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对《孔雀东南飞》的流传和接受

2021-11-10华丽娜

文学天地 2021年6期

华丽娜

摘要：《孔雀东南飞》作于汉末建安时期，从写作之日起，就开始了对该诗的接受。《孔雀东南飞》在魏晋南北朝开始流传，但因《孔雀东南飞》与这一历史时期诗歌审美主导倾向上的不一致，所以其流布范围并不是很广，与之相应，魏晋六朝接受《孔雀东南飞》的人并不是很多。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玉台新咏魏晋六朝接受

Abstract：Peacock Flying Southeast was written in Jian'an period at the end of Han Dynasty. From the date of writing， it began to accept the poem《 Peacock Flying Southeast began to spread in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However， due to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Peacock Flying Southeast and the dominant aesthetic tendency of poetry in this historical period， the spreading scope of Peacock Flying Southeast is not very wide. Correspondingly， not many people accepted Peacock Flying Southeast in the Wei， Jin and six dynasties.

Key Words：The Peacock Flies to Southeast，New Songs from the Jade Terrace，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acceptance.

一、魏晋时期的流传

由流行题材、流行语言和悲婉情感合成的一首罕与伦比的长诗《孔雀东南飞》，在汉末建安时期写定后，却在当时没有以流行作品的形式流传开来，并且在建安文坛上无人提及它。黄节先生曾断言，魏文、陈思、仲宣三人的《出妇赋》隐括了兰芝被逐事，“谓非曾见此诗不可也”。[转引自《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黄节的言论有武断之嫌，不妨以曹植的《出妇赋》来看其与《孔雀东南飞》的关系：

以才薄之陋质，奉君子之清尘。承颜色以接意，恐疏贱而不亲。悦新昏而妄妾，哀爱惠之中零。遂摧颓而失望，退幽屏于下庭。痛一旦而见弃，心忉怛以悲惊。衣入门之初服，背床室而出征。攀仆御而登车，左右悲而失声。嗟冤结而无诉，乃愁苦以长穷。恨无愆而见弃，悼君施之不终。"[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不难看出，曹植的《出妇赋》没有隐括《孔雀东南飞》之跡象，但在语言风格上有相似处，而这不能说明《孔雀东南飞》的流布与否。也就是说，黄节先生的言论是不成立的，曹植等读过《孔雀东南飞》与否，也就不得而知了。

三国东吴史学家韦昭，在解释“丈人”时引用了“三日断五匹，丈人故言迟”两句话：“古者名男子为丈夫，尊妇妪为丈人。故《汉书·宣元六王传》所云丈人，谓淮阳宪王外王母，即张博母也。故古诗曰‘三日断五匹，丈人故言迟’是也。”[转引自王发国《诗品考索》，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丈人故言迟”与《孔雀东南飞》现在的通行版本中的“丈人故嫌迟”有一字之差，但萧涤非先生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对此并没有置疑，而是直接把“三日断五匹，丈人故言迟”当作了《孔雀东南飞》中的诗句，认为韦昭见过《孔雀东南飞》。[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刘跃进也是直接把韦昭所言看作是他读过《孔雀东南飞》的根据。[刘跃进《玉台新咏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07页。]萧、刘两位学者，如此断言，是有其根据的，除《孔雀东南飞》，再找不到“三日断五匹，丈人故言迟”的第二个出处。韦昭之言，为唐代两个几乎同时的史学家司马贞、张守节所引用，[转引自王发国《诗品考索》，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想必其言不虚。这样，可以推断《孔雀东南飞》在三国时期已流传至东吴。

二、六朝对《孔雀东南飞》的接受

由于文献的佚失和失传，至今还没有发现晋代关于《孔雀东南飞》的言论或引用。到了南北朝，徐陵《玉台新咏》选录《孔雀东南飞》，梁武帝萧衍诗《河中之水歌》对《孔雀东南飞》的写作手法和内容有所化用，梁简文帝萧纲诗《咏中妇织流黄》引用了“孔雀东南飞”诗句，萧诠诗《赋得婀娜当轩织》化用了《孔雀东南飞》中的诗句，以上多少说明了《孔雀东南飞》在南北朝的流传情况。

