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平兴

近代以降中国内忧外患， 传统典籍散佚严重， 为重振文教， 晚清多省督抚设立书局刊印书籍。 官书局存在的数十年经历了由盛而衰。 从宏观看， 官书局与晚清时局、 当地官绅和书院等关系密切； 从微观看， 官书局机构逐渐健全， 设立了相关的章程， 总纂、 提调、 校勘等各司其职， 精选底本， 精审校勘， 出版了众多高质量的书籍， 世称“ 官书局刻本”， 亦称“ 局本”。 时至今日， 晚清局刻本仍是最常见古籍版本之一。

晚清官书局作为清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置的专门出版机构， 它的创办“ 表明晚清官办图书出版系统的形成”[1]， 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戴逸曾言：“ 在近代中国出版史上， 晚清官书局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2]张宗友认为：“ 晚清官书局应运而生， 以其设立之广、 刊书之多、 校勘之精、影响之大， 成为近代中国文化出版的主流。”[3]因此， 对晚清官书局文献的搜集、 整理和研究成为晚清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 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晚清官书局进行研究， 成果丰富， 仅中国知网就收录百余篇相关论文。 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较为知名的官书局， 如金陵书局、 浙江书局、 江苏书局、 湖南书局、 广雅书局， 究其原因， 晚清官书局研究的一手资料寥寥无几， 相关研究难以展开。 从时间看， 晚清官书局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起步较早， 不成体系， 从叶德辉的《书林清话》 到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 朱士嘉的《 官书局书目汇编》， 再到张静庐主编的《 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 宋原放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 《 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 (正篇、 续编、 补编)，都或多或少提及晚清官书局的相关史料。 惜时至今日， 仍未见晚清官书局的专题史料汇编。 针对晚清官书局相关文献缺失的困境， 全面开展晚清官书局史料的征集、 整理和出版， 是推进晚清官书局及其相关领域研究必不可少的一环。

1 对晚清官书史料进行搜集与整理的价值与意义

晚清官书局集编辑、 出版、 印刷、 发行于一体， “ 体现了中国传统出版业向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出版业的过渡与转型， 也集中展示了近代中国出版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4]。 晚清官书局是中国近现代文明进步的见证， 作为官方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 “ 局本” 成为中国近现代社会中保存与传播文化典籍的重要形式， 也是传播经济、 军事、 社会、 思想、 文化信息的最重要的载体。 晚清官书局史料包括所出版的文献史料， 以及其自身发展情况的史料， 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当时中国文化生活的诸多领域， 其蕴含的丰富而独特的史料价值是其他类型文献所不能替代的。

1.1 可有效保存出版史料，厘清相关史实

晚清官书局是晚清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涉及晚清史研究的诸多方面， 如晚清官办出版机构研究、 晚清出版人物研究、 晚清出版物出版与传播研究、 晚清出版技术研究。 当前相关的官书局研究中， 众多学者感叹基本史料缺乏系统的搜集及整理。 邓文锋指出：“ 就晚清官书研究的现状看， 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基本的资料整理， 以致结论似是而非。”[5]王晓霞认为， 官书局部分研究“ 在资料方面很难突破， 多沿用二手资料， 人云亦云”， 且“ 这些研究多是事实的罗列，研究视角和方法并无突破， 资料上也无创新之处， 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挖掘史料和调整研究视角”[6]。 对清官书局相关史料进行搜集与整理，可有效保存出版史料， 厘清相关史实， 如运用晚清官绅日记与书信等史料， 可发掘晚清官绅对官书局的看法与认识， 了解和掌握官书局创立的缘由、 运行过程等具体史实。

纵观晚清官书局研究现状， 尚有众多未解疑点和误区， 需要史料的搜集整理甚至新史料的发现才能得到解决。 比如， 谁是官书局创办第一人？ 何谓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晚清官书局？ 各省官书局到底刊刻了多少册书？ 晚清官书局的具体史实有待相关文献史料的全面搜集及系统的整理。

1.2 有利于出版史学的发展

从中国出版史研究范式看， 晚清官书局史料可丰富近代出版史的研究。 历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宏观叙述范式在出版史研究中反映明显， “ 在写作体例、 语言方面基本上是同一个模式， 呈现为均值化的平面写作风格， 体例与语言比较板正， 讲究典雅而缺乏近现代风范， 讲究严谨而有失生动， 千篇一律， 千书一面， 在文本、 语言与写作策略上缺乏创新与突破”[7]。 以这种叙述模式开展出版史研究， 从史料运用角度看， 常易“ 局限于静态研究， 受制于静止的文献与史料，呈现出传统的史料爬梳、 罗列与静态分析、 总结、 因袭考据”， 由此产生的学术成果显现出“ 历时性研究多， 共时性研究少” 和“ 定性研究多， 定量研究少” 等特点[8]。 就晚清官书局研究而言， 也有学者发出类似感叹，“ 目前大多数研究官书局的文章渐趋模式化”，“ 官书局的研究多处于‘ 就书局论书局’， 未将书局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考察”[9]。 学者如此感叹， 大体源自晚清官书局史料匮乏， 使研究无法深入。 因此， 搜集和整理晚清官书局的文献史料对近代出版史多个领域包括官方出版机构、 出版人物、 当时的出版政策、 出版管理大有裨益。

