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 昊

提 要：所谓“进士追赐”，即赐予亡故士子进士功名，是古代科举制度中的一项偶发性举措，惜历来乏人关注。这一独特举措肇于晚唐，延至宋、明，可视为“特赐第”制度的别样延伸。察其施行动机，或是基于笼络士人、重臣及宗室的政治考虑，或是为了旌表忠义、弘奖孝行，抑或哀悯亡者，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偶然行为。正因如此，其施行频率较低，施行次数亦较少。然而，这一偶然举措，却对文人心态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进士”之名，不仅代表着外在的功名荣利，更是一种“生死以之”的精神信仰，甚至被赋予了宗教般的心理价值，给人以独特的终极关怀，令人“死而不朽”。

一、“慰士心以挽颓厦”：进士追赐的肇始

科举初创于隋，唐宋时风行天下，周流四海，在制度方面亦逐渐规范完备。文献记载，进士追赐始于唐末昭宗时期。原始材料出于唐末五代文人王定保的《唐摭言》卷十《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

孟郊，字东野，工古风，诗名播天下，与李观、韩退之为友……（庄云不及第，误也。）

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瑨肃，边上从事……

皇甫松，著《醉乡日月》三卷，自叙之矣……

李群玉，不知何许人，诗篇妍丽，才力遒健……

陆龟蒙，字鲁望，三吴人也。幼而聪悟，文学之外，尤善谈笑……

赵光远，丞相隐弟子，幼而聪悟……

李甘，字和鼎，长庆四年《及第登科记》已注矣（庄云不第，误矣）。

温庭皓，庭筠之弟，词藻亚于兄，不第而卒。

刘得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珪、顾邵孙（吴人）、沈珮（吴人）。

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

罗邺，余杭人也。家富于财，父则为盐铁小吏……

方干，桐庐人也，幼有清才，为徐凝所器，诲之格律……

前件人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辞，遍在时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但恐愤气未销，上冲穹昊，伏乞宣赐中书门下，追赠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明代。唯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录升三级，便以特敕，显示优恩，俾使已升冤人，皆霑圣泽；后来学者，更厉文风。

这则材料首先罗列了孟郊、李贺等19人的姓名，除刘得仁等8人外，各作简短小传。其中“庄云不及第，误也”“庄云不第，误矣”两处小注，以及“唐诸王孙也”的表述方式，明显与后文“见存明代”不相统贯。由此可以断定，这部分内容当是王定保在知悉被追赐人的姓名后，自己书写的简要小传，并非韦庄所作。

其次，便是韦庄呈予昭宗的奏件。在开头又有“前件人”的说法，可见韦庄的原奏是否有传，不得而知，但至少亦罗列了这19人的姓名。于理而论，也应附上此名单，以供昭宗及有司稽查核考。最后则为王定保自身所发之议论，表达对不遇才士的同情。

可以看出，韦庄的奏疏较为简短精要，指出这些人虽然未得科名，但“皆有奇才”，原因是“丽句清词，遍在时人之口”，言外之意，其才情已经得到了科举之外的舆评检验，确已身负进士之才学，只是未有进士之科名。而“愤气未销，上冲穹昊”，如果对这些人不闻不问，不加以补偿的话，可能会令其魂魄怨气郁结，形于天象，影响国家的运势与走向。因此追赠进士与官职，不仅可化解怨气，还可昭示来者，有助于笼络士人群体，重塑他们对于朝廷的向心力，即所谓“后来学者，更厉文风”。

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卷七《唐昭宗恤录儒士》云：

王定保虽列出获得进士追赐的士子名单，并点明这一追赐事件的提议人为韦庄，却未记录具体时间，这则材料可补其阙。即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十二月，时任左补阙的韦庄提出这一建议，奏于昭宗，并最终获得允准，下旨施行。

古人亦曾提出质疑，认为提出“追赐进士”这一建议者，并非韦庄，而是另有其人。

清人平步青《〈如不及斋文钞〉校误》云：

以上3种说法，究竟何者为真，已难考证。综合来看，“韦庄说”相对可信。因王定保在时代上更为接近，甚至可能亲历其事，无疑更具有史料方面“当庭作证”的特殊意义。而另两种说法，其相关记载则多有细节上的错讹。因此，“韦庄说”仍较其它说法，相对更为可信。对于古代的大多数文人学者而言，亦习惯于将“进士追赐”的最初提议人定为韦庄，而非他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唐摭言》中所载的“进士追赐”事件，虽然对于其提议者仍有一些争议，但应为真实的历史事实。唐昭宗虽身际末代，但并非是一位无所作为的帝王，其在位期间忧心勤政，多次有所作为，最终归于失败。在大唐正式谢幕前的数年中，他依然试图扭转时局，并未坐以待毙。因此，鉴于士子离心、文人离德的惨淡现实，为了笼络士人之心，激发他们对于唐王朝的向心力，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正因如此，当时虽尚未离世，因“十上不第”而投于吴越王钱镠帐下的罗隐，依然被特殊关照，得到了“进士及第”的名号。并且在一年后的天复元年（901），昭宗又专门下诏，对年老的及第进士赠官抚慰。