接下来重点探析一下萧衍、萧纲、萧诠对《孔雀东南飞》的接受，徐陵的接受将在下一部分里重点论述。

（1）萧衍诗《河中之水歌》对《孔雀东南飞》写作手法的借用和内容的隐括

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儿女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庐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庐家兰室桂为荣，中有郁金苏合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珊瑚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早嫁东王家。[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20页。]

“豆蔻年华嫁入庐家为妇，受宠爱万分不到一年生子名阿侯，木兰、桂木作为名贵的木材处处可见，郁金香、苏合香随处可闻”。不难看出，梁武帝在《河中之水歌》中借用了《孔雀东南飞》中的“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颂诗书，十七为君妇”的序数句式。《诗经·七月》中有“七月在野，八月在字，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褚斌杰《诗经全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的月序数写法，《陌上桑》中有“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9页。]的五年为跨度的序数写法，但以一年为跨度的序数排列写法，在传世至今的古诗中，《孔雀东南飞》运用得最早，而且在梁武帝前也只有《孔雀东南飞》运用了这一典型的写法。《河中之水歌》对《孔雀东南飞》和《陌上桑》做了内容上的隐括，隐括《孔雀东南飞》处有：“十三能织绮”与“十三能织素”只一字异，“十五嫁为庐家妇”隐括庐江小吏焦仲卿，“庐家兰室桂为荣”隐括刘兰芝，“足下丝履五文章”由刘兰芝“足下蹑丝履”化出。以上足以说明萧衍在《河中之水歌》中，对《孔雀东南飞》内容、语言和写作手法上的借鉴，而且也表明了萧衍对《孔雀东南飞》内容和形式上的欣赏性接受。

（2）萧纲诗《咏中妇织流黄》对《孔雀东南飞》的诗句引用

翻花满阶砌，愁人独上机。浮云西北起，孔雀东南飞。调丝时绕腕，易镊乍牵衣。鸣梭逐动钏，红妆映落晖。[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13页。]

“心生忧愁的人独自织着布，作伴的只有满阶的落花，浮云在西北未逝，孔雀已飞向东南”。萧纲《咏中妇织流黄》诗的题目取自流行当时的《长安有狭斜行》[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6页。]中的一句诗：“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长安有狭斜行》写一市民的三个儿子得官而妇贵之事，有艳体的性质，南朝人多有拟作。萧纲的这首诗专咏中妇，不是敷衍旧题赞美她的勤劳，而是把她描写成一个忧愁的织妇。作者没有明言她为什么忧愁和怎样忧愁，只是通过具体的情景再现她的情绪。“浮云西北起，孔雀东南飞”两句，前句引自曹丕的《杂诗》，后句引自《孔雀东南飞》，这里通过用典，写中妇情绪之波动。“浮云西北起”、“孔雀东南飞”两句，随手拈来，意境上浑然天成，非熟悉《杂诗》和《孔雀东南飞》两诗者不能为。

（3）萧诠诗《赋得婀娜当轩织》对《孔雀东南飞》诗句的化用

东南初日照秦楼，西北织妇正娇羞，绮窗犹垂翡翠幌，珠帘半上珊瑚钩，新妆入机映春牖，弄杼鸣梭挑纤手，何曾织素让新人，不掩流苏推中妇。三日五匹未言迟，衫长腕弱绕轻丝。绫中转蹑成离鹄，锦上回文作别诗。不惜纨素同霜雪，更伤秋扇箧中辞。[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52页。]

