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企业所处的经营和融资环境也日益复杂，企业财务运营压力的不断增加对企业的财务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企业在储备财务柔性的过程中会加剧委托——代理矛盾，因此企业需要加强内部控制力度，以提升内部控制水平和经营效率。文章以我国A股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2014年-2019年的数据为研究基础，分析了财务柔性对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财务柔性对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影响显著，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由此建议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储备财务柔性，以促进内部控制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高新技术企业;财务柔性;内部控制

一、文献综述

国外对企业财务柔性的研究起步较早，财务柔性被认为是避免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保障和能够及时获取有效筹资的基础（Gamba、Triantis，2008）。财务柔性储备较高的企业拥有较高的抗风险能力，比如产品在价格或营销竞争中使企业承受了较高的财务风险，高水平的财务柔性可以避免该现象影响企业的业绩（Dasgupta、Titman，1998）。拥有较强财务柔性的企业能够在资本市场中更加高效地获取投资所需的资本（DeAngelo、DeAngelo，2009）。财务柔性水平可以通过财务杠杆来衡量，研究发现财务杠杆低的公司财务柔性水平高，财务杠杆高的企业反之，同时发现财务柔性水平高的企业，其收益率水平也高于市场平均收益水平（Marchica、Mura，2010）。当面临金融危机时，财务柔性储备更加充足的企业，能够在金融危机中获取更高的业绩，抵御金融危机的影响（Arslan、Florackis、Ozkan，2014）。Ma和Jin（2016）研究了2012年-2015年美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得出企业财务柔性储备越足，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越高的结论。

国内学者曾爱民（2013）认为，企业的投资机会经常被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所影响，企业储备适当的财务柔性有利于其把握住良好的投资机会和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戴晓风（2016）通过研究2008年-2014年A股上市公司，得出内控水平与企业财务柔性显著负相关的结论。郑鹏（2018）研究了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财务柔性储备和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得出内控水平与企业财务柔性储备量关系显著的结论。于畅（2017）基于2012年-2015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得出内部控制水平的提升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有利于企业储备财务柔性进而增强有效投资。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①，对于储备财务柔性而言，股东旨在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而经营者却希望掌控更多自由现金流量以实现任职期间掌握资源最大化的目的。因此，为了缓解提高财务柔性储备而加剧的代理问题，企业需增强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内控水平。基于信息不对成理论②，在企业储备财务柔性与投资的过程中，在具体运作资金的同时会导致信息不对称差异的产生，经营者相比于股东掌握更多关于财务柔性储备的信息，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因而企业需要增强内部控制有效性与灵活性以减轻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并对财务柔性进行监督。同时，从经营者的策略来看，激进的经营者会提高企业的负债水平使财务柔性储备较低，而保守的经营者会保证较高水平的现金和举债能力使财务柔性储备较高。一般来说，高财务柔性水平的企业，因经营态度更为保守，对企业内部控制会更加重视，而低财务柔性水平的企业，经营者的态度比较激进，从而需要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内控水平。

本文认为企业在提高财务柔性储备的同时，需要加强企业内部控制的建设，因此提出以下假设：企业财务柔性储备的提高，会影响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且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我国2014年-2019年A股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样本量共计8573条。相关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君安数据库，内控指数取自迪博数据库。样本的加工与数据分析采用EXCEL和STATA软件。

2.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内部控制（ICD）

本文的内部控制衡量指标选自迪博内控指数，为了更加全面地解释企业内控水平与有效性以及增强数据的稳定性，对内部控制指数取对数。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强弱由该数值的大小程度衡量，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2）解释变量：财务柔性（FF）

企业财务柔性（FF）分为现金柔性（CF）与债务柔性（LF），其中现金柔性主要体现为企业的资金持有量，而债务柔性主要源自企业快速筹集债务资本的能力。目前学术界衡量财务柔性较为权威的方法为多指标综合法（曾爱民等，2013），即综合现金柔性与债务柔性进行衡量。其中现金柔性的測算为企业自身现金持有比例与其所处行业的平均现金持有比例之间的差额，债务柔性的测算为该企业与其行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的差额。

（3）控制变量

除了财务柔性，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也受其他诸多变量影响，为了提高模型的准确性，本文加入了企业资本结构、股权结构、盈利能力、发展能力、企业规模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①财务杠杆（Lev）：反映企业资本结构，通过资产负债率来衡量，财务杠杆高的企业债务资金占比高，会使企业资金成本降低，财务风险增加。为了避免资本结构差异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本文加入财务杠杆作为控制变量。

②股权集中度（Topl）：股权集中度的高低也可能对企业内部控制也会产生一定影响，为了更好地进行回归分析，本文选择股权集中度作为一个控制变量，衡量指标为前十大股东持股的平方和，该数值越大，说明股权集中度越高。

③成长性（Growth）：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的因素之一是企业的成长性，一般来说，成长性好的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也相对较高。为了减少不同企业成长性差异对内部控制水平的影响，本文将成长性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并用营业收入增长率进行衡量。

