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佳

摘要[摘要]《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最引人注目的成熟著作，在学术史上存有广泛争论。马克思以经济学术语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揭露，实则蕴含着《资本论》完成了一场术语的革命，实现了对思辨哲学术语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术语的双重批判和超越。在严格意义上，《资本论》中的经济范畴之于马克思具有独特的理论内涵及解释力，每一个经济概念所言说的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现实存在，其用意都是要为人类通向自由之路奠基。

[关键词]《资本论》；术语革命；现实的历史；存在论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04-0045-05

国内外学术界对《资本论》的理论性质问题存有旷日持久的争论，这首先应归因于《资本论》的体系建构沿用了经济学的概念、术语和范畴①。局限于关注词句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后果是把《资本论》仅仅看作马克思研究剩余价值学说的经济学著作，并认为马克思对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主要在其早期著作中，哲学批判的声音在《资本论》中保持了沉默。可见，支配着人们如何认识《资本论》及其与马克思先前思想的关系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如何理解《资本论》的术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经济范畴的理论意图及其真实内涵对于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决不是自明的，而恰恰是需要反思和阐明的关键问题，也是《资本论》研究的必要环节和理论任务。

恩格斯在《资本论》的英文版序言中有过著名论述：“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P32）由此足见恩格斯将包含着马克思全部新见解的《资本论》视为一门既区别于德国古典哲学，又区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全新的科学，并指明《资本论》的思想、内容和观点中包含着马克思实现的“术语的革命”。接续恩格斯对《资本论》的准确把握，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推进对《资本论》的术语革命的研究和探讨，以便消除对《资本论》理论本性的误解。

一、《资本论》：超越思辨哲学术语的局限

不可否认，应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进行《资本论》的写作是马克思有意为之，是为他自己的思想进程和理论体系服务的。马克思成长于德国，当时德意志民族的现实境况与理论传统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马克思哲学的开端，乃至他终生的思想道路。德国古典哲学伟大的世袭财产——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被青年马克思掌握并吸收以后，以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思辨哲学为对象的反思和批判成为了其思想的逻辑起点，可以说，一直到马克思最后完成《资本论》他也始终没有脱离这个起点。柄谷行人称马克思哲学是一种“跨越性批判”，即“批判”之于马克思不是只在一个安定不动的位置上，而是马克思哲学批判视域的转换随着马克思在不同时期批判阵地的转移而发生。柄谷行人对马克思的判断有其合理之处，但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理论视域转换的问题时要注意，作为批判家、革命家的马克思只有一个，因此，任何一部马克思的著作都应该被当作他本人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来看待，处于每个思想阶段的马克思都和其他各阶段一样，在确定每一个独特当下的同时都承接着先前的思想，预示着未来的发展。那种把马克思的阶段性批判内容和理论术语理解为是相互孤立的或对立的，从而仅仅进行简单的比较研究的方法是应该予以严肃批判和抛弃的。或者说，如果不把握住作为整体的马克思，就无法确保对每个过程或者环节中的马克思著作的充分和正确的理解，因此，阐明《资本论》“术语的革命”也必须在这一原则基础之上才能成立并富有意义。

马克思从1844年正式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完成了其最具代表性的文本之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那里，马克思摘抄了大量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的著述，由此，对政治经济学专门概念、范畴的思考和运用也正式开始纳入马克思的视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所有或者几乎所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如私有制、资本、货币、分工、劳动者的异化、劳动者的解放等许多熟悉的概念，都可以在《资本论》里面找到；因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问世可称之为《资本论》的先声或草稿。^{[2]（P149）}马克思使用经济范畴的初衷和目的，以及马克思关于经济学术语的新思想从始至终并没有本质上的更改。

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马克思明确表示：“我的研究②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3]（P32）这段经典论述证明，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直接地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有关，马克思的全部经济话语——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也都与他对黑格尔哲学思辨术语的严厉批判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关联。具体来说，促使马克思的目光转向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动因是与黑格尔的分道扬镳，是对黑格尔抽象精神的彻底反叛。马克思认为，“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的因而是非现实的本质，——是外化的因而是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抽象出来的思维，即抽象思维。”^[4]（P98）马克思坚决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他还在强调：“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P22）

