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中的叙述伦理研究

2021-09-10唐小雨

今古文创 2021年31期

【摘要】除了故事层面，《金锁记》中的叙事伦理在叙述层面也同样有迹可循。通过对叙述时间的铺排调度，张爱玲把作品的伦理倾向涵容在叙述结构里。在预叙与倒叙的反复跳转中，倒错的时序安排与现实世界的非理性、伦理结构的非常态遥相呼应。另外，叙述视角同样是《金锁记》叙述伦理中一个较为重要的角度。在“内聚焦”“外聚焦”和“零聚焦”的叙述视角中，“内聚焦”因其可以直陈人物伦理处境及心理状态而最具伦理表达优势。

【关键词】《金锁记》;张爱玲;叙述;伦理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1-0013-04

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热拉尔·热奈特将叙事分为三种含义：第一，指承担叙事一个或一系列事件的叙述陈述，口头或书面的话语，即故事;第二，指真实或虚构的、作为话语对象的连接发生的事件，以及事件之间的连贯、反衬、重复等等不同的关系，即情节;第三，指的仍然是一个事件，但不是人们讲述的事件，而是从叙述行为本身考量，特指某人讲述某事的事件，即叙述。由此可见，“叙事”同时囊括了“故事”和“叙述”的双重内涵。申丹也表示，“‘叙述’一词与‘叙述者’紧密相连，宜指话语层次上的叙述技巧，而‘叙事’一词更适合涵盖故事结构和话语技巧这两个层面。” [1]另外，从词源的角度追溯，“伦理”一词源于希腊文Ethos，最早意为品性、气质，或风俗、习惯等，而伦理问题即为人在共同体中建立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就张爱玲自身的创作情况而言，伦理问题也始终是其作品中关注的焦点。

人的伦理境况由社会伦理环境和生活伦理境遇这两方面构成。对于前者，张爱玲曾在《再版的话》中表示：“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2]面对已经破坏了的，或正在破坏中的社会伦理环境，“惘惘的威胁”是张爱玲最为深切的感受。对于后者，家庭伦理和情爱伦理始终是张爱玲小说中经久不衰的話题，并且它们往往都具有一定的生活真实性。1971年水晶在旧金山采访张爱玲，张爱玲就曾实言相告：“《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其本。’”[3]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也回忆说：“她的小说人物，可说俯拾即来，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在她生活周边的知情者，一看她的小说就知道她写的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4]

诚然，伦理问题是张爱玲小说中重要的问题之一。纵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张爱玲小说中的叙事伦理，已有不少学者就具体文本，从故事层面对其做出较为详尽的阐述。但张爱玲作品中的伦理表达不仅仅体现在主题内容上，在形式布局中，作者的伦理意识同样有迹可循，可学界对这一方面的关注尚有待提高。基于此背景，本文从叙事话语，即叙述的角度出发，以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为考察对象，从整体关照和局部考察中分别择出叙述结构及叙述视角这两个方面，详细分析文本中所容纳的伦理声音。

一、叙述结构中的伦理倾向

叙事结构即为叙事的框架结构。若叙事可分为故事和叙述，那叙事结构同样可由故事结构和叙述结构构成。伍茂国表示，“小说叙述伦理也无可避免地寄生于时间之中，因为时间是小说艺术的须臾不可或缺的要素，它是小说家对生活的把握方式和对各种感受、体验和想象的组织方式，也是小说家结构作品的主要手段之一”[5]。某种程度上，结构问题就是时间问题。所以，叙述的结构性处理也就是对叙述内容的时间性处理。

“叙述时间指的是在作品本文中体现出来的情节演进的时间秩序”[6]，因此，研究叙述时间就是将故事演变发展的真实时序，同作品中故事呈现的先后顺序做比照分析。在《金锁记》中，因为倒叙与预叙的反复出现，故事发展的客观时序同文本呈现的情节先后常常是不重合的。也恰恰是因为这些不重合，因为这些被刻意割断、重组的自然时间线，《金锁记》的伦理意图在文本中招展自如。

