了对《心经》不同翻译版本及注疏:关于《心经》翻译版本数量的统计,对《心经》翻译版本的收集汇总工作,敦煌遗书中的《心经》翻译版本研究现状;《般若心经》注疏研究的成就与思考。理清研究的历史脉络、对《心经》研究有待深入之处提出展望。

【关键词】 心经;翻译版本;注疏;学术史考察

《心经》是一部佛教经典经文,属于般若部类。《心经》的“心”字,是“心要”、“核心”、“精髓”的意思。般若部类是整个佛学的核心,而《心经》又是般若经的核心。虽然《心经》的字数很少(通行的“玄奘版”仅260个字),但言简意赅,浓缩了整个佛法的精华,足可统摄“八万四千法门”。因此,无论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乃至南传佛教,都非常重视《般若心经》。历朝历代的不少高僧大德曾翻译过这部经文,形成了二十几种不同的汉译版本;历代的注疏也在百家以上。下面将对《心经》翻译、注疏、内容等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归纳总结与阐释,理清研究发展的脉络,从而更深入地剖析《心经》。

一、《般若心经》翻译版本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关于《心经》翻译版本数量的统计

由于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心经》翻译的方法和途径有所不同,造成了翻译后经文内容的差异,因此形成了《心经》不同的翻译版本。关于《心经》不同译本的数量问题,不少学者均有提及,但说法不一。其中较为典型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葛维钧的《论〈心经〉的奘译》总结了7种汉译版本;[1]旺多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汉藏译文比较》一文指出有7种译本最为著名,但除此之外,“根据《至元录》(28号、29号)卷一拾遗遍入记载,尚有唐不空及契丹慈贤译本已佚”;[2]郭继民的《关于〈心经〉的蠡测之见》一文说:“《大正藏》共收有《心经》译本9种”;[3]宏度的《〈心经〉大义辑要》则说“汉译本有二十多种”;[4]方广锠编纂的《般若心经译注集成》重在收集整理各个译本,认为:“从公元五世纪初的三国时期支谦译出第一部汉文《般若心经》至今近一千五百年间,《心经》前后被译成汉文二十一次。”[5]

对于历代《心经》翻译版本的数量,之所以众说纷纭,主要原因在于各个学者所统计的标准不同:有些是只统计了现存的汉文意译本,而有的则统计了汉文的音译本;或是有的只统计了直接由梵文译为汉文本,而有的则包括了由梵文译成藏文,再由藏文译成汉文的译本、也包括了由梵文译成藏文,再译成日文,最后译成汉文的译本;或是有些统计了历朝历代所出现过的所有翻译版本,有些只统计了现存的译本。因此,造成现在关于《般若心经》翻译版本数量未有统一定论的现象。

2、对《心经》翻译版本的收集汇总工作

《般若心经》的各种译本有的流传下来,有的已经亡佚了。流传下来的译本散见于各处,若不进行全面的归纳汇总,则会给阅读、研究《般若心经》造成一定的困难。因此从20世纪初便有学者着力于对《心经》版本的收集与汇总。

1919年北京刻经处编印的《心经七译本》共汇集了七种版本的《心经》,分别是:玄奘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法月译《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共利言等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智慧轮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成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施护译《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这也是目前流通最广的七种译本,其中仅鸠摩罗什译本和玄奘译本为略本《心经》,也就是没有序分和流通分两部分,而其余五个译本都属广本《心经》。

《日本大藏经》所收的《梵汉般若心经译本集》,共收梵、汉《般若心经》十一种。其中包括在中国已经亡佚的《心经》版本,如唐代义净翻译的《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在我国历代大藏经中均无此本,而在日本发现此本的抄本,先被编入《梵汉般若心经异本集》,后收入《日本大藏经》。其他,尚有唐代法月第一次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及唐代法成的译本也收入于《日本大藏经》。《日本大藏经》是当时收集《心经》较为详尽的本子,更可贵之处在于它收集了中国已经亡佚的版本,但仍未能把所有的译本网罗齐全。

2011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方广錩编纂的《般若心经译注集成》,[6]更为全面地汇集整理了目前能搜集到的梵、汉《心经》译本十八种(其中汉文意译本十一种,汉文音译本四种,梵文本两种,存疑一种)。此著作客观严谨,将收集到的每一个版本都清楚地写明出处,并附录有影印版或石经拓片与敦煌遗书的照片,方便校对与考订。在此集成的前言部分,作者明确指出:“《般若心经》尚有藏、蒙、满等诸种文字的译本及藏、蒙、满、梵与汉文的合璧本传世,此书并未收录。”[7]尽管如此,它的出版也极大地方便了我们对《心经》翻译版本的检阅。

