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富　王冉

【摘要】选取2012 ～ 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高管行业协会任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并引入高管薪酬激励作为中介变量、市场竞争作为调节变量来揭示二者之间的作用机理。 研究结果表明：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对高管薪酬激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高管薪酬激励在高管行业协会任职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市场竞争正向调节高管行业协会任职通过高管薪酬激励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

【关键词】高管行业协会任职;高管薪酬激励;市场竞争;企业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1）22-0038-9

一、引言

自2009年证监会强制要求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以来， 截至2020年年底， 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数量增长率约为334%。 2021年4月， 在北京举行的以“负责任、高质量、可持续”为主题的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中国论坛， 指出ESG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题中之义， 不仅有助于引导企业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態效益的统一， 促进经济转型和创新增长; 同时还有助于推动资本市场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实现国内国际金融资源的互动与流通。 由此可见， 提高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企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我国政府一直通过制定各项政策来支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但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仍然是企业面对的重要课题[1] 。

社会责任履行是企业众多管理行为中的重要一环， 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因素不胜枚举， 涉及财务绩效、管理者权力、股权质押等公司内部治理因素， 以及资本市场开放、环境规制、政府补助等外部环境因素。 高管作为企业的中坚力量， 影响着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已有研究认为， 高管学术经历[2] 、高管任期[3] 、高管异质性[4] 等都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此外，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结构的必要性组织， 是促进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五位一体”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 其中， 行业协会是我国发展最充分的社会组织， 在国家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5] 。 由此， 在行业协会任职的高管能否真正发挥自律作用，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

目前， 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也伴随着对行业协会的讨论。 陈贵梧等[6] 对民营企业调查发现， 加入行业协会的企业在环保、慈善、员工福利等方面的投入要高于其他企业。 陈贵梧等[7] 认为行业协会凭借行业特定性资源整合能力、“党政发声”渠道等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从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包括慈善捐赠行为。 虽然有部分学者已经意识到加入行业协会可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影响， 但是鲜少有学者将高管行业协会任职、高管薪酬激励、市场竞争、企业社会责任同时纳入一个研究框架， 研究它们之间的影响机制。

鉴于上述分析， 本文从行业协会角度出发， 以我国2012 ～ 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利用国泰安数据库的高管简历信息， 手动搜集董监高等高管在行业协会任职的相关数据， 依据和讯网披露的相关信息来刻画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检验高管行业协会任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高管薪酬激励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 以及市场竞争调节作用下高管行业协会任职对企业社会责任作用机理的“黑箱”。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高管行业协会任职与企业社会责任

高管在行业协会任职的企业与行业协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会间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6] ，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行业协会属于政府、社会、市场的交叉领域， 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政府机构职能的改革发展起来的。 “十四五”规划提出不仅要关注行业协会的经济服务功能， 更要拓展其履行社会责任等社会功能， 这使得有高管在行业协会任职的企业越来越关注其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 进而提高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热情。

第二，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具有显著的信息优势。 一方面， 行业协会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传递载体， 有助于企业高管及时、充分地获取同行业的重要信息， 为企业的经营决策带来更大的信息优势; 另一方面， 高管利用其在行业协会任职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 准确地向投资方及社会传递企业重要信息，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从而有利于与其他企业及个体建立信任机制并达成合作意愿[5] 。 因此， 在行业协会任职的企业高管利用行业协会与其他企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搭建及时高效的交流交易平台， 为企业带来更多元的信息渠道， 提升投资效率与创新绩效、增加企业并购成功概率等[8，9] ， 进而提高企业业绩和社会绩效， 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第三， 行业协会作为联合性组织， 在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着重要职能， 而这些职能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程度如何是行业协会能否得到政府认可和补贴的关键。 因此， 行业协会会直接或间接鼓励、游说会员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对高管在行业协会任职的企业来说， 为满足行业协会的要求， 达到行业协会设置社会责任标准的门槛以及获得行业协会的补贴， 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同时， 已有研究表明， 行业协会作为行业治理的主体， 其在扶贫、慈善捐赠及社会救助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优势[10] 。 因此， 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制定行业规则、理念倡导、网络聚集、加强供应链责任管理以及惩戒措施等手段[11] ， 规范加入行业协会企业的行为， 从而提高会员企业的自律水平和社会声誉， 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认为企业高管在行业协会中任职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高管行业协会任职与高管薪酬激励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高管薪酬是保留高质量人才所需的市场工资[12] ， 是劳动力市场供需情况的体现[13] 。 高管薪酬包括固定薪酬与绩效红利，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高管个人能力及其所带来的经营绩效。 对于在行业协会任职的企业高管来说， 其可以利用行业协会的融资机制、信息显著效应、特殊的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优势来促进企业的创新与投资， 从而提高企业绩效与市场竞争力。 因此， 企业为获得高管行业协会任职的人才、机制、信息等资源优势， 提高企业的绩效与社会影响力， 会增加对此类高管的薪酬激励程度， 以此调动其工作积极性。 资产组合理论认为， 高管薪酬与公司的特定风险相关[14] ， 高管的财富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特定风险。

