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丽君

源起于汉代的古器物收藏与鉴赏，延至宋代，得到空前的发展。从刘敞到欧阳修、吕大临，至徽宗一朝，“金石学”研究渐成体系，出版了一批古器物著录和研究专著，诸如《宣和博古图》《金石录》等等，“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知宋代古器之学，其说虽疏，其识则不可及也”1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五册，第70 页。，为王国维先生所推崇。

一 缘起

徽宗朝的收藏热度，绵延至南宋仍然在上层酝酿。高宗（1107―1187）与其父一样，致力于充实宫廷收藏，即使在动荡不安时节依然如此2[美]艾朗诺，《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夏丽丽、赵惠俊译，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1 页。，还留下了《翰墨志》。“思陵（高宗）妙悟八方，留神古雅。当干戈俶扰之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故四方争以奉上无虚日。”3[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六，张茂鹏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5495 页。金石考古的热情之外，格古清赏的雅风也极流行。此间有诸如唐询（1005―1064）《砚录》、米芾（1051―1107）《砚史》、朱长文（1039―1098）《琴史》、蔡襄（1012―1067年）《茶录》、洪刍（1066―1128）《香谱》，以及南宋杜绾的《云林石谱》等专项记载；即便文房清玩，也有苏易简（958―997）的《文房四谱》在前，其序中云“讨其根源，纪其故实，参以古今之变，继之赋颂之作，各从其类，次而谱之”4[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中华书局，2018年，第1 页。。显然，赵希鹄并不满足于只做专项的考订，他心目中的文房清赏，有着更系统的象征寓意。此点清代《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品》尾记中交代得尤为清晰：“宋以后则一切赏心悦目之具，无不勒有成编，图籍于是始众焉。今于其专门一事一物者，皆别为谱录，其杂陈众品者，自《洞天清录》以下立类聚于此门。盖既为古所未有之书，不得不立古所未有之例矣。”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79年，第1054 页。表明《洞天清禄集》不同于谱录，亦不同于其他杂说。作者赵希鹄以文人书斋为整体环境，以清雅好古、辨订是否为动因，立意鲜明，分门别类，开创了杂品之书的新体例，多被后代视为文房清玩鉴赏、品评、考证的典范之作。6对于《洞天清禄集》及赵希鹄相关研究，本人曾发表文章及博士后报告，详见：〈“洞天清禄集”相关研究〉，载《美术研究》2015年第4 期，第78—88 页，另有其他学者的相关文章，黄丽萍，〈《洞天清录》的审美思想及其成因〉，载《艺术百家》1999年第4 期，第121—124 页；衣若芬，〈赵希鹄《洞天清禄集》探析〉，载《新宋学》第二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410—423 页；沙玉伟，〈《洞天清录》：记录古代文房清玩的杰出之作〉，载《阅读与写作》，2008年，第38—39 页；连文凯，《宋代士人鉴藏的审美思想：以〈洞天清禄集〉为例》，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09年；黄雯越，《〈洞天清禄集〉校勘及相关问题》，中国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14年。

赵希鹄的生平却一直扑朔迷离，史上所知仅为南宋宗室子，生卒年不详，《四库全书·洞天清录》提要称：“希鹄，宗室子，宋史世系表列于燕王德昭房下，盖太祖之后。”7同注5，第1057 页。纪昀在其中有“书中有嘉熙庚子自岭右回至宜春语，则家于袁州者也”8同注7。之语，至今世人皆认赵希鹄为袁州（今宜春）人。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中沿用此说法：“宋·赵希鹄，其书端署籍开封，家于袁州（今江西宜春），约绍兴十一年（1141）左右生，绍熙三年至庆元二年（1192―1196）间卒。”9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第194 页。这是明显不对的。10对于赵希鹄的生平，还有一些学者做过猜测。其中，最为接近的是高罗佩的介绍，但他文中只是粗粗掠过，并未给出详细资料。但显然，作为一名在历史上仅知其身份与一本著述11相传赵希鹄另有本著述《调燮类编》，有诸多学者认为非其所著，伪托名耳。的普通宗室子，尽管后世沿用其书者众，但他本人的生平却淹于史海。好在目前因科技的进步，对材料的获取程度较之以往要便捷很多。除了文献资料，新发现的考古（墓志）、石刻等实物材料作为力证，另外还有相关的家谱亦能成佐证。如此可谓“三重论证”12王国维首倡二重证据法，即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 以考量古代历史文化，在20世纪以来成为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饶宗颐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三重论证法，将考古材料又分为考古资料和古文字材料。本文加上宗谱材料，倾向于叶舒宪的三重证据法。，透过它们，我们可较清晰地看到距今九百年前赵希鹄大体的生活面貌。当然，推理式的“问题”进入，往往可能将人物描述成平面的案件索引，如果力图丰满全面一些，我认同包伟民所说的，同样也希望本文对于赵希鹄的生平理解，能够做到如此：“困窘的局面促使我们改变观察的视角，也许不再执着于传统研究思路所关注的各种社会科学式的‘问题’。而是尽可能回归历史学的本义，从专注分析转向侧重叙述，这样至少在某些方面，尽可能去复原两宋时期乡村民众的各种生活场景，有一定的可能性。”13包伟民，《陆游的乡村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3 页。

当然，本文实为赵希鹄著述的编外篇，稍涉《洞天清禄集》及其主旨。历史长河渺茫，能够将其祖父、家族兄弟等新材料联系起来，颇感见证之意，觉得有必要成此小文，让我们看到：在那一段玉帛干戈显耀的时空中，这一支既特殊又普通的宋宗室几代人在不同境况中的生活，悲欢离合都在其中。

二 赵希鹄的家族

靖康二年（1127）五月，赵构称帝于应天府。绍兴八年（1138）高宗在东南立足，行在临安（今杭州），尽管时时风雨飘摇，但一百五十年间，百姓得以偏安一隅，依然能享太平。虽然除去前二十年从北到南的颠沛流离，再除去后二十年内忧外患的加剧，真正安宁的时光，是这中间的百年。本文主人翁赵希鹄的一生，便在这宝贵的表面平静（实则依然政局动荡、瘟疫天灾时时发生）的岁月中度过，他的家族也在南方繁衍发展。14笔者曾数次前往诸暨，多蒙诸暨赵氏宗谱协会会长赵国光先生陪同前往智度寺、陶朱山、水底俞村等各处调研，诸暨博物馆孟琼辉馆长、宋美英女士也提供热情帮助。

1126年，当大约三千名宗室成员被女真人掠到北方时，也有几百名宗室设法南渡，在高宗的朝廷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爆发时，南宋各地都有宗室做官，不少人做到知州、知县。面对战争与叛乱，宗室也立下赫赫战功。15[美]贾士扬，《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赵冬梅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7 页。赵希鹄的曾祖父赵子嶙，也曾是这其中一员。

（一）始迁祖赵子嶙

《宋史》卷二一七〈宗室世系表三〉中载，赵希鹄为太祖九世孙，燕王德昭八世孙。他们的祖先赵世雄被封为淄王，子孙世代可享受永居开封的特权。16《宋史》卷二百一十七“表第八，宗室世系表三，太祖四子三，燕王房三”，中华书局，1980年，第5944 页。家族的后代因此也自称“浚仪赵氏”。浚仪是开封赤县的本名，1009年改称祥符。然而随着北宋的覆灭，宗族仓皇南下，浚仪赵氏这一支也需要重新寻觅栖息地。对这一族人产生巨大且深远影响的，是赵希鹄的曾祖父赵子璘，他是这一家族在南方诸暨的始迁祖。

