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勃

任何一个艺术门类，不仅其每一时代风格的背后，总有特定历史与文化的决定性；一个艺术门类的不同时代风格之间，也往往有其发展、演变的内在因果逻辑。陶瓷，作为中国艺术史中一个历史悠久且独树一帜的艺术门类，当然也不例外。然而，过往的研究或从技术史的角度探讨胎体、釉色和制作工艺，或从器物学对陶瓷器型和装饰特征进行基础分类和直观描述，对其造型风格形成的原因以及其艺术创作规律，则较少学理层面的思考。

本文的讨论对象，是隋唐时期的陶瓷杯形器。隋唐时，政府有效控制了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地区，从而建立了稳定而有效的统治秩序，西域小国林立的历史基本解除，丝绸之路更为畅通。丝路商贸活动的兴盛，带来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与中土截然不同的精神文化。在这样的氛围里，崇尚胡风的审美倾向先由两京地区的上层社会开始，其后又在更大地域范围和社会阶层中推演开来。这一时期的陶瓷杯形器上，鲜明可见域外文明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其基于华夏审美的模仿、融合和再创造。

不同文明之间丰富多元的互动关系，长久以来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且不断讨论的重要话题。本文的研究，将尽可能地对隋唐时期陶瓷杯造型的时代特征进行还原性考察，进而以其基本变化脉络为切入点，侧重探讨反映在陶瓷杯造型演变上，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

一 高足杯

高足杯起源于南朝晚期，流行于隋唐。高足杯的器型与中国传统陶器“豆”的器型有所相似，他们共同的特征均是高足。但是高足杯和“豆”从本质上说，并非同一类器物。豆的高足主要起到放置的作用，因为早期中国人的起居习惯是席地而坐，豆的高足起到加盛器的作用，便于人们取放食物。而高足杯的高足则起到执柄的作用，其存在的目的是便于人们抓握。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高足杯这一器型并不是源于对传统器型“豆”的改良。

南北朝至于隋唐的高足杯中，首先引起学者们注意的，是金银铜质地的高足杯。学者们普遍肯定这类金属高足杯与外域文化的紧密关联，南北朝及隋代的一些金属高足杯可能是外域的舶来品，而唐代的大部分金属高足杯则是受到外域风格影响下中国本土的产品1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98—406 页。。夏鼐先生曾就南北朝时期金银铜质地的高足杯做过相关调查，他认为大同北魏平城遗址出土的几件鎏金铜高足杯应是输入自西亚或中亚2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载《考古》1978年第2 期，第111—116 页。。夏鼐先生还曾断言陕西西安梁家庄附近李静训墓出土的金、银高足杯（图1）是萨珊帝国时期输入的，而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银高足杯（图2），其样式是萨珊式的3同注2。。齐东方先生将唐代金属高足杯定为罗马——拜占庭系统，但又指出萨珊波斯、粟特因素在唐代金属高足杯中其中的重要影响4同注1，第410 页。（图3）。日本学者桑山正进则认为高足杯应是4、5世纪罗马流行的器物，后来传入中亚，中国的这种高足杯，其祖型可能源自吐火罗地区5同注1，第408 页。。

图1 金高足杯，隋，高5.7 厘米，口径5.7 厘米，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2 狩猎纹银高足杯，唐，高7.4 厘米，足径6.3 厘米，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院

图3 莲瓣花鸟纹银高足杯，唐，高5 厘米，足径7.2 厘米，陕西省西安市沙坡村窖藏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金银器率先受到传入器型影响之后，瓷器器型自然而然地也在发生改变。江西省博物馆和南昌县博物馆各藏有一件南朝青釉托杯，其中江西省博物馆藏的托杯6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图239。为1961年在南昌市郊出土，全器有两件组成，上为高足杯，下为高足豆，高足杯座固定在豆盘中心。高足杯为平口弧腹，圆柱形喇叭足，整体造型秀丽。南昌县博物馆藏的青釉高足盘托转杯（图4）为1986年江西省南昌县小兰乡出土，上为杯，下为高足盘，杯为侈口，内曲壁，深腹，平底，最特殊的是杯底有一实心插柱，插入托盘中间的喇叭形空心支柱，总体造型看上去像是高足杯和高足盘两个部分。这两件南朝托杯的共同特征是上部看上去是高足杯，实则是和下部为统一整体。真正意义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足杯，据齐东方统计，有长沙出土的晋代青瓷高足杯和河北临城出土的北齐高足杯7同注1，第412 页。，此外还有北齐武平五年（574）范粹墓出土有陶瓷高足杯8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2年第1 期，第47—57 页。。

