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苍龙

一、引论：本土化争论的两个立场

当前有关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议题再次成为学界焦点。自谢宇抛出“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的论断后，(1)谢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中国大陆社会学者的强烈批判。事实上，社会学之学科体系本土化并非新鲜话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重建时就已引发广泛争论，社会学本土化的源头更可至少溯至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以吴文藻和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学派”(2)杨清媚：《“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围绕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展开的比较研究》，《社会》2015年第4期。和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综合学派。(3)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诚如翟学伟所言，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还是80年代，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学者“几乎清一色地是从欧美留学回国的社会科学家们”(4)翟学伟：《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吗？》，《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以此对照，长期在美国任教的谢宇却断定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这着实有些标新立异。

依笔者观察，目前这场仍在持续的争辩已经日渐分化为两个针锋相对的立场。一个是学科规范的立场，以谢宇为代表，基本观点是：把中国的经验和实践当作工具，目的在于促进社会学学科的规范化，积累社会学整体知识，注重作为一类专门知识的社会学自身的发展。(5)谢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