根据风险厌恶理论， 为了缓解委托代理问题， 最优薪酬契约应该包含对于高管的特定风险补偿[15] 。 与此同时， 企业高管在行业协会中任职， 虽然可为企业带来资源优势和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 但企业也需要承担由自由现金流引发的代理问题和政治嵌入问题带来的风险。 因此， 考虑到高管是风险厌恶者以及无法分散的特定风险， 如果股东想达到预期目标， 必须给予高管一定的风险补偿。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相较于未在行业协会任职的高管， 高管在行业协会任职对高管薪酬激励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三）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

高阶梯队理论认为， 对企业高管采取薪酬激励机制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产生影响[16，17] 。 Flammer[18] 指出， 当高管薪资水平较高时， 高管的物质需求会得到极大满足， 此时就会影响其对精神层面的追求， 具体到企业经营决策中， 则会更多地考虑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Hong等[19] 通过合同薪酬来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 发现提供与社会责任绩效相关联的高管薪酬的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更高。 罗正英等[20] 认为， 当企业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时， 高管会更倾向于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制定参与公益慈善、社会救助等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决策， 从而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近年来， 企业高管薪酬的连续增长、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改善， 也间接说明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可以促進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委托代理理论指出， 由于两权分离， 企业股东与管理者之间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 高管作为受托人， 应该遵循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为股东创造更多的利益。 然而， 根据伦理学的研究成果， 由于管理者存在伦理利己行为， 企业高管通常会为了谋求自身利益（如提高个人声誉、构建企业帝国等）， 做出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最优契约理论指出， 高管薪酬激励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21] ， 有利于降低企业与高管之间的代理成本。 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 可以使高管更加关注公司声誉与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将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东和债权人等的利益相结合， 从而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的贡献价值利润， 进而提高企业价值; 同时， 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 也可以满足高管的利益诉求， 促使企业股东与高管的利益实现趋同， 降低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激励高管制定合理的战略决策， 关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各项预期目标， 从而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积极性。 综上分析， 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 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高管薪酬激励的中介效应

高管薪酬激励能够在高管行业协会任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 对在行业协会任职的企业高管进行薪酬激励， 提升高管工作的积极性， 规避其短视行为， 促使高管为企业长远利益考虑， 从而更有动力履行社会责任。 另一方面， 企业对高管实行薪酬激励的目的是使企业高管在经营决策中与股东目标一致， 形成利益协同效应， 更好地维护股东利益。 而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为实现长远发展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22] 。 虽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过程中的费用支出大、回报周期长， 但是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进而提高企业价值。 因此， 从长远来看， 对在行业协会任职的高管采取薪酬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综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 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在高管行业协会任职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五）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高管薪酬激励来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其传导过程也受到市场竞争的影响。 现代竞争理论认为， 市场竞争是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的外部机制之一， 不同的市场竞争程度下，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通过高管薪酬激励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作用机理也不同。

当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更激烈时， 根据市场信息壁垒效应，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低市场竞争力的企业由于受其他竞争者的制约， 无法准确掌握市场动态， 从而加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23] 。 此时，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企业的信息显示效应、受到特殊“制度”保护、获得环境保护和慈善捐赠补贴等优势更加突出， 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 因此， 企业更倾向于采取薪酬激励机制对在行业协会任职的高管进行激励， 并以此建立企业与股东、供应商、消费者、政府、社会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关系， 增加企业的社会资本， 进而提高企业的社会绩效， 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