图4 分体高足盘托杯，南朝，通高12.5厘米，杯口径7.5 厘米，盘口径14..0 厘米，底径8.0 厘米，江西省南昌县小兰乡出土，南昌县博物馆

隋唐时期的陶瓷高足杯多见白釉，其次为青釉，也有其他色釉。1980年山西省太原市西郊沙沟村隋开皇十七年（597）斛律彻墓出土一件白釉高足杯9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隋斛律彻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92年第10 期；石金鸣，《中国出土陶瓷全集·5·山西》，科学出版社，2008年，图32。（图5），现藏山西省博物院，该杯侈口，斜壁深腹，下腹曲收，喇叭形小高圈足，圈足上没有“算盘珠”式节，不过在足腹相接处旋削出一小浅圆台，当是模仿银高足杯足腹之间的托盘。英国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藏一件隋代白瓷高足杯（图6），其器型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隋代白瓷高足杯相似。而河北邢台粮库遗址出的一件白瓷高足杯（图7），杯体平扁，器型更接近豆，它可能是高足杯这一器型又本土化的体现。此外，还有一种类型的高足杯，其器足更粗壮，而器口往往向内微微收敛，如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唐墓、安徽省合肥市西郊南唐墓出土的两件（图8、图9），均为此类。隋唐时期，白瓷主要流行于北方，以今河北省、河南省为中心的广大地域。而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以青瓷流行。青瓷中也常见高足杯器型，只是器型本土化特点更加明显，如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康陵出土的一件五代时期的青瓷高足杯（图10），器足更加低矮，器身比例更多柔和的特点。

图5 白瓷高足杯，隋，山西省太原市斛律彻墓出土，山西省博物院

图6 白瓷高足杯，隋，高9.1厘米，英国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

图7 白瓷高足杯，唐，高4.8 厘米，直径9.4 厘米，足径5 厘米，河北邢台粮库遗址出土，邢台市文物管理处

图8 白瓷杯，唐，底径5.5 厘米、高8.8厘米、口径9.3 厘米，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唐墓葬出土

图9 白釉高足杯，五代，高5.8 厘米，口径8.1 厘米，足径4.3 厘米，安徽省合肥市西郊南唐墓出土，安徽省博物馆

图10 青瓷高足杯，五代，高4.7 厘米，口径7.8 厘米，足径4.9 厘米，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康陵出土，浙江省博物馆

二 多曲长杯

多曲长杯作为一种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颇常见的器型，一度被认为继承自战国时代即有的传统器型——耳杯，或称“羽觞”。但如果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多曲长杯以出曲为特色，即有外部凹陷内部凸起的条棱，这种特征明显来自金银器，而非漆器、陶瓷器等。

据齐东方先生研究，3世纪至8世纪，萨珊王朝统治下的伊朗高原曾流行一种平面大体为长椭圆形，并呈多曲瓣状的器皿10齐东方、张静，〈萨珊式多曲长杯在中国的流传与演变〉，载《考古》第1998年第6 期，第63—73 页。。在西方文献中，它们被称为Lobde dish、Obe long cup、Shallow cup，或可译为曲口沿盘、长杯、浅杯等。当然，这些都是现代学者的命名，因为萨珊古文献的缺失，其萨珊原始名称已不可考。曾经流行于萨珊时代伊朗高原的这类器型，与南北朝至于隋唐中国境内发现的多曲长杯非常相似，均具有敞口、浅身、出曲、分瓣的特点。它应该才是多曲长杯真正的器型源头。

多曲长杯的祖形虽然早在3世纪即已出现在伊朗高原，但它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先为中国的金银器所模仿，后成为中国的瓷器器型，则是有一个过程的。孙机先生曾对多曲长杯的定名进行过考察，他指出：“在唐代常见的酒器中，只有多曲长杯不知其本名，而在常见的酒器名称中，又只有叵罗而不知为何物，两相比较，则多曲长杯应为叵罗。”11孙机，〈唐李寿石棺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载《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1 页。叵罗，英译自粟特语的patrōδ，由此可见，粟特商人极可能在多曲长杯的传入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多曲长杯，可能要属70年代初山西大同南郊北魏城址出土的银多曲长杯（图11）。该多曲长杯曾被误称为“洗”。夏鼐指出，此物当系萨珊波斯产品12同注2。；孙培良进一步撰文考证，指出此物为萨珊波斯的典型样式，其时代为5世纪中叶到5世纪末，产地为伊朗东部的呼罗珊地区13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载《文物》1997年第9 期，第68—75 页。；而孙机则认为此物中之中亚及其以北草原艺术特色浓厚，故中亚之粟特等地的影响也不容忽视14同注11。，齐东方则明确指出其艺术特色在粟特和斯基泰艺术中可以见到，故推测为中亚制品15同注1，第385—386 页，。

