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建华

关于汉武帝早年对匈奴的国策转变问题，学界接受最为广泛的一种观点是国力决定论，(1)这个观点古已有之，如《艺文类聚》卷一二载曹丕《典论》：“孝武承四世之遗业，遇中国之殷阜，府库余金钱，仓廪畜腐粟，因此有意乎灭匈奴，而得清边境矣。”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232页。现代学者如安作璋、黄今言的个人论著，以及著名学者朱绍侯、晁福林主编的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皆沿用此说。参见安作璋：《秦汉史十讲》，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8页；黄今言：《秦汉史文存》，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0页；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页；晁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相对而言，从政治文化嬗变的角度来把握这一问题，是一种比较新颖的思路。(2)如陈苏镇认为，“《公羊》家主张‘太平’之世当‘治夷狄’，使‘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较传统儒家更为积极，对武帝开边事业起了推动作用”。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1页。不过，依笔者拙见，上述两类宏观分析固然都很有道理，但国力、思想等因素均需要通过具体的历史参与者而发挥其作用，如果忽视对汉武帝个人成长轨迹的考察，对这段历史的解释就难称完备。因此，本文拟以汉武帝的执政体验为线索，就汉武帝初期对匈奴政策转变的过程进行梳理，希望于学界有所裨益。

一、内政受挫与汉武帝的心理创伤

在汉武帝转变对匈奴政策基调的问题上，最为学界关注的是发生于元光二年(前133)的马邑之谋。有学者甚至认为，“马邑之役不仅是汉武帝对匈奴政策转变的开端，而且自马邑之战后，展开对匈奴的进击，其影响扩展及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各个层面，的确是近世一大巨变”。(3)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77页。如果纯粹以国力决定论来解释这一巨变，就会出现一个疑问：马邑之谋发生的元光二年，已经是汉武帝登基的第九个年头了，近十年的帝王生涯在国策转变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笔者以为，这个阶段的汉武帝实际上处于认知形势、感受国力的过程中。经历这个过程，汉武帝方才逐步将施政的重点由对内转向了对外。

史家曾言汉武帝即位时的情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4)《史记》卷三○《平准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20页。可见，汉武帝所接掌的确为一个经济实力空前强大的国家。然而，他并未立即将国家富足的经济优势兑现为汉匈关系中的政治、军事攻势。在汉匈关系问题上，当时的汉武帝其实没有明显的个性化主张。《汉书·匈奴传》曰：“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这说明汉武帝最初的对匈政策是萧规曹随，继承先帝时代的基本精神而已。这应当与汉武帝的成长经历有关。他十六岁即位，而其父汉景帝在位十六年，这就意味着，汉武帝即位之前完全成长于汉景帝时期。而对汉景帝时代的汉匈关系，《汉书·匈奴传》曰：“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5)《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64-3765页。也就是说，景帝时代的汉匈两家总体上相安无事。在这样的形势下，汉武帝很难形成解决匈奴问题的紧迫感。

事实上，汉武帝初年的施政重心在内政，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武帝登基之初即热衷于封禅。《史记·封禅书》：“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6)《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4页。通常来说，封禅的前提是天下太平。刚刚即位便欲行封禅大礼，这意味着在当时的汉武帝心中，匈奴问题并不妨碍太平盛世的建构。他觉得只需要专心致志地通过盛大的仪典将太平局面展示给臣民，匈奴问题不必太在意。

然而，汉武帝的礼制改革被其祖母窦太后扼杀了。张罗礼制改革的窦婴、田蚡、赵绾、王臧等人“隆推儒术，贬道家言”，而窦太后“好黄老言”，最终“乃罢逐赵绾、王臧，而免丞相婴、太尉蚡”。(7)《汉书》卷五二《田蚡传》，第2379页。“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8)《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4页。初生牛犊的锐气突然遭到压制，汉武帝情绪之低落是不难想象的。甚至可以说，这次挫折在他心里成了一个终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汉武帝晚年欲立钩弋夫人之子刘弗陵为太子，却将钩弋夫人处死，这种立子而杀母的极端行为引起众人非议，但汉武帝自有其顾虑：“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9)《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第1986页。虽然这里被点名的女主是吕后，但这已经是百年前的故事了。实际上，汉武帝自身所遭遇的女主“莫能禁”的切身体会，应当是他实施极端做法更为直接的深层驱动因素。汉武帝一生遭遇的女主有两位，其中一位是其母亲王太后。在窦婴、田蚡两代外戚的争端中，王太后袒护兄弟田蚡，武帝迫于太后的压力，处死了窦婴，此事令武帝耿耿于怀。不过，这毕竟是一场政治倾轧性质的人事纠纷，不牵涉国家的大政方针。若论女主干政，太皇太后窦氏带给汉武帝的压力更大，因为她否定的是汉武帝理政的基本思路，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皇帝执政能力、资格的质疑。

