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可园

政党社会化是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一个政党的社会化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该政党组织社会、动员社会的能力，是政党力量的重要体现。学界对这个问题已有不少关注。有学者考察了西方国家政党的公民社会化现象，(1)罗云力：《西欧社民党的公民社会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罗云力：《当代公民社会对西欧主流政党的冲击与后果》，《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有学者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化工作方式的历史发展(2)朱孟光：《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中共中央党校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谢黎萍：《中国共产党社会化工作方式的历史实践及其启示》，《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第9期。及其相较于行政化工作方式的优越性，(3)张虎祥：《基层党的工作社会化方式研究——兼与行政化工作方式相比较》，《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年第7期；梁妍慧：《从“行政化”到“社会化”——创新城市社区党建领导方式》，《理论视野》2012年第11期。还有一些学者考察了中国共产党通过介入基层治理而实现政党社会化的路径，(4)谢忠文：《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政党在场与嵌入路径——一项政党与社会关系调适的研究》，《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等等。但是，相对来说，很少有学者对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区的社会化发展进行系统的考察。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单位制逐渐解体，大量的“单位人”成为“社区人”“社会人”，城市基层党组织原来的功能定位、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实践的发展，政党社会化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路径。“社区党建的‘社会化’机制对于‘党与社会的链接’至关重要”，(5)吴晓林：《党如何链接社会：城市社区党建的主体补位与社会建构》，《学术月刊》2020年第5期。“如果没有社会化的基础，特别是缺乏民主化的机制，必然使政党组织对外孤立于社会公众，政党精英对内脱离于普通党员”。(6)高民政、姜崇辉：《“政党再造”：政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8期。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着力推动城市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化发展，增强了党在城市社区的适应性，有力提高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治理的能力。概括总结这些实践经验，对于新时代加强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巩固党在城市基层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政党社会化”内涵的系统建构与时代价值

从渊源来看，政党社会化源于对政党属性的分析。政党兼具阶级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政党是阶级斗争和社会分化的产物，阶级性是政党的首要特性。列宁就提出，“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7)《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8页。毛泽东也强调，“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8)《毛泽东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5页。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学者从社会属性的角度认识政党。例如，马克斯·韦伯就明确将政党视为一种建立在“自由招募党员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9)[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6页。而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机制，“当政党代表在国家内开始掌权时，他们便会基于至少是与他们出身的社会相联系的意愿而履行上述机制”。(10)[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1页。在阶级性和社会性两者之间，政党更加注重后者可以说是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政党发展的重要特点。政党的社会属性为人们考察政党社会化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前提。

就内涵来说，不少学者都从工作方式的角度认识政党社会化，强调其与行政化工作方式的区别。所谓行政化工作方式，一般是指一个政党成为执政党后，依靠国家政权、以行政化方式而开展活动，其特点在于等级化、科层化、权力化和规章化，政党社会化则与之相反。韩晓燕认为，所谓党建社会化，主要是指“以社会能够接受、社会欢迎的方式、手段促进党建工作，并向社会开放……重视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公益职能要求，以先进的价值取向引导不同社会群体参与对社会的管理和服务”。(11)韩晓燕：《社区党建工作社会化的实践与思考——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年第1期。郑琦认为，所谓社会化，是指政党“根据社会变化的需要，吸收社会领域的价值理念、沟通方式、组织技巧等内容，将社会领域的行为规范和准则通过调整党组织的领导模式、活动方式等进行内化，从而使党的运作逻辑更能体现与适应社会的需求，使整个政党更好地融入社会、服务社会、整合社会” 。(12)郑琦：《政党社会化:当代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路径选择》，《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上述研究为我们理解政党社会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但是，仅从工作方式或活动方式的角度来理解政党社会化，还不够全面。结合上述研究，以及近年来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我们可以从“组织覆盖-功能发挥-工作方式转变-价值契合”四个维度来理解和把握政党社会化的内涵，构建一个“四位一体”的政党社会化内涵框架，即政党组织与社会深度联结、政党功能向社会需求倾斜、政党活动依社会需求而开展以及政党与社会之间价值理念的共享。组织的深度联结是前提和基础，是外在表现；功能匹配和活动方式转变是保障；价值共识的构建和价值引领力的增强则是最高的目标所在。本文所论的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化发展，主要是指这四个方面。对于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第一，政党社会化是促进执政党和城市基层社会良性互动的重要举措。随着我国的“单位制”逐渐解体，城市单位原来所承担的大部分社会职能由社区承担，原来的“单位人”成为“社区人”，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需要在社区满足，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在社区聚集，城市社区已经成为巩固党在城市执政基础的战略性空间。原因在于，政党作为链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其重要的功能，就是将社会的需求传递至国家政权机构，国家政权机构经过法定程序将之转化为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公共产品输出给社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肩负着十分繁重的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的任务。到2021年6月，中国共产党拥有486.4万个基层组织，8942个城市街道和113268个社区或居委会均已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9%，(13)《2021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1年7月1日。如此广泛覆盖的城市社区党组织只要真正融入社会当中，就必然能将社会的需要带到党和政府的决策过程，促使党和政府制定出符合城市基层群众利益需求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推动政党和社会之间的沟通交流，增强执政党在城市基层的社会认同和巩固党在城市执政基础的重要举措。

