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卫民 李晓晴

“养不起”与“不想生”

中国已成为一个低生育率的国家。关于低生育率的原因，学术界普遍认为是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降低。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我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个人打算生育的子女数平均为1.75个，生育意愿低于更替水平已是不争的事实。一般认为生育意愿低的直接原因是生育成本高，即所谓“养不起”。生育成本包括两部分：一是直接成本，主要是孩子的教育费用和长大后结婚成家需要父母负担的费用；二是间接成本，主要是女性为生养孩子中断就业或放弃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造成的损失。按成本论的逻辑推理，年轻夫妇之所以少生是因为“养不起”，如果收入提高，不再担心生养孩子费用或不用担心个人职业发展问题的话，年轻夫妇的生育意愿就会增强。因此，治理低生育率问题，首先是要改善年轻人的经济状况，同时政府需要通过公共政策减轻年轻夫妇生育孩子的负担，加强托儿服务，缓解生养孩子与职业发展的冲突，概言之，就是要降低生育孩子的私人成本。

然而，现实中我们会看到，虽然有不少人确实是因为担心生养不起孩子而不生或少生的，但有一些经济条件很好的人也不愿多生，甚至不生、不结婚。人口学家很早就发现，收入与生育率并不是正相关关系，相反，负相关关系更常见。高收入群体并不一定具有更高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经济学家贝克尔对此的解释是，高收入意味着个人单位时间的影子价格高，而生养孩子属于时间密集型活动，因此高收入群体生养孩子的成本更高。出于成本考虑，高收入群体会觉得多生“不划算”，他们宁愿选择少生孩子，而加大对孩子质量的投资。这就得出一个悖论：当养育孩子的成本主要是机会成本时，夫妇工资收入越高意味着养育孩子的成本越大，于是收入越高反而会越“养不起”孩子。简单的“养不起”逻辑不能很好地解释收入高的人不愿多生，甚至还不生、不结婚的现象，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个人收入增长反而更感觉“养不起”孩子。显然，对收入和生育意愿的关系还需要更深入的探讨，需要研究人们收入增长后的消费行为和动机。收入增长，生育意愿反而下降，可能与收入增长后的消费行为变化有关。

一些人口学家把长期低生育率现象称为“低生育率陷阱”，以强调低生育率的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根源于特定的社会结构特征。当我们称一个社会是低生育率社会时，不仅仅是说这个社会的生育率低，更是说这个社会存在着导致低生育率的结构特征。虽然生育意愿是个人的主观表达，但制约生育意愿的却是客观的社会结构因素。认识这种社会结构特征比观测生育率水平及其变化更重要。

从社会结构方面解释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在人口学中是有传统的。杜蒙特就把法国生育率下降与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联系起来，认为社会开放为人们提供了社会流动的机会，激发出人们提高社会地位的普遍欲望，这会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抑制生育愿望。生育意愿降低是人们有了更多向上社会流动机会的结果。莱宾斯坦系统阐述了追求社会地位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认为现代社会衡量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是多元的，其中消费是表征地位最直观的方式，特别是与地位相关联的商品消费。个人提高社会地位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收入增长必然会增加地位消费。地位消费的特性决定了收入越高，花在地位消费支出上的比重就越大。这样，收入提高并不能让个人对生育的预算约束变宽松，反而可能更紧张，更觉得孩子养不起。由此可见，生育意愿下降不但不是因为收入减少，反而可能是因为收入提高。收入提高刺激着个人向上社会流动的欲望，这种欲望超越了生育愿望，对生育意愿起了抑制作用。这是社会流动导致人们在生活目标选择上对不同事项的轻重缓急判断发生改变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生育意愿的变化主要不是因为生育成本，而是因为价值观的变化。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低生育率社会的生育决策：“少生”还是“不生”？

大凡超低生育率的国家，不愿生育甚至不愿结婚的人口比例都较高。如果说不愿多生导致总和生育率趋向更替水平，那么不愿生育则使得总和生育率继续滑到更替水平之下，并且会愈离愈远。不愿生育和不愿多生有着本质区别，两者虽然都是综合权衡生育成本与效用后的决策，但主导不愿多生的是成本，而主导不愿生育的是效用。前者假定当事人是有生育意愿的，考虑的是生多生少的问题；后者则把是否生育也作为决策内容，考虑的是生育“合不合算”“值不值得”。前者遵循成本论逻辑，后者遵循价值论逻辑。