处在祖母的阴影下，汉武帝只得收敛锋芒，暂时搁置了宏大的礼制改革，转而从事建设陵寝、“置茂陵邑”等更多体现个体生命关怀的常规事务。但帝王人生毕竟刚刚开启，对于富于春秋、精力充沛的汉武帝而言，万年吉宅的营建并不能妥帖地安抚这个年轻人内心的躁动，于是，他开始热衷于微服私行，并显示出一种玩世心态。《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改革失败后次年，汉武帝“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微行，汉武帝“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东方朔谏阻：“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长养麋鹿，广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虚，又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营之，垣而囿之，骑驰东西，车骛南北，又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是其不可三也。”依照东方朔的说法，广开苑囿乃无道昏君所为。但是，汉武帝并不忌讳所谓的三不可，“遂起上林苑”。(10)《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2847-2851页。由此观之，汉武帝颇有欲放弃帝王道德规范之嫌，这种不乏一意孤行、自暴自弃色彩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应当源自其对祖母的叛逆。(11)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死，汉武帝立刻任命田蚡为丞相，韩安国为御史大夫。朱维铮认为这就是汉武帝“对目无天子权威的祖母实行报复”。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然而，客观来说，窦太后深居宫中，无论性别角色，抑或年龄条件，都决定着她不可能包办一切政务。对于汉武帝而言，他在形式上既然被赋予了帝国政治终极裁决者的角色，驰骋游猎就不可能占据他的全部生活，总有一些政务的处理是需要他在场的。前车之鉴表明，只要祖母尚在，雄心勃勃的礼制改革就只能留待以后，而越人之争的发生，则为汉武帝治国理政的实践提供了试验田，并且给他提供了取得成功的希望，使他在苦闷中有可能觅得些许成就感。

二、自近者始：越人之争对于汉匈关系转变的意义

建元年间，汉朝应对了两次越人之争。据《汉书·武帝纪》，第一次在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遣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走，兵还”；第二次在建元六年(前135)，“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12)《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56、160页。从逻辑上分析，汉朝应对越人纷争的两次胜利，必然会对帝国修订边疆政策产生一些刺激作用。因为越人在当时边疆秩序中的地位比较特殊，大致介于汉匈之间，处理越人事务，实质上就是武帝不断摸索边疆政策的过程。

李树化的《劳动舞曲》在音乐风格上可以说是中西结合的表达：主题材料“夯育”的声调显然来自中国劳动者的呼喊，而其他音乐主题却基本上是西方式的，和声更为西化。李树化的追求是“调和中西艺术”，而这首钢琴曲则是他试图表现“劳动者呼声”的一次大胆的努力。

汉武帝处置的越人纷争涉及三批越人，分别是闽越、东瓯、南越。关于闽越、东瓯与汉朝建立联系的过程，《史记·东越列传》记载，闽越王无诸、东瓯王摇是因为“从诸侯灭秦”，“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刘邦称帝后，封无诸为闽越王。惠帝时，“举高帝时越功”，又封摇为东瓯王。相较于二者，首任南越王赵佗并没有参与灭秦，也没有追随刘邦，而是趁中原大乱，“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13)《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2967页。

尽管三批越人与汉帝国联系的紧密程度存在一定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接受了汉帝国的册封。当时的人是如何看待这种关系的呢？《史记·南越列传》叙汉武帝灭南越之前的形势曰：“汉数使使者风谕(南越王)婴齐，婴齐尚乐擅杀生自恣，惧入见要用汉法，比内诸侯，固称病，遂不入见。”又载“元鼎四年，汉使安国少季往谕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内诸侯”，王太后“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汉武帝许之，“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诸侯”。(14)《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2971-2972页。有学者指出，秦汉史料中并没有“外诸侯”之称，“内诸侯”也只见于《史记·南越列传》，因此，“汉代是否有内外诸侯之制，尚不能肯定”。但在时人的意识中，“当时诸侯有内外之分”。(15)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78页。越人应属于外诸侯的范畴。

