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颖

内容摘要：日本是世界上最早从精英教育阶段迈入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国家之一，其高等教育的起步虽然比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本文对于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后大众化阶段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同样处于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的我国带来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高等教育 后大众化 日本

日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阶段性特征明显，金子元久通过研究将其分为大扩充期（1960年—1970年中期）、停滯期（1970年中期—1990年）和再扩大期（1990年前后—2005年）。[1]

一.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大扩充期

经济的繁荣对教育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美国的扶持下，二战后的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到1956年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形势良好发展的同时，日本的教育发展也欣欣向荣。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15%，达到了马丁·特罗的大众化阶段标准，成为继美国之后又一个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国家。[2]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日本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数量的大规模增长和扶持私立教育的政策的实施，战后的日本不仅重视经济政治的发展，更认识到了教育“立国之本”的作用，以人口数量提升为基础，以政策制定为保障，以教育先行思想为指导，推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停滞期

1970年中期日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开始出现停滞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稳定在38%。[3]

日本高等教育出现停滞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适龄人口数量的降低，二是私立高等教育学校教学质量存在问题。前期日本由于人口的大规模扩张和扶持私立学校发展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质量难以得到有效管控，教育质量堪忧。因此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开始关注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同时对高等教育的结构进行调整，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日本私立学校教育的健康发展，更起到了协调日本高等教育质量与规模协调发展的作用。

（三）后大众化教育阶段

1990年后，政策的调整和适龄人口数量的提高使得日本高等教育迈入金子元久教授所提出的“再扩大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然而日本广岛大学大学教育研究中心有本章教授将这一时期日本高等教育的特点与马丁·特罗教授所列举的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特征进行比对，认为90年代日本高等教育出现了区别于丁·特罗所言的大众高等教育阶段的特征和普及阶段的质的变化，于是冠之为“后大众（post-massification）化阶段”。[4]

二.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措施

（一）促进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共同发展

马丁·特罗认为“在大众教育阶段，精英教育不仅存在而且应该很繁荣”，可见高等教育后大众化并不代表着精英教育的湮灭，而是在更多人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时，培养一部分接受精英教育的人。二战后日本的人口数量在早期不断增长，1966年日本18岁人口数量达到246万人，达到人口数量的高峰。人口数量正是影响教育规模的主要因素，为了满足大规模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日本政府通过了《私立学校促进法》等，从政策层面引导私立学校的发展，私立学校数量的迅速增加加速了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私立大学迅速成为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

（二）对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视

金子元久教授提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三个特点，第一是毛入学率的“横向扩大”，第二是受教育者受教育时间延长的“纵向扩大”，第三是形成高质量核心。日本的高等教育在“横向扩大”方面进展迅速，适龄人口入学率节节攀升，而对于受教育时间的“纵向扩大”，1990年日本相继通过了《终身学习振兴法案》《终身学习振兴法》，从法律层面为受教育者的终身学习创造条件，纵向延长了受教育时间。同时，日本政府扶持国立大学发展，重点建设“研究型大学”，强化精英教育，形成以国立大学为主的高质量核心。这一系列举措使日本的高等教育逐步实现了金子元久所提出的普及化特点，开始实现从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

（三）教育立法保障高等教育法制化

法律是社会有序发展的外在保障，教育立法能够使高等教育机构明晰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日本的高等教育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重视教育立法的作用。

从大扩充时期的《私立学校促进法》到停滞期的《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私立学校法》等，再到后大众化的《终身学习振兴法》，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的每一阶段都离不开法律的保障。通过法律明确各级各类高校的权责，无论是私立高校还是国立高校、专科学校还是职业院校，在办学过程中都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三.日本高等教育后大众化发展的启示

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走到了后大众化阶段，目前面临着教育质量下滑、区域间教育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对日本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进程的探究能够为我国目前高等教育起到借鉴和参考作用。

（一）坚持规模扩张和质量提高均衡发展

1980年北京自修大学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诞生，2019年我国民办高校在校生达708.83万人，民办普通高校数量占全国高校总数的28.13%。可见民办高校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做出了贡献。

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教育质量的提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已经带来了教育资源短缺、师资力量不足、教育管理困难等问题。[5]

日本经验告诉我们，规范私立学校的发展对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同于日本的是我国公立高校较多，它们不仅承担了成为高质量核心的责任，也承担了大众教育的责任，因此我国在后大众化时期，既要形成以研究型大学为代表的高质量核心，也要关注普通公立高校的教学质量、人才培养质量，同时要重视私立学校的发展，通过立学校的发展带给公立学校外部竞争压力，可以形成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之间的良性竞争，共同发展。

（二）注重高等教育机构多样化协调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化界定为：把高等教育的分层次成为“纵向多样化”，而把高等学校的举办主题不同和办学形式不同成为“横向多样化”。[6]

反观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几乎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普通高校想要跻身研究型大学行列，私立高校地位远低于公立高校，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院校都向普通高校看齐，为成为普通高校奋进。

究其原因，首先是生源质量问题，在中国社会有这样的约定俗成，只有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才会去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院校接受教育，所以学生们普遍不会将职业院校和专科学校作为未来学习场所的首选。其次，从经费发放层面来看，研究性大学特别是其中的C9高校能拿到国家的大量科研拨款，普通公立高校次之，普通私立学校大部分靠学费收纳、社会力量支持等资金办学，专科学校和职业院校的教育经费相较于普通高校来说则是更少。

因此我国需要关注私立大学和专科学校等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作用，政策的扶持与经济的支持并驾齐驱，使得高等教育机构机构多样化协调发展。

（三）逐步形成终身教育体系

日本有本章教授在对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期的描述中提到“并非是适龄人口的成人在入学率方面出现不断地增加，甚至还会超过适龄学生人数，并且此类学生还有可能选择多次入学的学习方式。”即在后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也给与成人学生同等甚至更多的学习机会，使成年人高涨的学习需求成为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形成条件。[7]

高等教育后大众化将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体系走向完善并通向终身化，[8]根据有本章教授的观点反观我国高等教育，目前我国进入高等教育系统的学生都是经历中考、高考的层层选拔进入高校的，非传统的成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比例较少。尚未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未能提供足够的入学机会，限制了他们的发展。而终身化高等教育体系能够增加成人学生的入学机会，为各个年龄层想要接受高等教育的公民提供学习条件，有利于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与发展。

从日本经验来看，日本的短期大学、专修学校等都是招收成人学生的主要教育机构，提供了大量课程和多样的授课方式供学生选择，这类学校虽然在高等教育系统中，但却对于日本高等教育后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均有重大影响力。[9]因此我国应同样重视高职等学校的发展，同时鼓励综合性大学开办成人教育，逐步完善高等教育系统，形成终身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1]金子元久.高等教育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4.

[2]天野郁夫.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现实与课题[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93.

[3]天野郁夫.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现实与课程[M].厦门：厦门大学出社，2014：93.

[4]RI HE International Reports， Academic Reforms in the Word： Situation and perspective in the massification stage of higher education， Hiroshima University， Japan， 1997， pp.4， 282-284.

[5]曲佰玲.中、日高等教育大眾化过程中问题的比较分析[J].科教导刊，2012（02）：13-14.

[6]邬大光.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陈武元.从高等教育政策的视角看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J].国外教育研究，1999（01）：14-18.

[8]王洪才.后大众化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选择[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03）：133-138.

[9]王国辉.试析终身学习背景下日本的大学开放[J].文化学刊，2009（05）：77-82.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