“三日织了五匹也没人说她织的慢”。凡摘取古人成句为题之诗，题首多冠以“赋得”二字，南朝梁元帝萧绎即已有《赋得兰泽多芳草》一诗。萧诠的这首诗也是以前人诗中的成句为题的，“婀娜当轩织”出自陆机的《拟青青河畔草》这首诗：“靡靡江离草，熠烁生河侧，皎皎彼姝女，婀娜当轩织，粲粲娇容姿，灼灼美颜色，良人游不归，偏栖独只翼，空房来悲风，中夜起叹息。”[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87页。]陆机在这首拟作中抒写的是当轩织女的空房独守之情，情思较为单纯。萧诠在“赋得”诗作中，抒写的是织妇对命运的忧思，虽然未曾因织迟而被出，但有离别之悲和色衰而被冷落之忧，情思较陆诗复杂。萧诠为将这复杂的情思写出，不惜连用典故，“何曾织素让新人”隐括《上山采蘼芜》弃妇之情，“三日五匹未言迟”隐括刘兰芝之情，“绫中转蹑成离鹄，锦上回文作别诗”隐括窦滔妻之情，“更伤秋扇箧中辞”隐括班婕妤之情。从萧诠的“三日五匹未言迟”之用典中，可以看出他对《孔雀东南飞》语句、情节和情感的接受。

三、徐陵《玉台新咏》选录《孔雀东南飞》之接受

东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佚失）、南朝萧统的《文选》、徐陵的《玉台新咏》和钟嵘的选评集《诗品》，是魏晋六朝所出现的重要文学选集。选集即代表作品的流传情况，同时也说明作品的被接受情况。因《文章流别集》的佚失，其选录《孔雀东南飞》与否，仍有待考证，现所辑佚之内容，与《孔雀东南飞》没有关系。《文选》未选《孔雀东南飞》，《诗品》未评《孔雀东南飞》，同时代的文论著作《文心雕龙》亦未论及《孔雀东南飞》，只有《玉台新咏》选录了《孔雀东南飞》，未选论者三，选录者一，其要么是流传的原因所致，要么是文学接受观点的不同所致。萧统、刘勰、钟蝾、徐陵都是齐梁年间人，又是文坛主将，不可能徐陵知道《孔雀东南飞》，而其他三人却不知道;而且萧衍、萧纲、萧诠三人对《孔雀东南飞》的接受，足以说明《孔雀东南飞》在齐梁时期的流布，已在萧统、刘勰、钟嵘三人的视野内。这样说来，萧统、刘勰、钟嵘三人不选评《孔雀东南飞》，不是流传之因，而是接受观点上的不同所致。

先看徐陵为什么会在《玉台新咏》中选录《孔雀东南飞》。

一部文学作品选集即是时代文学审美的反映，也是选者文学审美的反映，也就是说，一部选集选什么作品，既取决于时代，又取决于选者本人。《玉台新咏》是在梁之宫体诗风盛行的情况下出现的一部作品选集，而且其编选的目的在于奉旨“以大其”宫体，[刘肃《大唐新语》卷三“公直第五”。]所以，《玉台新咏》之编选是在宫体文学的审美要求下完成的。《孔雀东南飞》要进入《玉台新咏》，首先要合乎宫体文学的审美要求。

梁代宫体文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发乎情，止乎礼义”之文学情感规范的突破。陆机在《文赋》中言的“诗缘情而绮靡”[杨明《（文赋）（诗品}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只是突出了诗歌的抒情性和情感性审美，但并没有否定文学情感应受的道德规约，而宫体发起人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言：“立身之道与文学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严可均《全梁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3页。]他认为，文章与立身应是两样标准，立身要端正，但在文章中可不顾及礼义，可作浪子语，可以不用羈勒约束自己的情感，即使是衽席床帏之情亦尽可吟咏。这使得宫体文学表现出浮华轻靡的特点，而这也正是宫体诗人们所欣赏追慕的文学风格。《隋书·经籍志》言：“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曼藻，思极闺房之内。后生好事，遂相放习，朝野纷纷。”[魏征《隋书》卷三十五。]宫体文学的盛行，也催生了新的文学观，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表达这一文学观道： “至如文者，惟须绮觳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道会，性灵摇荡。”[转引自王运熙、顾易生主编，杨明、王运熙著《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页。

