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心经》是佛教的经典经文，它高度凝练了佛教般若性空之教义，简洁的文字蕴含着甚深广大之佛理，中国历朝历代形成了众多翻译版本和注疏版本。文章梳理了对《心经》不同翻译版本及注疏：关于《心经》翻译版本数量的统计，对《心经》翻译版本的收集汇总工作，敦煌遗书中的《心经》翻译版本研究现状;《般若心经》注疏研究的成就与思考。理清研究的历史脉络、对《心经》研究有待深入之处提出展望。

【关键词】 心经;翻译版本;注疏;学术史考察

《心经》是一部佛教经典经文，属于般若部类。《心经》的“心”字，是“心要”、“核心”、“精髓”的意思。般若部类是整个佛学的核心，而《心经》又是般若经的核心。虽然《心经》的字数很少（通行的“玄奘版”仅260个字），但言简意赅，浓缩了整个佛法的精华，足可统摄“八万四千法门”。因此，无论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乃至南传佛教，都非常重视《般若心经》。历朝历代的不少高僧大德曾翻译过这部经文，形成了二十几种不同的汉译版本;历代的注疏也在百家以上。下面将对《心经》翻译、注疏、内容等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归纳总结与阐释，理清研究发展的脉络，从而更深入地剖析《心经》。

一、《般若心经》翻译版本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关于《心经》翻译版本数量的统计

由于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心经》翻译的方法和途径有所不同，造成了翻译后经文内容的差异，因此形成了《心经》不同的翻译版本。关于《心经》不同译本的数量问题，不少学者均有提及，但说法不一。其中较为典型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葛维钧的《论〈心经〉的奘译》总结了7种汉译版本;[1]旺多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汉藏译文比较》一文指出有7种译本最为著名，但除此之外，“根据《至元录》（28号、29号）卷一拾遗遍入记载，尚有唐不空及契丹慈贤译本已佚”;[2]郭继民的《关于〈心经〉的蠡测之见》一文说：“《大正藏》共收有《心经》译本9种”;[3]宏度的《〈心经〉大义辑要》则说“汉译本有二十多种”;[4]方广锠编纂的《般若心经译注集成》重在收集整理各个译本，认为：“从公元五世纪初的三国时期支谦译出第一部汉文《般若心经》至今近一千五百年间，《心经》前后被译成汉文二十一次。”[5]

对于历代《心经》翻译版本的数量，之所以众说纷纭，主要原因在于各个学者所统计的标准不同：有些是只统计了现存的汉文意译本，而有的则统计了汉文的音译本;或是有的只统计了直接由梵文译为汉文本，而有的则包括了由梵文译成藏文，再由藏文译成汉文的译本、也包括了由梵文译成藏文，再译成日文，最后译成汉文的译本;或是有些统计了历朝历代所出现过的所有翻译版本，有些只统计了现存的译本。因此，造成现在关于《般若心经》翻译版本数量未有统一定论的现象。

2、对《心经》翻译版本的收集汇总工作

《般若心经》的各种译本有的流传下来，有的已经亡佚了。流传下来的译本散见于各处，若不进行全面的归纳汇总，则会给阅读、研究《般若心经》造成一定的困难。因此从20世纪初便有学者着力于对《心经》版本的收集与汇总。

1919年北京刻经处编印的《心经七译本》共汇集了七种版本的《心经》，分别是：玄奘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法月译《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共利言等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智慧轮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成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施护译《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这也是目前流通最广的七种译本，其中仅鸠摩罗什译本和玄奘译本为略本《心经》，也就是没有序分和流通分两部分，而其余五个译本都属广本《心经》。

《日本大藏经》所收的《梵汉般若心经译本集》，共收梵、汉《般若心经》十一种。其中包括在中国已经亡佚的《心经》版本，如唐代义净翻译的《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在我国历代大藏经中均无此本，而在日本发现此本的抄本，先被编入《梵汉般若心经异本集》，后收入《日本大藏经》。其他，尚有唐代法月第一次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及唐代法成的译本也收入于《日本大藏经》。《日本大藏经》是当时收集《心经》较为详尽的本子，更可贵之处在于它收集了中国已经亡佚的版本，但仍未能把所有的译本网罗齐全。

2011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方广錩编纂的《般若心经译注集成》，[6]更为全面地汇集整理了目前能搜集到的梵、汉《心经》译本十八种（其中汉文意译本十一种，汉文音译本四种，梵文本两种，存疑一种）。此著作客观严谨，将收集到的每一个版本都清楚地写明出处，并附录有影印版或石经拓片与敦煌遗书的照片，方便校对与考订。在此集成的前言部分，作者明确指出：“《般若心经》尚有藏、蒙、满等诸种文字的译本及藏、蒙、满、梵与汉文的合璧本传世，此书并未收录。”[7]尽管如此，它的出版也极大地方便了我们对《心经》翻译版本的检阅。

