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纱》和《情人》中的“中国形象” 对比分析

2021-09-10沈靖雯

今古文创 2021年31期

沈靖雯

【摘要】 20世纪以来，中西文化发生了全面碰撞和深度交流，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逐渐由模糊走向明晰。在毛姆《面纱》和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中，尽管都存在西方作家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与描绘，但其内在的情感态度、创作意图却有所不同。本文将从人物形象、情感态度、创作意图三个角度出发，对这两部作品中的中国形象进行对比分析。

【关键词】《面纱》;《情人》;东方形象;对比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2096-8264（2021）31-0021-04

文学理论家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只不过是西方凭空创造出来的东方，是西方“意识形态虚构语系”。西方作家将权威加之于他们想象中的“东方”之上，“重建”了东方，使东方成了西方反思自我和社会问题的参照。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范畴里，“形象”所蕴含的是不同民族间“想象的互相诠释”，兼具“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价值功能。一方面，西方作家有浪漫化的东方情结，将东方当成了一个各方面合乎他们愿想的政治清明、道德崇高的乌托邦世界，即“乌托邦”功能;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文学中的东方形象全然是光明的——厌恶和恐惧同样在里面占有一席之地，此时则表现为“意识形态”功能。从毛姆的《面纱》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中，我们可以窥见西方文学中东方形象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以下将从人物形象、情感态度和创作意图三个不同角度出发，对《面纱》和《情人》中的东方形象进行对比分析。

一、形象：希望净土与黑暗地狱

在《面纱》中，中国形象的集中展现来自一个英国人韦丁顿和他的中国妻子。韦丁顿虽然流着英国的血液，但是他的思想、品味已然完全中国化了，他在多处英殖民地担任过官职，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经常冒出中国历史里的故事，对中华文化感受颇深。这使凯蒂对他产生了怀疑，认为他是不是“已经站到了中国的一边，觉得在欧洲生活的是一群野蛮人”①。果然，韦丁顿告诉凯蒂，“我不信天主教。我把自己看成是英格兰国教的信徒。英格兰国教嘛，就是什么也不怎么信的委婉提法。”②对于嬷嬷们在殖民地的传教活动，韦丁顿认为“她们被骗了。她们是受到愚弄的傻瓜。”③除了一部分抨击基督教的言论，拯救瘟疫病患这一类看似“慈善”的活动也被他解开了虚伪的面纱：瓦尔特来到湄潭府其实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仁爱之士，也并非完全是出于科学需求。虽然韦丁顿和凯蒂有时立场并不相同，不过他与凯蒂都拥有一颗悲悯之心，在他的眼中，这个世界完全是荒唐、愚昧的，只有中国的“道”方可拯救苍生。在韦丁顿的思想中，韦丁顿认知中的“道”亦是合乎中国传统儒家和道家的精神义理的：他关于“道”的理解其实和老子的《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和“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的辩证法思想一致;同时，韦丁顿也信奉儒家“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中庸思想。从这些角度来看，韦丁顿的言行是基本符合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处世哲学的，可以近似看作一位“精神中国人”。

韦丁顿的中国妻子是他在大革命中解救的一个清朝贵族，这位满洲格格爱上了他并义无反顾地与他私奔。“满洲格格”这个形象也具有极强的象征性：在凯蒂眼中，“她的举止温文尔雅，慢条斯理，凯蒂觉得她略有羞涩，但同时对来客充满了好奇。”④“凯蒂觉得她从未见过什么像这双柔弱、精致的手一般惹人爱怜。这双手无疑暗示了绵延了上百年的贵族教养。”⑤“她的坐姿给人印象很深，得体大方，丝毫不显拘谨。涂满胭脂的脸上，一双眼睛机警、沉稳，深不可测。她是不真实的，她像是一幅画，纤弱优美，使得凯蒂相形见绌。”⑥毛姆借凯蒂之口描绘出了他心目中东方的样子：古老、玄异、深邃、优雅，满洲格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给了凯蒂以巨大的震撼和洗礼。凯蒂说：“似乎世俗众生的忙忙碌碌、苦乐哀愁，在这位满人面前都是荒诞不经的。这张色彩艳丽的面具后面，隐藏的是对世间万物的真知灼见，她五指修长，握的是这个未知世界的钥匙。” ⑦可以说，这正是毛姆心目中的东方文明：是救世良药，是理想信仰，与之相比，西方文明则沦为粗俗野蛮。