3、敦煌遗书中的《心经》翻译版本研究现状

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一大批过去不为人们所知的古文书重见天日,其中存有不少《般若心经》的译本。这些译本有的已为历代大藏经所收,有的则仅见于敦煌遗书中,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故而学者们开始逐步对敦煌的译本进行整理与研究。

就敦煌古藏文本而言,日本学者上山大峻早在1965年就发表了题为《敦煌出土的藏译〈般若心经〉》的论文,[8]对敦煌藏译本《心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991年12月褚俊杰发表了《敦煌古藏文本〈般若心经〉研究—同藏文大藏经本、梵文本和汉文本的语词比较》一文,着重讨论了敦煌古藏文本《般若心经》的语言特色。作者从敦煌藏译本《心经》中选取部分词汇,和流通的汉译本与梵文本进行了对照研究,同时对敦煌本《心经》的译经题记进行了翻译,探讨了与汉译本之间的关系。该文可谓开启了我国研究敦煌本《心经》的先河。才让所写的《法藏敦煌藏文本P.T.449号〈般若心经〉研究》,[9]细致地分析了归义军时期翻译的敦煌藏文佛典P.T.449号《心经》。P.T.449号《心经》是一个独立的译本,并且只见于敦煌写本之中,因此才让的研究论文不仅把握了敦煌《心经》的价值所在,而且扩展了敦煌遗书中《心经》译本的研究意义。2012年6月,陈立华在《西藏研究》中发表的《关于敦煌本古藏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解读》,[10]是近些年对敦煌《般若心经》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此论文探讨了吐蕃时期藏文《心经》的流传是“广本”与“略本”并存的问题,同时该文还进一步考察了9世纪敦煌地区汉、藏文化的深入交流与相互影响,尤其侧重于从文化交流与互动的视角阐释了敦煌本《心经》的内容。

纵观敦煌遗书中的《心经》版本研究现状,我们可以发现:有些遗书资料已为研究者注意并做了初步的探讨,但有的则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还有待进一步整理。并且敦煌遗书中的《心经》版本散存于俄、英、法、日等国,虽篇目很多,但大多并不完整,不是缺头就是少尾,需要互校数篇才能整理出一个完整的本子来,这项工作也鲜少有学者涉及。

根据现有资料可知,目前对于《般若心经》翻译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多限于罗列《心经》的不同翻译版本;二是从语言学角度入手,研究《心经》的汉、藏、梵文本之间的不同。故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尤其是几乎没有学者进行对比各个汉文意译本《心经》之间不同点的研究,亦无学者通过比较不同翻译版本中题目设定的不同、译法的不同、内容的不同等,来分析其出现不同的原因,从而更深入地剖析《心经》。与此同时,对敦煌遗书中的《心经》版本还有待进一步整理、校对与研究。再次,目前学者对汉译本《心经》研究较多,而对藏译本、英译本、日译本等《心经》译本少有研究。

二、《般若心经》注疏研究的成就与思考

佛教典籍传入中国后,除被系统翻译之外,还有不少学者与佛教徒对其进行了注释及专题研究。对于佛教经典的注疏,最直接的目的是方便人们读懂经书,但探讨佛经的注疏,其目的却并不仅限于此,“注释是当时特定社会历史的产物,它带有时代的、地区的、学派的特殊色调。用它理解原著未必可靠,用以研究注释者的思想观点和体系,这是十分可靠的资料。读古书不可不知。”[11]

众所周知,佛教典籍非常庞杂,“据不完全统计,全部佛教文献资料四千余种,二万三千余卷。号称‘经典的也有数千卷之多。”[12]其实,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并产生广泛影响的不过十余部,其中流行更为广泛、达到家喻户晓程度的不过三、五部。这三、五部中便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由于它在佛教中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但被一译再译,更是出现了大量注释,“据不完全统计,约在百人以上;流传至今的亦超过八十种”。[13]