赵子嶙，字公远，燕王之后，祖父为淄王世雄，父亲是正奉大夫令郯，崇宁二年（1103）霍端友榜与其弟子岷同进士及第，初授左朝散大夫，靖康元年八月曾任承议郎，后通判杭州，权两浙路提点刑狱公事。17[元]史能之纂修，《咸淳毗陵志》卷第十“秩官四”，载《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册，第2978 页。建炎年间，任湖州知州抗击金兵。赵子嶙的事迹在《宋史翼》、嘉靖《浙江通志》18[清]沈翼机、傅王露等，《浙江通志》卷一百五十一“名宦第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6 册，第12 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嘉泰吴兴志》等史书与方志均有载。如《嘉泰吴兴志》中载：“建炎二年守郡时，虏人南侵，所过辄下或空城邑去之。公乃躬率将士戮力乘城。人皆感励，愿以死守。或谓贼且浮舟而来，乃厚赏募人没水，行以凿贼舰、诛巨木、沉废舟，以绝闲道。事甫定，遽罢，去居。人攀恋涕泣，御史以民言告于上，诏还于郡。乾道五年立祠于颜鲁公堂东偏。”19[宋]谈钥，《嘉泰吴兴志》卷十四“郡守题名”，《宋元方志丛刊》，第二册，第4810 页。

诸多版本与上述大体一致，均言赵子嶙在战争中遭遇强敌，身先士卒，为湖州百姓所爱戴。然而从嗣濮王仲湜、文林郎赵隽之与武功大夫岳飞的角度来看，似乎又有些不同。

第一件事，发生于建炎三年三月丁酉（十九日），看似宗室之间的意见不同所致。“是日，吕颐浩帅师次常州，与守臣周杞约治兵扼其险要。先是文林郎监常州仓赵隽之闻变，请于杞，率宗室数十人诣秀州，见权两浙提点刑狱公事赵子璘，请团结兵民勤王，子璘不从，事遂止。杞因命隽之措置大军钱粮，以竢颐浩（赵隽之事，以绍兴四年六月丙戌嗣濮王仲湜所奏修入）。”20[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中华书局，1956年，第441 页。《要录》中提到的所奏之人仲湜，乃太宗玄孙，当时政坛重要人物。1127年康王即位于南京时，仲湜率众往谒，因勤王有功，后上诏袭封嗣濮王。21《宋史》卷二百四十五“列传第四，宗室二”，第6713 页。赵隽之，南宋理宗时期同知枢密院事赵以夫的曾祖22《宋史》卷二一四“宰辅表五”，第5618 页。，乃魏王之后（第五代孙），建炎三年以文林郎监常州仓，于绍兴四年（1134）改为京官。2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八，中华书局，1956年，第1284 页。记“绍兴四年七月乙亥（二十八日），左文林郎平江军节度推官赵隽之改京官”。

第二件事，发生于次年，建炎四年八九月间。当时还是武功大夫的岳飞写过一则奏疏，正是弹劾湖州知州赵子嶙，依然是关于措置军粮：

乞催湖州赐米奏

武功大夫、昌州防御使、通、泰州镇抚使、兼知泰州臣岳飞状奏：近奉圣旨，于湖州封桩米内支拨五千硕，应副本军起发。臣与士卒同被如天之赐。昨所差般运人回，据本州知州赵子嶙却称，本州未曾承准朝廷指挥，不肯应付。即日新任所在，各有金人占据，窃虑有失事机。伏望圣慈行下本州，依已降指挥装发，庶几即得前迈，以修疆场之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24郭光编著，《岳飞集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5 页。

湖州当时处于关键位置，或许时任湖州知州的赵子嶙期望固守本州百姓而无暇他顾，或出于个人谨慎行事风格，不意竟导致纷争。况当时嗣濮王仲湜、武功大夫岳飞声誉正隆，他们的言论举措大概无论如何都会对赵子嶙产生影响。岳飞没有得到湖州粮食之后，还曾写信给刘光世请求增援并借十日粮食，帮楚州度过危机。当然，刘光世没有任何回复。最终，楚州沦陷。25同注24。而赵子嶙第二次也是最终的罢免竟然也跟刘光世有关。这是淳熙十年，已为枢密使的周必大终于应了子嶙之子伯衍的请求，调查事件始末，为赵子嶙写下可供后人瞻仰的跋文。

跋赵湖州祠堂记

湖州刺史赵公子嶙祠堂记。（都）仲并所作，其载守城之功甚备。独云事甫定，公遽罢。后以御史言复还，又数月竟去。凡称罢者，再漫不言，坐何事？予惧或者疑公为罪行。故以闻诸太史氏者补之。盖己酉冬，宣抚使出于无防，谬用武臣杨应诚代公守湖。父老遮道闭关，不能留。至明年五月，上用台评黜杨而还公。公感上之知，念民之困也，益思抚摩以为报。防转运使督缗钱十万饷，刘光世军而堂帖随下，谓州故贷椿钱二万缗、米七千斛，期以旬尽偿。公言民力不支，请先军需后偿欠。朝廷遂勒公侮慢贬秩，而罢。其始末乃如此。是岂以一时守城为功，可谓能固邦本矣。湖人奉尝至今有以也。夫公子伯衍屡求予书，将刻之碑阴云。淳熙十年九月十日。26[宋]周必大，《文忠集》卷十七，载舒大刚主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第51 册，第250 页。

淳熙十年，已经是1183年，半个世纪的时光过去了。具体细节和个中原委我们难以完全清晰。然而大体上，在国家沦亡之际，宗室的身份使他们不同于庶族，对于宗室来说，国与家是纠缠在一起的，难分难解。这点对于大多数宗室而言毋庸置疑27在《宋史》宗室与忠义列传中，列举了大量战争中做地方官吏的宗室，面对围城与叛乱，有的立下赫赫战功，有的英勇殉城的事迹。如赵不群、赵士珸、赵士皎、赵不试等等，“久而久之，宗室身份与尽忠职守之间建立了某种明确的对立关系”（转引自《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第123—128 页）。。

可以想见，或许是行事想法不同，或许是时机影响。从正面来看此事，从保护地方百姓的角度而言，赵子嶙确实是足够尽力了。

（二）诸暨赵氏家族

1． 赵氏家族始迁地与墓葬群

1263年赵与伺在所作《浚仪赵氏庆源谱》序言中，提及先祖初至诸暨之事：南宋时期赵令詪（1099―1166）28赵令詪，曾祖舒国公赵惟忠，祖齐阳侯赵从颍，昌国公赵世膺第二十八子。官至权户部侍郎，袭安定郡王爵。《宋史》卷二四四，第8683 页。按：“赵令詪”，贾志扬《天潢贵胄》中为“赵令褃”，应误。任绍兴知府期间，把家搬到诸暨。《浙江通志》中也有载：“赵令詪，宋宗室世膺之子。两知绍兴府，有惠政。卒葬诸暨之龙泉乡，子孙因家焉。”29[清]沈椿龄修，[清]楼卜瀍等纂，《乾隆诸暨县志》（点校本），卷二十三“人物，循吏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53页。同行的还有从侄赵子嶙，令詪之父世膺与子嶙祖父世雄为亲兄弟（同为燕王之后）。华舍赵氏与银冶派都是从子嶙繁衍而来。赵与伺已是赵子嶙的五世孙了30同注15，第221 页。。

