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

一

四台因为附近的烽火台得名，据说那里曾是屯兵布阵的重地。我第一次去四台矿，是参加那里的招工考试。

父亲特意请了假回来，告诉我要招工的好消息。我赶紧把书本拿出来翻看，因为要考化学，我嘴里念念有词地背着元素周期表。父亲很重视这次招工，矿上流传要招的是长期工。一个女孩子如果能握着一个铁饭碗，那可是一辈子的大事。

从忻矿到四台大概有四十多里地，当年没有直通的公交车，去四台有一种私人的小面包车，面包车有个有趣的名字叫“招手站”，意思是只要在路边一招手车就停下来。那会儿矿上还没有出租车，招手站就是最早的出租车，路上乘客想让司机在哪儿停都行，在自家大门口都行。当然你家要建在马路边。“招手站”的车费是多少我不清楚，应该不便宜，我父亲从来没有带着我坐过。

考试那天我坐的是父亲的专车——自行车。父亲在前面用力蹬着车子，我侧身子斜坐在后衣架上，一手半搂着父亲的腰，一手紧紧握着后衣架的上铁架子。天黑着，几颗星星挨挨挤挤地凑在一起，脚下滑了一步，就落在了更远的地方。我看着远处，想着将要去的那个煤矿不知是什么样儿的。父亲已经在四台工作了五年，四台又叫二口外，是当年走西口时必经的一个地方，听父亲说那里天天刮大黄风，五月天还下雪。

遇到上坡时，我跳下车来从后面帮父亲推着车子，风大，他的后背鼓胀成一面帆。他就像是一艘船，我们是坐在船上享福的人。父亲调到条件艰苦的四台工作是因为我们两个孩子，矿务局里有政策去支援新建矿可以给家属解决户口问题。我们虽然在矿上住了十多年，却一直是临时户口，我们没有户口本，粮本，不能分到矿上的福利房。这些都不重要的，最主要的是学校不让临时户的孩子参加矿区的升学考试，当时哥哥面临中考，技校职业高中中专等等都没有机会。我们老家怀仁县是教育大县，每年中考都是十几个县中分数最高的。哥哥连续四年都没有考中。直到第五年我们有了城镇户口，他才勉强考了个中专。

考场很严格，没有抄袭的事发生。我低头写着试卷，有些题目不会。我觉得大概不会考住。刚才在父亲工作的绞车房里，父亲的工友听到我专门从几十里外来参加招工考试，便问父亲找熟人没有？花钱没有？上面有没有硬关系？父亲一个小工人当然没有这些超能力。他们看父亲的眼神里带着嘲笑，甚至是轻蔑。他们觉得父亲和我都有些异想天开。

这次招工考试大概是煤矿史上最公平的考试，为了防止托关系找门路，考完试当天晚上判卷，第二天早上发榜。那天下着小雨，我看到我名字被雨水洇出奇怪的图案。

父亲对我的工作特别满意，他喝点酒就和工友们吹牛，给孩子找工作时一分钱也没有花，真的，哥连一根烟也没有给当官的抽。我能看到他眼里暗藏得那一丝得意，那是一种虚荣心得到炫耀的满足。在煤矿好一些的工作岗位，都是留给那些有门路的人。一名普通矿工的子女没有经过一些暗箱操作而能得到这么一份体面的工作，真是天下掉馅饼的好事。

我后来读到夏榆老师写当年他也参加过一场煤矿机关的招工考试，多年一直坚持读书的他觉得那些试题很简单，他对自己充满信心。可是考试结果却是另外三位有关系的人，而他不得不重新回到井下一线继续苦役般的工作。考试的失败也成为其他工友奚落他的把柄，让他的工作环境更差一些。

成为一名四台工人后，我也加入庞大的跑家一族。父亲的跑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坐公交，凌晨四点半出门，八点时才能到單位。到四台矿要倒三次车，从老矿坐9路到矿务局总站，然后转12路到云冈矿，在那里等四台的接送车去上班的地方。还有就是骑自行车，可以起得稍晚一些，时间上自由点，不用担心误了班车。不过花费的力气多，要一直骑行将近二个小时。坡陡路险，有几里路就是推着自行车走。