经典的人口学理论，比如莱宾斯坦的“边际孩子成本-效用理论”、贝克尔的“孩子数量与质量替代理论”、考德威尔的“财富流理论”等，关心的主要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生育率下降问题，解释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不愿再多生的原因。低生育率现象与经典理论分析的现象有很大不同。低生育率社会的核心问题从不愿多生转向了不愿生育。不愿多生是以存在生育意愿为前提的，不愿生育则放弃了这个前提。需要更深入地考察不愿生育的决策过程。比如，不愿生育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是迫不得已还是因为被比生育更重要的追求所替代？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不愿生育更多应该属于后者。如果不愿生育真如成本论所说的是因为“养不起”，是因收入限制或无力承担机会成本而被迫放弃生育，那一旦条件具备，就有可能补生，因为生育意愿还在。这种情况属于推迟生育，不是真正意义的不愿生育。

（二）地位消费挤压生育

既然不愿生育不是因为“养不起”，而是因为人们有比生育更重要的追求，那么分析不愿生育的原因就应该去探寻那更重要的追求是什么。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发现，地位消费就是这种可能会挤压生育花费的选项之一。所谓地位消费，是指消费者为了表征、维护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消费地位商品，并以此向自己或周围的重要他人宣示自己所属或所向往的社会阶层的行为。在传统社会，个人社会地位通常是先赋的，一般通过身份、财产等客观标示物来显现。现代社会中，个人社会地位更具有流动性，表征社会地位的标示物更加多元，且加入了更多个人的主观感受。人们更愿意把自己对社会地位的主观认同通过地位商品消费的形式表达出来。地位消费是个人实现地位认同和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地位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从消费地位商品中获得其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地位商品带来的阶层认同感和归属感。

现代社会物质生产的丰裕提供了产生地位消费的土壤。日本学者三浦展在分析日本战后出生、在经济高增长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步入社会后的消费特点时，发现这一代人消费欲望强烈，他们更热衷追求名牌，接受和认同地位消费的做法。热衷地位消费促进了日本低生育率社会的形成。

莱宾斯坦详细阐述了地位消费挤压生育，导致低生育率的机制和过程。其核心要义是，为了维护社会地位自我认同感和群体归属感，个人必须满足该群体所属的社会阶层的消费标准，特别是其中的地位商品消费。地位商品消费在个人消费排序中居优先地位。在达到地位商品消费标准之前，其支出的边际效用是递增的。如果个人的实际经济状况好于所认同的阶层的平均水平，地位商品消费的压力较小；反之，则压力就大，为了优先满足地位商品消费，只能压缩甚至放弃其他方面的支出，包括生育。由于个人向上流动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因而会经常发生个人地位认同与实际经济状况比较偏高的情况，地位消费对生育的挤压就成了常态。更重要的是，地位商品的特性要求地位越高对应的地位商品越昂贵，地位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越高。经济增长在给人们带来更高收入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向往登上更高阶层的欲望，这导致花在地位消费上的支出增长速度超过收入增长速度，地位消费对生育的挤压不但没有随收入增长而减轻，反而可能会越来越重。这就是为什么经济越发展，人们越感到“养不起”孩子的原因，是形成低生育率陷阱的原因。

地位消费对生育的挤压存在两种结果：一种是在孩子仍然是必需品的情况下，加紧了对生育的预算约束，迫使人们减少生育；另一种是地位认同优先，生育观念变化，在地位消费面临压力时，选择暂时或永久放弃生育。不愿生育表面上看也是由生育预算约束造成的，但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对地位商品和生育孩子的价值判断发生了改变。地位消费优先，生育孩子不再被夫妇们当成理所应当的事，是否生养孩子需要在满足地位消费之后才会选择。

（三）研究假设

根据上文分析，地位消费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个人所属阶层及其实际收入与所属阶层平均水平的比较。个人状况好于阶层平均水平时，地位消费压力轻，对生育的挤压也轻；个人状况不如平均水平时，地位消费压力重，对生育的挤压就强。因此，在一个阶层内部，收入与地位消费压力负相关，与生育意愿正相关。另一方面，根据地位消费的特性，地位越高，对应的地位商品越昂贵，地位消费支出占收入的份额越大。这样，阶层越高，感受到的地位消费压力越大，地位消费对生育的挤压越强，生育意愿可能越低，因此，在阶层之间，收入与生育意愿负相关。于是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在同一阶层内，个人收入与生育率（意愿）正相关；不同阶层之间比较，个人收入与生育率（意愿）负相关。