南宋建炎四年（1130）四月，从海上逃难回来的宋高宗，不敢直接回临安府，将当时的越州作为了临时行都，次年元旦改年号为绍兴，寄托“绍（承继）祚（国统）中兴”之意，越州改名为绍兴，升为绍兴府。诸暨，隶属绍兴府，位其西南，在吴越时期就已经闻名，陶朱公范蠡和西施的故事让这座小城蒙上了传奇的色彩。此处极富江南风韵，川土明秀，至南宋时，家在绍兴山阴的陆游赞叹“村村有画本，处处有诗才”31[宋]陆游，《剑南诗稿校注》卷三八，《舟中作》，钱仲联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 册，第2445 页。，比之魏晋时期的“犹如镜中游”（王羲之）32[清]陈遹声、蒋鸿藻修纂，〈诸暨县志序〉，载《诸暨市志》编辑部编，《光绪诸暨县志》（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 页。更添风流蕴藉的世间繁华景象（图1 地貌图）。随迁的皇族后裔，也将这里作为生活的理想居所。1133年，南宋宗室机构设置了泉州、福州并绍兴三地宗正寺，每处安排一位宗室长者，领导宗室成员，监督并保证宗室所享用的钱粮津贴的发放33[清]徐松辑，《宋会要职稿》“帝系六”，中华书局，1957年，第141 页。。

图1 诸暨县境图

赵子嶙家族始迁之地为诸暨智度寺，时间大致为绍兴二十一年（1151），赵令詪任绍兴知府期间。不仅族人，令詪还派侄儿赵子瀹北上开封迎取其父母的灵柩，在诸暨重新安葬34同注15，第223 页。，地方志载赵令詪后葬于诸暨龙泉乡35同注29，第254 页。。这支以先祖淄王赵世雄为支系的“浚仪赵氏”家族，真正扎根于南方诸暨了。

智度寺所在的智度山，又名月山，不甚高。如今为诸暨中学的后山，半山坡还有株明代遗存的大树，其后平地上依然有寺庙遗址。只是九百年时光过去，不知南宋原基址在哪里，大抵在这方圆之地。因为不远处的陶朱山，有这个南迁家族的墓葬群（图2）。

图2 诸暨县境图（左）

1986年发现一座位于诸暨城西的望云亭旦旦服装厂基址上的宋代古墓,出土了一块墓志碑，上刻《宋故浙漕贡士赵公墓志铭》。此志石高80 厘米，宽53 厘米，厚8 厘米。首题“宋故浙漕贡士赵公墓志铭”一行11 字，正文14 行，行字不等，共283 字（图3）。志文如下：

图3 宋故浙漕贡士赵公墓志铭（右）

宋故浙漕贡士赵公墓志铭

巨宋艺祖之皇子，曰燕王德昭。由燕王而越六世，而朝请大夫、直秘阁子嶙出焉。秘阁之子伯衍，为中大夫。中大夫生保义郎师傅。今殁而将葬者，师傅之长子，浙漕贡士希簠，字明卿也。噫！若人也，幼孤而立，事母尽孝，兄弟怡怡，宗党雍睦，尊敬师友，诲饬子弟，盖将大赵氏之门矣，而亡之，命矣。夫人寿概百二十，或八九十止，六七十犹以为恨。今明卿年四十七而亡之，命矣。夫明卿之生，以绍熙甲寅六月十九日戊申，其终也，嘉熙庚子八月二十六日丁巳。其冢嗣与琕亦举浙漕进士，次与琔、与镘、与锑，奉母余氏命，以淳佑辛丑八月廿七日壬午，葬其父之柩于绍兴诸暨陶朱乡姚家坞山之原，盖葬于寓里也。从父兄希鹄，洒涕而志其墓，且为之铭，铭曰：德应寿，奄如殁。居陶之麓，佳城郁郁，宜其子孙保终吉。迪功郎姚琯书讳 黄昕刊36诸暨博物馆提供原图资料。

此墓志铭文前面述介墓主人身世：赵希簠，字明卿，系宋太祖九世孙，燕王德昭一族，朝请大夫、直秘阁子嶙的曾孙。祖父中大夫伯衍，其父保义郎师傅。希簠（1194―1240）为长子，浙漕贡士，于嘉熙庚子八月卒，年四十七，其子与琕、与琔、与镘、与锑奉母余氏之命，葬父于诸暨陶朱山姚家坞。后段提及立碑时间与撰者：次年淳祐辛丑（1241），为其撰墓志者，正是其从父兄赵希鹄。希簠卒于嘉熙庚子年，《洞天清禄集》中所载，希鹄从岭右回至宜春之时，盖当时赵希鹄在袁州任职或办案，次年希鹄即回到故乡诸暨，为从弟“洒涕而志其墓”37此墓志铭已有多人介绍。参见方志良编，《诸暨县文物志》，1988年，第72 页；赵岳阳，〈《宋故浙漕贡士赵公墓志铭》考略〉，载泉州赵宋南外宗研究会编，《赵族会讯》，2011年；诸暨谱牒研究会，《诸暨谱牒文化》，2012年第2 期。。

希簠一系，《宋史》宗室世系表三的序列为“子嶙―伯忌―师傅―希箫―与琕、与琔、与镘、与锑”，与希簠墓志所载有两处出入，当以墓志之实以勘正史料，“伯忌”应为“伯衍”38诸暨赵氏族谱多为元代或清代修谱完善，其华舍与银冶均记为伯衍。，上文中周必大《跋赵湖州祠堂记》中还提及“公子伯衍”，“希箫”应为 “希簠”之名，即墓主人。

这是我们可见到与赵希鹄相关的实物之一。墓志云其从弟希簠所葬地陶朱乡姚家坞山之原，为其寓里。这里当是其家族在居所不远的墓葬群。墓地是一个家族认定其家乡的重要标志。前文所说的赵令詪将其父母的灵柩从开封迁至诸暨，可能也葬于此处（或不远）。

事实上，在陶朱山，此前还有两位女性墓主墓志已出，仔细考量，发现她们也正是这一家族的成员。其一是南宋戴氏夫人墓志，该墓志高53.5 厘米，宽82 厘米，厚8 厘米，为青石质39诸暨博物馆藏。转引自钱汝平，〈宋史·宗室世系表校勘一则：新见宋戴氏夫人墓志考释〉，载《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4 期，第99—101 页。（图4）。

图4 南宋戴氏夫人墓志

夫人姓戴氏，世居金陵，其先皆隐德不耀。夫人生而慈慧，来归赵氏。承尊有敬，拊众有恩，姻族咸称焉。自中年远荤膻，诵梵典，至易箦犹不废。不肖孤师奭宦游四方，夫人必饬以廉瘽(谨)，勿坠门绪，有所平反，则喜见大宅。为邑长于吉之太和，夫人属微疾，告于上下神祇，弗闻也。于绍熙四年正月二十六日终于官舍，邑人六万家缟衣素冠，如哭其亲，哀挽千轴，世谓罕见。

夫人寿登九帙，庆渥三遇，累封太宜人。男一人，师奭;女一人，适进士郭伟。孙男二人:希皓、希瑟。孙女一人。是年四月二十有三日龟卜协吉，窆于越之诸暨陶山之原。是用饮血吞痛，略述梗概，揜置于墓。呜呼!灵车行行，身忍独存。心坏魂蜚，此恨莫伸。书之坚璧，纳诸幽阴。有痛终天，尚何可言?

