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锦

（作者单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摘自《国外文学》2021年第3期；原题为《“有效的整理与明确的连接”——论福柯以“人的限定性”为核心的“人文科学”的诞生》）

福柯在《词与物》中以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三个经验领域为对象，考察了16世纪以来欧洲知识型的变化，这是一次笛卡尔或黑格尔式的巨大努力。在每一个知识型，例如文艺复兴的“相似性”、古典时代的“表象”和19世纪的“人的有限性”知识型中，福柯都考察了生命、经济和语言或话语三个经验领域，并用这些领域证明每一种知识型运作的可能性和方式。本文拟讨论的议题是与这三个经验领域相关的“人文科学”的诞生。这个议题同时叠合着福柯一直非常关心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因为福柯认为“人文科学”与“政治经济学”共享同样的知识型和实证性，“人”和“人口”的问题在19世纪的政治经济层面关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而在认识论方面关涉“人文科学”的诞生。

人文科学的诞生：19世纪

当我们在今天的经验中不断述及各个时代对“人”、对“生死”的感知受着某种观念的影响而差别非常大时，福柯对19世纪知识型的讨论就显得格外清晰。福柯认为：“人在现代思想中据以被建构的存在方式能使人起两个作用：人在成为所有实证性之基础的同时，又以一种甚至不能说是享有特权的方式出现在经验物的要素之中……那个先天性自从19世纪以来一直充当着我们的思想之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基础——这一事实可能对要赋予‘人文科学’、那认识体系……的地位来说，是决定性的：这个认识体系把具有经验特征的人当作自己的客体。”所以对于现代知识型来说，“人”变得特别重要，它替代了相似性和表象，替代了神成为知识的中心。这个中心以两种方式起作用，首先是“人成为所有实证性之基础”，也就是当人们要把某些经验或现象转化为“知识”时，必须经过“人”的范式或“人”这个机器。这个机器的特点是以“人之生死”“人的有限性”作为一个度量器，重新划定经验现象和历史现象。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认为现代哲学必然关心“经验与先验、我思与非思、起源的退却与返回”这三个对子，这三个对子都是以“人的有限性”为前提构建的“人之生死”的形象。如果“经验”是我能抵达的，那么“先验”就是我不能抵达的；如果“我思”是对我能把握之经验的思考，那么“非思”就是对非我之先验的渴望；如果我能够确定我的起源，那么人的起源就以逼人猜想的方式悬在我们的经验之外。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人”的第二个功能，它“出现在经验物的要素之中”，它既是先验的，又是经验的，它以其经验渴望抵达先验。或者我们可以说，在福柯的问题意识中，现代人以其民族国家身份试图反思现代性的整体格局；换言之，个人即使不能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身份，那么在批判理论的意义上，人们还可以反思这段历史的整体演化真相。在福柯论语文学与现代文学这个看似属于语言学或极具虚构想象性的领域的问题中，这体现得尤为明确。这一反思，也使得我们可以修正关于民族寓言的“文学”的狭隘定义，将文学的问题复杂化。

回到“人在知识中的诞生”，福柯说到“人”的这一先验性与经验性的双重功能正是19世纪知识型的表征，而且这对于19世纪“人文科学”的诞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一决定性体现为“这个认识体系把具有经验特征的人当作自己的客体”。也就是说，当“认识你自己”是历史的命题时，19世纪知识的特征的独特性正在于认识“成为客体的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文科学”的两层含义，这个术语的法文原文是“les sciences humaines”，可以译为“人文科学”，但它还有一个意涵是“人的科学”，即“les sciences de l’homme”，这个意涵充分说明了19世纪知识型或者说“人文科学”在福柯那里的特定含义，因为“人的科学”正是“人文科学”的实证性基础。“人的科学”，人被科学化、对象化、客体化，这不是从古至今思考人、人口或人文的方式，它是一个特定的事件。这里的实证性基础是“解剖临床医学的诞生”及其所影响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诞生，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医学、生理学、卫生学的发展与社会制度和文学想象的关系。解剖临床医学的诞生以一种硬科学的方式，揭示了“人的生命的真相”，人的身体成为科学的对象，人被客体化了。当然同时人也被主体化了：作为对客体化和对象化的补偿，人也成为认识的主体。福柯把医学的发展置于人文科学建筑大厦之基底的位置。

