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治立 徐舸

20世纪的社会科学发展因受到哲学思潮的影响而具有方法论特征。所谓社会科学方法论，是指关于社会科学的性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及其研究方法的理论。它是区别于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其特殊建构产生了内在冲突，同时导致了不同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的研究范式之间的对立与争论。这种冲突与争论背景下出现了“混合方法研究”及其范式再争论，有关方法论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社会科学“混合方法研究”的出场与相关范式争论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内在冲突及其研究范式的争论

社会科学是指以人类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区别于以自然界为对象的自然科学和以人文为对象的人文科学，其研究方法论长期存在内在冲突与范式争论。实证主义方法论主张使用以归纳与演绎等方法分析可量化的经验观察所得数据，而定量研究范式就是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化。人文（解释）主义方法论则重视文本信息的收集、理解与诠释，而定性研究范式就是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化。定量研究主张实证主义观点，即认为研究对象客观存在于人的感知之外，研究者应保持立场中立，而定性研究认为研究者无法做到价值中立。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部冲突有其特定的产生根源，也期待解决路径突破。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构建途径是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人文科学方法论移植并将其作为基础，而以理解为主的人文科学方法论与以实证为主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之间难免存在冲突，正是这种冲突导致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部冲突。多元方法论由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保罗·法伊尔阿本德（Paul Feyrabend）提出，他批判采用某种单一方法论的做法，打破了传统的一元主义科学方法论。还有学者认为消解这种内在冲突的有效途径就是将其内部两种对立的方法论思想相融合，创立社会科学自身完善的、系统的方法论体系。之后出现的被称为“第三次方法论运动”的“混合方法研究”，正是在这种范式之争中试图协调二者之间冲突的产物。

（二）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范式之争

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一直存在定量研究范式和定性研究范式之争，尽管这种争论形式并不显赫，也有学者认为定量、定性方法论争议夸大了两大范式的区别，阻碍了二者之间的沟通。

事实上，定量研究范式与定性研究范式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差异与争论。一是关于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论哲学基础争论。定量研究理论基础源于实证主义认识方法论与世界观，坚持该范式者认为主客体是互相分离的实体，社会现象客观存在且不受主体主观价值影响；定性研究的理论基础源于解释主义认识方法论与世界观，坚持该范式者认为主客体并非完全互相分离的两个实体，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会受到主观价值的影响。二是关于定量与定性研究具体方法争论。定量研究主要为演绎方法，即通过数据的测量分析来获得相关资料，例如实验法与统计法等，再对所获资料进行量化与假设以揭示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定性研究遵循归纳方法，主要是收集文本和社会信息，例如访谈法与案例研究法等，强调整体主义和情境主义。三是关于定量与定性研究目的争论。定量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事实的测量分析研究对象的数量特征及变化而探索事物本质，以求把握事物的量的规定性；定性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细致的研究来对事实进行理解及解释，以求把握事物质的规定性。这种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范式在哲学基础等层次上的巨大差异，为混合方法研究的出现提供了前提与空间。

（三）“混合方法研究”范式的出场

混合方法研究产生于20世纪末的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两大研究范式之争中。国际混合方法研究协会（MMIRA）主席、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约翰·克雷斯维尔（J.W.Creswell）将“混合方法研究”的发展分为孕育形成时期、范式争议时期、程序发展时期、倡导与扩张时期、反思时期五个阶段。由克雷斯威尔和塔沙克里（A.Tashakkori）主编的《混合方法研究杂志》（JMMR）于2007年1月正式出版。两位主编在创刊社论中阐明，“混合方法研究”是指“在单个研究或调查程序中，研究人员收集和分析数据并整合研究结果和得出结论时，同时使用定性和定量的路径或方法”。这成为“混合方法研究”概念正式提出及研究进入新阶段的标志。2013年，国际混合方法研究协会正式成立，标志着混合方法研究开始作为独立研究范式领域被正式确立。作为社会科学领域长期以来两大范式之争的结果，尽管混合方法研究尚未充分成熟，但却被众多学者看作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之后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方法论运动”。国内外已有较多学者将混合方法研究应用到多个具体学科领域和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去。

