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川

摘 要 《阿长与〈山海经〉》《老王》两篇的课文编入同一单元，人物命运和主题相似。作者表达了对挣扎在社会底层，善良的苦难者的同情和悲悯，进而为他们代言请命，以引起社会对他们命运的关注。

关键词 《阿长与〈山海经〉》;《老王》 主题;社会底层

部编版语文教材，把鲁迅先生的《阿长与〈山海经〉》与杨绛先生的《老王》放在一起，体现了编者的别具匠心。这两篇散文有相似的主题。

首先，两篇散文的主人公都出自社会底层。

在众多作家关注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的时候，鲁、杨两位先生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社会底层的可怜人身上，为他们大声疾呼，树碑立传。阿长是个连名字也没有，孀居无子，又矮又胖的保姆;老王是个几乎被社会遗忘，严重边缘化，又老又残，孤苦无依，最终贫病而死的人力车夫。

其次，两篇散文主题深邃易被误读。

《阿长与〈山海经〉》作者运用了先抑后扬的写作技法。很多读者认为：前半部分写阿长种种粗俗的表现，写“我”对她的憎恶，是为了突出后面阿长克服重重困难为“我”买《山海经》的善良，和“我”对她的感激之情。前面的“抑”为后面的“扬”服务。这样理解是买椟还珠，失之偏颇的。先抑后扬只是表象，只是包装珠宝的盒子。“我”小时候对阿长或许会有憎恶，但在写作此文时却主要是同情和悲悯。

“长”是身材高大的意思，一个又矮又胖的女人，被人随意地叫作“阿长”，完全不顾及她的感受。她千叮咛万嘱咐：元旦一早要记得向她说恭喜。可见她是多么缺少别人的尊重，多么渴望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她作为一名女性被摧残得几乎没有了性别意识，睡觉时满床摆个“大”字，当别人说她没用时，她急切地辩驳说：她被虏去站在高高的城墙上脱下裤子，可以有使攻城的枪炮哑火的奇效。她竟是以骄傲的口气讲这话，完全忽视了站在城墙上的危险，且不以为羞辱。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迷信认为，越是污秽的东西越具有辟邪的功效，孀妇被认为是不洁的，在祭祀和节庆的很多场合是要回避的，绝不允许她们触碰祭祀的物品。越是被侮辱歧视，就越想表现出自己的价值。

鲁迅先生在写这些的时候，一定早没有了当年的嫌恶，而是充满对阿长不幸命运的悲悯。

阿长历尽艰辛为“我”买《山海经》，“我”认识到她的淳朴善良，内心充满深深地感激之情。但这并非本文的重心所在。如果仅仅是感激，只停留在表达个人感情的层面，鲁迅先生还算不得“伟大”。这篇文章的重心恰恰在前面的“抑”，“扬”反而是为了“抑”。写阿长淳朴善良的主要作用，是唤起人们对她苦难命运的关注。她的善良显然还达不到感动世人的程度，却足以让人无法忽视她的苦难！如果她不够善良，我们反而有理由麻木不仁。面对善良者的不幸，我们逃无可逃。鲁迅先生的伟大，体现在他深切地同情社会上最弱势的苦难者。阿长、祥林嫂、单四嫂子、阿Q、润土、孔乙己……我们可以说出一大串他作品中的类似人物，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先生用如椽巨笔把他们的不幸命运展现给世人，目的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这远远超出了个人感情，是肩负起“为民请命”的伟大责任。

《老王》一文与《阿长与〈山海经〉》主题高度相似。我们不必无限拔高老王淳朴、善良的品行，这同样不是作品的中心所在。老王苦难悲凉的人生境遇，才应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一个好人的苦难不应被无视，这才是文章的主题。

抓住了这一点才能准确理解作者的“愧怍”。作者为什么会“愧怍”呢？绝不是违背了一般社会规则，在礼尚往来上有什么欠缺。而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传统文化中所称为的“士”，理应肩负起更高的社会责任。[2]生而为“士”是一种幸运，理所当然要肩负起救助天下苍生，让天下“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道义重任。生活的磨难让作者忽略了作为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她基于等价交换的原则和老王交往，出于知识分子的清高，自以为已经超额支付了报酬，但实质上却在有能力提供帮助的时候，漠视老王种种濒临死亡的迹象，害怕惹上麻烦，内心盼望着老王赶紧离开她的家。笔者总感觉老王在临终的前一天，拼尽最后一口气，赶到作者家里送香油和鸡蛋，不仅仅是表达谢意。或许他是求救，是向唯一可能救自己的人求救！

“我不是要钱。”“我知道，我知道——不過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作者连续说了两个“我知道”，一定是看出了，也听出了老王在向她求救，表示转折的破折号这里用得真好——“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可“我”愿意为你做的只是多给几个钱。你像一个溺水的人拼尽全力向“我”伸出了手，而“我”却听任你的指尖从“我”的身边滑落！

这才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作者的幸运体现在精神和物质上相对于老王是富足的。老王的不幸除了物质的极度匮乏外，还体现在他渴望获得亲人般的温暖而终不可得。

杨绛先生晚年写道：“每个人如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会看到某事错了，某事是不该的。但当时或是出于私心，或是出于无知，或虚荣，或骄矜等等，于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或该做的没做，犯了种种错误。而事情已成过去。灵性良心事后负疚抱愧，已追悔莫及。”[3]

“负疚抱愧”就是“愧怍”。这段话或许可以看作是她对老王“愧怍”的注解。原因或许是出于怕惹麻烦的私心，或许是对生命的觉知程度还不够，或许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虚荣和清高，或许只是矜持和犹豫，总之是“该做的没做”，而又无可补偿了！

一个人有幸成为知识分子，就不应迷失“灵性良心”，理应肩负起照顾不幸者的更高社会责任。作者是为没有尽好这个责任而“愧怍”。该“愧怍”的又岂止是作者！

伟大的作家，一定心怀天下，“仁以为己任”。鲁迅和杨绛无疑是肩负这种责任和使命的作家。这两篇散文表达了为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苦难者，代言请命的主题。对权势的敬畏或许是人的本能，对苦难者的同情彰显人性的高贵。

参考文献

[1]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06.

[2]戴圣.礼记·礼运[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88.

[3]杨绛.走到人生边上[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6：54.55.

[作者通联：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永定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