而在传统的服制中，越人也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尚书·禹贡》有所谓五服制度：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1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3页。

要服中有夷，荒服中有蛮，而司马迁曾说：“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17)《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第2984页。据此，将越人及越地归入要服、荒服中，必定不错。但更具体地说，似应归入要服。理由有二：其一，元狩六年(前117)，汉武帝封刘胥为广陵王，赐策曰：“於戏！小子胥，受兹赤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南土，世为汉藩辅。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杨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18)《史记》卷六○《三王世家》，第2113页。而据《尚书·禹贡》，扬州境内有所谓“岛夷”，按照策文中“杨州保疆，三代要服”的观念，扬州夷人自当属要服。其二，《史记·周本纪》：“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19)《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36页。蛮夷与戎狄有别，被明确归为要服。

按照不同的归类标准，越人或被视为外诸侯，或被归于要服。但在汉代的政治秩序中，两种归类其实也具有一个共同含义，即越人的地位总体上介于汉帝国与匈奴之间。而这一地位，决定着处置越人越事会对汉帝国后续的边疆策略形成启发。《史记·平准书》：

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20)《史记》卷三○《平准书》，第1420-1421页。

这段话所涉诸边事，时间顺序颇为颠倒，比如开西南夷、灭朝鲜，皆后于马邑之谋而发生，但叙事却置于前。如此文法表明，太史公非常清楚汉匈关系最为关键，其余诸事相对边缘。由边缘而渐及关键，最合乎叙事逻辑，至于时间先后，要让位于“逻辑真实”。(21)有学者即指出，“《史记》的卓越，就是不拘泥于追求虚无缥缈的‘绝对真实’，而致力于在从事宏大叙事时呈示‘逻辑真实’”。黄朴民：《今宵酒醒何处》，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186页。如果抛去那些发生于马邑之谋之后的边缘事件，那就不难发现，在司马迁的历史认知中，“招来东瓯，事两越”，与“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两事存在着前后相继、逐步外延的逻辑关系。而这种逻辑关系，也与经典所描述的中国传统施政逻辑相一致。《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前576)：“《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2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97页。由内及外，自近施远，这是经营天下的重大原则。当汉武帝对攸关国运的汉匈政策做出调整的时候，如果没有应对越人之争的成功经验，那是不可想象的。(23)后来，汉武帝消灭了南越，派郭吉出使匈奴。郭吉对单于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下，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汉。何但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为？”(《汉书》，第3772页)所言仍透露出乘胜越之威而使匈奴臣服的政治思路。或许还可以反向思考，假如两次对越处置以失败告终，还会有接下来的马邑之谋吗？

三、有征无战：应对越人之争的心理体验

第二次越人之争顺利解决后，严助代表汉朝以恩主的姿态出使南越国。回途中，经过淮南国。由于淮南王刘安曾反对朝廷的对越政策，严助便代表皇帝“谕王意”：

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今闽越王狼戾不仁，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兼并邻国，以为暴强……故遣两将屯于境上，震威武，扬声乡。屯曾未会，天诱其衷，闽王陨命……此一举，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而闽王伏辜，南越被泽，威震暴王，义存危国，此则陛下深计远虑之所出也。事效见前，故使臣助来谕王意。

揣摩严助这番话，可以明显感觉到，汉武帝及其亲信对树立汉朝权威的迫切心情。而“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的完胜，则被认为是汉武帝“深计远虑”的表现。尤其是严助最后说“事效见前，故使臣助来谕王意”，用白话来说意思就是：事实证明皇帝是完全正确的，特此向你说明！得意洋洋的神态溢于言表。遭到训诫后，淮南王谢曰：“虽汤伐桀，文王伐崇，诚不过此。”(24)《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第2787-2789页。一个父辈的诸侯王将皇帝比作商汤、周文王，在形式上，汉武帝执政的合法性得到了空前提升。在如此大好形势下，是否可以尝试再一次以极小代价赢得边事胜利，是一种很自然的执政欲望。(25)有学者认为，“如果说长期侵略中原、势力强劲的匈奴是秦汉王朝‘心腹之患’的话，那么实力远逊于匈奴的南越对中原的威胁不过是‘癣疥之疾’，两者自然不能等同而论。不过，南越北胡几乎同时在秦汉之际崛起，并存近一个世纪，颇有南北相互呼应之势，迫使秦汉王朝在处理与两者关系之时不能不南北兼顾”。宋超：《“癣疥之疾”与“心腹之患”——南越匈奴与秦汉王朝关系比较研究》，载宋超《秦汉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此说注意到，对于汉帝国而言，越人问题与匈奴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二者之间存在关联。由于越人问题的处理难度较小，匈奴问题难度较大，解决的对象先易后难，这也是通常的做法。