唐昭宗及当朝大臣企图逆转政治局势，争取已然惨淡零落的士人之心，为唐王朝的国祚存续，再作一段乏力而悲壮的努力。与这样的政治考量相契合，遂施行了一整套笼络士人的科举策略。而对于那些献身科举、终生不第，以至于“恨骨填蒿里”的悲剧士人进行科名追赐，便是这笼络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二、恩荫与旌表：唐代之后的进士追赐

继晚唐首次进士追赐后，宋代又将之施行3次。第一次为宋真宗时期，《宋史·王钦若传》载：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真宗》载：

夏竦《〈桂籍追荣〉序》云：

枢密相国太原公次子，故卫尉寺丞某，字庆之。幼而辩悟，不乐戏玩，始就外傅，卓如成人，属咏景物，动会辞律……

夏竦与王钦若有往来交谊，这篇文集序当是应王钦若所托而作。从中可以得知，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的三月间，王钦若为亡子请求追赐进士及第，得蒙允准后，便着手汇辑亡子的诗赋文章，且将集子命名为《桂籍追荣集》。可见真宗追赐的“进士及第”，虽对亡子而言并无实际意义，仅为身后虚名，但其名号所带来的荣誉价值，仍然颇受重视，惟恐旁人有所不知，故在文集名中直白展现。此外还可得知，王益之所以在死后能够受到进士追赐这一宠遇，其直接原因为“上闵其幼慧”。不过，其父王钦若以宰执大臣的身份上书真宗，使其子获得追赐，这种行为本身便蕴含了“笼络大臣、恩荫其子”的政治意图。毕竟天下间早逝的“幼慧”才人芸芸众矣，未必皆能享此殊遇，若无其父之权位，必无此身后之科名。而晚唐昭宗时期的进士追赐，却是对那些经过世人充分肯定的亡故才子进行追赐，虽皆为笼络人心，但两者之间，仍有着相当之差异。

宋代的第二次进士追赐，施行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宋史·宗室一》载：

又《宋会要辑稿·帝系四》载：

此次进士追赐的对象为宗室子弟，即韩国公赵从蔼之长子赵世丰。与之前追赐王钦若亡子的流程基本一致，即由身居高位的父亲向皇帝提出申请，之后获得准许。申请的理由也几乎一样，即“励志精学，不幸夭折”。二者的性质也并无不同，不过这次是为了笼络宗室，昭示皇恩。

宋代的第三次进士追赐，施行于南宋初年，具体时间不详。《分疆录》载：

此次追赐，授予同金人作战，慷慨就义的太学生蔡良臣。与前两次相同的地方在于，仍是朝廷为了笼络人心而做出的非常之举。南渡之初，正须褒奖忠臣烈士，以激励人心，翊卫皇室。但这次追赐，无疑显得更加危急紧迫，非如之前的太平时节，因而并未像前两次那样“名不副实”。换言之，太学生蔡良臣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忠义行为本身，获得了“身后及第”的殊荣，并无高位者的权势荫庇，显示出一种“自下而上”的色彩，这又与晚唐时的那次追赐，于内在肌理相通。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如此，蔡良臣得到的追赐，也非一甲“进士及第”，而是差了两级的三甲“同进士出身”，在级别上有所不及。

整体而论，宋代的进士追赐，基本上已经沦为了传统恩荫制度的一种延伸。得到追赐者，自身并非有任何已得到证明的“超常之才”，甚至在生前似乎并未参加过哪怕一场科举考试，纯粹是由于父亲的权位势利，霑皇恩以泽子孙。王钦若之子虽“耻由官荫”，却于身后仍由“隐性恩荫”而取进士，可为一哂。而身为忠臣烈士得到进士追赐的蔡良臣，虽于才学方面未见所长，未必已身负“进士之实”，于此仍显示出违背进士本义的一面。但至少是“由己而成”，在个人的道德气节方面得到一致认可，可视为传统旌表制度的特殊延伸。但即便如此，仍掩盖不了宋代进士追赐的浓重恩荫色彩，被赐予的“同进士出身”，与高门子弟的“进士及第”相比，级别差异一目了然。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载：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载：