以拓宽近代出版史研究内涵为例， 晚清官书局是近代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编辑、 复制、 发行等出版要素和制约出版活动的文化、 经济、 技术因素的相关史料， 就是其重要的研究原始文献[10]。 长期以来， 学界对晚清官书局这一政府出版机构的研究重视不足， 表现在“ 多数出版史著作对此视而不见， 只字不提， 或寥寥数笔，一带而过， 有的研究者甚至对晚清官书局的刻书成就一笔抹杀”[11]， 而对晚清官书局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就更加不重视。 事实上， 晚清官书局是近代出版史上重要的现象， 在近代出版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民营出版机构、 外人出版机构并列为晚清三大出版机构， 共同推进了中国出版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

2 晚清官书局文献史料构成与分布情况

2.1 晚清官书局文献史料的搜集应首先准确界定其研究对象

所谓官书局， “ 即清末同治、 光绪年间， 由清廷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各省督抚创办的官方专门图书出版机构”[12]。 纵观现有研究， 相关学者对晚清官书局研究的对象有不同看法， 主要分歧在于哪些机构应归类为官书局的研究对象：“ 一种以吴瑞秀为代表的学者， 认为官书局指的是19世纪60 至90 年代地方督抚设立的众多书局， 多称为‘ 地方官书局’。 另一种观点是梅宪华等学者， 认为官书局的研究对象应包括地方督抚在各省设立的书局和清廷明令设立的官书局以及当时的译书局。 这里的译书局只包括甲午之后， 清廷设立的编译书局， 而不包括19 世纪60 年代设立的同文馆、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机构。 第三种观点以邓文锋为代表， 认为官书局是清廷重要的官方出版机构， 应当包括地方督抚在各地设立的书局以及清廷设立的各种译书机构， 如京师同文馆、 广州同文馆、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以及江楚编译局等。”[13]依笔者之见， 这三种划分是从不同角度剖析晚清官书局， 邓文锋的观点相对客观全面， 原因有二： 一是不能仅以是否有“ 官” 字来界定晚清政府出版机构。 晚清官书局的起始招牌中并无“ 官” 字， 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胡孚宸奏折中出现“ 官书局” 一词； 之后清政府命孙家鼐管理“ 官书局”， 将其地位升至“ 中央部门”， 预示着晚清政府对“ 官书局” 的重视， 意欲加强中央对官方出版活动的控制， 故而吴瑞秀的观点有待商榷； 二是官书局的经费源具有官方色彩， 一般为官绅出资、 取自盐税、 拨自府库、抽自厘金等。

准确界定晚清官书局的研究对象， 对晚清官书局文献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具有重要意义， 直接关系到史料搜集的全面性与准确性。 笔者认为，晚清官书局文献史料的搜集范围应包括19 世纪中叶以来地方督抚设立的地方书局， 以及清政府设立的译书局的相关文献史料。

2.2 晚清官书局文献史料主要分布情况

一是清廷有关官书局的谕旨。 晚清以降， 内忧外患， 典籍散佚严重， 清廷为重建封建文化秩序， 稽古右文， 振兴文教， 鼓励地方兴办官书局， 颁布谕旨准设书局， 如《穆宗毅皇帝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 《 东华录》 《 光绪朝朱批奏折》《宫中档光绪朝奏折》 等文献中都有不少有关官书局的的谕旨， 这些史料是清政府对官书局创立的政治依据， 具有强烈的政府意识， 也是官书局存在的重要前提条件。

二是晚清官员文集中对官书局的史料记载，包括为设立官书局的相关奏疏、 奏折、 告示、 日记， 如马新贻的《 建复书院设局刊书以兴实学折》、 李鸿章的《设局刊书折》、 左宗棠的《创设正谊堂书局告示》、 张之洞的《 开设书局刊布书籍折》、 丁日昌的《设立苏省书局疏》。 清末共有39 个官书局， 其中13 位地方官员直接参与官书局的创办。 这些地方官员均为科举出身， 深谙传统典籍的作用， 在日记与书信中常提及官书局情况， 如曾国藩在同治五年五月初三的日记中记载了金陵书局的事宜， 左宗棠在《庸闲笔记》 中也记载了官书局刻书事宜。