图11 银多曲长杯，北魏，高4.5 厘米，通径23.8 厘米，山西大同南郊轴承厂北魏城址窖藏出土

隋唐时期中国境内金银材质的多曲长杯，则更明显地体现出由仿制到创新的演变，一些萨珊特征逐步被中国本土的风格所取代，器物呈现出一种中外文化糅合的特点。齐东方将唐代多曲长杯分为两种类型三个样式，其中A 型较接近萨珊样式，为八曲，但纹样则为唐代前期流行样式，为中国制造的器物无疑，年代应在7世纪后半叶；BI 型长杯各曲瓣的曲线均由口至底，各自独立，形成竖向分瓣式的器体，多为四曲瓣，底心纹样的边缘和口沿多有叶瓣边饰，时代为8世纪到9世纪；BII 型长杯的杯体加深呈碗型，圈足增高为台座，杯体还保留着多曲长杯遗风，故将之归为多曲长杯系统，为八曲瓣，保留了萨珊风格，但杯口曲瓣已不明显，近似于椭圆形，分曲的曲线只有浅浅的痕迹，有一些长杯的高圈足为卷荷叶状，时代为9世纪，尤其流行于9世纪末16同注1，第387—393 页。。到晚唐之后，中国的长杯中萨珊特征只留下一些痕迹，实际与母体已经分道扬镳，完全成为中国特色之器皿（图12、图13）。

图12 四曲双鱼纹长杯，唐，高3.3 厘米，长径13.8 厘米，河南洛阳伊川县鸭岭乡杜沟村唐齐国太夫人吴氏墓出土

图13 摩竭纹金长杯，唐，高3.5 厘米，长径13.1 厘米，陕西省西安市太乙路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瓷器中的长杯其样式来源于对金银器的模仿，因而间接得益于萨珊艺术。17Tait,Hugh.Five Thousand Years of Class.British Museum Press,1999,pp.45-50.张东指出：“由于陶瓷原料的特性，其瓷土原料的弯曲性和延展性不如金属，难以出现金银器那种分瓣线内凹，使得器内很难出现明显凸棱。在制作时，其分瓣部位弧度平缓，器身变得较深，也更加符合中国传统器物追求内部光滑平整的传统。这类器物的底足普遍较高，挖足较深，且多外撇，圈足的外形仍是金银器的那种椭圆形。从形制上讲更符合唐代仿制金银曲杯的特征，而非模仿萨珊原形。”18张东，〈唐代金銀器對陶瓷造型影响问题的再思考〉，载《上海博物館集刊·第八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隋唐时期的瓷质多曲长杯，多见白瓷与青瓷。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有一件青釉划花多曲长杯（图14），碗口呈海棠形，斜曲腹，圈足，内壁划写意荷叶四朵，该器与唐大中二年（848）碗一同出土，所以为晚唐越窑制品。另外，在浙江临安唐末光化三年（900）钱宽墓和浙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出土的两件白釉高足多曲海棠式杯（图15、图16），造型与齐东方定义的B 型II 式金银长杯相类，器底刻有“官”字款，是晚唐定窑白瓷精品。值得注意的是钱款墓和邱氏墓出土的这两件白釉海棠式杯均为高足，这是结合多曲长杯和高足杯所形成的新器型，可以说是本土化的一种新发展。

图14 青瓷花口碗，唐，高8.4 厘米，浙江宁波市义和路遗址出土，宁波天一阁博物馆

图15 白瓷多曲杯，唐，高6 厘米，浙江省临安市钱宽墓出土，临安博物馆

图16 白瓷多曲杯，唐，高6.3 厘米，浙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出土，临安县文物馆