男师奭泣血谨书

墓志文为其子赵师奭所书。师奭，经查证为伯履之子40〈宋史·宗室世系表校勘一则：新见宋戴氏夫人墓志考释〉，第99—101 页。，子嶙之孙。《宋史》记载伯履为赵子嶙长子41《宋史》“表第八，宗室世系三”，第5941 页。，墓主人戴氏适伯履为妻，于绍熙四年（1193）终于官舍，封为太宜人42按：太宜人，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定，用以封赠朝奉大夫以上至朝议大夫之妻，高于安人而低于恭人。后世明清延续，为五品官之母或祖母的封号。。所谓“官舍”，当是前文所提南宋朝廷为各处宗室所设置的机构（寓所）。师奭有二子，即戴氏之孙，名希皓、希瑟。赵师奭在墓志中言他“宦游四方”“为邑长于吉之太和”。史上确有载，师奭曾做过太和知县。而与浚仪赵氏世代友好的周必大，又在其《文忠集》中载有师奭的跋文：“新光州守赵师奭，字国佐，才高一世。仕京口，以谗废，宰太和，以忧归。得郡待对，没于逆旅。家会稽，又遭焚，识者闵之。今既葬矣，其子寄行状求追挽。嗟嗟不足，情见乎辞（戊午五月）。”43[宋]周必大，《文忠集》卷十九，“宋集珍本丛刊”，第51 册，第267 页。转引自〈宋史·宗室世系表校勘一则：新见宋戴氏夫人墓志考释〉，第99—101 页。戊午，当是庆元四年（1198），距其母不过五年时间，师奭也故去，想来其当也葬在这片墓地，真令人嗟叹。

另1982年陶朱山东麓桃花岭发现三座宋代砖室墓，其中有一方圹志是赵希贤为其继室廖氏百十三小娘子所刻44宋美英，〈考古研究·诸暨桃花岭南宋纪年墓研究〉，载《东方博物》第三十三辑，第13—23 页。（图5）。赵希贤乃赵希鹄大伯父师赤（同祖父伯衍，其子依次为师赤，师偃、师伊、师仲，师傅）的次子45《宋史》“表第八，宗室世系三”，第5943 页。，与赵希鹄、希簠为从兄弟的关系。

图5 廖氏百十三小娘子墓志

宋故廖氏百十三小娘子，本贯绍兴府诸暨县。曾祖讳虞弼，故任右武大夫、成州团练使、枢密副都承旨、赠少保。祖讳俣，故任朝请郎、会稽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父讳昌道，故任从政郎、常州武进县丞。母高氏。嘉泰元年辛酉三月初四日生，二十五岁而为赵希贤之继室。越二岁，以疾终，实宝庆三年丁亥七月二十六日也，享年二十有七。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丁酉，葬于本县陶朱山邢氏墓之右。

廖氏生于世宦，禀性聪慧，通书数，善言容，且约己以礼，克全妇道，事上抚下，举无间言，视邢氏之女不啻如己出。予痛其夭逝，因刻石于圹，以志其实。邢氏既予前室，今以廖氏同葬，宜矣。予念丧偶之至再悲可胜邪？

国子监进士赵希贤志。

刊者黄桂。

宝庆三年为丁亥（1227）。廖氏百十三小娘子，其曾祖父廖虞弼是嗣濮王赵仲湜的女婿，官至转枢密副都承旨。桃花岭墓葬中同时出现的，还有墓主人武氏与廖氏，她们同廖氏百十三小娘子为依次祖孙三代的关系，分别是廖虞弼的儿媳、孙女、曾孙女，廖虞弼与其子或许也安葬于此46宋美英分析，廖虞弼与其子等墓葬应也都在此地，康熙《诸暨县志》也有相关记载。廖氏一族或因与赵氏长期联姻，两族共用墓地。〈考古研究·诸暨桃花岭南宋纪年墓研究〉，第13—23 页。。而赵仲湜后人墓葬亦在陶朱山被发现。47赵岳阳，〈诸暨新出《宋宗室赵善駪》墓志考〉，载绍兴越文化研究所编，《越文化研究》，2008年，第48 页。赵善駪为赵仲湜的曾孙，墓志云“葬于绍兴府陶朱山之原，祔祖茔之右偏”，说明其家族墓葬也在此地。宗族、士族之间的联姻错综复杂、枝蔓相连可见一斑。

陶朱山，在诸暨城西。据说春秋末期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立国之后，辞官归隐此地，以经商为业，人称陶朱公，故称此山为陶朱山48按：目前陶朱山发现南宋时期墓志，戴氏夫人绍熙四年（1193）、董康嗣夫妇嘉泰元年（1201）、廖氏百十三小娘子宝庆丁亥（1227年）、赵希簠淳祐辛丑（1241）等墓志刊刻皆黄姓（惜赵善駪墓志后面漶漫不清，无法分辨字迹）。揣测此黄姓家族男性当时或以此为家族职业。，又名长山，“在县西一里，南北可长十余里，高五千余丈，其顶平博，有石室，可坐百人”49《万历绍兴府志》，转引自《乾隆诸暨县志》，第33 页。。从赵子嶙初迁地智度寺到陶朱山不过三公里。

2.诸暨赵氏家族体系

铺陈宋史、相关文献、方志、墓志等，这个宗室家族乃至旁支在南宋时期的活动面貌也渐渐清晰。南宋（以及后来的）宗室家族族谱的一般模式是把他们的始祖追溯到南宋初年（图6）。这一支不断发展扩大的家族体系，正如子嶙的五世孙赵与伺在南宋后期《浚仪赵氏庆源谱》中所陈，他们的宗室已经根深叶茂，南渡之后，这个家族节俭持家，忠孝仁爱，惠爱及人。终于在他那一世，已经有两百名天水赵氏后裔居住绍兴50同注15，第221 页。。当然，他们都是牢牢依附于王朝的大树上。

图6 家谱总目

赵宋皇族宗谱分为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魏王（赵廷美）三派。今诸暨赵氏宗谱根据《山阴华舍赵氏宗谱》51今山阴华舍赵氏存《山阴华舍赵氏宗谱》2部48册。一部是《山阴华舍赵氏宗谱》十八卷，[清]赵寿祺辑清光绪十年（1884）萃涣堂活字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杭州大学、日本、美国；二部是《山阴华舍赵氏宗谱》二十四卷，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日本、美国等地。《暨阳南门赵氏宗谱》52[清]光绪甲午年（1894）赵永思堂木活字本，《暨阳南门赵氏宗谱》。续修，以太祖派为主，分为南门、莼塘、清门、兰台四派，太宗派为辅，魏王派间或有之53赵岳阳，〈诸暨赵氏源流考〉，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8023d401010tmo.html，2012年8月3日。。

