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宏健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摘自《思想与文化》2021年第2期（总第二十七辑）；原题为《海德格尔与实践哲学》】

“海德格尔与实践哲学”这个课题在学界备受关注。看起来，我们既可以只谈海德格尔不谈实践哲学，也可以只谈实践哲学不谈海德格尔。甚至有人认为，把“海德格尔”与“实践哲学”放在一起，是把两个相互矛盾的东西拼凑在一起。的确，在大众的印象中，海德格尔是反实践哲学的。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将伦理学问题引到存在论问题上，走的是一条前伦理或非伦理的道路。海德格尔不但拒绝了伦理学这个实践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实践哲学的其他部分例如政治学，也几乎没有涉及，在这个意义上，很难提出一种海德格尔的实践哲学。

那么，在“海德格尔”与“实践哲学”之间究竟是否存在着汇通的可能性？在本文中，我们试图指出，对海德格尔与实践哲学之关系的探讨，无论对于更新实践哲学，还是对于更深入地理解海德格尔，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我们将通过分析实践哲学中的康德模式和亚里士多德模式，指出海德格尔在两种模式之外，提出了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范式。其次，我们将海德格尔的这套模式刻画为“实践存在论”，并通过它与生活存在论的比照，揭示方法的转换在其中扮演的核心地位。同时，我们也强调这种实践存在论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模式的根本区别。最后，我们将重新回到海德格尔对哲学的重新规定上，表明“海德格尔的实践哲学”究竟意味着什么。

何种实践哲学？

首先，“海德格尔有没有实践哲学”是一个海德格尔研究者经常面对的问题，需要着眼于已有的文本依据，去分析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概经历了两个阶段。在海德格尔生前，由于大量讲稿、手稿尚未出版，研究者基于当时已经出版的文献，认为海德格尔没有实践哲学，甚至是反实践哲学的。然而，随着海德格尔去世后其遗稿不断出版，特别是他早年在弗莱堡和马堡的讲课稿的出版，研究者又惊讶地发现，在这些讲义中，海德格尔其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十分重视。他详尽地解读和采纳了《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甚至有学者指出，《存在与时间》可以看作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现代转写版。同时，随着海德格尔研究的不断展开，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之类的研究论题也不断形成，于是，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对实践哲学有着浓厚兴趣和深刻研究的海德格尔。于是，问题就不再是“海德格尔有没有实践哲学”；而是海德格尔式的实践哲学是何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

我们知道，传统的实践哲学有两种模式：亚里士多德模式和康德模式。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实践智慧”具有重要地位，通过这个概念，他所强调的是伦理行动与具体处境的密切关系。在此，具体、当下的时机处于核心地位。人应该在不同的时机采取不同的行动，要“随机应变”，在这个过程中，无法找到一劳永逸的行动原则，而是，既要注重对行动的深思熟虑，又要作出当下的决断。与之相反，康德模式则强调道德准则不依赖于具体处境，而是具有普遍有效性。可以说，这两种模式构成了实践哲学的两大高峰。

那么，我们能否从海德格尔那里推出实践哲学的第三种模式？在此，我们要着眼于其与传统模式的关联：它既吸收了亚里士多德重视具体事物和具体处境的风格，同时又对亚里士多德模式加以转换，学界称其为对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化”和“中性化”。在这个过程中，康德扮演了重要作用。我们注意到，从马堡讲课的后期开始，海德格尔暂时远离了亚里士多德，而将目光投向康德，并且指出康德对“形式”的关注在其实践哲学中扮演了重要意义。不过，此处的“形式”不是与具体事物相反的理论意义上的形式；而是作为具体充实的开端的形式。而海德格尔的这些表述，很容易让我们联系到他的形式显示方法。显然，海德格尔是在“形式显示”的意义上理解康德的形式概念，从而重新激活了康德。而形式显示方法所蕴含的“具体的普遍性”也构成了海德格尔立论的基础，有别于亚里士多德过分具体的和康德过分普遍的实践哲学模式，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实践哲学的新模式。