如果说韦丁顿和他的中国妻子的形象展现了中国悠久古老和智慧深邃的一面，那么《情人》中的“中国情人”则更像是种族阴影下懦弱麻木的缩影。故事的女主人公“我”首次遇见中国情人的时候如是说：“在那部利穆新汽车里，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正在看我。他不是白人。他的衣着是欧洲式的，穿一身西贡银行界人士穿的那种浅色柞绸西装。他在看我。看我，这在我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了。在殖民地，人们总是盯着白人女人看……”⑧风度翩翩的“他”坐在汽车中，看起来非常富有，尽管并非是白人，不过却给人一种西化的感觉。不过在随后的故事情节里，尽管这位情人打扮入时、举止儒雅、家境富裕，却由于肤色问题受到“我”家人的不公平对待。而且在“中国情人”在与“我”的爱情中，他也已经被女性化了：一直是白人女性决定着两人之间的变化，情人是受到我的吸引（“他”最开始搭讪时，是“胆怯”“打颤”的），是“我”最先走向他的轿车，也一直是我先释放出激励性的暗示;同时，两个人的性爱过程也是“我”主动引导，白人女主人公是整个故事的绝对主导者。作者通过文本的描述，习惯性地运用“中国人的败类”“奴性”等一些贬义性语汇来形容这位中国情人：和白种男人进行对比，黄皮肤的中国情人地位低下、性格懦弱。尽管爱着白人女孩，但是受制于家族和种族的威逼，他委曲求全，不得不放弃两人之间的感情。他麻木软弱，没有反抗的灵魂，尽管他希望能够与白人女孩走在一起，并按照西方人的样子装饰自己，然而，原生的肤色决定了黄种人永远不会得到白种人的认同。

二、情感：仰慕崇敬与鄙夷蔑视

法国比较文学学者亨利·巴柔对“形象”一词的解释是：一切形象都源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非常微弱的，因此形象就是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做的文学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学者孟华也在其作品《比较文学形象学》中表示，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在注视作为异国的“他者”时，“他者”形象也在侧面传递了作者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面纱》和《情人》这类异国文学中的东方形象中包含了作家对于东方世界的印象和认知，由于形象本身的不同特点，自然也反映出了不同作家对于东方的不同情感态度。

在《面纱》中，凯蒂刚来到湄潭府时，她的内心充斥着陌生感和排斥感：中国的景观不仅神秘，而且恐怖：小河、白雾、小舢板处在“鬼魅般的光影中”;死亡随时随地会出现，人们像苍蝇一般死亡，所到之处总能听到哭喊声，看到“衣衫褴褛的苦力们抬着棺材”匆忙走过。毫无疑问，在凯蒂的眼中，湄潭府就是一个东方地狱，充斥着诡异、肮脏、瘟疫等暗黑元素，可以说，“湄潭府”作为一个负面性的象征符号延续了西方关于中国滞后形象的历史“套话”书写。

然而，凯蒂离开湄潭府时，对湄潭府的印象则与前期有很大出入，她看到了一幅淳朴宁静的田园景象：稻田、农舍、竹林、阳光，一切犹如仙境一样宁静怡人;陈旧的围墙环绕着小城，使她联想起弥撒书中描述的“基督小镇”。事实上，作者并没有告知读者湄潭府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湄潭府的城市景观也没有在短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出现这种场景的原因只能是凯蒂心境和认知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则直接关联者则是上文已经提到的韦丁顿：在韦丁顿眼中，中国并非只是瘟疫肆虐的黑暗地狱，更是隐藏着智慧和真理的希望净土。凯蒂眼中的落后文明，在韦丁顿看来恰恰是宁静纯朴的美丽田园。尽管作者借韦丁顿之口对中国的一些方面给予了肯定，但是毛姆对于中华文化并非全部接收。按照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来看，凯蒂于二十世纪初随瓦尔特来到中国，这时的中国社会和文化正在发生重大变革，而作者并没有将主要故事背景放在上海、香港这样受先进文化影响较大的城市，反而是虚设了一个叫湄潭府的较为落后的南方城市。究其原因，是因为湄潭府作为一个尚未完全被西方文明“开化”的地方，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中国的原始样貌和传统文明，再反观毛姆对于韦丁顿和满洲格格的书写，不难看出，作者对韦丁顿身上“信奉中国传统儒道义理”和满洲格格身上“对于旧有生活习惯的延续”给予了重点刻画，而凯蒂的转变较多的来自中国文化中较为“传统”的那一面，这也反映了毛姆在中国新旧文化碰撞的背景下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更青睐于悠久深邃的传统文化。事实上，他对当时中国的状况持批判态度，《面纱》的外部环境是毛姆内心现代中国的写照：战乱与疫病造成的乌烟瘴气，他向往的是中国古老灿烂的传统文化：毛姆来中国时正值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开展之时，毛姆对这场运动持否定态度，认为是一群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留学生在毁灭他所仰慕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种文化，最古老的世界知名文化被粗暴地扫荡着。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学生们，正把这种自古以来一代接一代建立起来的东西无情地践踏着，而他们却拿不出东西来代替。”⑨从中可以看出，作者认为当时中国真正的出路当是向内探求自身积蓄数千年的悠久文明，从中寻找救世之路;并非是向外“师夷长技”，因为在毛姆眼中，与精深玄妙的中华古老文明相比，西方文明则沦为粗鄙和野蛮。

