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家国思想的构建逻辑

2021-09-07谢程远

领导科学论坛 2021年8期

谢程远

摘要：家国思想植根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和历史。近代以来，为了重新整合分裂的、混乱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家国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构建家国思想过程中蕴含着三大逻辑：主体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主体逻辑实现了“家”和“国”两个主体在目标、角色、形象、命运上的耦合；价值逻辑则以中国共产党家国思想所蕴涵的相对自由、权力趋同、伦理内嵌为价值导向延续自身的稳定；实践逻辑推动“家”和“国”的联动与发展、全方位覆盖，最终实现深层次融合。这三个逻辑之间存在内在关联：主体逻辑打造了“家”与“国”的耦合和联系，进而依靠相应的价值逻辑来延续家国思想的稳定，最终在实践逻辑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家国思想能够形成一个具有能动性的思想体系。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家国思想；构建

中图分类号：D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8-0005-08

家国思想既是一种政治思想，也是基于伦理道德的一种价值追求。以儒家的君臣父子观为例，这一观念不仅体现出政治阶层的差异，彰显“君与臣”“父与子”之间的人伦观念，进而指出君臣与父子、国与家的关系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同构性。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则以此为纲，打造了世代统治者都推崇的“家国思想”理论。直到新中国成立，传统的旧制度、旧时代逐渐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制度、新时代所取代，但是，家国思想依旧扎根于政治思想之中。当然，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的家国思想与过去的家国思想具有显著的时代差异，这种差异便深植于中国共产党家国思想的构建逻辑之中。

一、基于历史演进的主体逻辑：“家”与“国”的耦合

自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其家国思想就开始在中国大地上生根、成长，具有深厚的底蕴和内涵。这些底蕴和内涵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理论和实践上，并聚焦于“家”与“国”两大主体的耦合。这种耦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无论是“家国同构”还是“家国一体”，都能表现出“家”与“国”在不同维度都具有极高的覆盖性，在空间上，“家”位于“国”的范围内，在活动上，“家”和“国”的目的具有高度一致性；另一方面，在抽象意识上，“家”和“国”具有统一性，“有国才有家”“小家形成大家”都是这一思想的重要表现。因此，基于历史的逻辑，围绕“党的领导人”这一主体，能够有效总结、发现中国共产党对“家”“国”两大主体的耦合具有多层次见解，最终发现中国共产党构造家国思想的主体逻辑。

1.目标上的耦合

政治符号能够清晰地表达相应的政治意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會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代表毛泽东政治意志的政治符号包括其诗词、口号、论著等。早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前，毛泽东就围绕当时的政治事件发表言论和观点，其中蕴含的“家国思想”饱满而又深厚。例如，在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之后，毛泽东发出“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誓言。再例如，大众耳熟能详的《沁园春·长沙》中，也表达出毛泽东“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抱负。“书生”“学子”等代表的是个体、是各个家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青年学子和家庭以革命胜利、民族独立为目标，这一目标与当时的国家危机与国家目标是具有高度的耦合性的。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前，“家”与“国”的耦合是为了解决民族危机、获得革命胜利而存在的。而执政之后的这种“家国思想”依旧能有效地保证两大主体在目标上的持续性耦合。例如，在1956年，毛泽东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写下了著名的《七律·到韶山》，强调革命的牺牲精神和斗争精神，其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一语，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奋斗热情，这与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国家建设存在着高度的目标一致性。再例如，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特别强调“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直接指明了家庭与国家的目标利益高度一致。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家国思想强调了“家”和“国”两个主体在目标上的耦合，在革命时期，“家”和“国”具有一致的革命目标，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家”和“国”具有一致的建设目标。这样的家国思想成为当今时代处理家国关系，处理国家与集体、个人关系的出发点。

2.角色上的耦合

邓小平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儿子”是家庭中存在的一个角色，是一个微观维度的具象代表。而“中国人民”是具有中国国籍的人民都享有的身份，是一个宏观维度的抽象代表。将这两个角色放在一起进一步体现了邓小平的家国思想：一方面，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中国人民的“儿子”，也是“国家”的儿子，因此，“国”被赋予了具象的观念，成为一个“家”的角色，在“家”的角色下拥有家所特有的主体；另一方面，就个人而言，“儿子”是家庭范围内具有指向性的主体，往往强调的是在家里面承担“儿子”角色和职能的人，而当“儿子”进入“中国人民”范畴之后，就赋予了一种抽象的概念，承担起具有其他内涵的角色。因此，邓小平的家国思想主要体现在其自身的角色认定上，他认为他既是某个家庭的儿子，也是国家的儿子；既在家庭内承担儿子的职能，也在国家内发挥“儿子”的作用和责任，两者存在高度耦合性。