有学者对宗谱的准确性持审慎的态度54何兆泉援引葛剑雄所说，家谱是一种重要的特殊的史料，我们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充分注意到它的局限性。对家谱史料的利用，应当结合其他的资料和研究，来验证其真实性。何兆泉，《两宋宗室研究：以制度考察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2 页。。何兆泉认为，贾志扬等征引的《山阴华舍赵氏宗谱》，始修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光绪十年（1884）续修，“附录的《太祖遗嘱》据称引自南宋景定四年（1263）修纂的《庆源类谱》。按景定四年去乾德二年（964）已整整300年，而且两宋各种官修皇族谱牒中并没有名为《庆源类谱》者，行文细节又多违背宋制常识”。因此他据此推论：该文献出自后世赵氏子孙的伪托，其作伪时间虽不可详考，但最早也当在南宋灭亡以后，明代之后杜撰的可能性更大55《两宋宗室研究：以制度考察为中心》，第83 页。。

从时间从材料的引用上来说，元人在编修《宋史·宗室世系表》过程中，主要参考利用的是赵宋皇族谱牒原始资料，或者至少更接近于当时的谱录。

回到《赵氏宗谱》（表1），确有多处与《宋史》颇出入，名字、次序均有偏差，但二者结合分析，家族的样貌依然可辨56而诸暨赵氏家谱研究学者赵岳阳非常肯定宗谱的价值，他认为“家谱中这些史实的记录，这些历史才能为族人为后人所了解，也充实了地方志的史料，这正体现了《华舍赵氏宗谱》的历史价值”。见赵岳阳，〈诸暨赵氏源流考〉。。再依据出土墓志，其他文献等，诸暨华舍赵氏以赵子嶙为始迁祖的支系，大体如下：

表1 诸暨赵氏各派源流表（《赵氏宗谱》）

子嶙子：《宋史》为：长子伯履，次子伯忌（“忌”应为“衍”）。

《赵氏宗谱》：长子伯衍，次子伯履，三子伯复（侄继）。

伯衍子：《宋史》六子：师赤、师偃、师伊、师仲、师傅、师鬯

《赵氏宗谱》五子：师汲、师傅、师偃、师侨、师伊。

师偃子：《宋史》：希鹄、希彖、希鹓、希 、希渺。

《赵氏宗谱》：希鹄、希彖、希鸳 、希渺、希镟。

（三）赵希鹄子嗣

正如赵希鹄在希簠墓志中所述，他们的祖父为中大夫伯衍。其父师偃与希簠的父亲师傅是同胞兄弟，虽然他们的长幼关系在《宋史》和《宗谱》中是混淆的。能够了解师偃的材料目前非常有限，唯《宋史》宗室世系表和《咸淳临安志》所载两浙转运57按：两浙转运，两浙，浙东和浙西的合称。 唐肃宗时将江南东道分为浙江东路和浙江西路，宋代合为两浙路。地辖自今江苏长江以南地区。《宋史》卷八十八“志第四十一，地理四，两浙路”，第2173 页。转运：官职，转运使的简称，宋初转运使赴各地供办军需，事毕即撤。宋太宗时为削夺节度使的权力，于各路设转运使，称“某路诸州水陆转运使”，其官衙称“转运使司”，俗称“漕司”。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二”，有转运使记录，中华书局，1957年，第4101 页。添差中有他的记录：赵师偃曾任东厅添差一职58[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十三地理类三，卷五十，“嘉泰元年赵师石始/万逮为记”之名下。。宋制，凡授正官，皆作计给禄俸的虚衔，实不任事，内外政务则于正官外另立他官主管，称“差遣”，凡于差遣员额外增添的差遣，叫“添差”，以此缓解冗官阙少的情势。欧阳修曾有《送王学士赴两浙转运》一诗。师偃为宗室，当源于宗室添差。如宋孝宗淳熙三年时，“帝以张默为秀王夫人之亲，欲与一添差监当，龚茂良言；‘近制，惟宗室，戚里及归正人方得添差’”5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第一百四十五，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第十一册，第1798 页。。

希鹄是师偃的长子，行八四，字飞卿，其下有四个胞弟。这些《宗谱》与《宋史》基本吻合，虽然有秩序和名字的差异。

宋代皇族牒谱由官方机构组织编撰，宗正司，作为皇室宗族的“档案馆”，有专门的宗正少卿、宗正丞等官员，重要部分更由宰相提举编修。有严密的规范制度，且上报、抄送、誊写过程中的官吏皆极其审慎。北宋时期所记多属五服之内（五世免袒），熙宁年间（1068―1077）宋廷经讨论决定所有非免袒宗亲仍旧修入各宗室谱牒，并要求宗室生死者，“外任限三日申所属州县，州县限三日申大宗正司，在京限三日报本祖下袭封宗室注籍”60《宋会要辑稿》“帝系五之二四”，第123页。。

朝廷加强宗室（谱牒）管理有两大原因：其一是为了保证皇族血统的纯正，其二是保证对宗室异于庶族优渥待遇的有效发放。毕竟宗室子弟凭着尊贵的身份，能够“统宗袭爵、进预科选、迁官给俸，事事优异，悉不与外官匹庶同法”61同注60。。但南宋时期因为战乱和宗室的分离，又支系纷繁，人口众多，情况颇为混乱，漏载和误记的情况时有发生。据闻南迁后有宗亲没有能够及时上报，无法上宗室牒谱，以致沦落于外，穷困潦倒；更有甚者，有铤而走险者假冒宗室去乞籍甚至兴兵作乱。不少大臣批判宗正官员的失守。然而情况至南宋后期愈发混乱。至元明间再刊再传，误差更不可免。这样想来，以下赵希鹄子嗣这般完全相异的记载，虽令人费解，也属正常。

《宋史》中，赵希鹄名下有三子：与郜、与㯖、与栅（表2）；而《宗谱》中只有一子，名“与鼎”，并称其“后单讳鼎，由进士历任大学士，同平章事，卒赠太傅，徙居处州缙云县”（表3）。此处存疑两点：首先宋廷律法对宗族名讳非常看重，要求“应命官同国姓、与宗室连名相犯之人，令经所属陈乞改避”62《宋会要辑稿》“帝系七之一四”，第153页。。《名讳令式申明·杂令》中对赵姓非宗室者取名作出限制，严格避免皇族与其他同姓庶族之间造成混乱：“诸同国姓者立名不得与宗室连名相犯，谓如廷、光、咸、德、惟、从、守世、令、子、伯、师、希、与、孟、由、元、允……字系下连，单名与式内名讳偏旁相犯者亦不许用。”63[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七，〈文书门二·毁失〉，日本静嘉堂文库本。转引自《两宋宗室研究》，第87 页。试问，希鹄子为宗室“与”字辈，怎么可能需要避讳？史上宗室被除掉行辈联名，除非犯有极大的罪64行辈联名对于确认两宋宗室的特殊身份无疑有着重要影响。在熙宁年（1075）赵世居一案的判决中，除赵世居本人被赐死之外，其子孙除落皇属籍，同时赵世居和他的儿子赵令少等名字也被勒令削除“世”字“今”不许再与宗室联名，故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在该案件判决以后的行文当中止称“赵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三，熙宁八年闰四月，壬子条记载赵世居案判决情况，第6459 页。转引自《两宋宗室研究》，第87 页。另见《宋会要辑稿》“仪制一三帝讳”，第2574 页。。其二，如若其子“与鼎”曾为同平章事（宋最高政务长官之一），并太傅（正一品），不太可能在各类历史文献材料中均毫无踪迹；笔者曾查询处州（丽水）、缙云地方志，亦无果。南宋史上，只有山西解州闻喜县人，著名政治家、两度出任宰相的赵鼎（1085―1147），在其逝后，被孝宗追赠为太傅。两者并无关联。