天顺七年（1463）的京城会试，科场忽遭火灾，九十余名参加考试的士子不幸罹难。明英宗最初不肯采纳大臣的建议，将这些遇难的举子一概赐予进士科名，不久后又允准其事，皆追赠进士出身。

人们对这批不幸的士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亡故士子的名姓偶然留存，便引起感叹吟咏。如樊彬《燕都杂咏》：

明代的第二次进士追赐，载于（康熙）《湖广通志》：

隆庆丁卯，即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这次追赐进士的对象为士子曾朝简，其于参加礼部会试时，忽闻父亲去世，于是扶榇归乡，由于过度悲痛，哀毁而亡。对于孝子的褒旌，历代皆有，但从未有过追赐进士之举。曾朝简既是孝子，因父丧而亡，时间又正好落在他参加会试之时。多种巧合的汇聚，使得朝廷自然而然地在孝子之外，联想到他的举子身份。因此，曾朝简遂成为中国古代惟一得到进士追赐的孝子。

明代的进士追赐，依然延续了宋代“不以真实才学”为标准的施行特征，得到追赐的人，并非腹笥丰裕，已负进士之才的亡故士子。但与宋代的不同之处在于，明代的进士追赐，已然摆脱了恩荫色彩，纯粹成为旌表制度的延伸，显示出一定程度上的公平性，虽然仍旧违背了科举取士的本意。

在清代的相关文献中，尚无关于进士追赐的记载，不过却留下了许多与“进士追赐”相关的吟咏与议论，于中透露出文人的情感心态，留待后文详述。兹将历代进士追赐的相关细节，列表汇总如后文表1。

三、否定与追怀：“进士追赐”的议论及吟咏

经过以上梳理考辩，进士追赐的历次施行细节，包括施行朝代与时间、施行流程、施行缘由与目的、受追赐人以及受赐级别等方面，大致已得到了澄清。

综上而论，朝廷之所以会施行“进士追赐”这一独特的举措，皆是出于政治统御方面的考虑，或是笼络士人、大臣、宗室，或是旌表忠烈、孝子，无一例外，都与科场取士本身毫无关系。虽然开科举士在本质上仍是服务于政治统治，一方面为官僚阶层输送人才，让“天下英雄入我彀中”，另一方面则消弭统治隐患，即“疲敝天下人心”。然而，无论如何，科举制度本身是在致力于建立一套相对公平公正的选士流程。是临轩唱第，抑或名落孙山，一决于举子自身于场闱中展现的才情学识。因此，让身负进士才学之人，通过层层考试，最终获得进士之衔，名实相称，乃其最基本的制度理想。在这个层面上讲，中国古代所有的进士追赐行为，无疑都是不合理的，违背初衷的。因为死去的举子形魂已逝，无法于九原之下复生，所谓的入闱运笔、翰墨纵横，自然也无从谈起。

而朝廷之所以仍会不时地施行这一举措，乃出于笼络人心的现实考量。但须注意到，这一目的，只有在“进士”这一科举取士的最高位阶，逐渐由现实的功利价值，某种程度上过渡到精神荣誉价值的时候，方能最终实现。对于亡故士子而言，既已命绝九幽，势位富贵皆成云烟，即便在身后被追赐为进士，也无丝毫实际意义，毕竟“科名不润冢中骨”。而且即便获得传世之声名荣誉，泉下之人亦无从得知。这项举措，实际上是为那些献身科举、怀才不遇的尚存士人所施行的。以抚慰他们屡试不第的惨怛之心，激励他们不要灰心丧志，只要孜孜不倦地虔心向学，即便生前不得一第，亦可在死后成为进士，扬名显亲，归于不朽，可谓是科举制度下牢笼士子的极致之举了。

不过，上述梳理出来的被追赐者，除晚唐昭宗时期的数人外，其它时代的受追赐者，可以说无一例外地“身与名俱灭”，澌然而尽。所谓的名归不朽，传于后世，为传统儒家所提出的现实主义“长生”理念，这些受到进士追赐的人，依然无名于后来，为人们所遗忘。而留得身后长久之名的人，如同样受到追赐的李贺、贾岛、陆龟蒙、罗邺、方干等人，乃以己之真实才学，得到众人之认可，遂不至于“恨骨填蒿里”。可以说，任何名不副实的“恩荫”路线，或者“与才无涉”的旌表路线，都只是一时之举，真正的进士，仍须真正的才学来支撑，方具有长久之价值，播在人口，千祀不灭。