3.形象上的耦合

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位领导人“家国思想”集中体现在实践层面。例如，江泽民提出“德治思想”，其战略基点在于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其中，“以德治国”就是要将精神文明建设付诸实践活动，而精神文明建设立足于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思想道德需要以个人、以家庭为载体实现，最终实现思想道德力量渗入治理过程。而“依法治国”则是从国家层面强调了治理的法律化、规范化。“以德治国”预示着个人、家庭这些形象的思想意识参与治理实践，“依法治国”预示着国家形象的思想意识参与治理实践，因此，“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结合意味着“国”与“家”在形象上的耦合和趋同，最终共同实践于国家治理。再例如，两位领导人都曾多次向自己的家乡和母校表示关切，胡锦涛通过泰州代表转达对家乡人民的问候，表示自己“人虽然没有回去，但心已经回去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领导人也承担相应的国家形象，同时在家乡、家庭范围内，也代表其家乡的形象和风貌，正如媒体所言：“领导人是家乡最好的名片”[1]。因此，在形象上，中国共产党的“国”“家”之间也存在着高度耦合。

4.命运上的耦合

习近平总书记将“家国思想”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一方面，从时间维度上看，习近平总书记将家国思想置于未来层面，将良好的家国关系作为一个美好的愿景。例如，在“家”这一维度上，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家风、家教的建设，“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良好的家风、家教将深刻影响未来“家”的发展和前进，能有效推动国家的繁荣富强。“我们要认识到，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将“家国思想”的重要性提高到生死攸关的程度。“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和家庭的命运是相互契合、共同运行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国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家国思想”的发展性、重要性成为其核心的命运关节点，最终形成“家”与“国”耦合的“命运共同体”。

综上所述，基于纵向的历史视角，以执政党领导人为切入点，中国共产党的“家国思想”在主体逻辑上的耦合主要包括四个要素：首先，目标上的耦合是基础，只有“家”和“国”在目标上达到了一致，才能实现“家”和“国”在根本动机上、根本准则上的统一；其次，角色上的耦合强调了“家”和“国”在内涵上产生了高度的契合度，这种契合度来自于目标的耦合，也推动着形象上的耦合；而形象上的耦合强调的是“家”“国”两大主体的外延，即两个主体的外部形象存在复合性；最后，在目标耦合、角色耦合、形象耦合的基础上，“家”和“国”的命运也出现耦合，朝着更紧密的关系、更深层次的方向靠拢。

二、基于中西对比的价值逻辑：延续家国思想的稳定

政治稳定的架构搭建需要着力于价值追求，从价值范畴内实施展开[2]，因此，价值层面的力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和延续中国共产党“家国思想”的稳定。而要分析中国共产党“家国思想”的价值要素及其稳定性的构建，可以和相应的西方价值理念进行比较，进一步阐释中国共产党“家国思想”所具备的独特价值要素，最终解释这些价值要素如何维护、延续家国思想的稳定。

1.绝对自由与相对自由

对自由范围的论述是西方阐释“家国关系”的出发点。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曾将“家”和“国”进行明确的划分。在那时，家庭是城邦这一国家雏形的基础，但是，他认为，家庭范围的主人权威在于管理奴隶，也就是失去自由的人，而政治家管理的是所有“自由人”，在这里，是否自由就成为“国（城邦）”和“家”的显著的分界线[3]。而近代以来，相当一部分思想家提出，要通过订立契约、成立政府来维护人天生的自由权[4]。这样的政府表面上是为了维护他人的自由，实际上却通过契约和权力压缩了民众的自由范围，成为人民追求绝对自由的阻碍。而家庭恰恰是人的自由及财产权的结合体，象征着人民所独有的自由，这就导致“国”与“家”之间的摩擦因“自由之争”而日渐高涨。

相较于西方绝对自由的价值理念带来的“家”“国”之争，中国共产党的“家国思想”在自由上的论述更具自身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因此，传统的家国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着共通之处[5]，都蕴含着国家、社会、个人三方面内涵。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社会层面强调的第一个关键词便是“自由”，因此，中国的“家国思想”也蕴含着自由的理念和内涵。而在个人层面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一个关键词则是爱国，因此，爱国并不是对自由的束缚，相反，家庭的发展以爱国为前提，同时，家庭的自由发展也正是国家得以发展的基石。综上，中国共产党的家国思想包含着自由价值，但是这个自由不能以损害国家利益为前提，因此，这种自由是相对的。