（四）“混合方法研究”范式的再争论

混合方法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仍然无法成为一种成熟的研究范式，原因就在于包括方法论范式基础在内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争议。这种讨论呈现三类主要观点：（1）有某个适合混合方法研究的最佳范式基础，其中最被广为接受的是实用主义范式立场，此外还有辩证主义以及复杂性范式论等哲学立场；（2）在其研究过程中可使用包含定性或定量等多个范式；（3）研究范式因其设计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由于美国等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偏重实用主义取向，因而在这场混合方法研究范式讨论中，实用主义较多地被接受。这表明，有必要对混合方法研究仍存在争议的方法论基础问题进一步深入探讨。

“混合方法研究”典型方法论分析

有关混合方法研究的方法论争论问题，形成了包括实用主义、辩证主义以及复杂性范式论等几种典型方法论观点。

（一）关于“混合方法研究”的实用主义方法论

实用主义的支持者以美国南阿拉巴马大学的教育和心理学教授伯克·约翰逊（R.B.Johnson）和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州立大学的安东尼·恩乌格布祖（A.J.Onwuegbuzie），特别是社会学教授大卫·摩根（D.L.Morgan）等人为代表。约翰逊和恩乌格布祖主张混合方法研究的范式基础是实用主义方法论。他们将研究过程中以范式为主转变成以问题为主，将范式基础放在第二位。这种观点可称为“问题导向”论。约翰逊还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对混合方法研究进行了实用主义阐释。摩根在2007年明确提出了所谓的“实用主义方法”作为先前主导范式的替代。他列出了定性方法、定量方法以及实用主义方法的主要差异的对比表，从三个方面对“实用主义方法”进行解释，即它的溯因推理、主体间性和可转移性。摩根所提出的“实用主义方法”也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它能够为社会科学寻求一种适当的综合方法。然而，实用主义“问题导向”论存在其固有缺失，缺乏一种坚定的“范式”或者“世界观”来构成完整的方法论基础或为其提供一定的哲学辩护，还不足以给原来主导的信仰体系带来重大变化。

（二）关于“混合方法研究”的辩证主义方法论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珍妮弗·格林（J.C.Greene）和新泽西州立大学的斯蒂芬妮·柯南伯格（S.Cronenberg）等人主张混合方法研究的范式基础是辩证主义方法论。他们主张尊重实用主义研究范式与建构主义研究范式之间的差异，并利用二者之间的差异以相互补充。这种混合方法研究的方法论可称为“互补统一”论范式观点。这种辩证立场下的“互补统一”论尊重不同范式之间的差异，试图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进行有机的结合，加强了研究者对两种不同数据的理解与把握，考虑到了不同范式的平等地位，增强了混合方法研究过程中的公正性与客观性。但其局限之处在于，在实际的混合方法研究实践过程中，很难完全达到定性数据与定量数据、不同范式之间以及不同观点之间的完全平等；并且，范式是一种解决研究问题的典型例子，在研究过程中遵循不同的范式会导致对研究问题的不同解决路径的冲突。

（三）关于“混合方法研究”的复杂性范式论

复杂性范式的概念最早由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Morin）提出，即将彼此联系起来并能决定关于世界复杂观念形成的理解原则的总体，称为“复杂性范式”。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将“复杂性范式”作为“混合方法研究”的范式基础和哲学立场的观点。复杂性范式论在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都对混合方法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和意义。复杂性范式本身所具有的多元性、复杂性、涌现性以及融贯性等核心特征都会成为混合方法研究方法论体系逐步走向完善的思想理论支撑。同时，鉴于复杂性科学及其范式本身仍然还很不深入而处于初级阶段，其作为混合方法研究的方法论也需要不断推进与完善。

“混合方法研究”范式与方法论基础的进一步构建思路

目前的混合方法研究的范式和方法论体系都有待进一步的构建。可以从三个方面汲取思想资源来开展，即汲取马克思有关“一门科学”思想、当代科学实践哲学“情境关涉”思想以及复杂性科学“多维融贯”新思想。

（一）汲取马克思有关“一门科学”思想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阐明了关于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一门科学”思想，蕴涵社会科学方法论走向混合方法研究的内在依据。第一，“一门科学”指向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内涵融合。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理解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机械性主客二分和相互对立的思维方式，人与自然互为科学对象，二者本质上是互为存在的“互融”关系。这种融合赋予了混合方法研究对象客观前提的根本意涵。第二，“一门科学”推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交融互补。基于“一门科学”思想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内涵融合的重新理解与建构，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从定量研究或定性研究的单一方法论取向逐渐趋向多元方法论和混合方法研究，在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上走向定量与定性交融互补的混合方法研究道路。第三，“一门科学”促进“混合方法研究”的研究领域的拓展。“一门科学”思想引发对和自然对应的自然科学与和人对应的“人的科学”的研究领域关系的新理解，提出的“现实的人”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汇点，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也将在人的实践基础上走向融合的趋势，最终拓展“混合方法研究”的研究领域。