当企业所处的市场垄断程度较高时， 行业中的领导企业拥有较高的市场竞争地位， 不仅能通过“定价掠夺效应”获得超额利润， 还能通过“自然保护效应”将其负面危险转嫁给其他企业， 从而规避风险， 实现“自然保值”。 因此， 在市场垄断程度较高的情况下， 高市场竞争地位的企业利润波动和现金流风险较小，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能并不是其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异质资源， 导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不足、履行水平相对较低。

因此， 企业应积极鼓励高管在行业协会中担任职务， 这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的优势更能体现， 正向反馈效果也更加明显。 综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 市场竞争对高管薪酬激励在高管行业协会任职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具有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 高管薪酬激励的中介作用及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假设模型图如下：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2 ～ 2019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并对样本做了如下筛选： ①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 ②剔除样本期间被ST、?ST的公司; ③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 经过上述筛选， 共获得有效观测值13666个。 为了避免极值的影响， 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双侧1%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 并采用EXCEL和STATA 15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二）变量定义

1. 解释变量。 本文以高管行业协会任职（Exework）为核心解释变量。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中披露的高管简历信息。 本文借鉴罗劲博等[24] 的做法， 使用虚拟变量方法对高管行业协会任职进行衡量， 如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三类高管在国家、省、市、县级的行业协会和一些无行业属性的社会组织中担任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或执行理事等职务时， 变量赋值为1， 否则为0。

2.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企业社会责任（CSR）作为被解释变量。 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源于和讯网社会责任报告， 其评分较为客观全面， 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可信度较高。 因此本文借鉴陈丽蓉、黄明凤和孙昭愚[25] 的做法， 采用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测评体系的总得分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水平， 得分越高， 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高。

3. 中介变量。 本文选取高管薪酬激励（Salary）为中介变量。 采用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来衡量高管薪酬激励。

4. 调节变量。 市场竞争程度（HHI）。 本文借鉴张安军[26] 的做法， 以企业营业收入为基础， 采用HHI指数来衡量市场竞争程度， 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 Xi为i企业当年营业收入， X为同行业总营业收入， N为该行业内企业数量， Si为行业内i企业年营业收入所占市场份额。 HHI指數越大， 说明市场集中度越高， 垄断程度越高， 各主体竞争程度越低; 反之， 如果HHI指数越小， 说明市场集中度越低， 离散程度越高， 各主体竞争程度越高。

5. 控制变量。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 本文选取公司规模（Size）、董事会结构（Dual）、盈利能力（ROA）、经营现金流（CFO）、企业成长性（Growth）、企业上市年龄（Age）作为控制变量。 同时， 为了避免时间和行业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本文引入时间虚拟变量（Year）和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 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设计

为检验高管行业协会任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以及高管薪酬激励在二者之间发挥的作用， 本文针对假设1构建了以下模型：

其中， CSRit表示i企业t年的社会责任评分， Exeworkit表示i企业t年的高管行业任职情况， Controlit表示公司规模、董事会结构、公司盈利能力、经营现金流、企业成长性、企业上市年龄等一系列的控制变量。 Year表示年度控制变量， Industry表示行业控制变量。 模型（2）中高管行业协会任职的系数α1为高管行业协会任职作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总效应， 如果α1显著为正， 则假设1成立。

关于高管薪酬激励中介效应的检验， 本文参考温忠麟和张雷等[27] 提出的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 在模型（2）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的回归方程如下：

模型（4）中高管薪酬激励的系数η1为高管薪酬激励作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效应， 如果η1为正且显著， 说明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正向影响， 则假设3成立。

其中： 高管薪酬激励的系数λ2是在控制了高管行业协会任职的影响后， 中介变量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的系数λ1是在控制了中介变量高管薪酬激励的影响后， 自变量高管行业协会任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效应。 若模型（5）中的λ1和λ2均大于0且显著， 并且高管行业协会任职的系数α1>λ1， 说明高管薪酬激励在高管行业协会任职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假设4成立。 若模型（5）中的λ2大于0且显著， 而λ1不显著， 说明高管薪酬激励在高管行业协会任职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假设4依然成立。