三 把杯

把杯始见于唐代，此前中国传统中几乎不见这种杯侧带有单独环形杯把的器物，因此可以肯定它应是外来文明影响而于唐代产生的新器型。

夏鼐先生曾认为八棱形的把杯具有萨珊式特征19同注2。。但日本学者桑山正进则指出把杯并非来自萨珊，而是与粟特有着密切的关系：“应相当于8世纪前半,是原来中国完全没有的形式，在萨珊朝银器中也完全不存在。如果不考虑索格底亚那地区与唐代中国的关系，这类杯的出现便无从解释。”20[日]桑山正进，〈一九五六年以来出土的唐代金银器及其编年〉，载《史林》1977年60 卷6 号，第44—82 页。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学界对7至8世纪萨珊金银器的了解较多，而对粟特金银器则认识模糊，外加波斯商人在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在讨论中国受到外来文明影响的新器型时，往往首先想到萨珊。但1971年俄国学者马尔萨克出版的《粟特银器》一书，系统呈现了粟特金银器的面貌。中国的学者才普遍意识到隋唐时期许多金银器的器型不能简单地与西亚的萨珊相联系，而要考虑中亚粟特的影响因素。

目前萨珊时代的金银器中并未发现把杯这种器型的器物，但据齐东方考察，粟特地区的带把杯，目前知道大约有十几件，只是均为银质，不见金器。粟特把杯杯体呈八棱状、圆筒状和圆底碗状，绝大部分在杯体下部有横向内折棱，底部带圈足。器物由口部至腹的有环状把手，把手上部往往有指垫，指垫上面还多有浮雕状人头像。据他判断，这些器物出现在7世纪到9世纪初。7世纪到8世纪初有八棱状带把杯；7世纪中叶出现了筒状带把杯；8世纪中叶以后筒状带把杯更为流行；8世纪中叶以后还出现罐状、圆底碗状的带把杯，而八棱状带把杯则不再流行。21齐东方，〈唐代粟特式金银器研究——以金银带把杯为中心〉，载《考古学报》1998年02 期，第153—170 页。粟特把杯的这些特征和类型，与唐代出土的金银把杯几乎如出一辙。

粟特金银带把杯主要出现在7世纪至9世纪初，目前所见唐代金银把杯时代都在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即盛唐时期，器物之间虽在形体、杯把、纹样上有差异，却无明显演变关系22同注1，第351 页。。可见唐代金银把杯或是粟特的输入品，或是模仿自粟特金银器。而齐东方还提出另一种可能，唐代把杯还可能是粟特工匠在中国的制品23同注1，第345—358 页。。考虑到北朝至隋唐时期，粟特与北方汉族互动频繁，入华的粟特人有许多于中国定居，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汉化”的倾向。齐东方提出的这一可能是有根据的。就金银器把杯，他还指出：罐形、碗形身，环形把的多为粟特制品；八棱形身、环形把且装饰较有胡风的为粟特工匠在中国制品；其余的特别是“6”字形把和草叶形把的，则为在粟特影响下的中国制品24同注23。。

最早发现的唐代金银把杯，是1963年于陕西省西安市沙坡村窖藏出土的2 件银把杯，这两件器物均素面无纹。另外，1972年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窖藏一次性出土了金银带把杯5件，精美非常，为学界热议。其中2 件，伎乐纹八棱金杯（图17）、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图18），均为八棱形杯身，环状杯把带有指垫，杯身环绕装饰有浮雕效果的伎乐俑，足部则有凸起的连珠装饰。一件仕女狩猎纹八棱银杯（图19），杯身也为八棱形，但呈花瓣状，杯身较前两件更浅，口更侈，杯把为“6”字形且带有指垫，该杯杯身以錾刻的方式，装饰以仕女狩猎纹饰，口沿与足部则以凸起的连珠纹装饰。一件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图20），杯身装饰有团花纹图案，团花以锻打的扁金片构成，点焊在杯腹表面，立体感极强。还有一件罐形带把银杯（图21），则素面无纹。

图17 伎乐纹八棱金杯，唐，高6.4 厘米，口径7.2 厘米，山西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左）

图18 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唐，高6.4厘米，口径7 厘米，山西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右）