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确实把近代理性主义传统推到了顶峰，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寻求那种“理性的识见”才能给予人以人的尊严，而“哲学的历史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哲学就是达到绝对精神的最高方式，使人类具有“最高的光明”和“对人的本质的自觉”[5]。因此，黑格尔力求通过哲学实现的“理性与现实的和解”，其实是以理性精神（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吞噬掉了人类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黑格尔在以逻辑的力量、思辨的概念向我们开显自我意识运动过程的同时，却使活生生的人和具体的生活成为盲区。这是马克思无法接受的，在此意义上，要解放哲学就必须废弃哲学，废弃画地为牢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6]（P55）在自己确立起来的，与黑格尔哲学完全异质性的真理观之上，马克思要重新建构哲学的时代任务，为人类的现实存在奠基。

对马克思而言，理论体系的目的从来都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哲学家的职责在于“改变世界”。这里纠缠的关键问题是，“世界”如何被改变？追问至此，我们可以回到上文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论述并理解其深意，即马克思在巴黎开始转入政治经济学研究是有明确的针对性和问题意识的，一种新哲学要从关于“一般人类精神的”神话王国退回③到具体的个人的现实当中，才能发挥出揭露和改变社会生活（市民社会）中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不合理与不平等的作用，对于“现实”的全新理解，马克思在“德国的哲学”著作中找不到任何反映，是在英国发现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对马克思的思想演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P70）英国政治经济学才是关于现实的人的真实的物质生活的科学描述，是破解现实社会秘密的钥匙，马克思坚定地要除去黑格尔辩证方法的神秘形式，以便解决人类生活中实际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其提供了路标：“此路通向实在”（阿尔都塞语）。

马克思之所以是马克思，因为他洞见到以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理念等思辨哲学术语为核心的黑格尔体系只是设定了一个真理的幻觉，所有这些概念、范畴都是为黑格尔逻辑学体系的自洽性服务，都被卷入脱离现实的纯思的虚幻漩涡之中。要使哲学摆脱黑格尔造成的困境，来到现实的人的生活过程及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世界，为人的自由解放开辟现实的道路，就必须放弃思辨哲学的话语体系，对现实生活进行重新的阐发。这样，恩格斯所强调的《资本论》中包含着术语革命的第一层内涵得到了清晰的呈现，马克思本人曾指明批判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批判的目的是革命。因此，马克思进行术语革命首要地就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总问题和思辨唯心主义的术语、范畴的拆解和摧毁。无论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实现的经济术语与哲学术语的首次对接，还是在《资本论》中完成的对政治经济学术语的彻底批判，经济术语既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革命性批判的结果，同时也是马克思哲学革命得以最后胜利的前提，术语革命是支撑着马克思毕生革命理想的基石，不理解“术语的革命”就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的关系，也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全部思想意图。

二、《资本论》：超越政治经济学术语的界限

对黑格尔主义本质上是“无人身的理性”的批判和解构奠定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立场、出发点和全部的理论旨归。马克思生动地批评黑格尔：“在最后的抽象（因为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逐步抽掉构成某座房屋个性的一切，抽掉构成这座房屋的材料和这座房屋特有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纯粹的量这个逻辑范畴了，这用得着奇怪吗？……所以形而上学者也就有理由说，世界上的事物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既然如此，那么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这又有什么奇怪呢？”^{[1]（P138-139）}与黑格尔造成的逻辑范畴遮蔽现存世界相比，马克思必须冲破德国古典哲学的局限和理论困难；冲破被黑格尔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脱离现实基础④的纯理性；冲破黑格尔体系的语词架构，以便重新回到“属人的世界”；在人们自己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运用起辩证方法，从而使辩证法不再只是呈现为“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逻辑学》），而是表现为通过现实的手段改造世界（《资本论》），深入和认识现实历史运动的总体过程的辩证法才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真正超越之处。借用柄谷行人的精准概括：“这个世界并不是以完整的理念来覆盖住的。哪里都不存在作为理念的自我展开而能够得以整合的现实。在这里，‘异化论这种‘哲学是行不通的。而马克思就是在这种哲学破产的地方发现了具有多层结构的、由人自己来推动并且推动人的、‘不随心所欲的世界。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的眼里，映着脱落了理念的过滤的、既吞没着他又和他的意志毫无关系地运行的现实或说社会的诸关系。”^[7]（P88）在与黑格尔哲学的明显差异和细微联系中，马克思精确地确立起他自己理论与实践的任务，同时，这奠定了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彻底完成哲学批判的首要意义和作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一贯的改变现实、求得人类自由解放的理论旨趣提供了最直接的着力点和思想对象。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用逻辑学的概念、范畴来规定和设定人的具体社会生活过程的同时，认识到了经济范畴对于化解思辨哲学造成的人与世界的抽象化，即分析和解剖实在的、具体的市民社会本身的独特意义。然而，按照马克思的意图和思路，确认政治经济学是解剖市民社会的钥匙，确认经济术语是摆脱思辨哲学术语局限性的出路，是否就意味着马克思通过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得出的见解和论著仅仅是接受了经济科学的发展所留下来的全部结论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马克思的批判事业过渡到政治经济学，让思想真正地开始切中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人们的经济活动；切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人们的经济交往；切中社会关系中真实存在的各种问题，为真正实现哲学的批判使命找到下降到“现实的历史”的通途。据此，马克思对经济学范畴的运用是深入到社会历史层面的，他的最终目的仍是要完成对资本主义所涵盖的真实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及社会关系的揭露、批判和革命。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在马克思那里的研究和使用，一方面，表征着一种超出整个西方近代哲学言说方式的哲学话语，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立场迥异的经济学思路。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中有明确论述：“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1]（P16）