④企业规模（Size）：不同规模的企业对内部控制水平的要求也有所不同，相对于小规模的企业，规模大的企业组织架构更加复杂、风险更大，因此对内部控制水平的要求更高，为了避免企业规模的影响，本文对该变量进行控制，并用资产对数衡量企业规模。

3.模型构建

LnlCindex=β0+β1FF+β2Lev+β3Topl+β4ROE+β5Growth+β6 Size+ε

四、高新技术企业财务柔性与内部控制关系的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

针对2014年-2019年A股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根据表3所示，样本企业的财务柔性水平最大值为1.070，最小值为-0.218，标准差为0.177，说明不同企业间财务柔性差异较大，企业对财务柔性的重视度两极分化明显，该差异可能与企业所处行业和生命周期的不同有关。对于被解释变量内部控制水平而言，最大值为6.847，最小值为4.749，标准差为0.133，不同企业内控水平差异也比较明显，原因可能是我国对于内控的研究尚不充分，衡量指标比较单一。在控制变量中，标准差较大的是成长性与企业规模，标准差较小的是资产负债率，说明样本企业的成长性与企业规模差异较大，财务杠杆水平的差异较小。

2.相关性分析

接下来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以验证其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由表4可知，解释变量财务柔性与被解释变量内部控制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049，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可以初步验证上述假设成立，且其他控制变量与各变量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因此可以进一步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3.豪斯曼检验

本文通过豪斯曼检验以确定使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根据表5所示，Hausman检验值<0.1，拒绝原假设，表明可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4.回归分析

在前文的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的基础上，对于财务柔性与内部控制的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如表6所示：

该模型的R方为0.5，F值为6.734，说明该模型拟合度良好，具有统计意义。解释变量财务柔性FF的系数为正，P值为0.017，在0.05的置信区间下影响显著，拒绝系数为0的假设，验证了财务柔性与内部控制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得出结论：企业财务柔性越高，内部控制水平越高。当企业储备更多的财务柔性时，因为风险的加大会促使企业不得不更加重视对内部的控制，从而督促企业提升内控水平与效率。但回归结果显示财务柔性FF系数的绝对值小于1，说明财务柔性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比较缓慢，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与效率的提升无法一蹴而就，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在控制变量中，股权集中度TOPL在0.05的置信区间下影响不显著，无法拒绝系数为0的假设，说明股权集中度对内部控制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因而可以剔除该控制变量。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理论分析、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企业财务柔性与内部控制水平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注重储备更多财务柔性的同时，会伴随着风险的加大，为了控制企业的风险，迫使企业需要提高内部控制水平与效率。然而企业内部控制的提升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所以财务柔性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系数比较小，其影响也较为缓慢。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相关建议：企业储备一定的财务柔性有利于抓住更多投资机会，但同时也会增加企业的相关风险，企业为了在提高财务柔性的同时能够控制风险，会更加关注其自身的内部控制水平与有效性。内部控制的水平与质量可以通过如下几个方面提升：（1）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设置独立董事、内部审计中增加内控小组、完善企业内控流程;（2）优化风险评估系统：建立内部或聘请外部风险评估专人评估风险;（3）加强内外部监管：设置专门的监管职能部门，对企业的内控体系执行程度进行监管。

注释：

①委托——代理理论是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使企业内部岗位职责更加明确，降低岗位可替代性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提升企业经营效率的同时，因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存在差异，双方都希望优先满足自身的利益，忽视企业利益从而产生矛盾。

②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企业活动中，各位人员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存在差异，信息掌握更多的人员处于优势地位，信息贫瘠的人员处于劣势地位。

参考文献：

[1]Gamba A，Triantisa.The Value of Financial Flexibility.Journal of Finance，2008（5）.

[2]Dasgupta Sudipto， Sheridan Titman. Pricing Strategy and Financial Policy.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1998 11 （4），705-737.

[3]Deangelo H，Deangelo L.Capital Structure，Payout Policy，and Financial Flexibility.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Working Paper，2009.

[4]Marchica M T，MURA R. Financial Flexibility， Investment Ability， and Firm Value： Evidence from Firms with Spare Debt Capacity.Financial Management，2010（4）.

[5]Arslan-ayaydin，Florackis c，Ozkan A.Financial Flexibility，Corporate Investment and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Financial Crisis.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2014（2）.

[6]Ma，Jin. What Dri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Flexibility and Firm Performance： Investment Scale or Investment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a[J].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2016，52（09）：48-62.

[7]曾愛民，张纯，魏志华.金融危机冲击、财务柔性储备与企业投资行为[J].管理世界，2013（04）：107-120.

[8]戴晓风，任述康.公司治理与财务柔性及投资——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J].南方金融，2016（09）：48-54.

[9]郑鹏.内部治理机制与财务柔性持有行为研究[J].会计之友，2018（09）：23-28.

[10]于畅.财务柔性、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D].济南：山东大学，2017.

作者简介：李雨蓉（1995- ），女，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助教，财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