第二，政党社会化是执政党领导城市基层治理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将各类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14)《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6页。的坚强战斗堡垒。城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所在。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习近平多次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的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所在。但是，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今天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和要求已经大不相同。1949年以后，特别是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党在农村通过人民公社制度，在城市通过单位制和街居制，将全国人口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这种组织起来的特点在于，它构建了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同心圆”结构，“执政党将自己的组织设置在相应级别的社会组织当中，并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16)师晓霞：《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执政党与社会关系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国家治理是沿着这种高度组织化的网络展开和进行的”，(17)徐琳、黄炎：《执政党功能调适下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5期。依托行政化权力、组织化网络是这一时期党领导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发展，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以下简称“两新”组织)不断涌现，大量“无单位”人员居住、生活在社区。针对这些人，单位制时代基层党组织进行基层社会治理所依托的行政化权力失效、组织化网络缺失。推进政党社会化发展，用社会能听懂的语言、能理解的方式融入社会，促使城市社区的多元社会主体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基层党组织有效领导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

第三，政党社会化是构建以执政党为核心的社会再组织化机制的关键所在。由政党来组织社会，是近代中国发展的基本特征。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一盘散沙”的社会衰败局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将农民“组织起来”以推动革命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正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流砥柱”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才能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里的“团结”其实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将全体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无论是历史的惯性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都促使中国共产党延续了革命时期将整个社会“组织起来”的策略。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在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中指出，“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2页。此后，中国共产党主要以党的自身组织为网络，辅以集体化等各类政治运动，对中国社会进行组织化改造，使原本分散的中国社会迅速转变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单位制的解体，中国社会不断向个体化、原子化方向发展。尤其是在城市社区，人与人之间缺乏“单位制”时代那种紧密的社会联系，更多只是因同住一个空间而形成的“地缘”关系结合在一起，形成与农村“熟人社会”相对应的“陌生人社会”。“随着个体化社会的出现，‘去组织化’成为一个难以阻挡的潮流。”(19)祝灵君：《再组织化:中国共产党引领基层治理的战略选择》，《长白学刊》2016年第6期。在目前中国社会发育尚不成熟、社会自组织能力偏弱的情况下，构建以执政党基层组织为核心、链接多元社会主体的“一核多元”社会结构既是历史的启示，也是必然和最优的选择。

二、城市社区治理中基层党组织和社会的“脱嵌”

