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靖雯

【摘要】 20世纪以来，中西文化发生了全面碰撞和深度交流，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逐渐由模糊走向明晰。在毛姆《面纱》和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中，尽管都存在西方作家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与描绘，但其内在的情感态度、创作意图却有所不同。本文将从人物形象、情感态度、创作意图三个角度出发，对这两部作品中的中国形象进行对比分析。

【关键词】 《面纱》;《情人》;东方形象;对比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2096-8264（2021）31-0021-04

文学理论家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只不过是西方凭空创造出来的东方，是西方“意识形态虚构语系”。西方作家将权威加之于他们想象中的“东方”之上，“重建”了东方，使东方成了西方反思自我和社会问题的参照。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范畴里，“形象”所蕴含的是不同民族间“想象的互相诠释”，兼具“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价值功能。一方面，西方作家有浪漫化的东方情结，将东方当成了一个各方面合乎他们愿想的政治清明、道德崇高的乌托邦世界，即“乌托邦”功能;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文学中的东方形象全然是光明的——厌恶和恐惧同样在里面占有一席之地，此时则表现为“意识形态”功能。从毛姆的《面纱》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中，我们可以窥见西方文学中东方形象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以下将从人物形象、情感态度和创作意图三个不同角度出发，对《面纱》和《情人》中的东方形象进行对比分析。

一、形象：希望净土与黑暗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