汉武帝处理越人之争后的膨胀心态，在后来发生的马邑之谋中得到了体现。“将三十万众屯马邑谷中，诱致单于，欲袭击之”，(26)《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63页。这是马邑之谋所采取的核心战术。由该战术可知，汉武帝颇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念头，对汉匈对峙的长期性缺乏客观认知，对解决匈奴问题的艰巨性缺乏充分的心理准备。汉代即流传的武帝亲征马邑之说，也有助于一窥汉武帝实施马邑之谋时的心态。西汉刘向的《新序·善谋下》载：“孝武皇帝自将师伏兵于马邑，诱致单于。”(27)石光瑛校释：《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398页。此说不见于《史》《汉》，邢义田认为：“愚意《新序》或为实录，而《史》、《汉》有所讳也。”至于《史》《汉》为何隐讳，邢先生亦有疑问：“又或谓高祖征匈奴，败于平城，士卒归者不过什三，高祖几不得脱，汉人于此无所讳；马邑之围，未损兵折将，无所获而已，又何须深讳？”思考之后，他给出这样的解释：“必臆度之，或与高祖、武帝二人心态有关。高祖创天下，征战无数，或胜或败，已为常事。”“沙场老战于得失之间，或较能淡然处之。”“武帝则不然。一则武帝血气正盛，元光二年不过二十四岁，患得患失之心必较高祖为甚。二则自平城之败，汉室子孙引为奇耻大辱，必报之而后快。”“武帝即位，亦以雪耻为职志。”“则其当年尝亲赴马邑，实甚可能。”邢先生的看法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如阮芝生说：“盖此是何事，只有漏写、不写，决不至凭空捏造，无中生有也。”“然马邑之谋，师劳无功，武帝大失颜面，私心恨恨，故欲诛王恢以谢天下，罪安国以掩己羞也。有此忌讳，故知而不写，不敢正面写，尚合情理。若无亲征之事，而于事后推测、虚构，此人活得不耐烦乎？况是刘向！”严耕望亦认为邢说“入情入理，应可谓几于定论”。“刘向著《新序》、《说苑》当在成帝世。西汉末年，朝廷政治气候似较开放。向编集旧闻，固不妨能存真像。明帝刑名察察，显言为臣者当‘颂述功德’。班固此时撰史，自必兢兢业业，况史迁已不书武帝亲征，若班固加此一笔，则更罪加一等。其从史迁讳之，固宜。”(28)劳榦反对邢说，他认为，“《新序》所说只是一个‘孤证’。在《史记》和《汉书》中，找不到一点汉武帝‘亲征’的消息出来。《史记》是一部在作者生前不准备公开的书，对汉高帝平城之围，一点也不讳饰，对武帝迷信及心理不正常在《封禅书》中描写得十分露骨，也毫不讳饰。至于马邑之役，只是单于逃走，汉兵并未挫败，比平城之役轻松得多，似乎《史记》无讳饰的必要。而况《汉书》成于东汉，东汉皇室乃长沙定王之后，并非孝武子孙，更不必为此事讳莫如深。如其刘向不加讳饰，班固更不必讳饰。我想《汉书》为史书，史笔必需严谨，《新序》为子书，作子书者不必那样严格”，“审核史料，子书标准就要差些”。邢说及诸人意见皆见邢义田《汉武帝在马邑之役中的角色》一文，载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9、146-149页。笔者以为，太史公《封禅书》不叙马邑之谋，主要应在于马邑之谋与封禅在内容上关联不大。并不能因敢于“露骨”的《封禅书》不载武帝亲征马邑，就推断亲征一事不存在。但劳先生说《新序》是子书，以史料的标准来衡量，“要差些”。这一点也确实需要重视。就目前的讨论程度而言，武帝亲征马邑之事是否存在，还无法决断。