2.权力斗争与权力趋同

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因此，国家权力需要依靠政府这一临时机构，保护好人民的自由权、财产权。然而政府的出現，却激化了“家”与“国”在这些权力上的冲突，西方国家在这些冲突中选择不同政治团体之间通过权力斗争和选举政治来加以平衡[6]。这样的权力斗争使得西方的家国异化思想开始生根发芽，如同英国学者雅克在《理解中国的崛起》一文中所言：“我们西方人将国家看作是一个侵入者、一个陌生人，自然地其权力应该是有限的、明确界定的和加以限制的机构。”以斗争意识为主调的家国思想逐渐成为当代西方国家的治理难题所在，以家为单位形成的社会团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诉求，与国家之间产生矛盾和纷争，最终，“家”和“国”之间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而中国共产党的“家”与“国”则是权力趋同的。一方面，在程序上，中国的最高权力主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是通过直接、间接等选举方式从家庭中产生其组成人员。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家”和“国”在权力运行的程序上是趋同的。另一方面，在目标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家”和“国”是一致的，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家国情怀，国是第一位的……中国人民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的信念高度一致，决心坚如磐石”。无论是家庭、团体拥有的权力，还是国家权力，都是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而运行的，因此，“家”与“国”的最终权力目标也保持高度统一。

3.伦理的独立性与伦理的内嵌性

西方伦理思想对西方家国思想的影响源远流长。在城邦时期，城邦被定义为一种由个人形成的，高于个人的，致力于保护个人利益的团体。尽管如此，以个人主义为代表的价值意识依旧成为西方伦理思想的核心[7]。这种个人本位主义将每个人都独立于其他人之外，注重追求个人的幸福和利益。因此，在此影响下的传统西方家国思想以及当代西方家国思想，都无法摆脱伦理价值独立性的影子。家庭就是家庭，国家就是国家，家庭是国家的一部分，但是国家与家庭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关联性。

而这种想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正如赫尔巴赫在《社会体系》一书中指出的，“人们感到，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伦理道德是一切具有理性的人的唯一宗教”“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紧紧相连的国家只有中国”。自古以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刻入中国文化的范畴之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曾作出相应的解读：“我们是中华儿女，要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秉承中华文化基因，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要时时想到国家，处处想到人民，做到‘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这意味着，传统的家国伦理关系在当代依旧适用，同时，这种“家”“国”之间伦理的完全内嵌能够保证“家”“国”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家国思想价值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将中国共产党的家国思想和西方的家国思想进行价值维度的对比，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家国思想主要围绕相对自由、权力趋同、伦理内嵌，延续了中国共产党家国思想的稳定。相对自由的价值观念是中国共产党家国思想的出发点，是区别于西方家国思想的根本要素。在相对自由引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家”和“国”产生了权力趋同，从程序上、目标上保证了家国关系的稳定。伦理的内嵌性则贯通了“家”和“国”之间在价值层面的屏障，推动家国关系的稳固落实。

三、基于理论转换的实践逻辑：深化“家”与“国”的能动性

中国共产党的“家国思想”蕴含“家”“国”两大主体的内在关系，因此，选择与之具有高关联性的、相似性的主体来进行类比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例如，“家国关系”能够与“国家和社会关系”进行类别，家庭是社会的主体要素，而社会是家庭的集合。因此，家国关系能转换为国家和社会关系，而厘清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的实践也能够发现中国共产党在构建“家国思想”中的实践逻辑。

1.实现“家”与“国”的联系与发展

执政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显得格外谨慎，这与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时代特征是息息相关的。此时，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相对不足，在政治制度和执政方式上，或多或少借鉴、学习了同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最终，中国共产党选择让国家和社会两个主体各自寻找相对自由的发展路径，进而探寻执政的切入点。例如，毛泽东着重强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与苏联的差异性，即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8]1062。他认为：“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在那里，废除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最新式的民主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都被人民抛弃了，人民仅仅拥护布尔什维克党，因此形成了俄国的局面，这在他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8]1062这意味着毛泽东在承认苏联国家制度的合理性的同时，也认为这种“一刀切”的管理并非当时的中国应采取的政治模式。因此，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提出“凡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解放两个月至迟三个月后，即应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以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方法之一”[9]，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着国家与社会相互联系和相互贯通。

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全盘学习苏联模式下对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转而通过组织代表会议来加快组建政府，与社会构建联系，从社会中汲取力量。因此，这一阶段的国家和社会是自由发展的，这也跨出了中国共产党“家国思想”实践过程的第一步，在国家和社会发展尚未完善的情况下，需要“家”和“国”之间构建相应的联系，进而得以发展。一方面，自由发展的“国”能够从分裂状态下加速恢复，另一方面，自由发展的“家”能够盘活社会发展的动力，进而影响国家的运作。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强调了“家庭”对“国家”的能动性。