为验证假设5， 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8] 提出的检验有调节的中介作用的方法， 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 HHIit代表i企业t年的市场竞争程度， Exeworkit×HHIit代表高管行业协会任职与调节变量市场竞争程度的交乘项， Salaryit×HHIit代表高管薪酬激励与调节变量市场竞争程度的交乘项。 第一步， 检验模型（6）中的系数b1和b3是否显著。 第二步， 检验模型（7）中的c3和c4是否显著。 如果b1和c4显著不为0、b3和c3显著不为0、b3和c4显著不为0至少有一组成立， 则证明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假设5得到验证。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其中， 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差为16.3314， 最小值为-3.0600小于0， 说明部分样本企业还存在社会责任缺失现象; 其中位数为21.8700， 平均值为24.6864， 最大值为75.5900， 表明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整体不强， 不同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大部分企业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的平均值为0.7079， 说明大约有70.79%的企业在样本期间有高管行业协会任职经历。 高管薪酬激励的最大值为16.3004， 最小值为12.7455， 说明样本企业高管薪酬差距较大; 平均值为14.3786， 说明企业高管薪酬处在较高水平。

公司规模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19.6807、26.1201， 说明选取的样本公司规模存在较大差异， 但是在资本积累上与国际知名企业之间的差距逐渐縮小。 董事会结构（两职合一）的中位数为0， 均值为0.2427， 说明有一半多的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不是由一人担任。 公司盈利能力的最大值为0.1861， 最小值为-0.1539， 说明样本企业盈利能力存在差异且差距较大， 部分企业还处于亏损状态。 经营现金流的最大值为0.2331， 均值为0.0465， 说明企业间经营现金流差距较大; 企业经营现金流的最小值为-0.1470， 说明部分企业的经营现金流出大于流入， 经营状况不佳。 企业成长性的最大值为8.0825， 最小值为-0.6517， 说明样本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速度存在较大差距， 且部分企业营业收入出现负增长的现象。 企业上市年龄的最小值为1， 最大值为27， 说明部分企业上市时间较长。

（二）相关性分析

表3列示了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与企业社会责任在1%的水平上显著， 其相关系数为0.033， 表明高管行业协会任职正向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初步验证假设1。 其次，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与高管薪酬激励的相关系数为0.069， 说明高管行业协会任职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 初步验证假设2。 此外，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系数为0.209， 说明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 对企业高管人员进行薪酬激励能促进企业高管在经营活动中制定有利于社会责任履行的战略决策， 从而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初步验证假设3。

（三）回归分析

1. 主效应检验。 首先， 以所有控制变量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发现公司规模、盈利能力、经营现金流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正向影响; 董事会结构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成长性和企业上市年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不显著。 为了检验假设1， 在列（1）的基础上引入高管行业协会任职变量后， 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高管行业协会任职与企业社会责任在1%的水平上显著， 其估计系数为1.0528， 说明在行业协会任职的高管有助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提高， 假设1进一步得到了验证。

2. 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借鉴温忠麟等[29] 的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列（3）回归结果表明，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与高管薪酬激励在1%的水平上显著， 其估计系数为0.0931， 说明企业高管在行业协会中担任职务有助于高管薪酬水平的提高， 假设2进一步得到验证。 同时列（4）的回归结果表明，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在1%的水平上显著， 其估计系数为1.8861， 说明企业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的程度越高， 企业越有积极性去履行社会责任， 假设3进一步得到验证。 综上分析， 假设2和假设3同时成立， 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 因此在列（5）的回归方程中同时加入高管行业协会任职和高管薪酬进行回归， 发现高管行业协会任职与高管薪酬激励均显著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但是高管行业协会任职系数0.8816相较于列（2）的系数1.0528有所下降， 表明加入高管薪酬激励中介变量后，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减弱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 同时列（5）的拟合优度更好， 因此高管薪酬激励在高管行业协会任职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其中介效应值为0.1711（0.0931×1.8375）， 中介比例为16.25%（η1λ2/α1）， 故高管行业任职可以通过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这一路径间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假设4得到验证。

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5报告了市场竞争对高管薪酬激励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列（1）显示高管行业协会任职系数为0.1029， 在1%的水平上显著，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与市场竞争的交乘项（Exework×HHI）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 值为