表2 《宋史》师偃—希鹄

表3 《赵氏宗谱》师偃—希鹄上海图书馆藏

另有一则，清光绪庚子（1900）俞攸叙堂刊印《暨阳俞氏宗谱》中郑重讲述其先祖“仁化公之孙千十二（俞迈）来赘暨阳赵村赵希鹄之女，……公观平地一涌，遭洪水而不淹；四围水绕，遇旱魃而不涸。昔曰赵村，今曰水底俞是也”（图7）。65《暨阳俞氏宗谱》，清光绪庚子（1900）俞攸叙堂刊印。今藏于诸暨水底俞村祠堂（专人保管）中。

图7 诸暨俞氏家谱

据《俞氏宗谱》载，俞迈曾祖父在北宋时为官，父辈亦在南宋有官职，家世殷实。俞迈据称是赵希鹄的赘婿，入赘后将其家人弟兄等迁至此处，宗谱称俞村后人均为俞迈公之后。宋廷确有根据服纪赐予宗女妆奁钱的规定，且鼓励有官者娶宗女，能够因此提供入官的捷径66《宋会要辑稿》“帝系四”，第110 页。。宗谱上说，先祖俞迈继承了赵希鹄的家业，宋时诸暨超越乡上泉里赵希鹄故里之所在，即今诸暨王家井镇水底俞村。至于何时赵村改成了水底俞村，无从考。另外，对于《俞氏宗谱》的史料采用，亦需持审慎态度，存疑之处颇关键：其一可解，倘家中尚有男丁，招赘的可能不大，当然也有特殊情况；但其二，《俞氏宗谱》提到的首修时间淳熙十二年（1185），推算无论如何赵希鹄此时尚幼（赵的生卒年下文表述），最多不过十几岁少年而已，如何招赘。

从智度寺这边到水底俞村距离8.8 公里，便是行走，也不过两个小时的距离。

二 宦游生涯

《洞天清禄集》文中，留下诸多供我们参考的时间和地点：如“庆元间，予官守长沙”“予溯潇湘，历衡、潭、永、全、道五郡”“予嘉熙庚子自岭右回至宜春”等语。庆元年间（1195―1201）已经入仕当差，至嘉熙庚子（1240）仍未结束，足见赵希鹄职场生涯的时间跨度很长。

（一）恩荫与科举

1.荫补制度

“庆元间，予官守长沙。”67[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今石刻辨”，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爱吾庐吾进钞本，国家图书馆藏，善本，索书号06129，绛州法帖条。庆元是南宋宁宗的第一个年号：1195―1201年。能离家外出入仕，说明此时赵希鹄已经成年，而且是以恩荫形式。

早在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正月，宋真宗赵恒定承天节（真宗生日），于南郊奏荫子恩例，这项制度被称作“荫补”68《宋史·职官志》“志第一百一十七·职官十·荫补条”，第4096 页。。“凡荫嫡子孙不限年，诸子孙须年过十五，弟侄须过二十。此盖续定之制。”69同注68。在官僚队伍越发庞大的情况下，又添此恩例，真宗朝的恩荫70宋朝制度规定，除了宗室，中高级官员子弟可以依程序直接出仕当官，亦称为“门荫”。童子人数遽然翻增，年龄愈幼，当时供奉官知庆州阎日新很急切上奏：“群臣子弟以荫得官，往往未童龀以受奉，望自今年二十以上，乃给廪。”71《宋史·阎日新传》，又见[清]赵翼，《二十四史札记》卷二十五，“宋恩荫之滥”条。

古时男子，十五束发，二十弱冠。司马光十五岁时就因父亲司马池为高级官员，得恩荫获取官衔，并有过一次提级，至他弱冠之后，通过科举中了进士真正入仕当差，此时他已经升为“将作监主簿”的官阶（属于中层京官）72赵冬梅，《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67 页。，比起与其一起考试的无官举子，已经天壤之别。陆游十二岁恩荫获得登仕郎的官阶，但等到他真正出仕任职，实际已到了三十四岁73同注13，第6 页。。宋代冗官阙少情况很严重，简单的说，至真宗朝时，大体官员品定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官阶，一部分是职务，授予官员多，差遣职位少，因此想要获得实质的职务其实不太易。途径有两种：其一通过科举入职；其二通过恩荫的官员，须得过二十五岁后，且经过相关的培训考试，方能谋得职位。而后者，往往职位不高，升职空间有限，很多重要职务也被禁止。

作为宗室子的赵希鹄，虽然可以年幼时得恩荫，但其能够有差遣，想来至少庆元间当有二十五岁之上。从《洞天清禄集》中可推测，其后赵希鹄宦游足迹多辗转于湖南、江西等地。

2.宗室科考

不过，作为燕王德昭―子嶙这一系的子孙，如果光靠恩荫，不通过科举考试晋升，大概会心有不安，怕是辜负祖宗遗训。因为提倡宗学取代宫学教育和科考入仕，是淄王赵世雄和其长子令铄等几代宗室力争而来的74按：宋代宫学是以各王府宫院为单位，对各宫院王府的宗室子弟施以教育。宫学发展到南宋，宗学取而代之。《咸淳临安志》卷一一学校载“嘉定九年，始改宫学为宗学”。宗学的管理与教育制度都向太学靠近。《宋会要辑稿》“崇儒一”，第2171—2172 页。。令铄本人进士及第，据称是宋朝宗室登科第一75王明清，《挥尘录》前录卷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7 页。。令铄是令郯（子嶙之父）的胞兄，其后族人，包括子嶙、伯衍（希鹄祖父）、师偃等也都中了进士。与希鹄同时的宗亲，如家住衢州的希錧于庆元二年（1196）通过了进士考试（二十一岁），与希錧同年进士的还有赵汝适，宋太宗八世孙，他生于1170年。赵希鹄直到嘉定十六年（1223）才考中进士。

清代《诸暨县志》在《诸暨文应庙碑》所拓碑文后记：赵希鹄，诸暨人氏，为宋宁宗癸末科（1223）蒋重珍榜进士。其未载入绍兴进士题名碑者，原因当为“以本贯玉牒不系于县，故题名所不及也”76清乾隆三十八年沈椿龄《诸暨县志》卷十七选举志也有记载。（图8）。

图8 沈椿龄，《诸暨县志》卷十七选举志赵希鹄，清乾隆38年

宋代宗室考试的确与庶族不同。不管是考题的难易与录取的比例，都较庶族宽松得多。

在北宋前期，宗室基本都是皇族五服之内的亲缘关系，爵位世袭，赐名授官、计年迁转都在天潢贵胄的内部体系进行，自然不需要科考应举或其他选试制度。然天水一朝尊崇文士，宗室中不乏聪敏上进者，也希望能够如士大夫一般施展才华。仁宗朝开始有学士院专设招试宗室的新举措：宗室可先以文章上陈，或请宫学教授、宗司官员推荐，参加学士院考试以期获得迁转机会77《宋会要辑稿》“崇儒一”，第2174 页。。此时的宗室考试，仍然尚被视为皇家内务事，还不能算进朝廷科举制度范畴。

