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农

按照传统的解读，休谟以批判社会契约论而著称，他的批判重点是契约与承诺的观念。在休谟的时代，英国政治思想中流行的契约论是经过辉格党通俗化的洛克理论，重点强调被统治者的自觉同意。休谟的批判被认为是在哲学上对这种理论的犀利打击。(1)关于传统解读的例子，参见刘训练等编译的《社会契约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David Ritchie, Ernest Baker的文章与Michael Lessnoff著作的第五章。边沁认为休谟的批判彻底摧毁了“原初契约”的概念。[英]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9页。然而，当代英美政治哲学界对契约论的复兴改变了这个局面。这个契约论复兴不再强调自觉的承诺与缔约，而是着重从利益权衡与博弈来说明制度的效用。(2)Will Kymlicka, “The Social Contract Tradition”, A Companion to Ethics, edited by Peter Sing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3,p.188.基于这种新的契约论理解，当代学者对休谟提出了新的解读，认为休谟的政治理论是“契约论式的”(contractarian)。(3)David Gauthier, “David Hume,Contractarian”,Philosophical Review， Vol.88, No.1,April 1979,pp.3-38.

休谟的确有一个从理性的利益考量与博弈说明制度的论述。当代的新解读有力地揭示了这个论述的原创性，改进了我们对休谟的理解。但是，本文关心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因此断言休谟的政治论述是“契约论式的”？他强调利益权衡的论述与他对社会契约论理性主义的排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追问这些问题就是在追问休谟究竟如何应对契约论的理性主义。

一、休谟的利益论述与当代的新解读

传统解读与当代解读的分歧提醒我们，休谟思想与契约论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为了便于讨论，我们需要先概括一下近代社会契约论的逻辑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