我一个女孩子不可能骑自行车跑家，父亲为了让我尽快熟悉跑家路线，早早带我出门，顺着五九路的山坡一路小跑，生怕误了头班车，凭他多年的经验如果第一趟公交误点了，四台的接送车肯定也误了。误了接送车只能坐私人的小蹦蹦，坐蹦蹦车要花一块的车费。钱牵扯着心，所以人们一看到公交车进站就加速快跑，父亲一边跑一边回头喊我，快点！快点跑几步！忸忸怩怩的以为让你上花轿呢。车不等人。我放不开面子，只能一步紧一步地快走。父亲着急地吼，我先去占位子去，你上车后找我。一转眼就消失在人流中，那样子就像是要上战场打仗。老跑家的都有坐车经验，上车先抢位子，没有坐的位子就找一个站的好位子，像售票员后边紧靠坐椅背的位置，那个地方车上人再多也不挤。中间过道条件最差。

父亲也算是跑家的老江湖了，姜是老的辣，跟着他坐车，每次都能占到一个位子，爸自己坐一个，旁边还用饭兜子给我占一个。年纪轻轻的和那些上年纪的老工人争座位，我有些不好意思坐。爸虎着脸说，瞎客气啥呀，好几十里地呢。你不坐，一会儿车上人多了，你连站的地方都没有。这倒是实话，矿上的公交车是最神奇的工具，站牌前有多少等车人都能塞进去。我站得离爸远些，这样他说什么我假装听不到。

坐公交跑家的人脾气都暴，不小心撞在别人身上，或是踩了人家的脚。立刻会招来一顿骂。最平常的一句就是，瞎啦？眼睛长到屁股上了？旁边的那个人窝在这么个小地方，一肚子火，也不是善茬，马上回骂上去，早上吃屎的吧，刷牙没？嘴这么臭。大清早待在密封的铁罐头盒里，人们的心情都不好。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眼神都可能让两个陌生人发生一场战争。在公交上吵架是最常见的事。吵起来，也没有人劝架，人们乐哈哈地听着，就当是看娱乐节目了。现场表演。打架的时候也有，多是年青的后生们，血气方刚，一拳头就朝着对方的脸打出去，这下开了调料货，酸甜苦辣样样滋味都有。打就打了，骂就骂了，到了站点下车各走各的。基本没有找后账的。

二

四台没有公交，矿上跑家的职工进出矿只能坐接送车。早晚各发一趟。早上从云冈矿接工人上班，晚上送工人回家。

接送车属于稀缺资源，开接送车的几位师傅一个比一个牛。和那些下井的工人比起来，司机属于技术工种，身份地位自然要高人一等。矿上有个顺口溜，方向盘一转，给个县长都不换。都是县长的级别了，给小工人服务自然不会有好脸色。在大车队传着一个笑话，说是一个司机开着车在路上走，他爹看到了，伸手拦车，儿子假装没看到，脚下一点油门就冲了过去。他爹在后面骂，兔崽子开上车，连亲爹也不认识了。

车队有一位叫王秀春的师傅，很女性化的名字，第一次听这名，都以为是个女人呢。师傅河北人，说侉里侉气的普通话，胖胖的，头圆圆的像个皮球。王爱干净，每天出车回来都要擦车洗车，里里外外地擦。在他的车上不许工人吸烟吐痰吃零食。这是文明乘车的标准，但对一个矿工来说就有点为难。不让吃东西行，不让抽烟，就有点难为那些从来不讲究的矿工。对一个在井下忍了十几个小时不吸烟的人，你要求他在车上不抽烟，那还不得要了他的命。又饥又饿，还累得半死，坐在车上，休息休息，正是喷云吐雾的好时候。

有工人不信邪，心想我抽我自己花钱买的烟，你管得着嘛。没想到王师傅真管，想抽，那好，下车抽去，抽一盒烟都和我没关系，在车上休想，立马把工人赶下车。就像家大人管小孩子，连打带骂的。我亲眼见过王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工人的脖子，骂骂咧咧地撵他下车，老工人挂着一脸的媚笑，一个劲地求情说好话。不抽了，不抽了。王师傅铁面无情，还是把他赶了下去。坐不上班车，只能花钱坐私人的小蹦子，那比拿刀刀剜肉还心疼。跑家的老工人，都穷，每天的生活成本被老婆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绝对不能超标，家里老婆孩子乡下的父母一大堆人还等他那点工资呢。