迨至神宗朝，赵宋立国逾百余年，宗室世系也已过五世免袒，宗族考试又向外扩展。熙宁十年（1077）宋神宗颁布了“宗子试法”的诏书，这项新规定为宗室发展开辟了新途径。宗室考试分为两种，有官阶的宗室可参加“锁厅试”78宋代重文轻武，多以武官身份考试换取文资，谓之“锁应”。，疏属子弟（无官阶者）参加应举考试。“新法”云：“祖宗袒免亲已授官者听锁应，及非袒免亲许应举。国子监及礼部别为一甲，试两场，五分为额，发解所取不得过五十人。殿试与正奏名进士试策，别作一项考校。累举不中，年四十者，申中书奏裁，量材录用。”7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一，熙宁十年四月丁酉条，第6893 页。《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第3676 页。

宗室在解试、省试的过程中，基本上都贯彻“别试别取”的原则，比如录取比例上，绍兴十五年，宗室有官锁应每七人取三，无官应举每七人取四。每年都有变动，但基本比例相差不大，同期庶族士人基本十五取一（或十四、十六取一等）80《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八”，第4558 页。。在考试分量上，有只用考两场试（庶族科举三场）等相关规定。总之，这套宗族科举体系自成一统，从北宋一直贯彻到南宋末。如此看来，宗族进士不列入地方庶族进士榜，也是情有可原。而且，年过四十岁的宗子，是可以通过中书奏裁，特加录用的。

赵希鹄庆元间已满二十五，至嘉定十六年，已是过了四十岁，且有官阶在身，根据宋廷的宗子科举制度相关条令，他应该可以获得有官锁应和特加录用两方面的条件照拂。

（二）宦游足迹与官职

《洞天清禄集》分列十个鉴藏门类，虽然庞杂，但并非完全借鉴前人，赵希鹄颇具通识才能，每类似乎都能明辨是非。他强调躬身力行，文中大量出现某地某人家有某物的记载，详实具体，概皆为赵希鹄探访所见所知，并所鉴，“余尝见毕文简公张越琴”“余尝见夏琱戈”“予曾见之，辨其质与色，真三代物”“以手摸之，有凸凹可验”。他尤为批判道听途说的认定，“余虑世人贵耳鉴而无心赏”“论画当以目见者为准”。81《洞天清禄集》，分别为古琴辨、古钟鼎彝器辨、古砚辨、古画辨中之句。实质上，书中展露不少其个人见地。《古今石刻辨》中更有多处寻古访碑概况与心得，足见其自信的鉴定能力与鉴赏水准。

余遡潇湘，歴衡、潭、永、全、道五郡，并无古刻，惟道州有汉《绥蛮校尉熊君之碑》，若浯溪《中兴颂》，乃唐中世所立尔，亦打石之工人，每因旧迹加洗刻，以为衣食业，故愈失真。82《洞天清禄集·古今石刻辨》，湘南碑。

湖南古代摩崖石刻以永州最为密集，现存古摩崖石刻2000 余方，为国内之最。其中永州浯溪碑林现存500 余处83张京华，〈湖南的摩崖石刻〉，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9月9日。。浯溪《大唐中兴颂》据称为唐代元结撰文，颜真卿所书，成为后来文人的朝圣之处。对此，赵希鹄反认为，即便此为真迹，但每每稍显陈旧就被地方官府勒令打石工人洗刻，翻刻越多只会越失其真。

幸运的是，如今在永州江华县，也发现三处与赵希鹄有关的摩崖石刻84郑万生，〈赵希鹄与江华的奇石情缘〉，载《中华奇石杂志》，2020年10月27日版。。两处在寒亭暖谷，一处在阳华岩。其中寒亭暖谷有一处题刻内容为“山阴赵希鹄同邑人李挺祖，嘉熙戊戌中秋日抱琴来游”（图9）。李挺祖，号瓠轩，南宋江华人，道州廉溪书院的掌御书臣，主要活跃在宋理宗、宋度宗时期。嘉熙戊戌即为嘉熙二年（1238）。

图9 寒亭暖谷题名

至第二年即嘉熙三年（1239），大略践去岁之约，中秋时节赵希鹄又至，题刻于另一处阳华岩：“嘉熙己亥中秋，熊桂摄县之暇，与长沙法掾赵希鹄、邑士李挺祖来游。弦琴觞酒，尽一日而返。”（图10）熊桂，湖南湘潭人，进士，时任江华武官。熊桂与李挺祖应是赵希鹄在当地的好友，俩人尽地主之谊，邀赵希鹄访碑游玩之际，弦琴相和，共享佳节与山水之乐852020年初，笔者通过河南科技学院的李花蕾老师联系上江华县奇石收藏的郑万生先生，疫情原因，不能前往，蒙他赐予摩崖石刻拓片原图材料等。。

图10 阳华岩石刻拓片

此二处赵希鹄的称呼都不同，前为“山阴”，绍兴古亦称山阴；后称“长沙法掾”，这是赵希鹄的官职。法掾即司法参军86张锋，《宋代司法参军制度研究》，2014年河南大学硕士论文，第44 页。。宋代地方州级行政属官主要由幕职官与诸曹官两部分组成。幕职官简称职官或幕职,由签判、节度判官及推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诸职；诸曹官则有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司户参军。在文臣阶官体系中,这些职官与县令、主簿、县尉共同组成幕职州县官，又称选人，是文阶官中最基层的一部分87苗书梅，〈宋代州级属官体制初探〉，载《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 期，第112 页。。职官名称时有改变，宋太祖乾德三年七月，“始令诸州录参与司法掾同断狱”8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第156 页。。至大观改制中改变了职官名称，州属六曹参军各配置新的属员曰“掾”89《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351—352 页。，因此司法参军又称法曹、法掾、检法、法官等。

长沙法掾属于州一级地方基层僚吏。主要职责 “掌检定法律”90《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第4296 页。。除检法议刑外，司法参军还被赋予了一些理财职能，也“兼管诸库”，参与管理常平仓与义仓、均平差役、兴修水利等事务。他们是由中央铨选部门统一除授的州（府、军、监）级政府属官91戴建国，《宋代法制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2000年，第207 页。转引自苗书梅，〈宋代州级属官体制初探〉，载《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 期，第116 页。。除此之外，《诸暨赵氏宗谱》记载赵希鹄还曾担任过宁国尉、潭州司法参军、抚州知录、赣州节推等职务，皆为地方僚吏的差遣。

（三）致仕与生卒

嘉熙庚子八月，浙漕贡士希簠卒。次年淳祐辛丑其从父兄赵希鹄为其立碑撰志。

淳祐辛丑赵希鹄可能应该因“引年”及至，而自请“致仕”回到诸暨，92按：“引年”，即到致仕之年，也就是到了退休年龄。“致仕”，即今天所谓的“退休”制度。从此安身于诸暨（图8）。其著《洞天清禄集》中还有记载：“淳祐壬寅，于临安客舍见永嘉一士人藏一帖，乃唐人硬黄仿右军书，前有金字御笔云‘王右军书长者帖’，后有‘宣和玉瓢様御宝’。”93《洞天清禄集》，古今石刻辨之御府珍藏。淳祐壬寅，即1242年还在临安。淳祐甲辰（1244），赵希鹄又为诸暨松山文应庙碑撰文94此段文字在本人以往文章中曾经详述，此处材料有所增减，多有改动。梁丽君，〈《洞天清禄集》相关研究〉，第78—88 页。。