从马克思所表明的态度和观点可以看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出发点和目标始终是为资本主义现存秩序的合法性、永恒性作出证明与辩护，所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其实是走出了历史的视野，在理论上将资本主义制度置于一个非历史的、超历史的立场上。马克思看重“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与此同时又准确地把握到了“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经济学家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6]（P137-138）}。马克思以辩证的、历史发展的眼光深刻地洞察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有着其自身无法超越的界限，即它只是竭力维护少部分人（资产阶级）的社会利益的关于财富现象的专门科学，它作为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基础的经济科学是历史地产生的，可是其发展过程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社会地位却忽视或回避了现实历史的发展，掩盖了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所面对的新的生存境遇，以至于使经济范畴走向片面化、抽象化，变成了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变成了僵死的、非批判的观念结晶。

“经济学者只通过整理可见的范畴而完成了经济学的体系。马克思则一边继承那些诸范畴又一边对此加以批判来进行了重构。”^[7]（P7）正因如此，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并揭示其基本性质的成熟著作《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个别结论的批判。它是从一种在理论与实践上超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社会阶级的新立场，在决定性的观点上对‘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批判”^[8]（P61）。马克思沿用经济学术语写作《资本论》的真实用意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实际的批判与完善，政治经济学在运用其术语时，将语词所表达的内涵严格限定在资产阶级自身的界限之内，范畴本身只是孤立的、狭隘的，根本无法触及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只有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即从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把他们周围的感性世界理解为“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6]（P76）。所以，马克思认为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时代并未取得实质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做了不少事情。要推进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对在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上人们所形成的一切关系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批判，从而使政治经济学能够冲破其思想界限，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看作既是先前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又是以后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和必经阶段。这样，超越资本主义，最终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成为人类历史前进的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归根结底依赖于用现实的手段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压迫、剥削和不自由。

在此意义上，冲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立场，才使人类现实的历史发展得以可能；才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得以可能。换句话说，当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作为具体的个人在实际生活中摆脱束缚、克服异化、实现自由的条件和基础时，才有对资本主义的实质发展。而资本主义自身要得到实质发展就必须首先意识到资本主义“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9]（P17）。所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没有达到马克思对历史的实在进程的认识高度，因而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对抗性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使用的每一个经济学术语都不再是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从未把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只是当作现实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当作适应特殊历史发展的产物，并对其进行革命性的批判。《资本论》中的经济范畴较之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只有名称上的继承关系，从其深层意义上看来，马克思改变了范畴的内涵，并且其结果就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批判。所以，《资本论》的全部思想包含着马克思批判世界——改变世界的革命旨趣，它作为经济范畴建构而成的体系，体现的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而不单纯是继续，其中的每一个概念的论述都表达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革命倾向。

对此，恩格斯也有明确论述：“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1]（P33）《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同时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局限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界限，并且体现着马克思的全新世界观，成为关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运用的任何一个经济学概念的内涵都集中地表现出《资本论》的经济范畴，一方面包含着对思辨术语的严厉批判，另一方面包含着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术语的批判和革命。

三、作为存在论范畴的经济学术语

省察经济学术语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实现的双重超越，并不是仅仅要把《资本论》研究的视野拘泥于马克思与思辨哲学家或政治经济学家所使用的范畴之间的结构和意义的区别。任务本身在于通过分析马克思的经济学术语的革命性，以便于打开完全窥透《资本论》及其概念系统的存在论内涵和性质的道路⑤。