主人公曹七巧的心灵异化过程是《金锁记》的描写重点。她本是麻油店小作坊人家的女儿，少女时期的曹七巧还是个真实鲜活的自然生命。由于哥嫂贪图财礼，七巧嫁给了门第虽高却身患软骨症的姜公馆二爷。这桩各怀目的、相互利用的畸形婚姻，是七巧人性嬗变的开始;以至于到了故事的最后，自愿戴上黄金枷锁的七巧“有了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故而《金锁记》开篇即为倒叙：“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在这样的倒叙中，故事的因果始末渐次展开，并于文末再次回归到当下的时序中来：“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在倒错的时序安排中，现实世界的非理性、伦理结构的非常态也随之表露出来，正如赵毅衡所言，“情节的整齐清晰（主要是时序的整齐清晰）是整齐的道德价值体系的产物”[7]。在陈说那些发生在三十年前的故事时，这一叙述结构中的伦理倾向尤为显著。

以分家为节点，《金锁记》被分为上下两部分。前半部分的叙述主要以故事发生的自然时序一以贯之，后半部分则复杂得多。哥嫂视七巧为商品的亲情出卖使七巧不得不开始戴上黄金枷锁的残酷生活。在那个环境里，一个健康的女孩子嫁给残废的病人、不久后被扶正就已是极大的恩惠;而被扶正的原因，不是同情她生活的灰暗与辛劳，而是“好教她死心塌地服侍二爷”。即便七巧的行为是毫无节制的放诞粗鲁，言辞也充满了肆意妄为的尖刻与傲慢，但在尚未分家之前，她大抵还是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出场，仍然置身于姜家这整个家族所认可的伦理秩序里。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张爱玲对这一故事片段的时序安排是如此的中规中矩。

以七巧对往事的回忆——一个明显的倒叙过渡，叙述时间被推进至十年后姜家分家的场景，《金锁记》的第二部分由此展开。在描摹分家的具体情形之前，张爱玲先倒叙了七巧丈夫和婆婆的相继离世，随着又倒叙出七巧调查姜家田地房产的行迹，第二个倒叙完毕后就交代七巧在分家时放泼闹事的形态。在频频的倒叙中，曹七巧加害者的面目已初现端倪。分家后的几个月，季泽到访，发觉了季泽真实目的的七巧从此自愿自觉戴上黄金的枷锁。她自己不幸福，同时也不允许自己的子女幸福。因此，在这一故事片段的叙述中，被调和后的叙述时间分外跌宕有致。

在和女儿长安的互动里，作品先倒叙哥嫂前来上海探望七巧，“住不上十来天，末了永远是给她絮叨得站不住脚”，继而敷陈春熹和长安表兄妹之间正常的玩闹被七巧视为春熹觊觎长安家产而玩弄的手段。七巧因长安遗失褥单而准备第二天亲自去学校兴师问罪，张爱玲先预叙了长安哭了一晚上、因“不能在她的同学面前丢这个脸”而主动放弃学业的结局，接着才详细记叙长安在半夜的心路历程及后来的所作所为，最后又借七巧之口倒叙了她索讨学费不得而羞辱校长一场的事迹。在叙写七巧对长安婚事的破坏时，小说先倒叙长安吸食鸦片上瘾的原因：二十四岁时生痢疾，七巧不替她延医治病反而劝诱她抽两筒鸦片;后来姜季泽的女儿自作主张替长安做媒，文本先后倒叙了七巧因赌气而生病的事由，以及童世舫留学期间的情感变故。叙事时间在过去与当下中反复跳转，七巧在破坏女儿婚姻时的丧心病狂也于此呼之欲出，这个家庭中母女伦理的畸变不言而喻。