与前朝相袭，宋初依然遵行“大夫七十而致仕”的古礼95《公羊传·宣公元年》：“退而致仕。”何休注：“致仕，还禄位于君。”《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事。”注：“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转引自朱瑞熙，〈论宋代致仕思想的发展与士大夫的致仕活动〉，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 期，第33 页。。为了奖励至引年而自愿陈请致仕者，元丰五年（1082）十一月宋廷特规定“文武官致仕者，皆转一官，或加恩子孙”96《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七·致仕条”，第5157 页。，且文臣承务郎（从九品）及武官小使臣（从九品）以上致仕官尝获战功迁官者，给全俸。如有患疾者，可提前致仕。不过如果到了七十仍然不愿意退的，诏书规定：“应文武臣僚年七十以上未致仕者，更不许考绩。或于国有功，于民有惠，理当旌赏者，不在此限。”97同注96。

身为宗室，又以士夫气度自矜的赵希鹄，理当遵循朝廷制度。希鹄在庆元间已有二十五岁，四十多年过去，至淳祐辛丑应是至其引年。致仕后的希鹄居家养闲，并受到诸暨地方官的礼遇与尊敬，诚邀其撰写文应庙碑文。碑高五尺七寸，宽二尺九寸，额篆书“勒赐文应庙记”98《光绪诸暨县志·金石志》载有淳祐甲辰（1244）二月，诸暨知县家坤翁请赵希鹄为建在诸暨嵩山之麓，奉祀汉代会稽太守朱买臣的祠宇写《松山文应庙记》，“朱太守买臣祠，《诸暨县志》：在县北之松山，宋嘉熙四年（1240）勅赐文应庙。每岁祈年社会最盛”。赵希鹄在文中记述了“吾邑松山朱太守之神，生而父母吾邦，殁而血食乡井”，不仅屡显“神迹”，使黄巢、方腊之兵远离诸暨，而且使连日大雨止歇，保住了诸暨百姓的田禾，因此获朝庭赐额之事。（图11）：

图11 绍兴府诸暨县松山勒赐文应庙记

绍兴府诸暨县松山勒赐文应庙记

诸暨为邑……旱涝辄暴至。嘉熙庚子秋七月，……川流骤涨四野，弥漫如泽谷，坏室庐，损苗稼，老幼蹙额。适提点刑狱使者项公容孙99项容孙，字仲履，号云薮（《宋诗纪事》卷六一），江陵（今属湖北）人。宁宗嘉定七年（1214）进士。理宗淳祐元年（1241）除秘书少监。官至殿中侍御史。行部至县，……翌日，吏率其僚，佐民会其保伍走祠下瓣香，致敬拜伏，未几，浓云忽收，霁色如镜，洪波继息，禾则尽起。吏民大喜，相与议曰“何以报神？”赐遂以事上府，府大师蔡公范闲于朝天子下太常寺议庙貌，嘉熙四年九月三日敕赐文应庙秩于祀典……今礼官以文应庙定庙额,盖取史臣语“内外以文”相应之义。庙成，爰作迎享送神之歌。淳佑甲辰二月初吉记。

宝而书之者开封赵希鹄者……

诸暨孟氏族谱还保留着赵希鹄拜访南泉岭下孟氏南宗家庙时所作的二首《南孟庙诗》，据诗文意，他应该多次拜访孟祠，两首诗文说教意思浓厚，颇有理学之风，或许亦是致仕后闲游应和之作：

昔日曾游夫概地，今朝重叩大贤祠。庭前草木依前缘，门外溪山分外奇。要识圣贤传受处，须聆齐魏部酬时。案头幸有遗书在，赢得人称百世师。

两载无由谒圣门，俄警栋宇奂然新。西连瀑布源流近，北接玉京100玉京洞，《诸暨县志》有载：“洞数十重，深数十里，须秉烛而入，必以物记其处，洞中宽敞，崎岖不一，火光中岩石奇峭，光洁如洗，流水溅溅，或汇为池、泻为溪。”至今洞中有宋仁宗时期人留下的刻字。道里深。书藏残碑留古篆，庭前老树噪幽禽。礽孙秩秩皆梁栋，谁作承先启后人。101《暨阳孟氏宗谱》，民国二年（1913）诸暨十二都孟仁寿堂刊印。

如此推断：淳祐辛丑是其引年（七十岁），赵希鹄或生于乾道壬辰（1172），庆元元年正好二十四岁，青年时期多在荆湖南路一带任职，中年始中进士，淳祐甲辰依然健在，希鹄或终于淳祐后期，也可能更长寿些。

赵希鹄生卒年可大致判断为1172―1250年前后。

三 结语

如果从隔着时空的历史角度来看，无非是这样：一介小吏，一个官场并不如意（或许也没在意）的疏属宗室，一本书的流传。一段暂得平缓的百年光阴。

然而就是这难得的百年安宁，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文艺的高光时刻。赵希鹄用随笔的形式，从庆元至嘉熙，数十年来念兹在兹，“摩娑钟鼎，亲见商周，端砚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洞天清禄集》序言）。

这其实是整个宋代文人的心声。北宋苏东坡、欧阳修都有类似言论，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描述她与赵明诚一起买器、读书的时光，“甘心老是乡矣”，这成为她晚年黯淡岁月里可滋回味慰藉的微光。“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如苏黄多咏墨、咏纸、咏砚、咏茶、咏画扇、咏饮食之诗……此皆唐诗所罕见也。”102缪钺，〈论宋诗〉，《宋诗鉴赏辞典·代序》，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2 页。宋人对于闲适的品味和优雅的看重，不仅仅是书画言谈的表述了，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状态。“厅堂、水榭、书斋、松下竹间，宋人画笔下的一个小炉，几缕轻烟，非如后世多少把它作为风雅的点缀，而本是保持着一种生活情趣。”103扬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一），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82 页。

明代张萱评“希鹄此录，虽于原父诸人不能一二。即古玉古窑未及窥斑。书画二门寥寥数语”104[明]胡文焕编，《新刻洞天清录》，《格致丛书》，明代胡氏文会堂刻本，总14 册。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1603），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不过仍然肯定了他的价值，“独其所载，皆几案中不可少。评劣考核又嗜古之士不可不知者”105同注104。。张萱所评确实精当，然而却未免苛求。与金石学考证文字、证经补史等政治文化动机不同，赵希鹄呈现的是文人趣味与生活面貌。在他笔下的文房清玩品类，展开了一种富有文化内涵和底蕴，又极感性随意的文人娱乐活动和生活传统。我们会看到，在后来的《格古要论》《长物志》等著述中，文人的“玩古”之风依然承续并扩大。

赵希鹄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四朝，从乾道八年（1172）出生，至少活跃到理宗淳祐间。期间看到或经过了乾淳之治、庆元党禁、开禧北伐、嘉定和议等诸多事件与变革。他仍然是幸运的，出生与成长于“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的乾淳之治，那时间拥有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106参见肖永明，〈朱熹《四书》学的治学特点》，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 期，第20 页。，对于青少年时期的赵希鹄必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他此后始终只是地方基层僚吏，但他还有着庞大的宗室家族支撑，学识与阅历丰富，能够终其一生抚琴赏物，安静地向往“洞天清禄”。他的偏安一梦做得算是完满，因他之后不足三十年，崖山海战之后，如此的清福再难寻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