“嵌入”基层社会是政党组织、动员社会的前提所在。政党向基层社会的嵌入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党社会化的过程。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来看，大部分时间里，党都深深地嵌入中国社会当中，具有高度的社会化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政党嵌入甚至形成一些学者所说的“主宰社会”的局面。(20)师晓霞：《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执政党与社会关系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33-57页。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政党社会化之所以被再度提上日程，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执政党和基层社会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脱嵌”，基层党组织出现“悬浮化”和“离散化”现象，(21)唐文玉：《从单位制党建到区域化党建——区域化党建的生成逻辑与理论内涵》，《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三化”问题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突出矛盾。所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要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22)《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6页。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基层党组织和社会的“脱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市社区党的组织体系不够严密。严密的组织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动员社会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优势所在。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提到，党的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党的组织分布到全国每一个城镇和县区，每一个重要的企业，并且分布到各个民族。党员的数目，比第七次大会的时候增加了八倍，比一九四九年全国胜利的时候，也差不多增加了两倍”。(23)《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组织体系的完善，大大增强了此后党与城乡基层社会的组织联结和组织、动员城乡基层社会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由“单位制”向“社区制”(24)何海兵：《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管理世界》2003年第6期。的转变，大量原来的“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和“社会人”，社区党建成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上海率先提出社区党建后，1999年江泽民在上海考察时就强调，“社区党建，大有可为”。2004年，中组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街道、社区党建工作，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5)《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人民日报》2004年11月22日。此后，城市社区党建快速发展。目前，全国街道、社区基层党组织基本实现全覆盖。

但是，与这种行政建制基础上党的组织高覆盖率不同，城市社区范围内党的组织覆盖“空白点”与“薄弱点”又不断形成。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大量的“两新”组织，这些驻扎在城市社区的新兴社会力量，成为基层党的组织覆盖的薄弱环节。以非公有制企业为例，“作为理性经济人，不少企业出资人对在自体内建立党组织和开展党建工作，表现出疑虑甚至抵制的态度”。(26)郭为桂：《组织嵌入的限度与非公党建区域化策略选择》，《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在一些地方，外资企业党的组织覆盖更是难上加难。有学者对浙江宁波的调查发现，“有的外资企业仅有个别党员，全市外资企业单建党组织率仅为23.24%”。(27)林长兴：《外资企业党建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发展的实证研究——基于浙江宁波社会调查的理论分析》，《探索》2014年第1期。另一方面，城市社区群众间正逐渐形成新的组织联结，如因“趣缘”而结成的活动团队、因房屋产权私有而结成的“业主委员会”、因权益受损而结成的“维权”团队等，以及逐渐成为社区治理重要主体的物业公司等市场组织，这些新型的社区社会组织或市场组织许多还处于党的组织覆盖范围之外。即使是在上海这样社区党建起步较早的城市中，党的基层组织网络也还没有“生根”，党总支向楼组、居民进一步延伸的组织网络和“神经末梢”也还比较薄弱。(28)吴苏贵：《上海基层社会治理现状及未来发展思路》，《科学发展》2019年第11期。城市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力、动员力因而受到很大的限制。推进城市社区党组织的社会化发展，进一步延伸党的组织触角，严密党的组织体系，成为新时代加强执政党与社会紧密联系的首要环节。

第二，城市社区党组织功能不够健全。“政党之所以能够作为整个现代民主政治的中心环节起作用，是由它的基本功能决定的。”(29)王长江：《政党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人们对政党的功能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利益表达、利益整合、精英录用以及政治社会化等被认为是政党的基本功能所在。就城市基层党组织来说，单位制之下，单位党组织的功能主要是在封闭的组织架构之中，“通过行政权力来实现对革命和生产的动员与组织”(30)周多刚、马宜生主编：《城市社区党建的发展趋势与机制创新》，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同时，为单位成员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与单位制相适应，城市的街道和居委会作为单位制的辅助和补充机制，承担着为城市那些无单位的“边缘人口”或“闲散人员”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责任，处于“拾单位之遗、补单位之缺”(31)雷洁琼主编：《转型中的城市基层社区组织：北京市基层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的地位。在行政化思维主导下，城市基层党组织主要发挥着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执行上级党组织任务的作用，其功能主要就是管理和执行。这种方式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行政权力掌控一切的条件下，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活动场域、各类需求不断从单位向社区转移，城市社区党组织专注于管理性和执行性的功能，显然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和环境的要求。尤其是人口的不断流动，推动着城市社区人口结构越来越多元化，利益结构不断分化，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城市社区党组织过于关注管理性、执行性功能的缺陷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大量的流动人口、外来人口、“两新”组织从业人员、流动党员等，都与城市社区党组织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仅靠“管理”很难获得他们的认同和服从；另一方面，按照彭真1953年6月给毛泽东的关于《城市应建立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说，城市街道居委会的性质“是群众自治组织，不是政权组织”，(32)《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页。实际发展中，却始终没有摆脱行政化的趋势，执行上级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的任务是城市居委会的重要功能。与居委会相应设立的居民区党组织的时间、精力分配也主要“向上”而非“向下”。城市社区党组织主要处于承接和执行上级党组织工作任务的位置，而非表达群众的利益诉求。忽视传达群众的声音，城市基层社会的“脱嵌”在所难免。