图19 仕女狩猎纹八棱银杯，唐，高5.5厘米，口径9.2 厘米，山西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图20 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唐，高6厘米，口径6.9 厘米，山西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图21 罐形带把银杯，唐，高6.厘米，口径7厘米，山西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目前所见唐代的陶瓷把杯，杯体主要有罐形、筒形、碗形等，而不见八棱形，其原因在于陶瓷原料性质，不容易出棱，因而无法模仿金银器中的八棱造型。陶瓷器把杯的杯把主要是环形，也有“6”字形把，多无金银把杯上装饰复杂的指垫和指鋬，应也是因为材料特性限制的缘故。此外，唐代的陶瓷把杯在装饰纹样上，也不见伎乐、仕女、狩猎、团花等金银把杯上常见的华丽装饰，主要也是与陶瓷在工艺上的局限有关。郑州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河南省巩义市二电厂13 号唐墓出土的三彩把杯（图22），口微侈，杯把呈环形，圈足，造型简洁，通体施三彩釉，显现出与金属器把杯所不同的气质特点。瑞士玫茵堂藏有一件绞胎带把杯（图23）十分别致。绞胎瓷是唐代瓷器中的一个特殊品类，不同于其他瓷器在釉色上做文章，它在制作中以不同色的胎土混合，使得瓷胎本身显现出多色的特点。

图22 三彩杯，唐代，高6.4 厘米，河南省巩义市二电厂13 号唐墓出土，郑州市博物馆

图23 绞胎带把杯，唐，直径9.3 厘米，高5 厘米，瑞士玫茵堂

四 角形杯

角形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存在应与早期人类利用偶蹄类动物的角作为饮器直接相关。目前最早的一件角形杯，是河南省禹县谷水河遗址出土的一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质角形杯。至于青铜时代，先秦文献中常常提到一种名为“觵”的器物，《说文解字》解释它“兕牛角可以饮者也”25参见[汉]许慎撰、（宋）徐铉校订，《说文解字》卷四下，清嘉庆间兰陵孙氏刻本。。另外，商晚期至西周时，贵族阶层流行称为“觥”的青铜酒器，其中有一种“兕觥”，其不仅整体形态似兽角，而且在器物尖端还有兽首装饰。最晚至于东汉时，“觵”“觥”被视作同意字，且专作为罚酒器而于宴席上使用26高启安，〈“来通”传入与唐人“罚觥”——以《纂异记·张生》为线索〉，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39 期，第13—24 页。。

另一方面，中国以外，在广大的欧亚大陆数种说着不同语言的古老文明中，都可见角形杯的身影。从爱琴海到小亚细亚，再到巴尔干半岛及伊朗高原，许多地点都发现或出土有不同时期作为酒器的角形杯。目前所知最早的角形杯形象，来自距今4000 多年前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统治下的乌尔第三王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石灰石雕刻上，刻画有当时的统治者乌尔纳姆[Ur-namu，前2112―前2095年]手持角形杯，为棕榈树或椰枣树下祭酒的场景27韩香，〈从波斯到中国——丝绸之路上来通角杯的传播与变迁〉，载《丝绸之路研究集刊》2017年，第93—107 页。。现今西方学界通常以英语词汇“来通”[rhyton]，称呼这些曾广泛存在于欧亚大陆的角形杯，该词汇来自古希腊语ῥυτόν rhŭtón，意为：流出。来通，通常以金银、犀角、玛瑙等贵价材质制作，也有陶质的。它们造型华美，尖部一般有羊首、马首、牛首、狮首、鹿首以及格里芬等其他怪兽，有的还在腹部雕饰有神话人物，边缘或兽首上有时还镶嵌有宝石等物。大部分来通，下部尖端有流口，饮酒时，需要将来通举高，从来通的下部饮酒。不过，出土品中也有下部尖端封闭的来通。

隋唐时角形杯，其命名和功能可能承袭自中国传统28隋唐时角形杯依旧作“觥”“兕觥”等称呼，且自汉代建立起的以觥罚酒的风尚也在唐代大行其道。同注26，第13—24 页。，但形制和纹饰则明显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公元3世纪至7世纪中叶萨珊波斯时期的西亚，来通是上层社会十分流行的酒器。也是在这个时候，来通还传播到中亚粟特人统治的地区。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北齐时代的石刻上，有葡萄架下饮酒图一幅，描绘的正是西域粟特人在手持来通饮酒的场景29参见齐东方，〈何家村遗宝与丝绸之路〉，载《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在2003年发掘的北周史君墓石椁上的宴饮图中，也有一人手中高举一件来通。史君为北周凉州萨保，即凉州地区粟特首领。由此可知，来通是经由粟特人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土的。

华盛顿塞克勒博物馆收藏有一件5世纪萨珊王朝的银来通（图24），其形制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镶金玛瑙兽首杯（图25），有很高的相似性。齐东方依此认为，镶金玛瑙兽首杯判断这件器物有可能是来自为萨珊波斯的制品，制作时间不应晚于7世纪30同注29。；不过，孙机则认为该器物应是唐人仿粟特式的，在8世纪前期制作的31孙机，〈论西安何家村出土的玛瑙兽首杯〉，载《文物》1991年第6 期，第84—93 页。。虽然学者们对于镶金玛瑙兽首杯的看法相去甚远，但都认为其器型应是一件很纯粹的“来通”。