从青年马克思开始对阵黑格尔，揭露他的思辨唯心主义是把“现实的存在”抽象为精神——“最终回到自己的诞生地的思维”那时起，马克思就规定了自己所要建构的一门新哲学的基调，并为自己的哲学信念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坚不可摧的地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6]（P67）。从这种现实的个人出发，任何将人和世界僵化、固定化起来的抽象学说都会沦为幻想。对于有血有肉的个人来讲，他们自己的生活过程怎样表现，他们自己就是怎样的。所以，马克思要追寻的“存在”就是人的现实存在，就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6]（P72），意识、观念仅仅是被意识到了的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与社会交往。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洞见到德国古典哲学避重就轻地把关于人的全部问题都囚困在意识界之中，把抽象的人当做出发点，掩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运动过程，永远无法通达人们最切近、最真实的“存在”本身。只有哲学回到人间，描绘根据经验所揭示的个人在社会结构中同生产的联系，排除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才能真正扎根于现实的存在，现实的存在才真正被把握为“现实的历史”。马克思要做到让哲学开显而不是编撰“现实的历史”；让人类发展的历史以哲学的方式言明自身，而不再是相反。因而，在马克思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存在”问题的核心表露为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历史表现为人的历史，具体的人变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哲学作为存在论、真理论获得了一种全新的面貌。

马克思将感性的个人及其感性活动作为思想的现实基础，是为了理论能够在人们的现实生活面前把握到人类实践活动和历史发展过程的真实状况，也就是使理论直接地与实践相关涉，脱离实践的纯粹思维只是理性的抽象假定。马克思深谙德国古典哲学企图依靠理性的力量建立一种对人和世界，以及历史发展具有绝对的规范性效力的理论，但是，一旦触及个人的社会生存状况，抽象理性就会显得分量不够，因此，随着马克思对德国哲学思辨传统的不彻底的清算，英国政治经济学从科学实证性的维度直面资本主义社会最显著的时代特征——人们普遍的经济生产和经济交往——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受到马克思的高度重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特殊性的分析如果离开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域将成为不可能，就此，潜心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重建哲学——改变世界的重大的、基础性的工作，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须臾不可分离；经济范畴与人的存在须臾不可分离。

政治经济学家赋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没有任何期限的历史存在权，所以他们把“资本”仅仅说成“作为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起来的劳动”；把“黑奴”仅仅说成是“黑种人”。经济学家们以资本家（资本）的理论代言人的身份仅仅道出了经济生活的表面现象，对隐藏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表象背后的支配力量不加追究，因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实质上仅仅停留于提出抽象的一般关系，其经济范畴始终达不到包含现实的个人的许多规定性和社会关系的丰富的总体。马克思的全部范畴打破了政治经济学的禁忌，他直接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6]（P344）}马克思在研究各种经济范畴的发展时，与他研究历史科学、社会科学一样：经济范畴所表现的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10]（P48）}。这样，经济范畴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上升为整个社会存在的普遍范畴，使经济学术语的内涵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深度和广度。以商品为例，“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时期，也就是使生产一个使用物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1]（P677）}。因此，《资本论》中分析和揭露的资本主义的商品形式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的人的存在形式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经济范畴也同它所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而是时代的、历史的产物。“让经济学进入历史，这意味着经济学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构成了马克思的新哲学。”^{[11]（P32）}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全部经济学术语所涉及的是要证明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总体——人自身——同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资本论》不是把资本当作现成的物来研究，而是要揭示资本以物的形式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揭示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存在方式。《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描述和阐释并不是经济动机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推动作用，真正的目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摆脱人与人之间实际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交往方式，使人在人的世界，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现实的解放。马克思讨论的经济问题，就是人本身的问题。《资本论》中的任何一个经济范畴都是带着马克思的署名一起出现的，或者说，都是置于马克思独有的哲学（存在论）——“现实的历史”平面上的，都是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基础上的独立自足的创造。所以，《资本论》才是马克思彻底完成其哲学改造的标志之作，其中的经济概念才是完全属于马克思自己的经济学—哲学话语，直到这一理论工作的完成，马克思才彻底排除了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局限性，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自由的实现为落脚点，用一种新唯物主义的思路对人类“现实的历史”进行全新的解释，这种解释直抵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及其形成的人与人的交往形态，因而解释意味着走向资本主义现实的反面，意味着对现存着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