对于儿子长白、儿媳芝寿乃至绢姑娘，七巧同样是以一个加害者的身份自居。在讲述七巧与长白小家庭的故事时，倒叙和预叙的叙述手法在《金锁记》中数见不鲜。芝寿嫁入姜家不久就遭到七巧的奚落与嫌弃;婚后，长白被七巧拉回自己身边盘问个人隐私，芝寿“知道她婆婆又在那里盘问她丈夫，她知道她丈夫又在那里叙说一些什么事……明天他又該涎着脸到她跟前来了……多半他准备先声夺人，借酒盖住了脸，找点碴子，摔上两件东西……末了他会坐到床沿上来，耸起肩膀，伸手到白绸小褂里面去抓痒，出人意料之外地一笑”。芝寿倒在床上，“她怕这月亮光，又不敢开灯。明天她婆婆说：‘白哥儿给我多烧了两口烟，害得我们少奶奶一宿没睡觉，半夜三更点着灯等他回来——少不了他嘛！’芝寿的眼泪顺着枕头不停的流，她不用手帕去擦眼睛，擦肿了，她婆婆又该说了：‘白哥儿一晚上没回房去睡，少奶奶就把眼睛哭得桃儿似的！’”这一大段芝寿的内心活动既是预叙又是倒叙，如此错乱的时序布局恰巧呼应了芝寿“这是个疯狂的世界。丈夫不像丈夫，婆婆也不像婆婆。不是他们疯了，就是她疯了”的伦理直感。就连芝寿的死亡结局，也是由“她并没有死——又挨了半个月光景才死的”这句预叙交代而知。预叙与倒叙并存的叙述时间打破了相关事件过去、现在、未来的自然发展顺序，这种“歪曲时间”的叙述方式以碎片拼贴的形态变换了时序位置。对此，刘小枫认为，“以碎片般的境界和怪异夸张的形式来攻击生活中的荒唐，把世界切碎以抗议荒诞”[8]。混乱的叙述结构中，充斥着非人道的压迫与规约的婆媳伦理一目了然，张爱玲对这种荒诞诡谲的家庭伦理的抨击也炳如观火。

二、叙述视角中的伦理意图

和叙述结构类似，叙述视角也同样是叙述伦理研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维度。叙述者对故事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即为叙述视角，因而没有视角的叙事是不存在的。小说叙述者作为叙述的承担者，无论是作品中的虚构人物还是更接近作者本人的隐含作者，其视角的择用必然会呈递出特定的伦理身份，所以叙述视角也就成为作者在表明特定伦理倾向时一种重要的叙述技巧。

热奈特曾引入“聚焦”这一概念，将叙事视角划分为“外聚焦”“内聚焦”和“零聚焦”（或称“无聚焦”）三类[1]。当叙述者呈现出来的信息量少于故事人物所知悉的信息量时，这便是“外聚焦”。“内聚焦”即为叙述者只呈现出故事人物所知悉的信息量。以此类推，若叙述者呈现出的信息量多于故事人物的知悉范围时，这种视角就是“零聚焦”。

这三种叙述视角在《金锁记》中混融一气、兼而有之，但具有伦理表达优势的主要是“内聚焦”。“内聚焦”对个体伦理的心理揭示有着极其重要的形式效果，它与个体伦理直接相连，堪称表达个体伦理最为恰当的聚焦模式。《金锁记》中的“内聚焦”是游移的“内聚焦”，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有着不同的聚焦人物。另外，《金锁记》中“内聚焦”的叙述视角相对隐蔽。作品中所有故事情节的发展推进均由第三人称和盘托出，这就致使使用“内聚焦”形式来叙述的故事片段具有极强的迷惑性——粗略看来，它们的叙述视角同“零聚焦”非常相像。但“内聚焦”是一种主观视角，叙述中只能呈现故事的某个截面。并且，倘若把相应片段中的第三人称全部置换为第一人称，置换后对文本的理解也不会出现任何偏差。

被采用“内聚焦”的形式来叙述内心体验的有长安、芝寿、季泽和七巧等人。在“内聚焦”的叙述视角中，长安和芝寿的无助无奈的伦理处境被清晰地放大出来。让长安主动放弃婚姻的，是出于“只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她知道她母亲会放出什么手段来？迟早要出乱子，迟早要决裂”的顾虑。当芝寿一个人直挺挺地倒在床上时，“她怕这月亮光，又不敢开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芝寿“不让他们给她放下帐子来。她怕”。很显然，七巧的淫威给长安和芝寿带来了恐惧的生存体验，而恐惧在伦理学中本身便具有开端与发生的意义，正如保罗·利科有言：“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9]可以说，恐惧是长安和芝寿在个人生存困境里最为鲜明显豁且深刻持久的内心感受，这种恐惧又经由“内聚焦”叙事视角纤毫毕见的描摹与刻绘，在那个小家庭中，由七巧所主导的伦理环境的凶险恶毒便一览无余了。

