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桂美，尚 梦

徐彦的《春秋公羊疏》，是《十三经注疏》中唯一一部作者时代目前尚不能确定的“疏”。关于徐彦的生活年代，主要有两派意见：一派以宋王尧臣《崇文总目》、董逌《广川藏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持徐彦为唐人说；另一派以清代学者王鸣盛、严可均、阮元、洪颐煊、姚振宗、皮锡瑞及近现代学者潘重规、牟润孙、赵伯雄诸先生为代表，认为徐彦当为北朝人。笔者认为徐彦的《春秋公羊疏》与唐代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杨士勋的《春秋穀梁疏》、贾公彦的《周礼疏》《仪礼疏》诠释风格不太一致，也没有唐人义疏做得繁密复杂，倾向于徐彦为北朝人之说。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在《南北朝经学史》中已有讨论，此不赘述。

《公羊传》在西汉今文经学昌盛的时代背景下曾独步天下，显赫一时，但自东汉古文经学兴起，包含《公羊传》在内的今文经学日渐式微。东汉末年虽有何休为《公羊传》作解诂，补弊起废，使其理论体系走向成熟，但仍无法挽救《公羊》学没落的命运。清中叶以降在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努力下，《公羊》学又呈复兴之势。在从东汉至晚清的一千多年中，研究《公羊》学者为数不多，出现的优秀著作寥寥无几。如将徐彦的《春秋公羊疏》置于《公羊》学史中考察，该书堪称《公羊》学义疏之典范。其以何休注为宗，所用诠释方法在今天的国学研究中仍有借鉴意义。此仅就其主要方法略作阐述。

一、本经互证

本经互证，就是利用本经上下文及其传、注互相证明、阐发经义的方法。这是何休注解《公羊传》的常用方法，这一方法为徐彦继承，在《春秋公羊疏》中使用最频繁，也最具特色。如隐公四年经云：“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翚即公子翚，字羽父，是鲁国宗室、权臣。公子翚于鲁隐公十一年请求隐公杀桓公，以求太宰之职。隐公没有答应，并表示要还政桓公。公子翚惧其言为桓公知，故在桓公面前反谮隐公，并请弑之。此处传云不称“公子”，是因公子翚后来有弑隐公之罪故加以贬斥：“翚者何？公子翚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与弑公也。”何休注中阐释了“弑”的含义及“终隐之篇贬”公子翚的原因：“弑者，杀也，臣弑君之辞。以终隐之篇贬，知与弑公也。”[1]52何休由《公羊传》对公子翚直到鲁隐公终篇皆持贬斥态度，断定公子翚参与了弑公之事。那么，何注“终隐之篇贬”公子翚这一说法从何而来呢？何休并未说明。徐彦将隐公十年相关经传文前置于此，为何休说注明了来源：“即此及十年‘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传云‘此公子翚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隐之罪人也，故终隐之篇贬也’是也。”[1]52由徐彦疏知，何休“终隐之篇贬”公子翚说出自隐公十年传文。徐彦在此条中通过援引本经下文疏解传注，简明易懂。

由上例可见，何休虽已使用本经互证法阐释经传，但有些引文他没有标注出处，与自己的观点浑然一体，难以切分。徐彦不但为何休所引之文明确了来源，将何休的见解与他人的观点明确分开，而且把上下文中所涉该事始末或同类例证汇聚到一起，多置于首条中疏解，便于读者对该问题的整体把握与全面理解。如隐公三年传：“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1]48意思是说：超过了礼仪规定期限的葬礼不书葬日，表明没有按时安葬。何休以隐公五年卫桓公之葬为例阐释传义：“解缓不能以时葬，‘夏，四月，葬卫桓公’是也。”[1]48卫桓公于隐公四年二月为卫州吁弑，按照“诸侯五月而葬”的礼仪，理应葬在该年秋七月，实际却因卫乱直到五年四月才安葬，属于过时而葬的缓葬，不合礼仪，故不书日。但如仅看何休注，尚不知卫桓公自死至葬的具体时间，也就无从得知卫桓公“不能以时葬”究竟拖延了多长时间。徐彦运用本经互证的方法，将隐公四年相关经文补充进来，传注之义不言自明：“即下四年二月，‘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至五年‘夏，四月，葬卫桓公’是也。”[1]48

但如果仅把对某一问题的疏释置于首次出现的经传文下，下文相关条目不再做疏，对阅读、理解下文也不方便。徐彦对此当有清醒认识，故不厌其烦，前勾后连，以便观照。如上例在隐公三年传中，何休已经指出卫桓公属于“解缓不能以时葬”，且引隐公五年经文“夏，四月，葬卫桓公”为说。在隐公五年该条经文下，何休因在隐公三年中已经注过，此处不再做注。徐彦与何休的做法不同，他不因上文已作阐释此处便予减省，而是将隐公三年相关传文及何休注拿来疏解此条：