而对于玛格丽特·杜拉斯来说，粗俗和野蛮却是东方世界的代名词，东方理应是被西方教化、殖民化的尚未完全开化的民族。杜拉斯笔下的中国情人，是作者对当时中国现实的一种描述，同时又负载着法国社会彼时对于中国的想象和认知。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在西方人的世界观中，中国人是肮脏的、落后的、自卑的。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对这一现象也有所描述：在西方人的眼里，“东方人生活在东方，过着悠闲自在的东方生活，沉迷于东方的专制与纵欲之中”，“中国人酷爱抽大烟和一夫多妻制”，相似表述在《情人》中也不难发现，杜拉斯在某种程度上顺从、延续了这种定式化、模式化的思维套话。

根据前文的分析，“中国情人”的形象大约可以概括为：家财万贯、性格软弱自卑、在白种人面前奴颜婢膝，在自己家也是抬不起头的附庸。作者通过塑造了中国情人的形象，同时也从“我”的视角传递了杜拉斯自己对于中国（“中国情人”就是杜拉斯眼中中国人的典型形象）的态度和看法：首先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西方人发动鸦片战争，费尽心思想要打开中国的国门，为的就是攫取中国的财富、掠夺生产资料和开拓海外市场，中国总是与丝绸、美玉、金子挂钩，但与富有成反比的则是中国人地位的低下和对于外族入侵的隐忍态度，“中国情人”性格软弱自卑的一面是面对丧权辱国的条约，清政府对外一再退让的象征。而在白种人面前的奴颜婢膝展现的则是西方人对于东方人的优越感和傲慢与偏见。

七年后出版的《中国北方的情人》中的“中国情人”形象得到了发展。显然，后一个“情人”比前一个更加高大俊美、优雅成熟、自信主动，也与白人女孩的家人有了一定交流。但实质上，二人都是沉默的“他者”，不管是《情人》中那个胆小懦弱的“他”，还是《北方》中已经具备一定自信和风度仪态的“他”，同样都是被白人少女观看的对象。并且，在两性关系上，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依然还是女孩。杜拉斯成长于印度，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但同时她也没能摆脱种族观念的影响：“面对西方经常处于一种失语与无根状态，却在面对东方时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总之，虽然“中国情人”的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美化，但囿于东西文明差异的鸿沟，他的地位不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三、意图：自我反思与优越凌驾

尽管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感态度的流露上，《面纱》和《情人》似乎走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对立面，但笔者认为，这两部作品在创作意图上是殊途同归的。

作品是作者的创造，“从文本书写开始到结束，或更确切地说，从书写者确定文本书写的第一念头起始，直至文本最后完成交付于公众，书写者的全部思考与表达方式，都将被视为作者主体自觉作用的意图。”意图贯穿作者创作的始终，渗透在作品的方方面面，即使作者去世，意图仍然在场，存在于作品之中，它的“渗透与决定力量，贯穿于文本理解与阐释的全部过程之中”。创作意图是作者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目的、计划或打算。作品中无论是已经形成明确的思想，或是模糊的情感意向，总是和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态度、看法、创作的动因有着明显的联系。根据上文已经分析过的“东方形象”本身以及内蕴于形象之中的作者的情感态度，结合作者的生平与时代背景，可以推知作者的创作意图。

