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小飞

陶元庆（1893―1929）是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拓荒者之一，关于陶元庆书刊装帧作品的系统整理，早见1929年刊载于《一般》杂志上，许钦文整理的〈陶元庆氏遗作目录〉1许钦文，〈陶元庆氏遗作目录〉，载《一般》1929年第2 期，第295―299 页。一文。该文统计陶元庆作品共计86 件，其中绘画48 件，装帧37 件（第40 号装帧作品《小诗集》因未出版，现已不可考），此外，许钦文还在文末录入3 件散落各处的封面画，分别为《孔雀》《假面》（即《黑假面人》——引者注）《银蛇》。许钦文在同年10月12日再次整理的〈陶元庆氏遗作展览会目录〉2许钦文，〈陶元庆氏遗作展览会目录〉，载《 纪念与研究》1982年第5 辑，第202―206 页。上，再次补充列入《二月》封面画和《一般》杂志12月号插画各一件。可见，经许钦文的整理，陶元庆的装帧作品共有41 件封面画和1 件杂志插画。并且，这仍是现有成果中，对陶元庆装帧作品最全面、系统的整理。并且，此后的研究成果，均可视作是对此的继承和补充。

文艺理论家、藏书家唐弢在〈谈封面画〉3唐弢，〈谈封面画〉，载《书话》，北京出版社，1962年，第112―114 页。等文章中，在亲手翻阅的基础上，对陶元庆部分装帧作品的评价，对此后的研究成果有重要影响。并且，唐弢提到的《冰块》封面画，是许钦文版中没有录入的；邱陵在〈陶元庆生平及其装帧艺术〉4邱陵，〈陶元庆生平及其装帧艺术〉，载《美术》1993年第11 期，第36―39、45 页。一文中，在实物考证的基础上，共列入陶元庆装帧作品22 件，其中一件《中国小说史略》是许版中未见的；藏书家金小明在〈期待出版陶元庆画集〉5金小明，〈期待出版陶元庆画集〉，载《博览群书》2010年第5 期，第126―127 页。一文中，共列入28 件，除在唐弢的基础上录入了《冰块》之外，还发掘一件新见作品《觱篥》；沈珉的《现代性的另一幅面孔：晚清至民国的书刊形态研究》一书，“陶元庆书刊形态设计作品一览表”6沈珉，〈陶元庆书刊形态设计作品一览表〉，载《现代性的另一幅面孔：晚清至民国的书刊形态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第243―249 页。的附录中，列入陶元庆作品27 件。其中，在邱陵提到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基础上，另有两件新见作品《争自由的波浪》《未名》列入。此外，沈岷版的特色还在于，为每件专门作品附了图录。

2012年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草露易晞——陶元庆个案研究》，7光亚平，〈草露易晞——陶元庆个案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可以看作是对许钦文版的有力补充，一方面，该文的作品附图具有一定新见价值；另一方面，该文中提到的《元庆的画》《无妻之累》封面画，也是许版中没有录入的。

可见，现有关于陶元庆装帧作品统计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富，但经考察，这些成果主要存在以下偏向：

一、对许钦文《陶元庆氏遗作目录》的完全参照。无论作品名称还是创作时间、地点，均未经考证，直接来自许版《遗作目录》的拷贝。

二、由于陶元庆与鲁迅、许钦文之间的交往，材料记录充分，大部分现有成果的统计，主要还是以陶元庆为鲁迅、许钦文的著作（译作）创作的封面为主，其他作品较少涉及。

三、由于缺乏再次考证，部分早期成果中的讹误，在后期成果上仍频频出现。

因此，该领域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全面、系统地整理陶元庆的作品，形成一些有相互引证价值的基础成果，才是正视陶元庆书刊装帧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本文将从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考察入手，结合相关文献记录进一步考证，并推出新材料，以期形成对陶元庆装帧现有研究成果的有力补充。

一 已有成果中对于陶元庆书刊装帧作品的错误统计

许钦文版《陶元庆氏遗作目录》中对作品的辑录是根据创作时间来收入的，并非书刊的出版时间，加之目录的作品附件毁于战火，导致后来的研究成果出现诸多错误。据我所掌握的材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初版时间问题