王师傅大概也知道老工人怕花钱的心理，所以强制手段一直能施行下去。而工人们敢怒不敢言，烟瘾再大，在王的车上也要忍着。我还遇到过一回王师傅打工人，接送车少，跑家的工人多，车一来大家都想挤上车，快点占个位子。坐上车还能有位子，那对跑家人来说简直就是当皇帝的享受，闭着眼小睡一会儿，隔一会儿睁眼看着窗外的风景，那悠闲的劲头和挤在过道里的人比起来，简直就是天下地下的差距。接送车比公交车还要挤，公交误了还能等下一班，接送车就那一趟，挤不上去，对不起，那就没有了。所以人们见了车拼命地挤。挤到什么程度呢，男女之间亲密无间，面对面能跳贴面舞。

有个老工人从车门口挤不上，心里着急，耍个小心眼，蹬着车轱辘想从开着的车窗户爬进去。没想到被王师傅从倒车镜里看到了，他下车照着老工人的屁股就是二脚，老工人已经爬了一半，眼着就要进去了，挨了打也要继续往里爬。爬进去就有一个舒服的位子。王师傅怒了，扯着老工人的后衣领硬生生把他从窗口揪了出来。老工人摔倒在地，从地上爬起来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站在那里，任着王师傅打骂。

还有一位张师傅，成天阴着脸，似乎和车上的工人有深仇大恨的。张师傅开车，如果后面有迟到十几秒跑来的工人，绝不会停下来等一等，而是加大油门开得更快。张师傅还喜欢戏弄那些等车的工人。比方如果你问车走不走？他回答不走，等你下车，他开着车就跑了。还有下车时，他一定把车开出很远才停下来，让工人走老长一段冤枉路。有一回我从正在行驶的车上跳下来，摔伤了胳膊，就是因为张师傅说我坐错了车。其实根本没错。

三

我在污水处理厂当化验女工，穿着干净的工作服，坐在明亮的玻璃器皿前操作着硫酸盐酸硝酸，稀释过的硫酸不小心溅在袜子上，烧出很多小洞洞。真正的千疮百孔。

那一年我十七岁，我的很多同学都还在读书，他们考上高中或中专，而我是一个失败的落榜者。这种失落的情绪一直折磨着我，我在纸上潦草地写下一些文字，后来竟变成豆腐块登在当地的报纸上。这些小惊喜，刺激得我对读书写作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渴望。可礦上连一个书店也没有，图书馆里的几本书还要有关系才能借出来。读报纸更是奢侈的事，报纸是机关干部的专配，普通工人是没资格读报的。

九二年我结交到十里河文学社里一些兴趣爱好相同的朋友，他们写小说写诗歌，自己刻蜡板印小册子。也就在那时认识了夏榆老师。他已经是一个作家了，在国内的刊物发表很多小说散文。他的家里有很多很多的书，多到什么程度呢？书沿着墙壁一层一层摞起来一直挨着房顶。他建在山坡上的石头屋子很小，里面是一盘取暖的火炕，有客人来时，如果不坐在灶上，就没有落脚的地方。这么多的书，当然都是他省吃俭用花钱买的。我们去了夏榆老师的家，眼睛真是不够用，哪一本书都想借来看一看。在我们眼里他是世上最富有的人。

新工人的工资低，我是舍不得花钱买书的，书差不多都是借来看的。只要得知谁的手上有一本好书那个人就会被大家捧为贵宾，事事都讨好他。我借着读完了《平凡的世界》《红楼梦》《白鹿原》《废都》《最后一个匈奴》等等。这些书都看得飞快，有时一个晚上就看完一本书，后面还有很多人排队等着。读《平凡的世界》读到少平的妹妹考上大学，我放下书大哭。

星期天和朋友进城逛书店，每次走进书店有一种神圣的感觉，像是去朝拜一尊神。在成千上万的书里，选一本自己喜欢的。站在一个角落如饥似渴地读着，我不会掏钱把它买下来，我只是一个蹭书看的人。我喜欢的书，几乎都是看一半再整整齐齐地摆回书架上。它等不到我下一次进城，不知那一天，它就被同样爱书的人买回了家。有一回在书店读到大同作家王祥夫老师的小说《上边》，那篇小说得了鲁奖。我站在那里一口气读完那本获奖小说集，走出书店才知道已经误了回矿的中巴车。不过从书店回来的那几天我很开心，似乎是偷吃了一味美食。