图24 银来通，5世纪，长25.4厘米，伊朗出土，华盛顿塞克勒博物馆

图25 镶金玛瑙兽首杯，唐，高6.5 厘米，长15.6 厘米，口径5.6 厘米，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南北朝时期，我国已经出现受外来样式影响的陶瓷质地的角形杯。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北齐至隋时期的白瓷狮首杯（图26），杯身有八道折棱，上面饰有胡人伎乐、人面纹、联珠纹，在杯体下端一侧高浮雕有一狮首，狮口怒张，两爪前伸。2003年伦敦亚洲艺术展上展出了一件私人藏南朝至隋时期的青瓷牛首杯（图27），杯身也有八道折棱，饰有卷草纹、团花纹、莲瓣纹、联珠纹等，杯底高浮雕一牛首。杯身折棱、浮雕装饰纹样及联珠纹等，都说明这两件器物可能模仿自金属质地的来通，而兽首的塑造方式则非常明显的具有来自西亚、中亚的异域风格。

图26 白瓷狮首杯，北齐至隋，高8.5厘米，大英博物馆

图27 青瓷牛首杯，南朝至隋，高9.2厘米，私人藏

到了唐代，陶瓷角形杯的数量更多，尤其多见于是三彩器。关于这类的三彩杯，李知宴先生在《中国釉陶艺术》一书中作过相关描述32李知宴，《中国釉陶艺术》，香港两木出版社，1989年，第155 页。。现藏于河南省博物馆有一件河南省郑州市唐墓出土的三彩龙首杯（图28），该杯角处为龙首，龙首回顾，口中喷泉，角杯周身有翻卷的水纹贴塑，并三彩釉色显得十分华丽。与之相似的还有一件现藏于郑州市河南省巩义市二电厂89 号唐墓出土的三彩鸭衔梅花杯（图29），该杯是古代陶瓷匠师发挥想象力，使来通器型本土化的作品。该角杯形态以一野鸭回首口衔梅花为态，野鸭身上的羽毛以贴塑形式塑造，栩栩如生。此外，西安唐墓出土了一件三彩象首杯（图30），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杯底为高浮雕象首，象目圆睁，扇形大耳，象鼻向上卷起接于杯身，形成杯柄，杯口下方饰有浮雕卷草纹。再有，河南省洛阳市苗湾出土的一件三彩龙首杯（图31），造型与之十分相似。

图28 三彩龙首杯，唐，高78 厘米，河南省郑州市唐墓出土，河南省博物院

图29 三彩鸭衔梅花杯，高7.2 厘米，河南省巩义市二电厂89 号唐墓出土，郑州市博物馆

图31 三彩龙首杯，唐，河南省洛阳市苗湾出土，洛阳博物馆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南北朝时期的两件角形杯，底部均没有流孔，而唐代三彩角形杯，不仅没有流孔，而且兽首还与杯把结合在一起，独立的兽首不复存在。这些均说明，西方的来通传入中国之后似乎就被中国工匠加以吸收改造，将之与中国传统的角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结合，从而更适应中国的饮用习惯。齐东方先生还有一种判断，认为中国陶瓷类角杯，作为西方来通的仿制品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实用性，只是一种观赏品或明器33同注29。。

五 结语

造型问题是艺术的核心命题之一。艺术史有关造型的研究，并不仅在于呈现和归类，更在于解释潜藏于艺术形式乃至风格背后的成因和意义。具体到陶瓷，器物的造型及其演变，包含着难以想象的丰富信息，除了功能因素外，亦必然有各种文化因素在左右和影响，其中既涉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演变，又承载了时代的审美价值和诉求。从某种程度上说，陶瓷器造型的发展过程本身，即是一个文化演进的缩影。

通过上述有关隋唐时期高足杯、多曲长杯、把杯、角杯造型的相关讨论，我们得见一个文明互鉴背景下，艺术形式乃至风格变化的经典过程。在器型和装饰上，隋唐时期的陶瓷杯一方面受到外卖器物的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又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相融合。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进程，始终伴随着一个以华夏之风对外来文化元素加以融合、改造，直至形成新的完全中国化的自有造型艺术特色的过程。

图30 三彩龙首杯，唐，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唐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