因而，“人文科学”并非在18世纪或者更早就已然建立起来了，其不是一个连续性的空间，而是一个崭新的空间。只有“当人在西方文化中，既被构建为必定被思考，又被构建为将被认识时，人文科学才出现”，在19世纪知识型中，“人”成为中心“媒介”，这个媒介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所以人文科学的诞生，“这个事件本身发生于知识型之一般的重新配置中”。福柯非常清晰地介绍了现代知识型的情况。它包含了三个维度，即演绎科学（数学和物理）、经验科学（语言学、生物学和经济学）和哲学反思三个领域。三者中，经验科学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数学秩序体现在经验科学的领域，就是将语言学、生物学和经济学中的某一部分数学化，即应用数学寻找语言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的部分秩序；而哲学与经验科学的结合，产生了生物学意义上对生命哲学、经济学意义上对异化之人的哲学，以及语言学意义上对符号形式的哲学的思考，同时反过来，哲学又使得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的外在反思成为可能，即思考“什么是生命、劳动和语言”。因而对于经验科学而言，哲学和数学都提供了将思想形式化的方式，要么以数学秩序的方式，要么以元或外在层面反思的方式。人文科学处在这三个维度的三面体中。

人文科学的形式与方法论

在论述了人文科学诞生于一个特定时期后，福柯接着论述了人文科学的方法论。首先他认为人们习惯于用数学的方式思考人文科学，即以数学的方式使人文科学形式化。这样可以把人的科学分为可数学化的部分和需要解释的部分，后者就是一个不能被还原为数学的部分。数学可以应用到政治、生理或心理学等领域，但数学化并非人文科学的构成要素，人文科学的构建得益于普遍数学的消退和生命、语言与劳动等领域的解放。对于人文科学的形式和方法论而言，数学只是向“有关人的实证知识提供一种科学风格”，而定义人文科学的最基本困难有两个维度：“一是有限性分析在其中得以展开的维度，二是那些把语言、生命和劳动当作对象的经验科学据以能分布的维度。”有限性分析关涉的是人以语言、生命和劳动的方式出现时所感知到的限定性，即以人之生死的线段对无限的渴求。同时，人文科学所关注的“人”与生物、经济或劳动和语言符号相关联，人是其中的连接环节。但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都不是人文科学。也就是说，解剖学、经济计算、大脑皮层语言研究并不属于人文科学，而我们一旦询问关于生物的功能标准，询问关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询问词与表象之间的合法性关系时，人文科学就发现了其空间，人文科学正是对生物、劳动和语言领域的反思性认知。所以，人文科学不是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的内在研究对象，而是它们的外部剖面，是对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生成过程的外在历史条件的综合感知和探讨，人文科学处于“‘元-认识论的’位置中”。

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正是由其与“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之间的三重关系所确定的”，这个决定性体现为人文科学不思考生理图式、生产过程和语法规则，而思考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的存在条件和存在方式。人文科学的三个领域，即心理学的区域不仅在生物功能的延伸中，而且在对生物的表征和反思中；社会学的区域不仅在生产与消费中，而且在对劳动个体与相关社会规则的表征和反思中；文学和神话研究不仅在语言的法则和形式的延伸中，而且在对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的语词痕迹的分析中。然后，福柯就得出了对于我们思考人文科学的跨学科研究而言非常重要的方法论结论：“通常不仅难以确定对象之间的界限，而且还难以确定心理学、社会学、文学和神话分析所特有的方法之间的界限……同时感觉到几个模式，这并不是方法的缺陷。只有当模式之间并不相互被整理和明确相连接时，才会有缺陷。”这里有四个层面的信息：首先，心理学、社会学与文学和神话分析有一些各自基本的方法；其次，这三个人文科学的领域也都可以依据其他对子（功能和规范、冲突和规则、意义和系统）来重新开始分析，因而居间学科增加，人文科学边界模糊；再次，对人文科学例如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学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以某种模式为主，但我们依然可以启用一些次要模式，例如在研究文学时，可以主要使用意指和系统的语言分析法，同时也可以用功能与规范、冲突与规则来重新开始对文学的分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研究或分析的缺陷并不会来自使用了跨学科的模式或方法，而是来自对这些方法没有按照有效的问题意识连接和整理。

“人文科学”与人种学的政治性

在对人文科学做了这样抽象和知识型意义上的反思后，福柯把19世纪历史的维度引入了对人文科学的论述。19世纪人文科学发生的事情首先是生物学模式的统治，即人的生物学化，以有机浪漫主义的想象为表象，以孔德的分析为代表；之后是经济学模式，即人的政治经济学化、人口的出现，以马克思的批判性反思为代表；最后是语文学模式，以弗洛伊德对各种症候的阐释和体系化为代表。

进而福柯详细讨论了既作为心理学意义上的“精神分析”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种学”，又作为人文科学元话语层面的两种人文学科及其相互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人种学和精神分析必定都是两门有关无意识的科学：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在人身上都达到了人的意识以下的层面，而是因为它们都走向那在人之外使得人能凭一种实证知识而知晓的一切，都走向那呈现给或逃避人的意识的一切。”因而这二者的独特性正在于：“人种学和精神分析并不是可以与其他人文科学相提并论的人文科学，而是它们贯穿了整个人文科学……它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提出自己的辨读和阐释方法。”借用纵聚合和横组合，即隐喻和换喻的结构主义语言，可以认为如果精神分析是纵聚合的隐喻轴的话，那么人种学正是横组合的换喻轴，二者组建了19世纪关于个人和群体的话语范式。二者在某种意义上都借助19世纪欧洲对其他地方的殖民——对个人他者或者文化他者——来显示其本质，这样，在一般定义中无历史的、共时性研究人种的学科人种学被福柯历史化为19世纪独特的人文科学，即历史化为西方理性和文明与他者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正是战后知识分子全球关切的体现。