我特别钟情地摊上的盗版书，十元二本，大处理时十元三本。遇到这样的美事，我会从生活费里拿出一点钱，为自己买几本书。记得有一回买到了《小说月报》年选。厚厚的一大本。里面很多的小说喜欢得不得了。我把那些盗版书放在枕边，随手翻着。纸质差，很多书页散开了。

四

我结婚时分到了矿上的最后一批福利房，新结构，厨房设计在阳台上。阳台很大，可以摆一张十个人吃饭的大圆桌。桌子是折叠的，不用的时候一摁下边的小机关收起来贴墙角立着。可我懒，从来也不收起来。我在上面摆着洗干净的盘子和碗，做饭的时候，顺手就可以拿一个。摆盘子也方便，从灶台到桌子，一伸手就可以上菜。

阳台既是厨房又是餐厅，有客人来时，我们才把桌子搬到客厅。客厅又空又大，只有一台冰箱，和十个可以叠摞在一起的凳子。桌子和凳子是矿上发的福利。还有床也是福利。我家有两张双人床，二张单人床。朋友到我家说一进门就有住单身宿舍的感觉，到处都是床呀。

新建矿没有通煤气管道，家家都用液化气罐。厨房里有二个用水泥砌的台子，预备给房子的主人在上面摆液化气罩，做菜做饭啥的。不过大多房主嫌水泥台子不好看，拆掉重新打了木制的厨柜。我家的没动，住进来后一砖一瓦都没动。爱人说，好好的东西，拆了多可惜。其实是手头没钱，当时的房子公家出一部分钱，自己出一部分，而我们刚结婚半年，手头一点积蓄也没有，都是和朋友借的。

矿上用水向来紧张，我家又是六楼，厨房根本上不来水，爱人就把厨房的这套水管子废了。从婆家搬来一口大水缸，可以放五六桶水。住了半年底层的邻居找上来，说是他家厨房的下水经常溢水，不让使用下水管道。我们只好又买一只倒泔水的大桶，也摆在阳台。虽然阳台既没有上水也没有下水，做饭时很麻烦，不过我们还是很高兴，两个人都休息时，出去买点肉呀菜呀，做好吃的犒劳自己，毕竟是我们自己买的新房子，那会儿像我们这种刚结婚半年就能分房子的机会很少。

阳台在阳面，中午时太阳直射进来，再加上做饭的油烟热蒸汽，爱人常常赤膊上阵。如果正好对面楼上年青的小媳妇也在做饭，互相望着，爱人就会有些不高兴。我赶紧夸人家几句，说他炒得菜好吃，比饭店的厨子都做得好。爱人笑笑说，片汤嘴，赶快拿个盘子来。快点，快点！烫着手了。

金融危机矿上发不出工资来，我失业开了一个小店。大家的日子一下子都节俭起来，三十多块钱一罐的液化气人们不舍得用。守着煤矿，烧煤才是最划算的。又嫌在自己家垒个灶台炭呀灰呀的不干净，就在公用楼道里垒起简单的灶火。几块砖几根炉条，一把泥就是一个做饭的灶火。烟囱呢，从楼道的窗户伸到外面。二层，三层，四层，五层都垒了灶火，他们做饭时的香气，直往上钻。我们六楼的三家也沉不住气，有一天，东门邻居请他的爸爸也在我们楼道垒了一个小巧灶火。第二天，东门的小媳妇就烙了一锅馅饼招待我们另外两家。烙饼费煤气，平时人们怎么舍得在家做。小媳妇很大气地说，灶火是大家的，谁家想用就用。怎么好意思白用呢，西门的邻居劈了两蛇皮袋子引火的木柴。爱人是洗煤的，单位里当然不缺炭，和领导说说批个条子，拉了两吨洗过的精炭，放在楼下，供大家用。

