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莉?李妍

摘 要 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1912-1915年传播的起步阶段，1916-1926年传播的繁荣阶段，1927-1949年传播的变通阶段。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职业教育学的萌生、开阔了中国职业教育学人的国际视野、丰富了职业教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促进了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的改革。反思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路径为：加强原创，自觉建设中国职业教育学;立足本土，扎根中国实际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扩展领域，多维途径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理性思考，批判分析西方职业教育学的传播。

关键词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中国;传播;影响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22-0058-06

“职业教育”这一名词在我国最早出现于1904年姚文栋所写的《添聘普通教习》一文[1]。1916年，朱景宽编译的《职业教育论》标志着西方职业教育学正式引入我国[2]。西方职业教育学在我国传播的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通过对当前主流的数字化民国文献数据库进行搜索，共搜集到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著作102本，其中，翻译或编译的职业教育学著作23本，约占22.5%。这一系列译介的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和职业教育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研究者对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鲜有系统、全面的研究。鉴于此，本文以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和相关刊物刊载的论文为线索，梳理了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分析其对中国职业教育学和职业教育实践的影响，以更好地促进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建设和发展。

一、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此性质决定了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形成和发展，必然建立在引进西方职业教育学的基础之上[3]。清末“西学东渐”的热潮以及实业教育的兴起，直接推动西方职业教育学开始传入中国。当时，主要通过刊发论文，翻译、编译著作等形式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如表1所示，计量分析发现，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特征呈倒“U”型。据此，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1912-1915年）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政体的嬗变，教育上的革故鼎新势在必行，研究者逐渐意识到西方职业教育思想的先进性，开始在借鉴、学习的过程中译介西方职业教育思想，引进西方职业教育学。综合来看，这一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表现出以下四方面特征。

第一，传播动机以宣传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为主。1913年，陆费逵指出：“职业教育，则以一技之长，可谋生活为主……以吾国今日情状言之，人才教育、职业教育，怠较国民教育为尤急。非职业教育兴盛，实业必不能发达，民生必不能富裕。”[4]1914年，徐之澂认为：“普及教育之目的固宜注重国民教育尤宜兼重职业教育......无职业教育则实用之智能未備而生计维艰。”[5]研究者在关注西方职业教育学的过程中意识到中国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试图在国内宣传西方职业教育学思想。

第二，传播队伍较为分散。这一时期，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的研究者有彭佛初、陆费逵、蒋梦麟、徐之澂、朱景宽、奚若、皕诲、钱智修，每位研究者发表了1篇期刊论文介绍西方职业教育学。1912-1915年，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开始在中国传播，该时期仍处于传播的起步阶段，尚无研究者对西方职业教育学进行全面介绍和引进。

第三，传播内容集中于简单介绍美国、日本的职业教育概况。根据对“晚清及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12-1915）”文献资料的搜索，共检索到42篇文献，其中，有35篇文献简单介绍了美国学堂中各学科，如裁缝科、机械模型科等学科的发展概况，并附相关照片，占比83.3%。此外，1915年《教育杂志》刊发的译自美国柯雷的《职业教育论》及1914年《教育公报》刊发的译自日本佐佐木吉三郎的《小学教育与职业教育》，都对其职业教育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引进内容以介绍职业教育概况为主，并未上升到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的理论研究。

第四，传播方式以杂志为主要载体，并无著作的译介。以1913年彭佛初在《中华教育界》发表的《论中国今日当振兴实业教育》、1915年朱景宽在《教育杂志》两次刊发的《职业教育论》等为代表，不同杂志通过对作者、文章等信息进行采集、选择、加工、制作和传输，从而使传播内容进入大众视野，促进了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

（二）繁荣阶段（1916-1926年）

1916-1926年，国人翻译或编译的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共计15本，约占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在中国传播总量的65.2%，可见，这一时期是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传播的繁荣期，表现出以下四方面传播特点。

第一，传播动机注重为职业教育研究服务。从翻译的15本译著来看，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邹恩润编译的《职业指导》，其序中言道：“职业指导在吾国为最新之教育运动，在西洋教育先进国其有系统、有组织、有办法，不正确之研究职业指导是非常危险的，乃编译此书，介绍研究职业指导方法之大概，以供国人更好地研究职业指导。”[6]可见，该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不再单纯致力于职业教育重要性的宣传，更加注重为我国职业教育研究服务。

第二，传播队伍逐步壮大。这一阶段，相关学者形成了专门的研究团队，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社员翻译著作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如表1所示，共有11位研究者翻译或编译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15本，其中，中华职业教育社成员邹恩润共译4本著作，占这一时期总译著的26.7%，为该阶段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