虽然《孔雀东南飞》不完全合乎宫体文学的为文放荡，但在题材情感上确也冲破了礼义的规范，刘兰芝与焦仲卿的以死殉情和以死所进行的反抗，是古代礼义所不允许的，故也有放荡之“风采”。而且，魏晋以来所流行的“当为情死”[徐霍愕《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10页。]的崇情思潮在南朝还有其余波，刘兰芝、焦仲卿二人的殉情正可为崇情思潮张大旗帜。《孔雀东南飞》在艺术形式上，亦有“绮穀纷披，宫徵靡曼”之美感。所以，《孔雀东南飞》一定程度上合乎宫体文学的审美要求。

徐陵是《玉台新咏》编选者，在编选过程中，会情不自禁地以自己的审美口味来取舍作品，所以，还须了解徐陵早年在梁时的文学审美爱好和文学思想。徐陵在梁时，为东宫抄撰学士，诗文齐名，他的诗作，包括奉和诗、写景诗、送别诗、闲适诗和乐府诗等，皆以流丽轻艳为特色，而且都是五言。从徐陵的诗歌创作可以看出，他在诗歌审美爱好上倾向于流丽轻艳，而《孔雀东南飞》的轻丽风格正合乎其所好。徐陵本质上并非写作艳体的文人清客，他为人耿直，敢于面责权贵，所以，徐陵在自己的行为上（包括文学行为）有自己的思想个性。在《玉台新咏》的编选上，徐陵除了迎合梁简文帝和当时的世风外，也自然会维护自己的文学思想。梁启超曾为此批评道：“其甄录古人之作，尤不免强彼以就我。”[梁启超《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南陵徐氏覆小宛堂景宋本《玉台新咏）跋》，《饮冰室合集》（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页。]其实，徐陵在《玉台新咏》中所体现的自己的文学思想并不多，主要是序中说的两句话：“曾无忝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穆克宏《玉台新咏笺注》，第12页。]這两句表明，徐陵在《玉台新咏》中所编选的诗作，尤其是汉魏乐府，在精神上是上接风骚的。而风骚精神中主要的是诗歌的讽谏精神，《孔雀东南飞》在写作主旨上也有讽谏精神（其讽谏的是家长制）。《玉台新咏》从卷一至卷六，以时代为序编选汉代至梁的妇女题材诗歌，《孔雀东南飞》即合乎其入选的要求，又见知于当时，所以，徐陵不会不选《孔雀东南飞》。而且徐陵编选《玉台新咏》也志在使“分诸麟阁，散在鸿都”的“往世名篇”[穆克宏《玉台新咏笺注》，第12页。]易于为世人所披览，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名不见于史志之佳篇，更在其选录之列了。

四、《文选》、刘勰、钟嵘未选、未论、未品《孔雀东南飞》原因简说

1.萧统《文选》未选《孔雀东南飞》之原因

选择即是评价。萧统编撰《文选》的意图是将周秦以来近千年的文学“略其芜秽，集其清英”[《昭明文选》，上海书店1989年版，卷首。]，也就是集前代的文学之精华于一编。既然“集其清英”，那么不选的就是“芜秽”了。这其中暗含了萧统对不选作品的轻视。萧统选与不选的评判更多的体现在他的选录标准中。

对于《文选》的选录标准，其《序》作过如下的说明：“若夫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昭明文选》，上海书店1989年版，卷首。]这几句说明了萧统对于文学形式和内容之重视，也就是说，萧统选文即讲究辞采，也注重事义，所以，阮元《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说：“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门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为文，始以入选也。”[转引自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一册第338页。]在此基础上，萧统注重选录文质兼备、典丽雅正的作品。他在《答湘东王》中说：“丽而不浮，典而不淫，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严可均《全梁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3页，第216页。]《孔雀东南飞》没有入选，想必是不合乎萧统的不淫而有彬彬君子之风的选文标准。