如果亲征马邑为实，那么，汉武帝对马邑之谋的必胜信念是显而易见的，他之所以亲征，意在毕其功于一役，借此建立天子权威，根本没想过会失算。不过，笔者以为，目前的讨论尚不足以确证武帝亲征马邑一事。对于武帝亲征马邑一说，更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此事既被录入《新序》，那就意味着西汉晚期的一些士大夫对此是相信的。为何会相信？一种可能是当时的人尚能接触到原始材料。即便没有原始材料，他们也可能通过逻辑推理而选择相信。至于推理的路径，古今应有相通之处，或侧重于武帝的性情，类似于邢义田所谓武帝年纪尚轻，“血气正胜”，“以雪耻为职志”；或侧重于武帝委过于人的事后表现，如同阮芝生特别指出的，“武帝大失颜面，私心恨恨，故欲诛王恢以谢天下，罪安国以掩己羞也”。但实际上，这两种推理所能说明的只是汉武帝为何对匈奴转守为攻，并不能说明汉武帝曾亲征马邑。它们是否合理，均应置于武帝对越处置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评判。

《孙子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因此，“主不可以怒而兴师”。(29)骈宇骞等译注：《武经七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73页。军事斗争“一切以现实利害为依据，反对用任何情感上的喜怒爱憎”“来代替或影响理智的判断和谋划”。(30)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7页。具体到汉匈关系，有学者指出，“将汉王朝征伐匈奴这种大规模的民族战争的发生原因，解说为帝王个人‘感情受到重创’于是‘决心复仇’，显然也是偏离了历史的真实”。(31)王子今：《汉武英雄时代》，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页。从这个角度来看，汉匈关系的根本转变还需要在帝王性情因素之外寻求解释。而对越战争的连续胜利，作为一种非情感性军事经验，无疑将使帝王敢于为自身性情的宣泄打开闸口。至于汉武帝事后决定诛杀王恢，归根结底是为了保存帝王自身作为军政终极裁决者的颜面，这一点，无论亲征是否存在，都是无可置疑的。欲诛王恢这一态度足以表明，汉武帝对信从王恢颇为懊悔，为何信从，原因虽不一而足，但两次颇为轻松的对越处置，使得年轻的汉武帝有些飘然，滋生了轻视匈奴的浮躁心态，这个因素显然不容忽视。

四、边人言边事：应对越人之争的用人经验

对越胜利除了使汉武帝在边疆问题上心态膨胀，也使汉武帝对自己的用人模式颇为自信。

越人纷争的消息抵达中枢后，武帝倚重的不少政要秉持保守态度。首先是武帝的舅舅田蚡，《史记·东越列传》载：“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32)《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第2980页。另有谒者汲黯，是武帝做太子时的僚属。“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33)《史记》卷一二○《汲郑列传》，第3105页。此类观念在当时似乎比较普遍，比如淮南王刘安曰：“越，方外之地，翦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34)《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第2777页。群情如此，汉武帝最终决定出兵，其实是力排众议，颇有乾纲独断的味道。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乾纲独断，绝不等于毫无理性的刚愎自用。在汉武帝决策出兵的过程中，他还听到另一种意见。针对田蚡的不干涉理念，中大夫严助质疑道：“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当安所告诉？又何以子万国乎？”汉武帝是在听取了两方的意见之后，才断言：“太尉未足与计”，随后“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35)《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第2980页。显而易见，汉武帝在两种对立意见中选择了少数派。此类支持少数派的决策模式，通常来说，是天子本已秉持与少数派相一致的态度，而少数派意见的公开化，只不过使天子的决策显得更为合理。换言之，经历此次越人纷争，汉武帝会发现另外一种支持力量。在边疆政策上，这支力量既不同于以往的黄老无为，亦不同于文化革新派的安分守己，而是主张积极进取，在边疆事务上谋取仲裁权，建立汉王朝的权威性。正是在这股政治力量的支持下，再加上不战而胜的喜人成果，对防御性基本国策做出调整便逐步成为汉武帝政治实践的明确方向。