虽然,这些注疏散见各处,检阅不易,但对于《心经》注疏的研究,学界的着眼点并不是其版本数量的统计和汇总工作,因为“注疏”本身有其更为重要的价值:首先,通过注疏来研究注疏者对佛教某一观点的理解、来分析注疏者的思想;其次,去窥探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佛教的认知;最后,通过研究不同宗派对同一经典的注疏,来比较不同宗派之间的区别。因此,学者对注疏的研究往往将视线聚焦于注疏背后更深层的价值。对于《心经》注疏的研究,目前学界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2010年赵振强所写的《〈心经〉四宗注疏研究》,是关于心经注疏研究的一篇很有价值的研究论文。他敏锐地发现《心经》之所以能被广泛宣扬的原因在于:《心经》赖以确立其“空”的理论基础是“缘起性空”—也就是大乘般若思想的核心观点,诸宗都认同。同时,虽然在一般抽象意义上,诸宗接受“缘起性空”的观点,但在诠释《心经》“空”义的时候,具体的思想内容各不相同。并且,他从四宗(唯识宗、华严宗、天台宗、禅宗)对《心经》的注疏中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以本宗的思想为指导,最大限度地将《心经》思想内容纳入于各自的理论体系中,并力图在各自的佛教教义框架内对《心经》做出诠释。赵氏的文梳理出了不同宗派对《心经》的态度和认识,进而对这些思想观点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把握中国佛教宗派在当时的思想状态,而且还可以把握《心经》如何跨越不同宗派,对不同宗派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更全面深入地洞察《心经》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14]

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方广錩主编的《般若心经译注集成》,不但收录了上文提到的十八种译本,还整理了唐宋间十八种注疏。作者所收集的这十八种注疏,是目前所能够找到的且最为重要的十八篇,“部分据《中华藏》、《高丽藏》及《日本大藏经》影印;部分据房山石经拓片及刊本抄录;部分据敦煌遗书整理后,由整理者校录成文,并加标点。录校本所据之敦煌遗书,一般均将照片附后,以备考”。[15]《般若心经译注集成》一书对《心经》注疏收集的最大特点是:全面整理了各个宗派对《心经》的注疏,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比较,方便我们查读与研究。可以说,《集成》是中国近些年关于《心经》翻译及注疏版本整理的扛鼎之作。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此书仅仅着眼于统计汇总工作,对注疏的意义并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与阐发。

2013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的《金刚经·心经释义》,则用另一种方法对《心经》的注释进行了全面的归纳,即此书前一部分是对《金刚经》的注释进行归纳。就对《心经》的历代注疏而言,该书取唐窥基《般若蜜多心经幽赞》、唐圆测《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赞》、唐靖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三家注疏,并对其中引文略作查考。此三人皆为玄奘弟子,故能秉承师教,以显唯识之义”。[16]与之前提到的《般若心经译注集成》所不同的是:此书涉及“《心经》贯解”与“《心经》集释”两大部分。在《心经》集释中,以玄奘版《心经》为范本,将260个字的全文拆分成句段,逐句或逐段的进行讨论,每句之后附上窥基、圆测、靖迈对此句的注疏,作为“集解”,最后再附上编者对此句的释义。尽管此书对《心经》注疏的整理详细清晰,但由于只选取了玄奘的三个弟子的注疏,而且只能显示“唯识宗”对心经的理解注释,并且不涉及其他版本的译文,略显美中不足。

以上总结了近些年来关于《心经》注疏最具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可以略窥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动态。尽管学术界对《心经》注疏的整理工作与研究工作同时进行,且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对此问题仍然缺乏全面而深入研究。因此,对于《心经》注疏的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注疏本的汇总与整理;其二,典型注疏版本之间的对比研究;其三,分析注疏本,解读其注疏者或其所属宗派的观点;其四,通过研究注疏,更深入解读《心经》。

【注 释】

[1] 葛维钧:《论〈心经〉的奘译》,载《南亚研究》,1994.03.

[2] 旺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汉藏译文比较》,载《西藏大学学报》,第23卷第1期,2013.3.

[3] 郭继民:《关于〈心经〉的蠡测之见》,载《佛学研究》,总第109期,2011.4.

[4] 宏度:《〈心经〉大义辑要》,载《法音》,2008.05.

[5] 方广錩:《般若心经注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6] 目前将《心经》翻译版本收集最为全面的专著当属方广錩编纂的《般若心经译注集成》。此书的录校开始于1989年7月,完成于1990年三月,距今已有二十多年,2012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7] 方广錩:《般若心经译注集成·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8] (日)上山大峻:《敦煌出土的藏译〈般若心经〉》,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13卷第2号,1965.

[9] 才让:《法藏敦煌藏文本P.T.449号〈般若心经〉研究》,载《敦煌学辑刊》,2012.02.

[10] 陈立华:《关于敦煌本古藏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解读》,载《西藏研究》,2012.03.

[11] 方广錩:《般若心经注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序(任继愈作,1990年春,于北京).

[12] 方广錩:《般若心经注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

[13] 方广錩:《般若心经注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出版说明,1990.3.

[14] 赵振强:《<心经>四宗注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15] 方广錩:《般若心经注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出版说明.

[16] 王孺童译注:《金刚经·心经释义》凡例,中华书局2013.313.

【作者简介】

胡楚悦(1994.12-)女,陕西人,西北大学本科,研究方向: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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