实践存在论

对于海德格尔的这种新模式，我们称其为“实践存在论”。首先，它意味着海德格尔对实践概念的形式化和存在论化，亦即着眼于其存在而理解实践，并且在存在论的视域内理解实践哲学。其次，“实践存在论”揭示了实践与存在的共属一体性，存在本身不再是一种现成存在，而是活生生的、动态的、实践性的存在。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早期哲学可以被重构为“关于实际生活的现象学诠释学存在论”，简称为“生活存在论”。如果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在海德格尔的生活存在论与实践存在论之间，有着高度的结构一致性。第一，生活存在论的基本矛盾是日常生活与本真生活的张力。海德格尔认为，现象学研究的起点是日常生活，而终点则是本真生活。现象学就是一条由日常生活通往本真生活的道路。与此相应，在他对世界的分析中，区分了周围世界和自身世界。周围世界是日常的生活世界，它是没有重心的，不同的世界（周围、共同、自身世界）互相缠绕；而自身世界则是一种特殊的视角，只有着眼于、聚焦于自身世界，也就是反求诸己，才能通达本真的生活。而在海德格尔的实践存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制作与实践的对立，这事实上对应于日常生活与本真生活的区分。制作与实践的第一个区分在于，制作对于生活而言是局部的，而狭义上的实践是关乎生活整体的。第二，制作是一种日常活动，以外在于制作活动的作品为目标；而实践没有外在目标，亦即它以自身为目标。海德格尔对实际生活中的自身世界和自身性的强调，以及对自身世界在通往本真生活中所扮演的作用的强调，与他对实践本身的强调是一致的。“实践”着眼于自身，强调“为何之故”，因此对应于自身世界与本真生活，有别于支配着日常生活世界的“制作”活动。

其次，在生活存在论与实践存在论中贯穿一致的乃是早期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方法，这一方法在学界被称为形式显示的诠释学。简而言之，这种方法与传统哲学中基于理性反思的理论化方法不同，它将概念性的把握转化为对诠释学处境的通达、理解和展开。概念性的把握以通达和把握对象为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概念就是哲学思考的终点。相反，海德格尔所提倡的是概念的临时性和变动性，他认为，一切哲学概念都是形式显示的，这意味着，概念不再是终点，而是起点。因此，他也用先行把握（Vorgriff）一词来替换概念（Begriff）。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海德格尔以一种“起点论”取代了“终点论”。也就是说，形式之物不是作为哲学思考的终点和目的，而是哲学思考的起点，这就恰恰是我们所揭示的海德格尔形式显示方法的实质。而这一点也体现在“制作”与“实践”的对立中。制作是以外在的作品为终点，是一种朝向终点的活动；而实践没有终点，始终是一种在不断塑造、不断形成的展开和实行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两者的对立，根本上是一种方法上的对立。综上所述，无论是在主题上还是在方法上，在生活存在论与实践存在论之间都有着相互对应的关系。

就海德格尔所继承的传统而言，实践存在论比较接近亚里士多德模式，但又与之有根本的不同。前面已指出，学界将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模式的改进和转化称为“存在论化”。值得注意的是，存在论化不是理论化，不是如塔米尼奥所说的那样，放弃了实践要素，反而陷入一种柏拉图主义之中。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尽管承认了实践智慧的重要性，但他在“智慧”和“实践智慧”的优先性问题中选择了智慧，认为智慧可以统摄一切。与此相反，海德格尔选择的则是“实践智慧”，恰恰因为海德格尔选择了实践智慧，所以他需要改造实践智慧概念，让它可以承担起作为哲学之基础的责任。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智慧关乎具体处境，但却缺乏某种普遍性。而海德格尔则认为，实践智慧是一种关乎生活整体的实践性、历史性的观看，他用“沉思”来翻译这个词，后者指的是某种前理论、前反思之思。海德格尔的改造所面临的核心难题乃是，如何从关于具体的实践智慧之中推出某种普遍性，或者说，如何让具体和普遍要素得以兼容。

在此，起决定作用的是恰恰是海德格尔所发明的形式显示方法。可以看到，形式显示所带来的视角转换和方法论革命，其实质是从“终点论”到“起点论”，或者说从普遍化到具体化的方法。以传统哲学的普遍化方法来看，普遍和具体要素是分离的。普遍要素尽管产生于具体事物，却脱离了具体事物而获得独立性，反过来，人们又以普遍要素强暴具体事物，而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然而，海德格尔提倡具体化的哲学方法，形式要素、普遍要素不是普遍化的终点，而是具体化的起点，这意味着，普遍要素本身也是临时的、可发展的。普遍和具体要素之间构成了某种诠释学循环，并以这种方式重新融合在一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智慧作为一种理智德性与ethos（伦理）具有统一性；而在海德格尔的解读中，他一直回避作为具体德性的ethos，而强调实践智慧的形式意义。把实践智慧理解为某种形式开端和形式起点，使得实践智慧概念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同时，这种普遍性——从形式显示和具体化方法的视角看——不是和具体处境相矛盾的抽象的普遍性，相反，它能够和具体处境相融合，从而体现为某种具体的普遍性。在这个基础上，海德格尔开启了一种实践存在论，堪称为实践哲学的第三种范式。

学界通常将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影响之下所建构的实践哲学称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之代表，这意味着，海德格尔所开创的这一模式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模式之下的一个子模式。然而，本文的观点是，海德格尔所开创的模式乃是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范式。那么，这种新的范式究竟“新”在何处？要理解这一点，则需回到海德格尔对哲学本身的重新思考。