三是晚清官书局刊刻书籍的序、 跋、 校勘记等。 晚清各官书局成立后， 延聘知名学者精选底本， 精审校雠， 刊刻的典籍中常常存有序、 跋、校勘记。 清末著名藏书家莫友芝在其刊刻的《持静斋书目》 中记载了丁日昌的刻书与藏书情形。广雅书局提调方功惠藏书丰富， 常用其私人藏书中的善本、 孤本交付书局刊刻并撰写相关跋记，如同治十二年刊刻的《全唐文纪事》 中的《方功惠跋》； 同治九年张文虎主持校勘的《 史记》 中有详细的《校勘札记》。 这类史料非常多， 但处于流散状态而不易搜集。

四是晚清各官书局的章程。 章程是官书局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详细规定了晚清官书局的设置、 隶属和运行规则， 如《 味经刊书处校勘章程》 《 正谊书局章程》 《 京师大学堂编书处章程》、《译书馆开办章程》。 这些章程涉及官书局的具体实践过程， 是晚清官书局研究的重要史料。

五是晚清官书局刊刻书籍书目。 官书局书目是反映官书局刻书情况的最直接表现形式， 其中记载了所刻书籍的详细信息， 对研究晚清官书局具有重要意义。 但晚清书目非常少， 正如周振鹤所言：“ 民国时期出版总书目也早已问世， 但于近代图书目录却付之阙如， 尤其是1800—1900 年间的图书没有完整目录可言。”[14]现今已出版的晚清官书局书目有民国时期朱士嘉编《直隶转售各省官刻书籍总目》 《 直隶官书局运售各省书籍总目》 《 北京直隶书籍图书目录》 《 官书局书目汇编》《 晚清营业书目》 等初版的晚清官书局书目。 此外， 还有散见于现今已出版的各省《出版志》 中经过编辑整理的晚清官书局书目， 这种书目往往以朝代为轴记载， 并未区分官刻与坊刻等机构所刻之书， 如《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出版》 中有《历代湖南刻书一览表》。 有的省份则在编撰《出版志》 之后， 再以专门的刻书目录加以出版， 如江西省的《江西历代刻书总目》。

六是散见于报刊中的晚清官书局的广告史料。 晚清官书局虽不以赢利为目的， 但随着坊刻书籍的增加， 官刻书籍常多方筹谋， 增加“ 局本” 的销售， 因此局本的广告常出现在晚清报刊上， 如《申报》《 湘报》《 北洋官报》《 大公报》《 清议报》《 中外日报》 等报刊中时常出现官书局的售书广告。 晚清报刊中所刊官书局的史料可视为官书局为本局所刻之书的广告， 内容相对集中， 是研究晚清书局重要的史料补充。

七是散见于种种综合史料集中有关官书局的史料。 民国以来编辑出版了诸多晚清史料汇编，官书局的许多史料常常隐藏其中， 如《清朝续文献通考》《 续碑传集》《 碑传集补》《 碑传集三编》《 书林清话》。 特别是1949 年以来出版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 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 中国出版史料》 等史料汇编中蕴藏有不少官书局的史料。

八是晚清方志中的官书局记载史料。 方志是记载某一区域史料之集大成者， 刻书亦是其中内容， 晚清编撰出版的诸多方志记载了官书局的史料， 如《 续纂江宁府志》 中关于聚珍书局的记载、《 江都县续志》 对淮南书局的售书原则记载、《 天津府志》 对直隶官书局的记载。

此外， 在晚清部分士绅的年谱、 墓志铭中，也有丰富的官书局史料， 如徐润在《徐愚斋自叙年谱》 中有关于同文书局的记载， 王先谦在《王先谦自订年谱》 中有关于思贤书局的记载， 在《黄子寿先生墓表》 中有关于直隶官书局的记载。年谱性史料具有特殊性， 学术价值更高， 更具可信性。 晚清官书局的史料还可以在中国近代教育史、 图书馆史有所体现，《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四川学报》 《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等都收录有官书局的相关史料。

3 晚清官书局文献史料搜集整理设想

国内外对晚清官书局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也存在诸多不足， 如资金有限、 参与人物不多。系统、 完整、 全面地搜集整理和研究晚清官书局史料是一项艰巨而意义重大的工作。

