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建华

关于汉武帝早年对匈奴的国策转变问题，学界接受最为广泛的一种观点是国力决定论，(1)这个观点古已有之，如《艺文类聚》卷一二载曹丕《典论》：“孝武承四世之遗业，遇中国之殷阜，府库余金钱，仓廪畜腐粟，因此有意乎灭匈奴，而得清边境矣。”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232页。现代学者如安作璋、黄今言的个人论著，以及著名学者朱绍侯、晁福林主编的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皆沿用此说。参见安作璋：《秦汉史十讲》，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8页；黄今言：《秦汉史文存》，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0页；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页；晁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相对而言，从政治文化嬗变的角度来把握这一问题，是一种比较新颖的思路。(2)如陈苏镇认为，“《公羊》家主张‘太平’之世当‘治夷狄’，使‘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较传统儒家更为积极，对武帝开边事业起了推动作用”。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1页。不过，依笔者拙见，上述两类宏观分析固然都很有道理，但国力、思想等因素均需要通过具体的历史参与者而发挥其作用，如果忽视对汉武帝个人成长轨迹的考察，对这段历史的解释就难称完备。因此，本文拟以汉武帝的执政体验为线索，就汉武帝初期对匈奴政策转变的过程进行梳理，希望于学界有所裨益。

一、内政受挫与汉武帝的心理创伤

在汉武帝转变对匈奴政策基调的问题上，最为学界关注的是发生于元光二年(前133)的马邑之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