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子瑛，陆诗颜

(湖北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与法学院，湖北 黄石 430223)

一、引言

中美贸易摩擦自2018年3月爆发后持续升级，对中国制造业绩效与就业造成直接冲击，尽管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已于2020年2月生效，但仍有数千亿制造业商品面临“高关税”。无论未来美国拜登政府是否取消清单，“摩擦”已然成为双边经贸关系的新常态，引致的就业市场调整效应受到学界及政府高度关注。依据Brülhart(2002)，当国际贸易引起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部门内部或之间流动，而市场无法对其供需做出及时调整时会产生就业调整成本，主要表现为工作搜寻、再培训等支出和暂时性失业等福利损失。对中美制造业贸易就业调整成本展开研究关乎我国“稳就业”大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有关调整成本研究中，Balassa(1960)从贸易形态角度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其提出的“平滑调整假说”(SAH)认为产业内贸易形态的产品生产对劳动力技能要求高于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引致的失业人口则更容易在同产业间再就业，其调整成本会比产业间贸易更低。Hamilton和Kniest(1991)首次提出“边际产业内贸易”更能反映“调整”这一动态，与调整成本更相关，并使用贸易总额变动中产业内贸易的份额即“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 Index，简称MIIT)来衡量其水平。在其后许多改进方法中，A指数(Brülhart & Elliott，2002 a)、B指数(Brülhart & Elliott，2002 b)和S指数(Azhar & Elliott，2003)最为常用(佟家栋、刘钧霆，2006；莫莎、刘朝霞，2010)。同时，在调整成本的影响因素研究上，已有模型通常检验MIIT水平、劳动生产率、国内消费量、贸易开放度四种因素的影响，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李江等，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