第三，城市社区党组织活动方式不适应。所谓党的活动方式，“就是政党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方法、形式的总称，是党为调动、利用党内外各种资源服务于自己奋斗目标的有组织的集体行为模式”。(33)高新民：《中国共产党活动方式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与政党的功能必须随着历史任务和外部环境的变迁而调整一样，政党要有效地调动资源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也必须要根据环境变化而调整更新自己的活动方式。甚至可以这样说，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及活动方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耦合度”。(34)朱孟光：《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中共中央党校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页。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逐渐在城市构建起以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社会治理结构。每一个单位(如企业、机关、学校)都有相应的行政等级和行政血缘关系，同时，“党的组织系统沿着这种行政组织系统延伸到一切社会基层组织，构成事实上的最终权力系统”。(35)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实际上，就是实现了整个社会的建制化，不仅执政党本身是这样，“连其外围组织也高度建制化”。(36)郑永年：《改革及其敌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结果就是，行政化成为各级党组织的首选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党主要依托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地布置工作任务和要求，调动社会资源，来完成革命和生产的任务。在资源、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组织的情况下，这种行政化的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既轻松方便又行之有效。

式(10)为t阶段与t-1阶段的流平衡约束，其中，N(t)为t阶段待装箱集合，和为t阶段减箱和加箱集合。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单位制逐渐解体，大量原来的“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和“社会人”，城市的街道社区由原来在社会管理体制中承担辅助性、补充性功能，一跃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力量，其管辖的人群也由原来的社会闲散人员扩大到企业下岗人员、离退休人员以及进城务工人员等各类社会群体。这些人脱离原户籍地、原单位，成为居住于社区的人，却与城市社区党组织缺乏制度化的联系。城市社区党组织既要满足这些群体的多元利益诉求，又要调节他们之间复杂的矛盾冲突。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信息和权力从原来高度集中于党的组织，逐渐分散到更加多元的社会主体手中。城市社区党组织要集聚区域内各类主体(如驻区的企业、机关、学校、医院、社会组织等)的资源，来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服务基层群众，仅靠原来行政化、命令式的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已然不可能奏效。创造出新的、适应社会的方式，是新时代执政党重新嵌入社会，发挥社会整合作用的必然要求。

第四，城市社区党组织价值引领力不强。葛兰西曾经说过，“为了行使有效的领导权，就不应该单单指望政权所赋予的物质力量”。(37)[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页。对葛兰西来说，更应该依靠的是“智识和道德的领导权”，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指政党的意识形态或价值理念。先进的价值理念是政党组织社会、整合社会的重要思想基础。一个在价值上不能引领社会的政党，就不可能实现整合分散而多元的社会的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先进价值追求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中国以往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也因此而赢得了人民的认同和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逐渐确立起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既有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之相适应，更有政治领域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作为保障。在社会尚未分化而更多呈现出“总体性”状态的情况下，这种集体主义价值理念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此时，城市基层党组织既依托行政权力，也依靠集体主义价值理念来组织群众、动员群众。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分化、利益诉求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这些都对执政党的价值引领力、社会号召力提出了严峻挑战。一方面，在城市，随着单位制解体，大量人口向社区转移，加上外来流动人口的涌入，城市社区成为多元文化、多元利益、多元价值、多样矛盾的“集中地”。这些多元的价值观念和多样的价值追求冲击着城市社区党组织的价值引领力。另一方面，政党对社会的价值引领，既体现在价值理念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上，更体现在政党成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都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不少党员理想信念滑坡、政治信仰动摇，(38)宋玉荣、古屿鑫：《2017年国民宗教信仰调查报告》，《世界宗教研究》2019年第1期。日常行为失范，工作中形式主义泛滥等，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及民众对党的认同感信任感，这些都削弱了城市社区党组织的价值引领力。价值引领力不强，是政党与社会“脱嵌”、政党“悬浮”于社会之上最深层次的原因。