沈珉版“陶元庆书刊形态设计作品一览表”（下称“一览表”）中，《苦闷的象征》初版时间给出了一个模糊的时间“1924年至1925年”，金小明版则根据《苦闷的象征》版权页上1924年12月录入。事实上，对于鲁迅版《苦闷的象征》的初版时间，早在2006年，就有成果作了详细的梳理。张杰在〈《苦闷的象征》鲁迅译本初版时间考〉一文中，证明《苦闷的象征》的初版时间是在1925年3月，而非1924年12月。8张杰，〈《苦闷的象征》鲁迅译本初版时间考〉，载《鲁迅杂考》，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15 页。结合鲁迅日记中关于《苦闷的象征》的翻译、校稿及印刷清样的记载，本文与后者持同样观点。

沈珉版“一览表”中《故乡》的初版时间问题。“一览表”中《故乡》的出版时间标记为1925年，这应该不准确。事实上，许钦文著《故乡》的初版时间，在一些现代文学著作目录或辞典中，说法不一，给研究带来困难。张泽贤在《鲁迅与现代文学丛书1925―1936》一书中，认为《故乡》的初版时间是1926年4月。9张泽贤，〈鲁迅与现代文学丛书1925―1936〉，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第98 页。我所搜集到的版本是1927年第三版（图1），版权页上印有“一九二六年四月初版；一九二六年六月再版；一九二七年五月三版”。由此可见，金小明版时间正确，《故乡》的出版时间应该确定为1926年4月。

图1 《故乡》版权页，北新书局1927年5月第三版

沈珉版“一览表”中《朝花夕拾》的初版时间问题。“一览表”中《朝花夕拾》的出版时间标记为“1927年初版，1929年再版”。其中，初版不准确。关于《朝花夕拾》的出版时间，较易考证。我接触到版本为1933年第5 版（图2），版权页记录《朝花夕拾》的初版时间为1928年9月，1929年2月再版，各1000 册，此二版由未名社印行，后多次再版，均由北新书局印行。在这一点上，金小明版是正确的。

图2 《朝花夕拾》版权页北新书局，1933年11月第五版

沈珉版“一览表”中《唐宋传奇集》的初版时间。“一览表”中标注为1928年，这也不准却。考察《唐宋传奇集》初版的版权页发现，全本分为上下两册（图3），两册初版时间不同，上册为1927年、下册为1928年。沈版“一览表”或许参照了下册的初版时间，但从封面创作的角度来看，似乎标注1927年更为妥帖。因此，金小明认为初版时间是1927年也说得过去。

图3 《唐宋传奇集》（上册、下册）版权页，上册，北新书局，1927年第一版下册， 北新书局，1928年第一版

《鼻涕阿二》的初版时间。沈版“一览表”标注为1928年，这明显不对；金小明版标注为1927年2月，也不够准确。事实上，《鼻涕阿二》的初版时间主要有两种，分别是1927年1月和1927年2月。《鼻涕阿二》的初版为收藏本，每本均有作者钤盖版权印和独立编号。据我所接触到的版本，编号为00150、00499 的初版时间为1927年1月；编号为01780、01979、02625 的初版时间则为1927年2月（图4）。因此，不难看出，《鼻涕阿二》的初版时间是动态的，它由作者在版权页上的钤印和编号时间来决定，分别也就有了1927年1月和1927年2月两种初版时间。

图4 《鼻涕阿二》00150、00499、01979、01780、02025 号版权页，北新书局，1927年第一版

沈珉版“一览表”中，陶元庆作《贡献》期刊初版时间为1932年9月，这又是一处明显错误。事实上，陶元庆两次为《贡献》创作封面画，分别为第1卷第9期和第4卷第1期。《贡献》每10 天一期，陶元庆的两次创作都发生在1928年。经查阅不难发现，沈珉“一览表”中所辑录的“吹箫人版”（第1卷第9 期）应于1928年2月25日出版（图5）；另“女子持棍版”（第4 卷第1 期）则于1928年9月15日出版（图6）。