3、敦煌遗书中的《心经》翻译版本研究现状

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一大批过去不为人们所知的古文书重见天日，其中存有不少《般若心经》的译本。这些译本有的已为历代大藏经所收，有的则仅见于敦煌遗书中，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故而学者们开始逐步对敦煌的译本进行整理与研究。

就敦煌古藏文本而言，日本学者上山大峻早在1965年就发表了题为《敦煌出土的藏译〈般若心经〉》的论文，[8]对敦煌藏译本《心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991年12月褚俊杰发表了《敦煌古藏文本〈般若心经〉研究—同藏文大藏经本、梵文本和汉文本的语词比较》一文，着重讨论了敦煌古藏文本《般若心经》的语言特色。作者从敦煌藏译本《心经》中选取部分词汇，和流通的汉译本与梵文本进行了对照研究，同时对敦煌本《心经》的译经题记进行了翻译，探讨了与汉译本之间的关系。该文可谓开启了我国研究敦煌本《心经》的先河。才让所写的《法藏敦煌藏文本P.T.449号〈般若心经〉研究》，[9]细致地分析了归义军时期翻译的敦煌藏文佛典P.T.449号《心经》。P.T.449号《心经》是一个独立的译本，并且只见于敦煌写本之中，因此才让的研究论文不仅把握了敦煌《心经》的价值所在，而且扩展了敦煌遗书中《心经》译本的研究意义。2012年6月，陈立华在《西藏研究》中发表的《关于敦煌本古藏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解读》，[10]是近些年对敦煌《般若心经》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此论文探讨了吐蕃时期藏文《心经》的流传是“广本”与“略本”并存的问题，同时该文还进一步考察了9世纪敦煌地区汉、藏文化的深入交流与相互影响，尤其侧重于从文化交流与互动的视角阐释了敦煌本《心经》的内容。

纵观敦煌遗书中的《心经》版本研究现状，我们可以发现：有些遗书资料已为研究者注意并做了初步的探讨，但有的则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还有待进一步整理。并且敦煌遗书中的《心经》版本散存于俄、英、法、日等国，虽篇目很多，但大多并不完整，不是缺头就是少尾，需要互校数篇才能整理出一个完整的本子来，这项工作也鲜少有学者涉及。

根据现有资料可知，目前对于《般若心经》翻译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多限于罗列《心经》的不同翻译版本;二是从语言学角度入手，研究《心经》的汉、藏、梵文本之间的不同。故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尤其是几乎没有学者进行对比各个汉文意译本《心经》之间不同点的研究，亦无学者通过比较不同翻译版本中题目设定的不同、译法的不同、内容的不同等，来分析其出现不同的原因，从而更深入地剖析《心经》。与此同时，对敦煌遗书中的《心经》版本还有待进一步整理、校对与研究。再次，目前学者对汉译本《心经》研究较多，而对藏译本、英译本、日译本等《心经》译本少有研究。

二、《般若心经》注疏研究的成就与思考

佛教典籍传入中国后，除被系统翻译之外，还有不少学者与佛教徒对其进行了注释及专题研究。对于佛教经典的注疏，最直接的目的是方便人们读懂经书，但探讨佛经的注疏，其目的却并不仅限于此，“注释是当时特定社会历史的产物，它带有时代的、地区的、学派的特殊色调。用它理解原著未必可靠，用以研究注释者的思想观点和体系，这是十分可靠的资料。读古书不可不知。”[11]

众所周知，佛教典籍非常庞杂，“据不完全统计，全部佛教文献资料四千余种，二万三千余卷。号称‘经典的也有数千卷之多。”[12]其实，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并产生广泛影响的不过十余部，其中流行更为广泛、达到家喻户晓程度的不过三、五部。这三、五部中便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由于它在佛教中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但被一译再译，更是出现了大量注释，“据不完全统计，约在百人以上;流传至今的亦超过八十种”。[13]