3.1 广泛搜集整理，增强系统性

晚清官书局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重要的出版机构， 涵盖了近代出版业中所有的机制与职能，只有系统、 全面地整理相关史料， 才能真正揭开其历史面目以及其发挥的积极作用。 纵观现有的官书局史料整理， 多限于官书局的某些专题(如官书局出版的书目)或地区(如江浙)， 即便是专题性资料， 在史料收录方面也存在视野不开阔、 收录范围狭窄， 在地区上亦较为零散、 系统性不强等问题。 而且， 无论是综合性还是专题性研究资料， 均表现在多是沿用二手资料去考察和论证晚清官书局的创设年代、 创始人、 地址、 刊刻活动、 出书内容、 局本特点等， 反映了对应史料的认识和掌握的不较系统和不较全面。 以晚清官书局成立缘由为例， 现有研究资料汇集中收录的史料雷同， 多集中在金陵书局、 浙江书局等知名书局， 但即使是这些的知名书局， 其相关文献和记载的收录也不系统和全面， 或仅是搜集部分人士(如曾国藩)， 或仅是针对某一专题(如奏疏)进行搜集。 只有编纂和出版一套现今出版史研究内容所需的较完整的京师同文馆、 金陵书局资料集， 才基本称得上是对金陵书局等知名书局较为系统的反映。 作为完整、 系统、 全面反映晚清官书局历史的史料汇编， 更须如此。

3.2 拓展搜集范围，充分利用档案、方志、年谱、报刊资料

晚清官书局“ 创始于同治， 极盛于光绪， 及至鼎革， 摧残过半”[18]， 其出现时间长， 涉及领域广， 人物众多， 相关史料丰富。 要想全面系统地搜集和整理晚清官书局的史料， 必须系统搜集国家档案馆、 国家图书馆、 官书局相关省份收藏的历史文献， 充分搜集相关省份的方志中有关官书局各种史料， 从中外相关人物年谱、 文集、 墓志、 专著、 书信、 回忆录等历史文献中搜集、 整理有关晚清官书局的史料。 此外， 还要系统搜集整理我国台港澳及海外所藏晚清官书局的史料。

值得注意的是， 要改变晚清官书局史料搜集整理中对报刊资料的整理编纂不较重视的现状，须留意从中外文报刊中发掘整理相关的官书局史料。 在晚清政府、 维新力量等所办报刊和重要的英文报刊中， 有不少关于晚清官书局的报道和评论， 尤其是《申报》《 大公报》《 湘报》 等重要报刊刊载了大量官书局发行史料， 然而这些中外报刊没有被系统搜集、 整理和使用。

为使晚清官书局史料的搜集更具基础性、 原始性、 系统性， 除了在搜集、 整理史料时要条目清晰、 合理归类外， 还需进行相关史料的保存、辨伪、 校勘、 考释等探究及去伪存真。

3.3 充分运用现代技术，加快搜集整理速度，提高使用率

现代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文献搜集整理的难度降低， 也为加快晚清官书局的史料搜集与整理速度提供了可能。 对晚清官书局的文献史料搜集整理， 既可以各地官书局所在区域、 所涉及的人物为索， 对其中志书、 人物著述等进行定向性的搜集整理； 也可以官书局出版的相关书籍进行史料搜集考证。 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晚清官书局全文数据库的研发； 晚清官书局机构信息索引、 著者索引、 刻工索引等索引的编制； 晚清官书局相关历史研究等。

晚清官书局文献搜集与整理的目的， 除了再现那段历史之外， 还期盼相关成果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利用。 现代技术的运用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媒介， 比如可以以搜集到的晚清官书局文献史料为基础， 成立晚清官书局资料中心， 加大资金投入， 借助众多科研机构学术力量，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或影印出版或制作缩微胶卷， 甚至可建成集学术动态报道、 馆藏文献揭示、 数字资源建设、学术信息传播等功能于一体的学术型知识平台，将晚清官书局文献通过整理、 总结、 分析、 分类， 进行数字化整合与处理， 为学界查询资料提供更便捷的数据库文献搜索引擎， 实现相关成果的资源共享， 从而推动晚清官书局及相关领域研究的发展。

4 结语

从晚清官书局研究现状看， 有必要进一步扩大搜集、 整理晚清官书局史料的力度； 考虑到晚清官书局范围广， 涉及人物多， 与之相关事迹繁杂， 有关档案文献内容繁多， 搜集史料的难度较大， 且周期长， 人力财力耗费又较大， 迫切需要相关部门的重视及扶持。 此外， 要尽可能全面搜集、 整理、 辑录相关资料， 为客观评价晚清官书局的功过得失， 甚至为整个近代中国出版史研究提供新史料、 新视野。

[1]张雪枫.试论晚清官办出版活动及其历史地位[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11）：103-105.

[2][4][5][11][12]邓文锋.晚清官书局论稿[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

[3]张宗友.晚清官书局与近代文献传承[J].古典文化研究，2012（15）：106-145.

[6][9][13]王晓霞.晚清官书局研究综述[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2）：113-116.

[7][8]田建平，田彬蔚.中国书籍史研究批评——基于西方书籍史研究之比较视角[J].济南大学学报，2011（5）：41-44.

[10]刘光裕.中国出版史的对象、范围与分期[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3）：67-73.

[14]周振鹤.中国印刷出版史上的近代文献述略[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2） .

[15]周振鹤.晚清营业书目[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39-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