2.促进“家”与“国”的全方位覆盖

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接受和学习苏联模式来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在执政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执政能力。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不仅延续了上一阶段的手段和途径，更进一步推动了自身的全面介入。农业是当时人口占比最大的产业，而农村人口也远高于城市人口，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农业工作上体现出巨大的创造力。其中，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制度尝试，不仅为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建设提供了新智慧和新方案，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家国思想中实践逻辑的第二层次，即“家”与“国”的全方位覆盖。

首先，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创始过程来看，这是农民自主创造的制度产品，是由家庭传递到国家，由国家发扬至地方的改革智慧。1978年底，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在协商和讨论后秘密签订契约，尝试将集体土地承包到户，以此来提高农业产能。这一尝试的成功迅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探讨，邓小平对此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0]382这一源于家庭却饱受争议的制度，最终凭借国家的积极推动和认可，在全国范围内得以铺开并获得广泛的实践。其次，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地经历来看，总的来说，这是一段从家庭出发，由中央推动的实践过程，开创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开创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形成了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中央也以此作为农村土地改革的起点[11]；另一方面，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也让中央得以自上而下地打破了平均主义思潮的影响，赋予农村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激发国家的生产效能和生产质量[12]。

因此，在这一时期，“家”和“国”的全方位覆盖能够显著体现于制度的创始过程与实践过程中，并以此打下了深厚的经济基础和现实基础，强化了“家”与“国”的相互内嵌，在处理当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过程中，走出了中国共产党家国思想的第二步实践。与此同时，“国家”对“家庭”也发挥了充分的能动作用，在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塑造“家”与“国”的深层次融合

经历了挫折和困难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先，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良好的经济发展质量使得中国共产党给予国家与社会更多良性互动。其次，对外开放的逐渐深入也助推中国共产党重新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探寻处理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路径。最后，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代表的政治制度的全面恢复，也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再度论述新的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方式。

在深化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实践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方式和方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说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党的领导以及多个主体的联系下，开始塑造更深层次的融合，这主要体现在法律和党的最高层次的会议上，明确赋予并鼓励了两者的互动路径。一方面，相较于上一阶段的“弱社会”，这一阶段在保证国家权力的同时，也给予社会更多的灵活性；另一方面，相较于此前而言，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阶段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把握更加注重其互动的多元性。总而言之，这一阶段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前期基础上形成的。

因此，这给中国共产党的“家国思想”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一方面，“国”打造了覆盖更广泛、领域更多元的互动渠道，保证社会的参与；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要要素的“家”能够具有更显著的活力来助推“国”的发展，也能具备更强烈的责任意识来加强与“国”的联动。最终，随着“家”和“国”更深层次的融合，两者能动性得以共同地发挥。

中国共产党家国思想的实践逻辑是党在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过程中不断延伸的结果，最终“家”和“国”的能动性得以深化，其具体内涵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初期，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处于探索阶段，在其发展过程中寻找关联点，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桥梁和纽带，构造“家”与“国”主体间联系和纵向发展。第二部分，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的多维度领导，形成国家对社会的多方面影响，也造就了“国”对“家”的全方位覆盖。第三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后，不断摸索新的路径来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在保证第一阶段联系性、发展性的优势以及第二阶段多元性的优势前提下，不断加深国家与社会的互嵌性，在“家国思想”上则表现为塑造更深层次的家国融合。最终，“家国思想”的实践由孤立到多元，由模糊到明朗，强化了“家国思想”的能动性，赋予“家国思想”新的影响力。

四、中国共产党“家国思想”构建逻辑的内在关联

中国共产党“家国思想”构建的逻辑包含三条主要脉络，这三条逻辑之间存在以下几个关联点：第一，各个逻辑的内部要素及其内在关联；第二，各个逻辑的主旨和作用之间的关系；第三，各个逻辑之间存在的关联性。从微观（逻辑内的要素）-中观（各个逻辑）-宏观（整体的构建逻辑）三個视角着手，最终形成中国共产党“家国思想”构建逻辑的整体框架（见图1）。

各个逻辑的主旨和作用也有所不同，这也形成了各逻辑的核心内涵。主体逻辑围绕中国共产党“家国思想”中“家”和“国”两大主体，明确这两个主体在四个维度上都存在耦合性。价值逻辑主要是围绕中国共产党“家国思想”的价值取向运行的，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家国思想”上保有一系列的特殊价值导向，这些价值意识旨在保证“家国思想”构建过程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实践逻辑则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出发，挖掘中国共产党“家国思想”中，“家”和“国”的关系是如何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的。因此，各个逻辑的主旨和作用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呼应，最终形成中国共产党“家国思想”的构建逻辑。就各逻辑的主旨而言，主体逻辑使得“家”与“国”之间存在有效的耦合，打造“家国关系”的现实脉络；这一现实脉络的构建需要依靠相应的价值逻辑来保持其稳定；最终，在实践逻辑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家国思想”能够焕发生机，最终形成一个具有能动性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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