图5 《贡献》第1 卷第9 期封面嘤嘤书屋，1928年2月25日，陶元庆作

图6 《贡献》第4 卷第1 期封面嘤嘤书屋，1928年9月15日，陶元庆作

（二）图版错误

1． 沈珉版“一览表”中《苦闷的象征》的图版辑录出现错误。《苦闷的象征》初版（图7）封面只印单色已是周知，而“一览表”中辑录的“三色”版封面，直到1926年3月再版时才采用（图8）。并且，经仔细比对发现，再版封面不仅是色彩上的改变，画面细节也发生了较大改动，尽管画面布局大体相近，但细节线条、色块的形状、数量和位置都发生了细微的变化。最显著的是签名的结构和位置的改变。初版红色签名位置在画面右侧，上下竖排，再版时移到左侧，改为灰色横排。可见，再版封面与初版所使用的已不是同一张图稿。鲁迅在1925年9月30日致许钦文的信中提道：

图7 《苦闷的象征》封面，未名社1925年3月第一版，陶元庆作

图8 《苦闷的象征》封面，未名社1926年3月第二版，陶元庆作

图11 《冰块》版权页，北新书局1929年4月第一版，关瑞梧作

图11 《冰块》封面，北新书局1929年4月第一版，关瑞梧作

《苦闷之象征》就要再版，这回封面，想用原色了。那画稿，如可寄，乞寄来，想仍交财部印刷局印。即使走点样，总比一色者较特别。10鲁迅，〈致许钦文〉，载《鲁迅全集全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第2057 页。

可见，陶元庆是接到鲁迅的重印要求后，重新依样葫芦，又画了一张寄去。关于这一点，不可在版本上混淆。

2.沈珉版“一览表”中《沉钟》期刊的封面图版错误。陶元庆创作《沉钟》期刊封面的记录最早来自许钦文版〈陶元庆氏遗作目录〉，并且标注创作时间为1926年，这条线索无疑是重要的。沈珉所提供的“天鹅版”（图9）虽也在1926年出版，但翻阅杂志内外，找不到任何关于陶元庆创作的记录，且该期装帧风格与陶元庆亦相去甚远。我所掌握的《沉钟》1926年第1 期（图10），封面则是陶元庆的常用图案，并且，图案右下方有陶元庆签名。根据许钦文的记录可知，陶元庆仅为《沉钟》创作过一次封面，因而，它应当是图12 中的“传统图案版”。

图9 《沉钟》1926 第9 期封面，北新书局，设计不详

图10 《沉钟》1926 第1 期封面，北新书局，陶元庆作

（三）创作者错误

1.在金小明的记录中，有1929年4月未名社出版的《冰块》收入。事实上，这一讹误流传了数十年，除金小明外，还有众多持此观点者。溯其源头，发现最早提出者是理论家唐弢。

至于（陶元庆——引者注）纯粹以中国画作封面，除杂志外，单行本极少见，有之，唯未名版《冰块》而已。双松倒挂冷月当空，纯然水墨作风。11同注3，第114 页。

自唐弢1962年的《谈封面画》一文之后，几乎无人再对《冰块》的创作者提出质疑。我从1929年4月初版《冰块》（图11）的版权页上看到“关瑞梧作书面”字样。可见，《冰块》封面应当从陶元庆的作品中剔除。

2.沈珉版“一览表”中，还列入一本未名社1926年出版的《争自由的波浪》（图12），这件作品在许钦文的《遗作目录》中并未列入。考察鲁迅与陶元庆的信件，发现鲁迅确实向陶元庆委托过这件封面画，但鲁迅也表达过这件封面不用急，是否由此带来转机不得而知。从画面风格来看，并非陶元庆，而更接近司徒乔，封面左下角司徒乔的“乔”字签名则应证了这一观点。因此，《争自由的波浪》也应该从陶作中移除。