第一次在楼道做饭，是杀了我娘家的一条黑狗。我母亲从矿上搬到局里的楼房住，家里的大黑狗没法帶，让我们处理了。某人爱吃，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坏了，连说，天上龙肉，地下狗肉，狗肉可是大补呀。当天爱人便把大黑狗杀掉了，还把他单位的工友带回家吃狗肉。那些男人们一个个笑眯眯的，都说狗肉是好东西。家养的柴狗更是好东西。他们一群人在土灶边商量着怎么做狗肉香，放什么调料才能除掉肉里的膻味。我下楼到公用电话厅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大黑狗送给了一个种菜的农场，给人家看门呢。“大黑”很听话！“大黑”是我家狗的名字。回来，狗肉已经咕嘟咕嘟煮在锅里，楼道上上下下一股子香气。

在楼道做饭的好处，是可以锻炼身体，楼下楼上的爬，一顿可以多吃半个馒头。还有一种好处，是能找到小时候住平房时的亲切感觉，一家做好吃的，好几家人都能吃上。

五

非典的特殊时期，矿区大搞卫生运动。街道的干部下令一个星期内，楼道里所有的灶火必须自己拆除。不拆的罚款五百元。什么事和钱一挂钩，人们都会积极响应。二天不到，二楼的灶台没了，三楼的也没了，我们六楼的几家也慌了，谁家也不想交罚款。大家便商量哪天拆好，在我们矿区，灶台是个神位，不可以随便拆移，要拆也要看下好日子，再请灶神搬家。要不惹了神可不是好玩的。灶台是东门家建的，东门小媳妇的婆婆请人看了日子，时辰定在凌晨四点。我和爱人一晚上没睡好，想等拆的时候出去搭把手，毕竟我们在那个灶台做过那么多好吃的。后来不知怎么睡着了，一睁眼天已大亮，出门一看，灶火还在，有块砖缺了一个小角，可能是谁搬东西不小心碰下去的。灶台还在，街道限期的日子只有不到二天了。我们就想是不是东门的小媳妇生气了，做饭时家家都用，拆的时候没人帮忙了。下午时，遇到小媳妇，我和她拉几句闲话，拐到灶台上。小媳妇说，他们已经按仙家定的时辰拆了。砍断的那一小块砖角，就算是给灶神搬家了。灶神走了，大家随时可以拆灶台。晚上三家的男主人回来，一起动手拆掉了灶火。

防疫时期，市场做生意的买卖人都回家躲病毒。我买不到馒头，只好买了白面学着蒸馒头。蒸馒头太费煤气，一罐气三十块钱连一个月都用不了。爱人看到有的人家在阳台上垒独眼小灶，便在楼下捡些砖头在我家的阳台也垒了一个。不太好用，炉条太低，放多少炭，做饭也不赶趟。孩子的爷爷看到我们这么会过日子，又上来替儿子重新修了一下，这回好用了，蒸馒头炒菜都快。我做馒头的手艺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晚上发面，早上五点起来蒸馒头蒸包子。

非典过去，家里的土灶台很少用，只有炖肉炖骨头时用几回。爱人说，炭火炖出的肉香。后来我嫌抓炭抓柴弄得手脏，又不想擦锅底灰，便拒绝用灶火。那个灶台藏在一块好看的台布下，再也没有机会发挥它的作用。

零五年我终于有了一台自己的电脑，当时花掉爱人大半年的工资。我又花了一笔钱装了家庭网线。当时矿上的普通人家很少有电脑，装网线更是少数。在别人眼里我真是很奢侈，他们觉得电脑就是个玩游戏聊天的东西，为了玩而花这么一大笔钱，真是让人不敢想象。

有了电脑我眼界大开，我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我在网上读到了很多好小说，《受戒》《边城》《透明的红萝卜》《良娼》等等。喜欢一个作者还可以搜到他的文集，在网上一本书接一本书地读。我知道了村上春树，卡佛，福克纳，吉根，海明威……这些著名的作家离我这样近，鼠标一点就找到了他们。读着这些作品时，我即欢喜又悲伤，欢喜的是世上有这么多的好书，悲伤的是我现在才读到。那时我夜夜泡在网上，我有一种飞蛾扑火的悲壮，仿佛是要和那些文字同归于尽。

买了电脑的第二年，孩子要读初中了，我携家带口离开四台。

陈 年：女，山西大同人。在《天涯》《山花》《作品》《长城》《芳草》《西湖》《星火》等发表小说散文若干。有多篇小说被选刊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