2.刘勰《文心雕龙》未论及《孔雀东南飞》之原因

从《文心雕龙》可以看出刘勰对民间乐府的轻视，其《乐府篇》云：“若夫艳歌婉娈，怨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牟世金、陆侃如《文心雕龙释注》，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56页。]这段批评主要针对汉魏的俗乐和民歌。“艳歌”，当指相和歌辞中的《艳歌何尝行》《艳歌行》。两篇题名“艳歌”，主要是因其表现了男女间的深情厚意。“怨志决绝”，当指相和歌辞中的《白头吟》。《白头吟》有句云：“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4页。]刘勰把《艳歌行》，《白头吟》等篇斥为淫辞，可见他的文学观是非常正统的，这也就难怪他没有论及《孔雀东南飞》了。

如果予以具体分析，刘勰没有论及《孔雀东南飞》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鄙薄新声俗乐。他坚持先秦雅乐的标准，认为汉代的新声俗乐都是郑声。虽然徐陵在《玉台新咏》中称《孔雀东南飞》为古诗，但《孔雀东南飞》在体裁上从唐代开始皆归类为乐府，而且有市井俗乐之认为[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一），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所以，《孔雀东南飞》也在新声俗乐之列，刘勰对此应有或多或少的认识。二是鄙薄民歌所反映的下层社会情事。他虽然主张文学要有益于政治教化，但不赞成直接表现下层社会。《后汉书.蔡邕传》载，东汉灵帝时，侍中祭酒乐松、贾护等在宫廷鸿都门下招集一批文人写.作辞赋，多叙“方俗闾里小事”，灵帝很是爱好。蔡邕上书攻击他们，说这类作品“连偶俗语，有类俳优”。[范哗《后汉书》卷六十。]《文心雕龙·时序》论述东汉文学时，指斥“乐松之徒，招集浅陋”[牟世金、陆侃如《文心雕龙释注》，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525页，]同意蔡邕的看法。汉乐府民歌中有不少篇章所表现的正是方俗闾里小事，语言通俗，由黄门乐人（俳优）演唱。刘勰对汉乐府民歌的态度，不会好过对待鸿门文人的态度。三是鄙薄汉乐府民歌文辞质朴粗野。刘勰提倡骈体文学，重视辞藻、对偶和声律之美，因此认为民歌语言质直粗野，缺乏文采。他曾说：“文辞鄙俚，莫过于谚。”[牟世金、陆侃如《文心雕龙释注》，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346页.]虽然《孔雀东南飞》在体裁上不同于歌谣谚语，但在语言的朴质和直率上同于歌谣谚语的语言。

3.钟嵘《诗品》未品《孔雀东南飞》之原因

钟蝾《诗品》未品《孔雀东南飞》，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诗品》虽然品诗，但更重在评诗人。《诗品》一般不评无名氏的作品，唯《古诗》影响深远，故是一个例外。汉乐府诗年代久远，多已不知作者，有的虽标作者，却真伪不辨，难以品评。《孔雀东南飞》不知作者是谁，故不予品评。第二，钟嵘的诗学理想可以概括为“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1996年版，第97页。]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论评标准一致，钟嵘不品《孔雀东南飞》，也是因为其不合乎“雅怨”之标准。第三，《诗品》基本上不品叙事诗。钟嵘认为五言诗的特点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1996年版，第42页。]，重在写景抒情。《孔雀东南飞》尽管抒情意味很浓，但在本质上是叙事诗。叙事诗当时只在民间流传，见诵闾里，格调卑俗，不在钟嵘的批评范围之内。凡受民歌影响，带有叙事成分的诗人，大多遭到钟嵘的批评。如批评鲍照“险俗”，“颇伤清雅之调”[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1996年版，第290页。];批评沈约“淫杂”，“见重闾里，诵咏成音”[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1996年版，第321页。

蕭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刘跃进《玉台新咏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07页。

转引自王发国《诗品考索》，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20页。

褚斌杰《诗经全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9页。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13页。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6页。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52页。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87页。

刘肃《大唐新语》卷三“公直第五”。

杨明《（文赋）（诗品}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