后形而上学的实践哲学

海德格尔对哲学的重新规定，涉及海德格尔对整个现代性和现代文明及其所源出的哲学传统的宏观思考。在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通过对尼采的解读，将形而上学称为价值形而上学，同时将现代性的根本问题揭露为虚无主义，亦即最高价值的自行罢黜。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并没有能够成功地克服虚无主义，其原因在于，形而上学围绕着价值，但却遗忘了存在本身。而海德格尔的根本路线就是从价值回到存在。值得指出的是，对价值的反对并不意味着，一切被标志为价值的东西，都是无价值的；毋宁说，恰恰是因为这些东西被贴上了“价值”的标签，才真正丧失了价值。在这个论证逻辑里，海德格尔区分了“价值”和“价值的位置”。他的批判不仅仅也并非主要针对“价值”，而是针对价值这一位置，或者说价值之为价值。因此，要想彻底克服虚无主义，就必须取缔“价值的位置”，从而防止形而上学的死灰复燃。

由此可见，当我们谈论海德格尔的“实践哲学”或实践存在论时，我们绝不是说他要回到价值哲学或价值形而上学中去，相反，他恰恰要以此彻底颠覆后者，因为价值哲学代表着一种“理论化了”的实践哲学方向。柏拉图把最高理念规定为善本身，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这样一种价值化和理论化。而海德格尔在其对柏拉图的洞穴比喻的解读中，试图再现“走出洞穴”的过程，从而揭示出作为解蔽的aletheia的积极意义。因而，从价值到存在的根本在于，从理论到“前理论”，从某种固定的最高价值回溯到活生生的生命实践之上，从僵死的真理回溯到揭示真的过程也即解蔽过程之上，而这恰恰是海德格尔哲学一以贯之的根本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给哲学带来了全新的视野，亦即一种后形而上学的视野。

对于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的评价是：他虽然是以柏拉图主义为特征的形而上学传统的一个另类，但是，他仍然还是处于由柏拉图所确立的形而上学框架之内。更准确地讲，亚里士多德的确构成了柏拉图的“本质形而上学”的一个对立面，但他却仍落入了“实存形而上学”之中，后者依然是一种形而上学。而由于实践哲学与其背后的形而上学基础密不可分，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模式在海德格尔看来依然不够源初。海德格尔的确借用了亚里士多德，且对后者有极高的评价，但海德格尔决不会承认，他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基于此，我们也必须承认，海德格尔在对实践哲学的范式革新中确实是一个有别于亚里士多德的开创性角色，他的“实践存在论”乃是一种“后形而上学”的实践哲学。

那么，海德格尔究竟有没有实践哲学？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区分两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如果我们在与理论哲学相对的意义上理解实践哲学，那么，可以说，海德格尔的实践存在论还不是一种“实践哲学”。如果我们在前理论的意义上理解实践哲学，将“实践哲学”理解为对哲学的本性之揭示，那么，我们的确可以谈论“海德格尔的实践哲学”，亦即一种前理论的、原始的实践哲学。海德格尔的思想的确是开创性的，因为他以“实践哲学”（第二种含义）揭示了哲学的本性，重新规定了哲学；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他没有能够建构乃至他本人反对建构一种“实践哲学”（第一种含义），这也体现于他在伦理学上的沉默和隐身。

在《人道主义书信》中，海德格尔引用了赫拉克利特的话“此处也有神在”来揭示他对实践哲学的理解。一方面，海德格尔指出，真理和价值并不在别处，而恰恰是源于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源于生活实践本身；另一方面，这里的真理指的是存在之真理。可以看到，赫拉克利特的转向包含了两个要点：转向极端具体的日常生活和转向极端普遍的存在本身。海德格尔想要揭示的恰恰是：把两者——具体生活和存在意义——对立起来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庸常的视角；而在新的视角之下，人们发现了日常生活中的不寻常之处，立足于日常并超越日常，进而人们看到，日常生活和存在意义、具体要素和普遍要素本身就是相互融合的。当我们把“具体”和“普遍”对立起来，无论是片面朝向具体事物，还是片面强调普遍要素，都已经落入了柏拉图主义“两个世界理论”的圈套之中，而其结果不是“价值形而上学”，就是“价值虚无主义”。与之相反，海德格尔在这里回溯到赫拉克利特所试图揭示的东西，恰恰是一种前理论的源初经验、一种具体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的实践存在论，尽管它以“存在”为基本词语和主要导向，但它绝不是某种只关注超越的存在而不关心具体的生活世界的哲学；毋宁说，它旨在打破哲学的理论化和普遍化倾向，将普遍之物回溯到具体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它所关心的存在乃是一种“具体的存在”，同时哲学只有作为“实践哲学”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