即上三年传云“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何氏云“解缓不能以时葬，‘夏，四月，葬卫桓公’是也”。然则桓公见弑在去年之春，过期乃葬，故以解缓言之[1]56。

诸如此类，徐彦通过本经上下文互相证明，往复疏解，既免去了读者翻检之功，又加深了对经义的理解。通观《春秋公羊疏》，徐彦主要采用本经上下文经、传、注互证的方法进行疏解，虽对经、传、注义发明不多，但简约征实，便于观览。下文“类聚总结”“重事略义”部分所举之例亦多为本经互证法，此不赘述。

二、援《左传》《穀梁》校释《公羊》

何休注释《公羊传》，有取《左传》《穀梁传》为说者，但数量极少，且不加标识。徐彦疏采二传之说也不多，主要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为何休援引的《左传》《穀梁》说标明出处。如隐公三年经“癸未，葬宋缪公”，何休注中有“礼，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徐彦指出：“皆隐元年《左传》文。”[1]47-48又，庄公元年传“曷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诸侯，必使诸侯同姓者主之”条，何注中有“礼，齐衰不接弁冕，仇雠不交婚姻”[1]134，徐彦指出何注源于《穀梁》说：“义取《穀梁》之文，‘仇雠之人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之言也。”[1]135

其二，引《左传》《穀梁》校勘文字。如昭公八年经“冬，十月，壬午，楚师灭陈。执陈公子招，放之于越。杀陈孔瑗”，徐彦云“孔瑗”之“瑗”，《左传》《穀梁》作“奂”[1]561。

其三，引《左传》《穀梁》阐释《公羊》。如宣公六年传“有人荷畚”，何休注：“畚，草器，若今市所量谷者是也，齐人谓之钟。”徐彦引《左传》说释注中之“钟”：“即昭三年《左传》云‘齐旧四量：豆、区、釜、钟’是也。”[1]384又如文公六年经云：“晋杀其大夫阳处父。”阳处父实为狐射姑所杀，此云“晋杀”，何休阐明根源：“明君漏言杀之，当坐杀也。”意为阳处父被狐射姑所杀，盖因晋襄公泄言所致。晋襄公当坐，故其死不当书“葬”。但上文经云“冬，十月，公子遂如晋，葬晋襄公”。之所以书“葬”，徐彦引《穀梁》说释之，以为当因晋襄公葬后才发生了阳处父被杀之事，故得书“葬”。“襄公当坐，则例去其葬，而上文经书‘冬，十月，公子遂如晋，葬襄公’者，盖谓葬讫乃相杀，不得追去葬，是以《穀梁传》曰‘襄公死，处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杀之’是也。然则此传虽连言之，仍不妨杀之在葬后，是以经书‘葬’，在杀前矣”[1]333。

由上可见，徐彦援引《左传》《穀梁》，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为何休援引《左传》《穀梁》者标注出处，二是校勘三传文字之异，三是引之解说、佐证《公羊传》。总体来看，徐彦多用《穀梁传》及范宁《集解》来疏何休说，采撷《左传》者较少，这与何休不信《左传》、徐彦疏不破注的原则密切相关。徐彦采用三传互证的方法，援引《左传》《穀梁》解说《公羊》，表明他已经具有三传综合研究的学术倾向。但他对三传的综合研究、对三传义例的总结、对三传优劣的判别较杨士勋《春秋穀梁疏》薄弱很多。

三、类聚总结

何休注往往仅释本条，就事论事。徐彦疏多将同一问题汇集到一起，于某一条目下进行总结。如隐公元年经：“冬，十有二月，蔡伯来。”传：“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1]28此条何休注仅针对事件本身，着眼于传文不称使、无事两个因素，判定蔡伯的行为是出奔：“以不称使而无事，知其奔。”[1]29徐彦则联系上下经传所载同类事件，根据不同书法，概括为无使有事、有使有事、无使无事三种情况，再针对本条具体情形申述何注：“下三年‘武氏子来求赙’，文九年‘毛伯来求金’，是无使而有事也。上文‘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之徒，皆是有使有事也。今此无使复无事，故知其正是奔也。”[1]29此条徐彦将传文所载相关情况汇集到一起，在分门别类、条分缕析的基础上分析本条传注之义，宏通开阔，信实有据。

类聚总结也表现在义例上。何休阐释义例较为简单，一般仅释本条所涉义例。徐彦往往为何氏所释义例补充证据，以明传注之义。如隐公二年传“其言归何？妇人谓嫁曰归”，何注云：“内女归例月，恩录之。”[1]41徐疏为何氏此例补充三条证据，通过汇集同类事件，申明何注义例：“即此文冬十月、隐七年三月‘叔姬归于纪’，成九年‘二月，伯姬归于宋’之属是也。”[1]41