三、政党社会化：城市社区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再嵌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社会分化不断加剧，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单位制下执政党依靠行政力量进行社会整合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执政党组织和调控社会的能力受到严峻挑战，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在一些领域相当严重。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基层党组织在城市社区的“再嵌入”，(39)这里的“再嵌入”为喻指，意思是基层党组织从下述四个方面在城市社区实现更深的社会化发展。缓解了党在城市基层面临的挑战。

第一，严密组织体系，增强执政党和城市社区的组织联结。一个政党的社会化程度，首先体现在党的组织在基层社会的延伸和拓展程度上。一个与社会缺乏紧密组织联结的政党，必然无法有效地组织和动员社会。王奇生在分析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时就提出，国民党“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导致“战前国民党组织基本上没有深入到县以下乡村社会”。(40)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02页。中国共产党则与之相反，尤其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将党的组织延伸至社会之中，从而获得社会力量的强大支持。2018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41)《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560页。2020年6月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再次强调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42)《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98页。新时代以来，面对经济体制变革及其带来的体制外力量的发展，以及社会结构转型导致的城市社区人口结构复杂化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党整合社会的基础实现由单位制向社区制的结构性转化，将党的基层组织生长、活动的主要空间逐渐从单位转向社区”。(43)周多刚、马宜生：《城市社区党建的发展趋势与机制创新》，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从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出发，严密党的组织体系，构建起“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基层党组织网络，确保“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实现党的组织在城市社区的全覆盖，成为新时期加强执政党和社会联结的重要举措。

一是纵向延伸党的组织网络。为更好地加强与社会的联结，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区的社会化发展，首先表现在纵向上延伸党的组织网络。2015年12月，中央时隔37年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做好城市工作，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44)《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3日。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把街道社区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45)《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人民日报》2019年5月9日。随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不断下移，党的组织也随之向下不断延伸。中国共产党在把组织嵌入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向更低层级的单元推进。在原来的居民区党组织基本实现全覆盖的基础上，党的组织不断向楼组(46)顾燕峰、王铁：《探索党员在社区发挥作用的途径——上海市浦东新区沪东社区楼组党建的实践与思考》，《上海党史与党建》2011年第2期。和网格(47)向春玲：《“红色网格”: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探索》，《科学社会主义》2018年第5期。延伸。“支部建在楼上”“支部建在网格上”成为当前城市社区党建的重要实践。除了在这些相对较为固定的空间和领域加强党的建设外，一些地方还探索在群众活动团队中加强党的建设，以党建引领团队、团队凝聚群众的方式，构建起党的组织与分散且流动的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48)周敏晖、郝宇青：《“团队党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的新探索——以上海市江川路街道为例》，《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年第3期。另外，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各式各样的基层党建创新不断涌现，如“支部建在项目上”“支部建在车间里”等，这些和中国共产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历史传统一脉相承，都是尽可能在贴近群众生产、生活最活跃的单元上建立党的组织，加强执政党和基层社会的紧密联结。