图12 《争自由的波浪》封面，未名社1926年第一版，司徒乔作

3.《黑假面人》（图13）1928年3月由北新书局出版，沈珉版“一览表”中列为陶元庆作品。鲁迅曾在1926年致陶元庆的信中，向他邀约《黑假面人》封面画，但鲁迅也在信中表达了“不妨从缓，因为还未付印”。12鲁迅，〈致陶元庆〉，载《鲁迅书信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99―100 页。在许钦文的〈陶元庆氏遗作展览会目录〉上，也补充列入了这件作品，并标注为“封面”13同注2，第206 页。，这一点极具迷惑性。那么就此认定《黑假面人》即为陶元庆作品，证据显然不充分，因为无法在封面和书本内找到任何关于陶元庆创作封面的记录，就无法与鲁迅和许钦文的线索相印证。

图13 《黑假面人》封面，北新书局1928年3月第一版，马慈溪设计

首先，熟悉陶元庆装帧风格的研究者应该都会有一个基本常识，《黑假面人》封面画显然不符合我们对陶元庆作品的常规印象，尽管学术研究不能依赖感性判断，它仍然会影响到我们搜集证据的方向。其次，许钦文在〈陶元庆氏遗作目录中〉提到 “‘假面’存北平未名社”14同注1，第298 页。，这就是一个明显的疑点。按照当时封面画的常规运作，出版方在完成制版印刷后，应将原稿寄还，许钦文《陶元庆氏遗作目录》的整理时间是1929年9月22日，距离《黑假面人》的出版发行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半。这表明，陶元庆所创作的《黑假面人》可能并未印刷。

《黑假面人》封面右下方的作者签名“M”是陶元庆从未使用过的，经查证，该签名是与画家马慈溪的常用签名非常相似。并且，在《未名》半月刊1928年1 卷6 期的封底上（图14），刊载有《黑假面人》的新书广告，明确标注“马慈溪作书面”字样。可见，北新书局1928年3月版《黑假面人》封面创作者应该是马慈溪。

图14 《未名》半月刊1928年第1 卷第6 期封底广告，未名社

4.沈版“一览表”把《中国小说史略》作为陶元庆的作品收入，而最早列入这件作品的，是邱陵的《陶元庆生平及其装帧艺术》一文，但这不符合事实。首先，封面上仅印有鲁迅手书“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字样，此外并无任何图绘，这不符合陶元庆一贯的装帧风格；其次，查阅版权页发现，《中国小说史略》的初版时间是1924年6月，此时的陶元庆却与鲁迅并无任何交往。因而，综合这两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不可能是陶元庆的作品。

二 新见陶元庆书刊装帧作品及图版

据许钦文版〈陶元庆氏遗作目录〉统计，陶元庆各类书刊封面画共计40 件，在同年辑成的〈陶元庆氏遗作展览会目录〉中补充列入1 件，总计41 件，这个版本基本是所有研究者的参照。但它仍需补充完善，首先，许钦文的辑录并不全面，藏书家金小明在〈期待出版陶元庆画集〉就曾补充一件《觱篥》（上海朝霞书店1928年8月初版）。其次，由于许钦文版图录附件的遗失，给后续研究带来极大不便，这些装帧作品的图版急需补充完善。

（一）新见作品

对于陶元庆新作的发掘，需要进入浩渺如烟的民国出版物中去仔细扒梳，导致进度极其缓慢。我在梳理近代书刊装帧时，找到一本1936年7月由上海天马书店初版的《潮州七贤故事集》（图15），封面为陶元庆所常用的钟鼎彝器图案，并且图案右侧有陶元庆的手书签名，在后记中找到作者对封面画的记录：

图15 《潮州七贤故事集》封面天马书店，1936年7月，陶元庆作

数年前在故都读书时，即请陶元庆先生为本书做封面，现本书虽的出版，而陶元庆先生已修文地下。编者至此，不胜轸慨。15林培庐，〈后记〉，载《潮州七贤故事集》，天马书店，1936年，第157 页。

《潮州七贤故事集》作者林培庐为民间文学研究著名的先驱者，20世纪20年代曾在北平国立平民大学求学6年。陶元庆1924―1925年期间也旅居北平，可见，《潮州七贤故事集》的封面创作活动应在此期间发生。尽管该书的初版时间推迟了10年，但从陶元庆的角度来看，画稿的提交表明封面创作活动已经完成。因此，《潮州七贤故事集》封面画应纳入陶元庆的作品。