徐彦有时也将相关义例进行归纳，通过研究总体情况来分析具体问题，如庄公三年经“夏，四月，葬宋庄公”，何休注云：“庄公冯篡不见，书葬者，篡以计除，非以起他事不见也。”[1]139宋庄公因篡即位，本不该书“葬”。何休认为经文书“葬”，是因其父有让国之善，可折其篡权之过，故云“篡以计除”。单看何注，经义难明。徐彦先总结了“篡不明者”和“篡明者”书“葬”义例，认为“篡不明者，皆贬去其葬以见篡”“其篡明者，不嫌非篡，故不去葬以见篡”：

《春秋》之例，篡不明者，皆贬去其葬以见篡，即僖二十四年“晋侯夷吾卒”，注云“篡故不书葬，明当绝也”；又宣九年秋，“晋侯黑臀卒于扈”，彼注云“不书葬者，篡也”之属是也。其篡明者，不嫌非篡，故不去葬以见篡，即隐四年“卫人立晋”，桓十二年冬“卫侯晋卒”，十三年春“葬卫宣公”；又庄九年“齐小白入于齐”，至僖十七年冬“齐侯小白卒”，十八年秋“葬齐桓公”；又哀六年秋“齐阳生入于齐”，至哀十年春“齐侯阳生卒”，夏“葬齐悼公”，此等皆由其初有立、入之文，不嫌非篡，故书其葬[1]139-140。

明白了“篡不明者”和“篡明者”书“葬”通例，即可知宋庄公篡权，不当书“葬”之理。徐彦指出此传书“葬”乃因其父有让国之善，“故计其父功而除其篡罪”：

今宋公冯初篡不明，所以亦书其葬者，正以其父缪公有让国之善，故计其父功而除其篡罪，故云篡以计除也[1]140。

比较可见，此条何注仅就本传而言，徐彦则对相关义例进行了总结，是对何注的推进。但与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杨士勋《春秋穀梁疏》相比，徐彦对义例的贡献还是有限的。

四、运用“功过相除计”评价人物

王光辉指出：“公羊家认为，《春秋》褒贬，皆以‘功过相除计’。在实际运用中，可依时除计，也可在不同代际间除计。”[2]104也就是说对重要人物的评价，《公羊》学家不是简单地就某一事件对人物进行褒贬，而是联系人物此前甚至前代的功过，通过综合考量确定褒贬：此前之功，可抵当下之过；此前之过，也能消当下之功。这种方法何休已经使用，徐彦则归纳为“功过相除计”，并将其上升为《公羊》学评价人物的特色方法。如庄公十三年经“夏，六月，齐人灭遂”，何休注：“不会北杏故也。不讳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以除恶。”[1]176此事的背景是该年齐桓公为尊天子，会诸侯于北杏。遂国因未与盟，为桓公所灭。灭人之国为大恶，按照“《春秋》为贤者讳”的通例，本不该书“灭”。此不为桓公讳而书“灭”者，何休认为是因齐桓公灭遂时，行使的是霸权，其时他的德望、功业尚未著显，却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其功不足以除恶，故书“灭”以贬。

徐彦为何休注做了进一步阐发，他遵循以“功过相除计”评价人物的方法，以庄公三十年取鄣为界，把桓公一生的功过划为两个时段予以评价：此前过大于功，取鄣以后，“以其霸功足以除恶”，功大于过。

具体到此条中，徐彦认为北杏之会虽有尊王之功，但因桓公此前有篡逆、灭谭之过，故于此处书灭以恶之：“《春秋》褒贬，皆以功过相除计。桓公之立，虽有北杏之会，前有篡逆灭谭之非，论其功不足，而恶有余，故不为讳也。而言未者，欲道其九合之后，功足以除恶也。”[1]176

我们看到，就该条来看，徐彦对桓公灭遂书于传文的分析较何注更为明晰，后来居上。更重要的是，徐彦于此正式使用“功过相除计”一词，将何休的评价方法上升为一条法则，使之具有了普适性。

徐彦不仅将这一法则运用于何休已经注解的条目中，而且对何休未及但也适用这条法则的条目做了发掘。如宣公元年经云：“六月，齐人取济西田。”[1]374宣公十年经云：“齐人归我济西田”。传云：“齐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绝于我也。曷为未绝于我？齐已言取之矣，其实未之齐也。”[1]399何休针对齐人取鲁济西田而传却称“归我”，指出两地虽为齐取，但尚属于鲁，并未归齐，“不言来者，明不从齐来，不当坐取邑”[1]399。徐彦则以传注未曾提到的功过相除法来阐释传不书齐取的原因，以《春秋》的恕道看待齐人的行为，较何注更胜一筹：“正以尔来十年仍不入已，见宣有礼，还复归之，功过相除，可以减其初恶，是以《春秋》恕之，不复书来，以除其过，故曰不当坐取邑耳。”[1]399