而人种学并不处理心理学、社会学或文学内部的经验，它也不关心它们的历史主体，它的目的是限定每种文化界限，封闭这种界限以制造他者和他者文化，然后在封闭空间中探讨生命、需求和劳动以及语言的运行规则。人种学像精神分析一样统治了19世纪的人文科学，它与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分析相关，因而才能以大写的身份关注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正是人种学在19世纪特有的知识范型意义和政治学意义。

然而，由于“像精神分析一样，人种学并不询问人本身”，所以它们都导致了一种“人的终结”，因为它们并不关心“人”的“功能、冲突和意义”，而是关心“人口”整体的“规则、规范和体系”。在这种终结中，在福柯看来现代文学具有朝向界限处奋进的揭示功能，所以他赋予现代文学以非常重要的位置：就像兰波用“我是另一个”打破语法的规则一样，文学致力于接近19世纪历史与政治的极限处，即反思那种具有政治学意义的语文学的起源。

“人”的历史：历史主义与有限性

最后，19世纪历史观念自身的变化也与“人”的出现相关。福柯首先讨论了普遍主义意义上的历史，即自西方古希腊有记载以来的一种时间的散播。然而，这个记忆时间的进度的历史观，在19世纪初被打断。首先，人们发现生物与自然享有自身与环境之间互动的历史性，这个历史甚至大于人类的历史；其次，人们发现劳动与生产拥有自身独特的历史，即生产发展模式、资本积累方式、价格波动规则，这既不同于自然法则也不同于人类的一般活动进程；最后，语言也有自身不同于他者的语音和语法规则演变的内在历史。总之，生命、生产和语言都在19世纪向人展示出自己的法则和自己的时间线索。福柯接着颠倒了我们对这些自然生物史、生产劳动史、语言语法规则变化与狭义的人类史的关系。也就是说，由于政治等原因，人们以为资产阶级的胜利使得人把其自身的历史性，即资产阶级历史性扩展到生产、语言和生物上了，以为经济学、文学与语文学、生物学是在人发现了其历史性后才被推及的。或者说，在19世纪人们认为一切都不得不以资产阶级人类史的标准重构自身的历史。

福柯认为，与上述只看到资产阶级胜利者史学的政治社会学逻辑正好相反，即上述资产阶级胜利者史学观是一个晚发的现象，首先发生的事情是知识型的转变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非历史化”。因为古典知识型的消退，生物史谈论自然的进化，生产史谈论财富的生产条件，语言谈论自身的音素与语法变化，所以除了人没有历史，其他存在都有自身的历史。此时，人本身丧失了历史性，人不知道从何时把自己放入历史中，因为“时间是从人自身以外的其他地方来到人那里的，人就只有通过存在的历史、物的历史和词的历史的重叠，才能把自身构建为大写的历史的主体”。所以人对“时间能遗留下来的文献或痕迹表示出来的强烈好奇心”。但人的这一非历史化，接着又被福柯反转：因为人生活着、劳动着、讲着话，所以人借以从生物史、财富生产史和语言史中获得自己的历史性，虽然人不是从时间的开始进入这些历史的，但是因为人的进入，人类生命、人类经济和人类语言的历史就使得生物史、经济史和语言史成为因人而显现的历史，为了勾勒人的历史性，一切都因人的有限性而历史化了。因此福柯说人们或像斯宾格勒那样面对人的历史寻找种种法则，或者直接阐释作为生物的人、作为经济的人和作为文化整体的人。人一方面成为历史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只能通过生物、经济和文化等来获得自身的主体性。这一点，即历史在19世纪知识型中的新布局，在福柯看来非常重要：一方面，历史无论如何都与心理学、社会学或语言科学，即生命、生产和语言领域相关，但由于人的有限性是这个历史的根本，人的历史性而非本质性存在，使得人文科学既不能保持稳定，也不能追溯普遍法则，这也是为何人文学科总是有着不确定的原因，其基础是人的彻底的历史化。另一方面，人在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学文化等内部不断地建立研究对象和方法，当人想越出内部寻找普遍性时，就像斯宾格勒等证明的那样，就越陷入历史性，因为人的有限性无法把握起源和终点。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讨论的“数与世界历史”“起源、城市和民族”等问题恰是对19世纪这种焦虑的反思与回应。而“人”这种彻底历史化的存在方式的意义也恰恰在于它预示着不确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