许钦文所统计的41 件陶元庆封面作品，经过数次整理，加入《一坛酒》（北新书局1930年6月出版）、《觱篥》（朝霞书店1928年8月出版）、《无妻之累》（宇宙风1937年8月出版）、《元庆的画》（北新书局1928年5月出版）、《潮州七贤故事集》（天马书店1936年7月出版）5 件新见作品，现已经扩充为46 件。

（二）新见作品图录

除新见作品之外，尚有一部分作品图录没有被发掘，它们仍停留在许钦文的《陶元庆氏遗作目录》的文字条目中。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新搜集到5 种。

第一种是《中国图案集》（图16）。在许版《遗作目录》第56 号有名为《中国图案集》的作品。经考察，《中国图案集》1925年4月上海有正书局出版，编者有戈公振、陶元庆、笪子锐。此作虽无陶元庆签名，但戈公振在引言中提道：“此书之成，得画家陶元庆之助不少，特识之以示不忘。”16戈公振，〈引言〉，载《中国图案集》，有正书局，1925年。可见，这就是许版《遗作目录》中提到的《中国图案集》。

图16 《中国图案集》封面有正书局，1925年3月，陶元庆作

第二种是《新文化》，许版《遗作目录》第63 号。近代名为《新文化》的刊物品类繁多，仅我接触到的就有5 种，分别创刊于1923年2月、1926年12月、1934年1月、1940年9月和1945年10月，给研究造成困难。根据许钦文标注的创作时间，可知1926年12月创刊《新文化》的可能性最大。查阅发现，1926年12月《新文化》创刊号（图17）封面无陶元庆签名，第2 期与创刊号使用相同图案，并有陶元庆签名（图18）。创刊号编后语提道：“陶元庆先生本为本刊封面画了一幅三色‘兽林’图，因制版太坏遂不敢用。”17张竞生，〈编后语〉，载《新文化》1926年第1 期，第130 页。可见，陶作《新文化》亦是妥协的结果。

图17 《新文化》创刊号封面 1926年12月，陶元庆作

图18 《新文化》第1 卷第2 号封面1927年1月，陶元庆作

第三种《华侨努力周报》（图19）。许版《遗作目录》第72 号《华侨努力周报》创作时间为1927年。《华侨努力周报》1927年第2 卷5―10 期使用同一版封面画，图案右下陶元庆的签名依稀可辨。在编者的话中提道：“本期蒙吴稚晖先生题字，陶元庆先生画封面画，叶（钱―引者注）君匋先生画扉画。这是本报的荣幸；”18《华侨努力周报》编辑部，〈编者的话〉，载《华侨努力周报》1927年第5 期，第43 页。可见，《华侨努力周报》第2 卷5―10 期应为陶元庆作品。

图19 《华侨努力周报》第2 卷第5 号封面1927年1月，陶元庆作

第四种是《国学季刊》（图20）第二卷封面。许钦文的〈陶元庆氏遗作目录〉第55 号《国学季刊》，仅列出刊名未提卷次。对此，我在〈时报馆对陶元庆书刊装帧的影响：兼及《国学季刊》第二卷封面画创作者考证〉19谭小飞，〈时报馆对陶元庆书刊装帧的影响：兼及《国学季刊》第二卷封面画创作者考证〉，载《装饰》2020年第8 期，第82―85 页。一文中已经做了较详细的考证，在此不复赘述。详见图20。

图20 《国学季刊》第二卷第1 号封面北新书局，1928年5月，陶元庆作

第五种是《白露》期刊。许版《遗作目录》中，《白露》封面画共有两件，分别为20 号《白露》（1）和65 号《白露》（2）。《白露》创刊于1926年10月，第一卷1―12 期封面画为陶元庆所绘“神女”，已为众所周知，事实上，《白露》第二卷1―12 期仍由陶元庆创作。第二卷1―12 期使用同一张封面画，由于封面画缺乏作者签名，《白露》二卷1 期并未提供有价值线索，在二卷5 期文末的《补白》上记录有：“本期封面仍系陶元庆先生画，敬致谢忱。”20《白露》编辑部，〈补白〉，载《白露》1927年第5 期，第129 页。由此，许版《遗作目录》中的《白露》（2）可与图21 相对照。