毛姆自小父母双亡，被送回英国由伯父抚养，由于矮小和口吃常受到侮辱，养成了孤僻敏感的性格。他有过五年的习医生涯，在一战期间做过火线救伤员，也做过间谍和密使。1915年毛姆与一位有夫之妇生下女儿，次年结婚。1919年毛姆和秘书来到中国。从以上毛姆的生平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少“桥段”与《面纱》的情节是相似的：如瓦尔特的孤僻敏感和医生职业，人物畸形的婚姻爱情状况以及小说发生的战争背景等。亨利·巴柔认为，就好比是一个人创作的作品，在设计异族形象的过程中，其实是作者对所处社会的一个反映或体现。结合毛姆笔下的中国来看，作为“他者”形象，这种形象不仅包含了作者自身的审美艺术体验，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整体看法、观念与想象。英国文学中的东方形象常常容易陷入乌托邦与地狱极端的两面，这是作为与英国文化相异的“他者”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英国作家以这一“他者”反观、反思自我，也反映出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的特质。1914—1918 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出西方政治文化制度的弊端，也完全打碎了欧洲文明的神话，給西方世界带来了难以弥补的心灵创伤，同时也践踏了欧洲人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对于毛姆等一众具有忧患意识的作家而言，他们在不断反省的过程中，又一次将目光转向东方，尤其希望从中国的古典哲学中寻找医治西方痼疾的药方。事实上，毛姆赞扬的是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面对欧洲文明的幻灭，在直面反思自身文明的同时，将目光转向东方，期望以东方文明作为疗救的良药，让西方人走出战争后的精神困境。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一位法国作家，她于1914年生于印度。1929年的时候，年仅15岁的杜拉斯认识了一位中国男人——李云泰，他的资助让她脱离了贫困，同时也是第一个她终身无法忘却的恋人。可以说，《情人》是作者根据自己早年的经历写就的一部自传体小说。根据杜拉斯在小说里对中国情人、殖民者与殖民地的表述，可以看出她深入骨髓的种族歧视与优越感。这是一种与《面纱》中不同的“他者”形象——无论是中国情人，抑或是殖民地的东方女人，无不以高攀上“高等”的西方人为最高目标，放低姿态，委曲求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列国眼中的殖民对象。在欧美人的眼中，中国拥有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他们对东方有着无法抑制的渴望，中国人在他们眼中是懦弱、自卑、肮脏、虚伪的。而出于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在后殖民话语里，《情人》通过凌驾于东方人之上的描写，既满足了西方人民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理，又彰显了西方的强国地位，迎合了法国的主流价值观，使法国人在阅读时得到了相对于东方而言的心理自信。

四、结语

卡尔维诺说过：“他乡是一面负向的镜子。旅人认出那微小的部分是属于他的，却发现那庞大的部分是他未曾拥有，也永远不会拥有的。”从中世纪的东方游记到18世纪的“信札”，从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學到20世纪的现代派文学，东方一直是西方作家乐于描写的对象，无论是迷恋向往抑或是恐惧鄙夷，都是西方作家“东方情结”的一部分。对于西方文明的转型而言，他们都希望能够通过东方来寻找希望和突破口，从现实层面来看，东方能够为西方带来一个完美的想象，引导他们不断地审视自我、突破固有文化的束缚。20世纪以来，工业革命、世界大战不仅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同时留给精神的依然是来自灵魂深处的迷惘与空虚，现代西方人对于西方传统所强调的“理性”、人文观念甚至于宗教信仰产生了动摇和怀疑，在精神危机日益严重之时，西方作家选择了向外探求解救的良方，无论是隐藏着智慧与“大道”的乌托邦，抑或是在傲慢与偏见的审视中存在卑劣的下等民族，这两种对异国形象的阐释都是为了对自我进行更为深刻的观照、完成自我的确认、最终实现超越。就好比文学批评家瑞恰慈强调的：“东方其实就好比是一面镜子，让我们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但是一直无法看到镜子的另外一面——东方。”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不管是可爱的抑或是可憎的，都是被构建出的他者形象，亦是西方文化自身的投影。

注释：

①毛姆著，阮景林译：《面纱》，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页。

②毛姆著，阮景林译：《面纱》，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

③毛姆著，阮景林译：《面纱》，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页。

④毛姆著，阮景林译：《面纱》，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页。

⑤⑥⑦毛姆著，阮景林译：《面纱》，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

⑧玛格丽特·杜拉斯著，王道乾译：《情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版，第19-20页。

⑨毛姆著，唐建清译：《在中国屏风上》，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版。

参考文献：

[1]张艳花.毛姆与中国[D].上海：复旦大学人文学院，2010.

[2]申利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我国毛姆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01，（04）.

[3]杜平.英国文学的异国情调和东方形象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