由以上两例可见，徐彦运用功过相除的方法评价人物，是对何休说的继承、发展与超越。前举庄公三年经云“夏，四月，葬宋庄公”条，以“篡以计除”分析宋庄公因以其父功抵过除恶，故传以无罪书葬，性质与“功过相除”同。由此可见，功过相除法确如王光辉所说不仅可用于一人的不同阶段(如上例对齐桓公的评价)，亦适用于不同代际之间(如此例之父子)。

五、重事略义

《公羊传》好言灾异，何休注重阐发大义，往往以灾异附会人事。徐彦重视史实，对传注所涉微言大义、阴阳灾异等往往不加阐释或不做进一步阐释。如襄公十二年传云：“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为政尔”，何休注：“时公微弱，政教不行，故季孙宿遂取郓以自益其邑。”[1]501徐彦没有阐发何注“时公微弱，政教不行”之义，而是阐释了下句季孙宿的行为，质实可感：“遂者，专事之辞。言季孙自专取郓，故言遂取郓也。知以自益其邑者，正以讨叛邑而不入国家，故知以自益其邑也。”[1]501-502

文公十四年经云：“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即彗星，传云经乃“记异也”。何休将经文所记天之异象与现实政治相附会：“孛者，邪乱之气。篲者，扫故置新之象也。北斗，天之枢机玉衡，七政所出，是时桓文迹息，王者不能统政，自是之后，齐、晋并争，吴、楚更谋，竞行天子之事，齐、宋、莒、鲁弑其君而立之应。”徐彦对何注由传云“记异”而阐发出的齐桓、晋文之后，“王者不能统政”的观点未作疏解，而是为注云“齐、宋、莒、鲁弑其君而立之应”之说逐一补充了史实：“即下文九月‘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八年夏五月，‘齐人弑其君商人’，是齐弑君事也。十六年冬，‘宋人弑其君处臼’，是宋弑其君事也。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是莒弑其君事。十八年‘冬，十月，子卒’，传云‘子卒者孰谓？谓子赤也。何以不日？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日？不忍言也’者，是鲁弑其君事也。”[1]355

由以上两例，大约可以印证笔者在《南北朝经学史》中所下论断：“徐疏未将自然与人事牵合，更未对灾异作进一步发挥，但徐彦在阐明史实、少申阴阳的同时，也掩盖了其带有个性的政治倾向，从而很难看到他对时政所持的基本态度。”[3]413

六、用“时王之礼”解说何休注中文献无征者

对文献无征、古制无文的何休注，徐彦往往用何休等汉人闻见的当时的礼仪即“时王之礼”予以阐释。如宣公十二年传云：“郑伯肉袒，左执茅旌”，何休注：“茅旌，祀宗庙所用迎道神，指护祭者。断曰藉，不断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顺一，自本而畅乎末，所以通精诚，副至意。”[1]405何休所释“茅旌”，文献阙载，徐彦便以“时王之礼”疏之：“茅旌，‘祀宗庙所用’云者，皆时王之礼。正以公羊子是景帝时人，是以何氏取当时之事以解其语。”[1]406

何休注中个别内容，既有文献出处，又为当时之礼，徐彦便对二者均做说明。如宣公六年传“灵公望见赵盾，愬而再拜”，何休注中有“礼，天子为三公下阶，卿前席，大夫兴席，士式几”，徐彦云此为“《春秋说》文。亦时王礼也”[1]384。

何休注中并未说明用“时王之礼”阐释经文之处，徐彦疏中明言，或沿前人之说，或出主观己见，不得而知。

由以上对《春秋公羊疏》诠释方法的总结、分析，大约可窥徐彦疏的特点和贡献。

其一，徐彦精通《公羊传》，其疏以申明何注为主，主要运用本经互证的方法，从《公羊传》本身及何休注中寻求阐释，上下贯通，往来穿穴，虽然视野不够开阔，但融贯之力超越前贤。徐疏重视阐发史实、校勘文字，学风质朴，简约明了，便于阅读。

其二，徐彦不以阐发微言大义为主，他将《公羊传》中的阴阳灾异、谶纬附会做了淡化处理，虽然对传注之义少有发明，但进一步凸显了其征实色彩，体现出与汉人迥然不同的关注重点，具有时代诠释特色。

其三，徐彦运用功过相除、时王之礼等方法阐释经传，在继承何休注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新贡献。

其四，徐彦关注三传文字、解说之异，具有融通三传的意识，但远没有杨士勋《春秋穀梁疏》做得自觉而有特色。

综上所述，徐彦疏虽然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公羊传》义疏的最高水平，但与其他唐人义疏相比，徐疏的细密性、总结能力、三传融通趋向相对薄弱，《崇文总目》云其“援证浅局”，并非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