图21 《白露》第二卷第5 期封面1927年11月，陶元庆作

三 目前陶元庆书刊装帧作品统计中的存疑

（一）沈珉版“一览表”中还将《未名》（图22）半月刊的封面归属陶元庆作品，这同样是有质疑的。《未名》半月刊1928年1月10日创刊，其前身为即为《莽原》半月刊。陶元庆曾于1926年2月为《莽原》提供过封面画，但鲁迅在给陶元庆的信中提道：“但这一幅我想留作另外的书面之用，《莽原》书小价廉，用两色板（版——引者注）的面子是力所不及的。”21同注10，第79 页。陶元庆的这件封面被鲁迅封存待用。1926年底由于未名社成员与高长虹之间的矛盾，导致《莽原》计划次年改名的事件。事件的结果是1927年仍保持《莽原》名称，封面由司徒乔新画。陶元庆起初供给《莽原》的封面画，最终用在1927年鲁迅的《唐宋传奇集上》，鲁迅在〈唐宋传奇集序列〉一文中提道：“至陶元庆君所作书衣，则已贻我于年余之前者矣。”22鲁迅，〈唐宋传奇集序列〉，载《唐宋传奇集》，北新书局，1927年，第V 页。直到1928年正式更名《未名》，并未发现陶元庆在此期间为《未名》创作封面的任何材料。加之《未名》封面画风格与陶元庆相去甚远（本文认为更接近司徒乔的风格，但尚需新材料的佐证）。因此，这件《未名》半月刊的封面画直接列为陶元庆作品，未免过于武断。

图22 《未名》半月刊封面，未名社1928年1 卷2 期，设计不详

（二）《申报》（本埠增刊）1926年11月23日《出版消息》栏目刊载有一则名为“瓦釜第三期不日出版”的资讯：

瓦釜自发刊以来，风行一时，第一期、第二期由光华书局代售，一千本转瞬即罄，现第三期已在付印中……封面特请陶元庆君绘画……23《申报》编辑部，〈出版消息〉，载《申报》1926年11月23日，第一版。

这本名为《瓦釜》的定期刊物封面，在许钦文〈陶元庆氏遗作目录〉中并未录入，很可能是一件新发掘的陶元庆作品。但在现有条件下无法查到它的更多信息，尚需新材料出现之后，才能与《申报》上的刊载记录相印证。

四 结语

通过上文的梳理可见，现有成果中关于陶元庆装帧作品的整理，仍存在诸多错误和不足，研究者仍需重新审视这些前期基础。一方面，通过对已有成果中的初版时间、图版和创作权归属等问题的详细考证，以往有争议的话题，现已逐步澄清；另一方面，对现有成果中，陶元庆装帧作品和图录的补充，无疑将会使研究对象更为清晰，对后续研究形成有价值的参照，一定程度上，还会对以往成果形成纠偏。对现有成果的勘误和补遗，还将进一步充实到出版史、设计史。

陶元庆书刊装帧作品的整理是一项紧迫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加之随后的战争，陶元庆的书刊装帧作品整理确有难度，本文也仅是针对陶元庆的书刊封面的搜集，而对于插画等其他装帧活动未能涉足。另外，许钦文在〈陶元庆氏遗作目录〉中提到的《时报图画周刊》（1924）、《六中旬刊》（1925）、《摘花》（1927）、《残月》（1928）、《孔雀》（年代不详）、《银蛇》（1929）6 件作品，在现有条件下仍无法得到证实，只有期待新材料的进一步出现。

书刊装帧专业的创新、进步，有赖于对历史的整理，对于陶元庆作品的整理，无疑会进一步推动对陶元庆装帧风格和思想等研究成果的出现。同时，对现有成果的多方考证，避免以讹传讹，是正视陶元庆设计遗产的价值，更是当下研究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