个人的地位消费标准是与其认同的阶层相对应的，如果个人的地位认同存在偏差，则会影响地位消费压力。具体说，如果认同的阶层比自己实际经济状况应属的阶层高，意味着选择了一个超出自己实际经济实力的地位消费标准，这样地位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会提高，对生育挤压增强，生育意愿降低；相反，如果认同的阶层比实际经济状况对应的阶层低，则地位消费压力小，对生育的挤压轻，生育意愿提高。这样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个人自我认同的阶层与实际经济状况应属的阶层不一致，即产生阶层认同偏差时，如果前者高于后者（向上偏差），则会加大地位消费压力，对生育的挤压增强，生育意愿降低。向上偏差会加大收入增长对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

同样，个人对未来社会流动的预期也会影响地位消费。存在向上流动预期时，个人会有意识地提高当前的地位消费标准，向上一个阶层看齐，这样会导致地位消费支出占实际收入的比重增大，地位消费压力增大，对生育的挤压作用增强，生育意愿降低。于是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H3：个人向上社会流动预期会促使其提高地位消费标准，降低生育意愿，并加大收入增长对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

实证结果与结论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和2017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1）家庭人均收入与生育意愿呈“U”型关系，在临界值之前收入提高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为负；过了临界值后影响转为正。这是因为，收入增长会鼓励个人向上阶层认同，自我认同的阶层越高，地位消费占收入比重越大。在临界值之前，地位消费压力对生育的挤压作用强；过了临界值后，虽然地位消费占收入的比重继续上升，但对生育的挤压作用减轻。这说明，地位消费对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主要存在于人生财富积累的早中期，那时收入不多，而对社会地位认同又很敏感，收入稍有增长，首先就会用于地位消费。这个阶段，地位消费对生育的挤压最强。（2）当认同的阶层相同时，家庭人均收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正向的。同一个阶层的地位消费标准相同，个人在地位消费上的花费差不多，这样地位消费后的剩余就随收入增长而增长。收入越高，剩余越多，地位消费对生育的挤压越轻，生育意愿相应越强。因而在同一阶层内，收入与生育意愿是正相关的。（3）阶层认同偏差与生育意愿负相关，同时还会加大收入对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如果个人认同的阶层高于实际家庭人均收入应属的阶层，则因选择的地位消费标准过高，地位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增大，进一步加重地位消费对生育的挤压，收入增长对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也加大。收入越高，向上偏差导致地位消费对生育的挤压越强，生育意愿就越低。（4）个人对未来的社会流动预期与生育意愿负相关。向上社会流动预期会鼓励个人提高自己的阶层认同，选择更高阶层的地位消费模式，具有更高的“超前”消费倾向，这会不断挤压生育预算，降低生育意愿。但这种负向影响主要存在于中低收入阶层，到高收入阶层时会转为正向影响。

结合个人的阶层认同和社会流动预期来观察生育意愿，为分析和理解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种新视角。生育意愿低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人们收入水平低，生育成本高，“养不起”孩子。收入增长并不一定会提升生育意愿，却可能会让当事人更感觉养不起孩子，生育意愿反而降低。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收入提高首先刺激的是个人向上社会流动的欲望，首先增加的是地位消费。地位消费支出会随个人认同的阶层提高而加速增长，导致收入越高，认同的阶层越高，地位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大，对生育预算的挤压越强，致使生育意愿降低。可见是地位消费的昂贵，而不是生育成本增加，导致了收入提高后当事人反而感到更加无力生育孩子。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现代社会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机制。在该机制下，个人通过地位消费维护和提升自我地位认同、增强归属感和安全感、满足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心理需求越来越强烈。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地位消费优先，地位消费的剩余才是用于生育等其他方面的资源。这反映了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在地位消费优先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生育的价值判断发生了改变。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要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既需要像成本论主张的那样，通过政府的公共政策降低生育的私人成本，包括扩大托育服务社会供给，增加育儿假期和津贴，鼓励企业制定更友好的工作—家庭平衡计划等，还需要对育龄人群从社会价值观方面加以引导，发掘传统家庭伦理和责任文化的现代意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消费观，消除消费主义文化的不良影响，引导年轻人合理消费等。由地位消费导致的收入对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主要发生在个人收入水平不高、财富积累的早中期，这个阶段正是年轻人打拼事业的时期，事业在心目中的重要性让年轻人更希望通过地位消费来肯定自己、激励自己。一方面是收入有限，另一方面是地位消费的心理需求最强，于是此阶段的收入与生育意愿的负向关系最强。这个阶段又正是生育的黄金年龄，鉴于此，可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生育支持政策，如开发服务于生育的专款专用的政策性贷款，缓解事业爬坡中的年轻人发展事业与成家生子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