二是横向拓展党的组织网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两新”组织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成为城市社区极为活跃的社会主体，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体制外领域和空间。这些体制外的领域和空间不断形成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空白点”。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基层社会化发展的重要实践，就是不断推进这些领域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2012年3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2012年3月21日，习近平在会见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要求，“凡具备条件的非公企业都要抓紧建立党组织，不具备条件的要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开展党的工作”。(49)习近平：《以更大力度扎实做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党建研究》2012年第4期。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的通知，强调要“推进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50)《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要“注重从产业工人、青年农民、高知识群体中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51)《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6页。中央的这些原则性要求，都转化为地方上的创新实践。例如，上海通过“单独组建、联合组建、区域联建、行业统建”等多种方式(52)季诚：《上海推进“两新”组织党建四大体系建设》，《解放日报》2016年3月25日。有效提高了“两新”组织党组织的覆盖率。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组织在纵向上的延伸和横向上的拓展，加强了和新兴经济社会力量及多元社会主体的联系，确保了执政党与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为党领导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第二，健全组织功能，提高党组织和城市社区的功能匹配度。执政党要真正融入基层社会，实现社会化发展，组织上的嵌入只是前提和基础，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健全完善和有效发挥则是关键所在。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规定，基层党组织要发挥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的功能。单位制之下，单位统管和包办成员的一切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单位组织主要以自己在资源占有上的优势地位，通过资源交换性权力，对个人形成一种支配性的关系”。(53)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47页。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逐渐解体，大量失业人员、离退休党员、“两新”组织党员等转入社区，社区党组织和这些人之间缺乏制度化的联系，如何加强与这部分党员的联系，将这部分党员组织起来，动员他们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成为新时代城市社区党组织面临的突出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区的社会化发展，主要是实现基层党组织从以管理为重心到以服务为重心的转变，从以执行上级党组织工作任务为重心到兼顾执行任务和表达及满足群众利益需求的转变。

实现上述两个转变，要求城市社区党组织“从单纯执行上级任务的管理型党组织，转向为群众提供各类需求的服务型党组织；从高高在上关门办公，靠文山会海开展工作，转向开门服务，靠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一级开展工作”。(54)梁妍慧：《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新定位新要求》，《理论视野》2014年第6期。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就提出，“要高度重视社区党的建设，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构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55)《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2页。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5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2页。2014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要求基层党组织“把服务作为自觉追求和基本职责，寓领导和管理于服务之中”，(57)《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人民日报》2014年5月29日。强调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要达到“六有”目标，要求从强化服务功能、健全组织体系、建设骨干队伍、创新服务载体、构建服务格局等方面来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服务格局。2014年11月，习近平在福建调研时强调，“社区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天天同居民群众打交道，要多想想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2015年3月，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强调，要将人、财、物、责、权、利等下沉到基层，“把为群众服务的资源和力量交给与老百姓最贴近的基层组织去做，增强基层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29页。2016年7月，习近平在河北唐山考察时强调，“社区工作时要时时处处贯彻党的宗旨，让党的旗帜在社区群众心目中高高飘扬，让社区广大党员在服务群众中充分发挥作用、展示良好形象”。(6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4页。

实践中，许多地方从创新体制机制、增强财力支撑、建设服务阵地、打造人才队伍等方面，增强城市社区党组织的服务功能。例如，2014年底，上海市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等“1+6”文件，深化街道体制改革，推动街道致力于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职能，街道下设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等6个中心；在居民区层面，加强以党组织书记为带头人的工作队伍建设，给待遇、给出路，增强居民区工作岗位吸引力，选优配强居民区党组织书记，提高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服务党员的意愿和能力。(61)《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关于上海市委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调研报告》，《求是杂志》2016年第17期。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北京市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新探索》，(62)《在为民办事中提升城市基层党建整体效应》，《人民日报》2019年1月10日。这一改革的实质“就是以基层党组织为主导、整合碎片化的公共资源所建立的服务群众快速响应机制，是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又一创新”。(63)马丽：《党的领导与基层治理:嵌入机制及其发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1期。还有一些地方，通过搭建党建联建平台、优化营商环境等，为“两新”组织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将“两新”组织所拥有的丰富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整合到服务社区群众中来，形成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这些都提高了基层党组织与城市社区的功能匹配度，提高了基层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权威。