虽然，这些注疏散见各处，检阅不易，但对于《心经》注疏的研究，学界的着眼点并不是其版本数量的统计和汇总工作，因为“注疏”本身有其更为重要的价值：首先，通过注疏来研究注疏者对佛教某一观点的理解、来分析注疏者的思想;其次，去窥探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佛教的认知;最后，通过研究不同宗派对同一经典的注疏，来比较不同宗派之间的区别。因此，学者对注疏的研究往往将视线聚焦于注疏背后更深层的价值。对于《心经》注疏的研究，目前学界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2010年赵振强所写的《〈心经〉四宗注疏研究》，是关于心经注疏研究的一篇很有价值的研究论文。他敏锐地发现《心经》之所以能被广泛宣扬的原因在于：《心经》赖以确立其“空”的理论基础是“缘起性空”—也就是大乘般若思想的核心观点，诸宗都认同。同时，虽然在一般抽象意义上，诸宗接受“缘起性空”的观点，但在诠释《心经》“空”义的时候，具体的思想内容各不相同。并且，他从四宗（唯识宗、华严宗、天台宗、禅宗）对《心经》的注疏中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以本宗的思想为指导，最大限度地将《心经》思想内容纳入于各自的理论体系中，并力图在各自的佛教教义框架内对《心经》做出诠释。赵氏的文梳理出了不同宗派对《心经》的态度和认识，进而对这些思想观点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把握中国佛教宗派在当时的思想状态，而且还可以把握《心经》如何跨越不同宗派，对不同宗派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更全面深入地洞察《心经》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14]

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方广錩主编的《般若心经译注集成》，不但收录了上文提到的十八种译本，还整理了唐宋间十八种注疏。作者所收集的这十八种注疏，是目前所能够找到的且最为重要的十八篇，“部分据《中华藏》、《高丽藏》及《日本大藏经》影印;部分据房山石经拓片及刊本抄录;部分据敦煌遗书整理后，由整理者校录成文，并加标点。录校本所据之敦煌遗书，一般均将照片附后，以备考”。[15]《般若心经译注集成》一书对《心经》注疏收集的最大特点是：全面整理了各个宗派对《心经》的注疏，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比较，方便我们查读与研究。可以说，《集成》是中国近些年关于《心经》翻译及注疏版本整理的扛鼎之作。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此书仅仅着眼于统计汇总工作，对注疏的意义并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与阐发。

2013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的《金刚经·心经释义》，则用另一种方法对《心经》的注释进行了全面的归纳，即此书前一部分是对《金刚经》的注释进行归纳。就对《心经》的历代注疏而言，该书取唐窥基《般若蜜多心经幽赞》、唐圆测《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赞》、唐靖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三家注疏，并对其中引文略作查考。此三人皆为玄奘弟子，故能秉承师教，以显唯识之义”。[16]与之前提到的《般若心经译注集成》所不同的是：此书涉及“《心经》贯解”与“《心经》集释”两大部分。在《心经》集释中，以玄奘版《心经》为范本，将260个字的全文拆分成句段，逐句或逐段的进行讨论，每句之后附上窥基、圆测、靖迈对此句的注疏，作为“集解”，最后再附上编者对此句的释义。尽管此书对《心经》注疏的整理详细清晰，但由于只选取了玄奘的三个弟子的注疏，而且只能显示“唯识宗”对心经的理解注释，并且不涉及其他版本的译文，略显美中不足。

以上总结了近些年来关于《心经》注疏最具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可以略窥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动态。尽管学术界对《心经》注疏的整理工作与研究工作同时进行，且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对此问题仍然缺乏全面而深入研究。因此，对于《心经》注疏的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注疏本的汇总与整理;其二，典型注疏版本之间的对比研究;其三，分析注疏本，解读其注疏者或其所属宗派的观点;其四，通过研究注疏，更深入解读《心经》。

【注 释】

[1] 葛维钧：《论〈心经〉的奘译》，载《南亚研究》，1994.03.

[2] 旺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汉藏译文比较》，载《西藏大学学报》，第23卷第1期，2013.3.

[3] 郭继民：《关于〈心经〉的蠡测之见》，载《佛学研究》，总第109期，2011.4.

[4] 宏度：《〈心经〉大义辑要》，载《法音》，2008.05.

[5] 方广錩：《般若心经注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6] 目前将《心经》翻译版本收集最为全面的专著当属方广錩编纂的《般若心经译注集成》。此书的录校开始于1989年7月，完成于1990年三月，距今已有二十多年，2012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7] 方广錩：《般若心经译注集成·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8] （日）上山大峻：《敦煌出土的藏译〈般若心经〉》，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13卷第2号，1965.

[9] 才让：《法藏敦煌藏文本P.T.449号〈般若心经〉研究》，载《敦煌学辑刊》，2012.02.

[10] 陈立华：《关于敦煌本古藏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解读》，载《西藏研究》，2012.03.

[11] 方广錩：《般若心经注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序（任继愈作，1990年春，于北京）.

[12] 方广錩：《般若心经注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

[13] 方广錩：《般若心经注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出版说明，1990.3.

[14] 赵振强：《<心经>四宗注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15] 方广錩：《般若心经注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出版说明.

[16] 王孺童译注：《金刚经·心经释义》凡例，中华书局2013.313.

【作者简介】

胡楚悦（1994.12-）女，陕西人，西北大学本科，研究方向：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