至于季泽和七巧的叔嫂伦理叙述——面对七巧暧昧阴郁的挑逗和似真亦假的试探，姜季泽“心里也动了动”，但他终究拒绝了，因为“一时的兴致过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真实的内心独白中满是明哲保身的狡黠算计。姜季泽之所以能够维持住这段叔嫂伦理的基本体面，不是因为他对七巧没有动情，也不是出于道德规训的严格自律，而是权衡个人利害得失之后的理性判断。每个人的选择都是自己当时认知范围内的价值最大化，在季泽的价值取向里，情爱伦理是要让位于利益考量的。

分家之后季泽登门拜访，妄图利用七巧对自己的感情谋取钱财。面对季泽那一番看似推心置腹的糖衣炮弹，喜悦是七巧的本能反应。“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在“内聚焦”的叙述视角中，七巧当时幽微周折甚至秘而不宣的伦理心理状态被非常直观地展露在读者眼前。探明事实真相后，季泽走了，下人们也被七巧骂跑了，七巧目送季泽远去的背影，认为“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在情爱和钱财之间，七巧内在的矛盾和心性的复杂由此可见一斑。徐向东曾指出，“伦理生活是一种要从内心深处来引导和反思的生活，是一种要从一个人自己的第一人称的观点来看待的生活”[10]。尽管《金锁记》多用第三人称来表现“内聚焦”的叙述内容，但在“内聚焦”的叙述视角下，叙述者几乎就等于人物自身，人物的伦理心理状态乃至道德精神品质完全可以被单刀直入般直陈其事。

相比之下，“零聚焦”则多用以展示宏观的群体伦理状态，在多重叙述眼光中直面多元伦理观念的冲突。“零聚焦”的叙述视角在《金锁记》中并不罕见，严格说来，《金锁记》通篇就是以“零聚焦”为基本视角，间或穿插“外聚焦”及“内聚焦”的叙述形式。凭借自由的全知视角，叙述者可以择用不同人物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在这种全景式的把握中，故事中各色人物的伦理境遇及伦理观念尽收眼底。除此之外，叙述者还可以以一种高于故事人物的姿态对相关事件做出直接评论——篇末那句“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金锁记》中，“外聚焦”叙述视角中的伦理倾向主要通过人物对话呈现出来。尤其是《金鎖记》的前半部分，对话占据了作品的极大篇幅，大量的事实真相都在人物的对话中水落石出。毋庸置疑，对话直接建立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自然也是对伦理关系的一种表现。作品中，对话的失败往往与伦理关系的失败紧密相连：因为权力的不平衡，无论是长安还是芝寿，面对七巧这个审慎的疯子，她们都无一例外地处于失语的状态。除了对话的内容，对话的态度同样是人物伦理倾向的窗口：“七巧自己也知道这屋子里的人都瞧不起她，因此和新来的人分外亲热些。”

在《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坦言：“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11]由此可见，《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极端病态且相当彻底的人物。正是因为她的病态与彻底，因为她没有分寸的偏执与疯狂，同张爱玲的其他作品相比，《金锁记》中的伦理表达才愈发卓尔不群。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金锁记》中的伦理叙事不单单只停留在故事层面，在叙述层面也同样有迹可循。通过对叙述时间的铺排调度，张爱玲把作品的伦理倾向涵容在叙述结构里。在预叙与倒叙的反复跳转中，倒错的时序安排与现实世界的非理性、伦理结构的非常态遥相呼应。另外，叙述视角同样是《金锁记》叙述伦理中一个较为重要的角度。在“内聚焦”“外聚焦”和“零聚焦”的叙述视角中，“内聚焦”因其可以直陈人物伦理处境和心理状态而最具伦理表达优势。

参考文献：

[1]（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6+129.

[2]张爱玲.传奇[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287.

[3]水晶.替张爱玲补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19.

[4]张子静，季季.我的姊姊张爱玲[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192.

[5]伍茂国.现代小说叙事伦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201-202.

[6]孟繁华.叙事的艺术[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67-68.

[7]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

论[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222.

[8]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70.

[9]（法）保罗·利科.恶的象征[M].公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7.

[10]（英）伯纳德·威廉斯.道德运气[M].徐向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