-1.0258， 说明市场竞争越激烈，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对高管薪酬的激励作用越显著。 列（2）中高管薪酬激励的系数为1.7943， 在1%的水平上显著， 而高管薪酬激励与市场竞争的交乘项系数为3.8714， 不显著， 说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成立且中介效应为（-1.0258×HHI+0.102）×1.7943。 由此可知， 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越激烈，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通过高管薪酬激励的中介作用， 更能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假设5得到验证。

（四）进一步分析

依据产权理论， 产权性质不同，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由于国有控股企业与政府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政府对国有控股企业强有力的控制[30] ， 使得其经营活动受政府影响较大， 导致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的最终决定者为政府机构， 高管并不具有决策权。 同时， 国有控股企业作为一种独特的企业形式， 其生产经营活动并非以盈利为主要目标， 利益的驱动影响力不大[31] 。 从非盈利性目标来看， 国有控股企业承担着解决就业问题、优化资源配置等使命。 因此，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 由于行业协会具备明显的“官民二重性”特点， 导致高管在行业协会任职的国有控股企业有较强的自律性去承担社会责任， 进而提高国有控股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而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特征明显， 受政府干预的压力小，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属于自发行为[32] 。 因此， 关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战略决策中， 高管更多关注其能否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意在提升企业声誉。 同时， 与国有企业相比， 高管在行业协会任职的非国有企业可以凭借行业协会的沟通交流功能， 获取行业协会系统内的“软信息”[13] ， 使企业在更短时间内了解同行业及其他企业的重要信息， 提高经营决策效率， 进而提升企业价值。 根据财务管理目标理论， 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主要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 同样，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活动也为实现此目标， 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付出的成本及回报期的长短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在财务保护动机的驱使下非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较差。 基于此， 本文考虑了产权异质性下高管行业协会任职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 按照产权性质对样本企业进行分类回归， 结果见表6。

从表6第二列和第三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和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4361、0.7569， 分別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高管行业协会任职能促进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和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并且该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

（五）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变量度量方法。 本文替换如下变量度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①借鉴Liu等[33] 的做法， 将高管行业协会任职的衡量指标中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这三类高管替换为董事长、总经理、CEO; ②借鉴徐沛勣[34] 的研究， 用高管前三名薪酬平均值的自然对数代替上文变量来衡量高管薪酬激励; ③借鉴林宏妹、陈选娟等[3] 的研究， 将资产负债率加入到控制变量中。 将替换后的变量代入模型进行回归， 结论与上文研究结果一致， 表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2. Bootstrap检验。 本文采用Bootstrap法对“高管行业协会任职—高管薪酬激励—企业社会责任”这一中介作用路径进行1000次重复取样并构造误差修正置信区间再次检验， 当95%置信区间不包括0的时候， 则证明直接或中介效应是成立的。 通过检验发现， 高管薪酬激励的间接效应和高管行业协会任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效应均显著成立， 证明了高管薪酬激励在高管行业协会任职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从而再次验证了假设4。

限于篇幅， 稳健性检验结果未予列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选取2012 ～ 2019年我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了高管行业协会任职、高管薪酬激励、市场竞争三个变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研究发现：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有助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提高; 高管行业协会任职对高管薪酬激励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高管薪酬激励在高管行业协会任职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中介作用， 即高管行业协会任职通过高管薪酬激励这一路径间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市场竞争正向调节高管行业协会任职通过高管薪酬激励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中介效应。

（二）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①企业应该鼓励高管在行业协会任职， 通过制定福利计划， 解决高管的后顾之忧， 提高高管工作积极性。 在行业协会任职能够帮助企业迅速了解市场发展趋势， 掌握同行业及其他企业的重要信息， 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从而提高企业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 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虽然成本高、回报期较长， 但是强化社会责任意识会给企业带来诸多好处。 因此， 公司应该强化履行社会责任意识， 将履行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发展战略制定过程中。 ③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增加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值。 因此， 各地政府应该加强对在行业协会任职企业高管的监督， 进一步优化对加入行业协会企业的管理， 充分发挥其在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的作用。 ④企业应该制定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 对在行业协会任职的高管， 企业不仅应该进行货币薪酬激励以保证薪酬规律性的上浮， 同时应该给予一定的期货或股权来提高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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