第三，改进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调适执政党和城市社区的互动机制。城市基层党组织要想深入社区、融入社会，既要向城市社区延伸党的组织体系，又要转变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还要摒弃以往的行政化、命令化、封闭化、单向化的工作方式，用社会能理解的方式、听得懂的语言、能接受的方法与社会进行沟通交流，增强城市社区党组织活动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开放化、协商化和互动化。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着力调适基层党组织与城市社区的互动机制，提高其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的社会化水平。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城市基层党组织越来越注重改变以往行政化、命令化的工作方式，更加强调民主化、协商化的工作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从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相对于单位来说，社区越来越成为满足群众需求、调节社会矛盾的重要场域，成为国家治理的单元。与单位制下单位党组织对权力和资源的集中控制而拥有的优势地位相比，社区党组织因与民众之间缺乏制度化的联系而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这就决定了与单位党组织的行政化、命令化工作方式不同，社区党组织必须学会用协商的方式与社会进行沟通。1987年党的十三大就提出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鼓励和支持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协商活动”。(64)《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人民日报》2015年7月23日。这实际上是对基层党组织及党员干部转变工作方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2017年3月，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指出，“要发挥社会各方面作用，激发全社会活力，群众的事同群众多商量，大家的事人人参与”。(6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7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66)《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7页。这些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协商民主的认识不断深化、认同不断增强。

实践中，协商民主在城市社区党组织的活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不少城市创新党组织引领协商社区共治的体制机制，构建社区协商议事会等协商议事的平台载体。上海市嘉定区以党建为引领，以协商式共治为方式，构建“社区共营”的中轴性程序和环节。(67)韩福国、胡春华、徐晓菁：《协商式共治:“社区共营”的中轴性程序及其创新价值》，《新视野》2020年第3期。北京市2032个社区全部建立了社区议事厅，实现城市社区议事厅的全覆盖。(68)彭姣：《“U+B”模式下社区参与式协商实操研究——以北京市L社区和Y社区为例》，《管理观察》2020年第1期。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创新“343”(三大平台、四项制度、三维评价)社区协商共治，南京市鼓楼区创建社区协商“六化”(内容丰富化、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程序规范化、成果效能化、工作经常化)模式。在这些创新实践中，不同城市的社区党组织的共同特点，就是在领导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有意识地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改变自己的活动方式和工作方式，更多用协商的办法来代替以往命令的办法，这种从行政命令到协商服务的转变，“适应了基层党建与社区领域的发展方向，更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支持。从行政命令到协商服务虽然表面看来党组织的威信下降了，而实质是党组织又重新回到了各种组织和各类人群之中，重新融入了社会之中，有利于克服市场化和社会化条件下基层党组织面临的‘边缘化’的窘境”。(69)谢忠平：《城市社区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3页。

除了从命令化向协商化转变之外，新时代以来，城市社区党组织还注重从封闭化向开放化转变，加强与社会的互动交流。尤其是随着中央对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工作的强调，以及习近平关于“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7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29页。的要求提出以后，全国各地大力创新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力图改变以往城市社区党建中存在的“就党建谈党建”、党建和社会治理“两张皮”的现象，确保基层党组织成为领导城市社区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在此过程中，不少城市社区党组织积极向社会开放，以区域化党建为平台载体，创新“兼职委员”和“交叉任职”等体制机制，推动社区党组织和单位党组织以及社区的其他组织(如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等)深度融合，这些都有助于将社会的资源、力量、智慧、诉求有序地传递给党和政府，增强党整合社会的能力。