（二）借鉴当代科学实践哲学“情境关涉”思想

当代科学实践哲学代表人物劳斯强调科学研究“实践优位”“情境关涉”思想，揭示科学研究活动与其具体情境关涉、地方条件关联、主客互动建构等属性，能够显著消解定量与定性研究范式的对立而促进其融合成为混合方法研究。“混合方法研究”的方法论依赖于实践与情境关涉的把握。强调情境关涉就是要凸显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研究主体的实践性、参与性和与情境交互关系，有效地帮助对“混合方法研究”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进行梳理和表述，进一步帮助明确研究问题。在社会科学混合方法研究的应用过程中，相比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而言，涉及定量数据与定性资料在不同阶段的收集、整合与分析等步骤，更加需要研究者在不同情境下对研究对象进行准确的把握和理解，这就要通过实践来实现。科学实践活动“情景关涉”思想表明，研究主客体之间在实践情景中的双向建构的关系，是社会科学混合方法研究的方法论建构需要充分考量与借鉴的。

（三）逐步深化复杂性科学“多维融贯”新思想

复杂性科学目前乃至相当长时期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其具体研究的方法及方法论会不断孕育与产生，将持续推进混合方法研究的方法论思想深化与丰富。不断汲取复杂性范式“多维融贯”新思想，可以从多个维度为混合方法研究不断完善方法论基础。第一，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复杂性科学不断揭示有机自然观新图景，其新的复杂性范式中多维普遍联系的复杂性思维方式可重构混合方法研究的方法论。第二，依据新的复杂性范式主张，不断汲取计算机信息科学、复杂性科学等最新研究成果，把定性、定量的各种方法更加有机结合起来去构建混合方法研究策略，更深入揭示世界与事物之间多维联系的定性和定量的多样性、涌现性、复杂性。第三，科学研究过程中，混合方法研究可以不断汲取“多维融贯”思想丰富其方法论。复杂性科学新思想将主体与客体多维融合联系起来，形成主客体耦合的系统，能够不断完善混合方法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混合方法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社会科学“混合方法研究”方法论思想的不断深化，意味着科学方法论体系将逐步变得更加科学和完善。同时，这也意味着，它将给社会科学方法论和社会科学研究带来新的思路与重大的影响和变革，体现了深刻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社会科学“混合方法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混合方法研究最突出的科学“价值”或功能，就是使用混合方法研究比单一的定量或定性研究发挥更多的作用，能够更充分揭示社会科学对象的属性。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学科，而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社会现象包含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和社会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内涵特征，由人类活动引发的社会现象相对应的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的属性。混合方法研究不仅可揭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可在研究领域和范围上揭示社会科学的辩证统一性与可延展性。对于混合方法研究单纯作为方法的作用而言，突破了从定量研究或定性研究在不同研究层面的局限，体现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多元性与融合性。

其次，社会科学“混合方法研究”难免时代局限。混合方法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取向，目前也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自身的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混合方法研究在整个研究实施过程中所需要耗费的成本相对更高；二是混合方法研究的应用对研究者要求有更高的研究能力和对研究方法更熟练的掌握；三是混合方法研究实施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更高。

最后，社会科学“混合方法研究”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方法论意蕴。社会科学混合方法研究的深刻意蕴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增加了研究问题描述的全面性与拓展了研究范围的广度；二是通过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互补与整合来提高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三是通过提高具体研究方法与技术的多样性来增加研究的深度。混合方法研究因结合了定量与定性两种范式方法，在研究实施过程中也会选取多样的研究技术与手段，如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等，体现出方法论的丰富性。丰富多样的研究技术将帮助研究者对研究问题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细致和有效的分析与研究。就研究设计方面而言，混合方法研究具有优于单独使用定量和定性研究设计的地方，其常见的几种优势包括能够回答一些单独使用定量研究设计或定性研究设计所无法回答的研究问题，能够提供较好或较强的研究推论，能够提供新视角下研究结果的科学阐释、全新的理解方式以及多元世界观的理论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