针对这一特殊的事件，古人（主要为清人）在诗文中展开了深切的吟咏与议论，这对认识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的独特心态，提供了一面镜子。

叶矫然《龙性堂诗话续集》云：

这里明确对追赐进士的行为提出了质疑与否定，认为这是违背基本常识的无聊之举，不免为人所笑。因科第乃取士取材之道，非如爵位官衔，可以用来褒旌封赠，两不相干之物，不可混杂一处。又举李贺为例，言其为天帝所召，“修文天上”，早已俯瞰尘寰，韦庄反以俗世科名予之，未免为无谓之举。言下之意为，以李贺为代表的亡故才士，其本身的价值早已得到世人之认可，这才是高于任何科名追赐的真正褒封，相较之下，追赐之举则显得渺小无稽。至于后人“为李杜惜一第”，而刊布所谓的《李杜同榜登科诗》，其用心与韦庄别无二致。讽刺了世人视科名为性命，以己度人，乃至妄溯前贤的这一行为，同时也说明了清代科名崇拜之甚。

朱鹤龄《书〈笠泽丛书〉后》云：

即认为韦庄依附藩镇王建，背弃唐廷，大节有亏，与陆龟蒙这样的高蹈之士相比，显得殊无足论。若是陆龟蒙泉下有知，亦当耻于“蒙其齿录”，又岂会乐于受到追赐呢。可知对于这一追赐行为，是持否定态度的，原因在于提议者韦庄的道德品行，不足以当此大任，反而对受追赐人的名誉有所玷污。

除却基于各种层面与理由的否定性评价以外，多数文人，对于昭宗时的进士追赐，更多地表达了一种深切的追思与肯定。尤侗《艮斋杂说》云：

尤侗认为，昭宗时的进士追赠乃“千载盛典”，原因在于确实可以安抚亡故才士的魂灵，使其怀才不遇的冤屈得以洗刷，正面肯定了这一举措的价值。然而，之后却举崇祯时科举事，与韦庄上奏事合并而论，认为乃其心中事先便已存有“进士名衔值得追求”这一价值理念在，故而遂有此举。但进士之名不过为“朝廷所赐”之名号而已，并非代表真实的内在修养与品德，追求这一名头本身，便是舍本逐末，难道终身布衣的老杜，尚且不如蝇营狗苟、夤缘攀附的新科进士么？这里显示出一种前后情感及态度的矛盾性。

不过整体来看，对于“进士追赐”的深切怀恋，主要还是体现在对亡故亲友的吊唁与追思上，列举如下：

握手春帆卸，离筵酒盏温。

斜阳旧曲有哀声，谁赠孤魂及第名。

倚晴阁集百千言，垂老诗篇海外喧。

鬼录可容追及第，父书应与觅幽婚。

桂枝曾向月中看，芳杏云端欲折难。

河岳英灵气未伸，有才无命最伤神。

以上都是在亡友去世后的哀悼之辞，无一例外地提到了“孤魂及第”这一事件。殷切希望有人可以再次向帝王进奏，以效韦庄故事，对自己的亡友追赐功名，以抚慰其抱恨而亡之孤魂。

又如：

曲江宴后放归艎，岂谓才人禄命妨。

这里所哀悼的亡友，是在生前已经获得进士科名的，而之所以还要引用“孤魂及第”的典故，亦是为了安慰其魂灵，并以自慰。即：虽然友人因故去世，实可堪怜，但至少已考中进士，相较于身后方得到追赐的才人而言，已是万幸。

中国古代曾经偶然施行过数次“进士追赐”，以唐昭宗时期为肇始，此后在宋、明二朝又有出现，或是“恩荫”之延展，或是“旌表”之扩大。这一独特举措，深切反映了士人对于科名的狂热追求与献身，以至于将“进士”这一头衔赋予了超越其本身的价值含义。生而求之，以其几乎为人生价值实现的唯一途径，尚可理解，而期之于已死之后，则近乎令人错愕。这说明“进士”这一名号，隐然具有了宗教般的心理价值，“幽魂及第”，可以满足人们超功利的精神需求，带来一种类似终极关怀般的抚慰。由此，可以概见科举之于文人心态的非凡影响力，加深对于相关现象的理解与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