第四，凝聚价值共识，提升执政党在城市社区的价值引领力。有学者认为，“一个社会保持稳定最持久和最核心的因素是国民对社会价值的认同程度，而政党以其鲜明价值取向，成为了人们寄托价值追求的现实载体”。(71)习裕军：《政党的社会功能:构建和谐社会之视角》，《求实》2007年第9期。执政党正是通过价值引领消解不同价值之间或同一价值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的张力和冲突，这使得“基于‘重叠共识’之上的价值共识得以凝聚”。(72)陈亮：《分类引领与功能优化:新时期下党建引领社区自治、共治的逻辑与路径》，《天府新论》2018年第1期。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政党的社会化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形神”协力共进的过程。如果说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形”的话，那么先进的且为民众所接受的价值观念则是“神”。仅有“形”而无“神”，则政党在城市社区无以立足，至少无法生根，也就谈不上思想引领力和社会号召力。甚至可以认为，价值引领在城市社区治理中起着灵魂性作用。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区的社会化发展，最高的目标就是增强价值引领、凝聚价值共识，为执政党在城市社区的有效存在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首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落地生根。“任何社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与其根本体制相适应的、发挥主导和支配地位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73)胡键：《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必要性、瓶颈和路径》，《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起着“精神中坚”作用。2013年12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7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5页。他要求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抢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要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任务落实到包括城市社区在内的城乡基层。(7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88页。新时代以来，通过塑造典型、评选评估、主题教育、榜样激励等形式，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走进基层、走进人心。2016年6月，中宣部在重庆召开“培育良好家风践行核心价值”现场交流会，仅重庆市就有85万多个家庭、近300万人参与“家风润万家”主题实践活动，“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进千家万户、融入百姓生活，成为人们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76)《中宣部召开“培育良好家风践行核心价值”现场交流会》，《光明日报》2016年6月17日。其次，通过公共文化服务递送，在“润物细无声”中引领人们的价值选择。应当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大公共文化工程和公共文化项目建设，在全国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建设等。在公共文化服务递送过程中，突出党建引领的作用。如上海市闵行区将党建精神注入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实践中，确立党建引领、群众主体、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的文化建设战略。再者，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政党本身来自社会，身处社会当中。在城市社区，党员与民众之间可以说是“零距离”，他们的行为举止对周围的群众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增强执政党在城市社区的价值引领力，既要靠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的先进性，更需要每个党员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习近平强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社会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民群众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7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页。实践中，不少地方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双报到、双报告”制度，推动单位党员在社区“现身”，担任社区工作志愿者，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服务群众中彰显共产党人价值理念的先进性，提升执政党在城市社区的价值引领力和社会号召力。增强价值引领、凝聚社会共识，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区最深层次的社会化发展。

结 论

政党的社会化发展，其实是执政党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以及社会转型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以往学者们只是从党的工作方式或活动方式的角度来认识政党的社会化，实际上，政党社会化的内涵还应当包括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健全党组织的功能、改进党组织的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以及增强党组织的价值引领力四个层面内容。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从这四个维度来推进在城市社区的社会化发展，以深化执政党和城市社区的链接关系，增强城市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可以说，城市基层党组织从过去“相对边缘”的地位又重新回到城市基层社会的中心，成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当然，这里要注意的是，当我们在探讨执政党在城市社区的社会化发展时，似乎给人一种执政党可以如入无人之境不断向前推进的错觉。实际上，这种社会化发展只是执政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回应，既表明了执政党在组织形态、工作方式、活动方式等方面的灵活性，也表明了社会环境对执政党所具有的角色塑造作用。这就启发我们，既要认识到政党塑造社会的一面，也要承认社会塑造政党角色功能的一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中的政党”这一理论视角在中国的政党与社会关系研究中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这一视角出发，未来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城市社区互动关系的研究，既要注重探讨政党如何有效统合社会、整合社会或塑造社会的问题，也要注重考察社会如何更好地发育和成长的问题。强调政党对社会的塑造作用，并不是要阻止社会的成长。其实，在中国，社会的发育和成长，是在执政党领导下补充政府功能的某些不足。因此，执政党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推动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在国家与民众之间构建一个制度化的中间层。这样，既可以增强社会的自主性，又可以降低治理成本，巩固执政基础。执政党如何既鼓励社会的成长，又保持自身的“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以确保政策制定的公平、公正，是未来中国政党和社会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这就要求在“政党统合社会”“政党整合社会”或“政党引领社会”“政党组织社会”的视角之外，加强“社会中的政党”视角的分析。

同时，从目前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区的社会化发展实践来看，有形组织延伸的成效显然要比无形价值观念延伸的成效更好。从提高治理效能的角度来看，“面对社会力量的多样性，强制未必能收到治理的效果，只有运用各方社会力量共同遵从的价值进行治理，才能达到真理的治理”。(78)郝宇青：《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学论纲》，《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这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区的社会化发展，未来的重心应该从组织拓展向价值建设转换，提高执政党在城市社区的“文化软实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简约高效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