如果稍加注意便不难发现，汉武帝在对越处置中所依赖的支持力量出自一个比较特别的区域，笔者姑且称之为“边人言边事”。比如，积极主张介入越人之争的严助为“会稽吴人”，出仕渠道为“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繇是独擢助为中大夫”。(36)《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第2775页。无论是籍贯，抑或进阶途径，严助与反对干涉越人之争的田蚡、汲黯、刘安等人皆不同。就籍贯来说，会稽郡与求救于汉朝的东瓯毗邻，这就意味着，严助成长于汉帝国的边越地带，他对越人越地的实际情形更为了解。而田蚡、汲黯出自汉帝国的核心统治区，故土及为官之地距离越地甚远，他们很难体会到越人动荡与帝国的切身利害之间有什么关系，因此，他们对越人之争淡然处之，实不足为怪。再说淮南王刘安，虽然他的封地与越人相邻，对越地社会情状比较了解，但他作为诸侯王，具有较强的独立倾向，因为不愿意让中央军事力量涉足其封地，他也对朝廷干预越人之争的决策持反对态度。就进阶之途来说，严助通过地方选举的方式被提拔到汉武帝身边，他的存在，代表着汉帝国中央政府与边郡之间的从属关系，他既能够因武帝的格外赏识而听命于武帝，又能够站在边郡士人的特殊立场为汉帝国的边疆事务出谋划策。相比较而言，田蚡是武帝的舅舅，汲黯是武帝为太子时的旧人，刘安是汉武帝的叔父，这些特殊关系导致他们对汉武帝并非言听计从，反而敢于时常发表与武帝相左的意见。

对越处置的成功自然会给武帝造成一种印象，即“边人言边事”是行之有效的。那么，照此办理，对于解决匈奴问题会不会也有奇效呢？事实证明，汉武帝在决策马邑伏击时采取的正是这个用人模式。大行王恢是马邑之谋的首倡者，其乃“燕人也，数为边吏，习知胡事”。(37)《史记》卷一○八《韩长孺列传》，第2861页。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大行令职责为“掌诸归义蛮夷”，而王恢出任此职的时间是建元五年(前136)。(38)《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第730、768页。也就是说，汉武帝在第二次越人之争发生前，即已任命北方边地人士来负责边疆、民族事务。此举已透露出对匈奴政策转向的信号。(39)宋超认为，建元三年张骞出使西域，“实际上意味着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序幕即将揭开”。宋超：《“癣疥之疾”与“心腹之患”——南越匈奴与秦汉王朝关系比较研究》，载《秦汉史论丛》，第39页。但需要注意的是，汉武帝联合月氏以图匈奴，此属汉匈两个对立政权之间的外事较量，距离双方的实质性决裂还有一段距离。相对而言，汉帝国内部主管边疆事务的人事布局能更为切近地反映汉匈关系的走向。王恢任大行次年，为应对闽越与南越之间的纷争，武帝即“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而胜利后，王恢曰：“所为来者诛王。今王头至，谢罪，不战而耘，利莫大焉。”(40)《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第2981页。这些迹象表明，大行王恢应当是此次对越处置的主导力量，他与汉武帝在对越问题上有了一次相当愉快的合作。这也就难怪王恢会在此后极力主张讨伐匈奴，而汉武帝也力排众议听信于他。(41)何焯曰：“史迁作《匈奴传》，深疾徼权纳谄以便偏指，人主因以决策，建功不深而归本于择任将相。假使马邑始祸之时，丞相即能为弱翁(汉宣帝时丞相魏相，字弱翁)之纳谏，何为有三十余年兵连不解之患哉！” 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18页。何氏显然将王恢定性为“徼权纳谄以便偏指”之人，认为其政治道德有瑕疵。如此一来，汉武帝听信王恢，便是惑于佞人。笔者以为，对武帝、王恢君臣之间的一拍即合进行道德谴责，对于解释马邑之谋何以发生并无实质帮助。毕竟，此前的用人经验表明，以边人言边事，的确是行之有效的。(42)边人常对开边表示支持。除了本文涉及的会稽严助、燕人王恢，后来的司马相如亦属此类。《史记·西南夷列传》：“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第2994页)毗邻匈奴的燕人支持对匈奴采取攻势，这一来自前线的意见，难道不应该被重视吗？

结 语

马邑之谋落空后，汉匈之间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大规模战争。激烈冲突的汉匈关系必然导致汉武帝意识到，帝国尚未太平，即位之初极度热衷的巡狩封禅事只能继续搁置。直到元封年间，汉武帝举行封禅大典，似有考虑转进攻为守文的迹象。但这次转变终究未能及时付诸实施，而是被拖延到了发布轮台诏的汉武帝晚年。为何会拖延？田余庆先生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汉武帝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43)田余庆：《论轮台诏》，载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页。也就是说，汉武帝在边政问题上并非事先就有明确规划，他的边政决策过程是在具体而现实的政治环境中展开的。这一点，就汉武帝初年对匈奴基本政策的转变而言，亦是适用的。只不过，那个时期的汉武帝不仅仅是“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而是一切都在摸索中，甚至在最初的一段时间他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开边的必要性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