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孝君 臧晓文

[收稿日期] 2021-05-01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20200603123）;燕山大学教学改革项目（2020TSK015）

[作者简介] 许孝君（1986—），女，吉林吉林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化与信息资源管理。 *[通信作者] 臧晓文（1997—），女，辽宁大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大数据与数字营销。

[摘 要] 基于健康信息素养概念，融合社会构建主义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相关内容，构建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行为、环境因素、个人因素的三元交互模型，通过问卷调查的统计数据构建结构方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健康信息质量、教学干预、健康信息意识、健康信息获取、自我效能等因素对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产生正向影响，健康信息过载对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产生负向影响，而健康信息评价和风险感知因素不产生影响。

[关键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素养;健康信息素养教育;三元交互模型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21）04-0047-06

健康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基石，但重大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始终是人类健康领域需关注的难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提出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重大任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并危及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需要政府部门及时采取措施处理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动物疫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和其他严重影响公众生命安全的事件[1]，具有突发性、公共性、非预期性和危害性的特点。因而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过程中，除各级政府、医护人员的投入因素外，也要求公众的健康素养有进一步提升。

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决策，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2]。健康信息素养是健康素养以公共卫生问题为导向下设的一个子类，具体是指对人们的健康信息相关能力的衡量，包括需求认知、信息搜寻能力、信息质量分辨能力、通过健康信息获取改善健康状态能力[3]。健康信息素养教育是指为了提升健康信息素养而展开的相关培养工作[4]。2020年我国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为23.15%，健康信息素养水平为35.93%，相较于往年均有增长。在个体和群体方面，文化程度、性别、年龄、生活环境等因素对健康素养有较大影响，其中文化程度是首要影响因素。而大学生作为高文化程度社会群体的代表和未来社会的主要发展动力，其生理和心理还处于发展阶段，对疾病及自身健康状态认识不清、缺乏获取健康信息的科学化途径，导致难以应用健康信息来改善自身健康状态，从而影响身心健康，因此对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的研究具有必要性。

1 基础理论

1.1 健康信息素养

2003年，美国医学图书馆协会（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简称MLA）首次提出健康信息素养的概念，健康信息素养是指能够意识到健康信息需求所应具备的能力，确认可能的信息来源并应用其检索相关的信息、评估信息的质量及其适用的特殊情况，理解、分析和使用这些信息做出健康的决定[5]。2012年，我国首次将健康信息素养纳入居民健康素养评估监测中，此后我国有关健康信息素养的研究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6]。通过梳理文献发现有关健康信息素养的研究是以健康信息、健康素养和信息素养为基础进行，国外对于健康信息素养的研究相对成熟，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了不同种类人群如何获取健康信息以及互联网在信息传播中的促进作用。我国对于健康信息素养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大多集中于不同群体健康素养水平的提升策略。

1.2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

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可以归纳为自律、自我、自信、自主、自我选择和互动6个方面。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掌握知识主要是通过互动，即交流。在社会建构主义看来，人的学习是一种情境认知。而教学创新则需要在教学的认识价值、社会价值和伦理价值方面有更高水平的要求。因此，从微观和宏观角度综合来看，个体间的交互作用行为与社会文化的相关联系所形成的公共建构需要予以更多关注。知识建构因人而异，学习共同体的社会环境对学生个人的知识建构有其独特的重要性。

1.3 社会认知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的社会认知理论是将学习和行为表现视为具有内在社会性的一组理论，其中包括三元交互决定论。三元交互定论描述了个人因素（信念、期望、态度以及知识等）、社会环境因素（资源、行为结果、他人、榜样和教师以及物理设置等）与行为因素（个体的行动、选择以及口头陈述等）三者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本研究将应用三元交互模型对大学生健康素养教育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2 模型构建及假设

2.1 模型构建

本研究的模型是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三元交互模型构建的，根据以往有关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的研究以及社会构建主义理论，选取健康信息质量、健康信息过载、教学干预、健康信息意识、健康信息获取、健康信息评价、风险感知和自我效能等8个因素，探讨其对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的影响。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社会认知理论中的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联系并影响，比如人的成长环境成就性格，而性格差异也会改变生活环境。同样，个人与行为结果、环境与行为都是双向影响的。对于本研究所研究的大學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而言，主要选取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为变量对其进行剖析，将健康信息素养教育所取得的效果作为行为结果;个人因素主要是指因大学生的主观原因条件如个人对健康信息的理解、价值观或自身知识储备等，使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的效果产生变化的条件;环境因素是指社会、信息、工具、方法等客观事物能使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的结果发生改变的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只探讨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对行为结果的单方面影响，所构建模型如图1所示。

2.2 定义变量

1） 健康信息质量。关于信息质量，目前学界还未有明确定义，学者们从数据质量属性、数据融合、信息生产、信息使用和信息管理以及用户的角度对信息质量进行定义，不同的研究看法各不相同。社交媒体上疫情相关的健康信息纷繁冗杂，社交媒体同质化竞争使得信息发布者为了追求更多点击量和浏览量而忽视信息质量。用户浏览和搜索“新冠肺炎”健康信息的相关内容，希望看到最真实的情况，但搜索结果常常被网友的无端猜测，或被谣言埋没，用户的信息选择压力大大增加。本研究主要从用户的视角理解健康信息质量，即用户在健康信息交互过程中接受或体验到的信息质量，是对健康信息内容、平台或其他信息源的具体、实际的认知。

2） 健康信息过载。信息过载是在一定时间内个人的信息处理需求大于信息处理能力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会阻碍人们进行正常的信息接收、处理、转化以及决策过程[7]。很多情况下健康信息环境的信息过载现象尤为严重。目前，针对健康信息过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健康信息过载的测量、相关因素以及干预措施等方面。本研究中此变量属于对社会环境的一种判断，在三元交互模型中属于环境因素。

3） 教学干预。在教育学相关理论指导下，本研究中的教学干预是指学习过程中针对大学生个体以及团队的行为，设计实施一种与学习活动融为一体的规范性、策略性引导，包括学习环境、资源、工具等实体干预以及教学模式、活动等方法干预，使学习者产生指向预期目标的行为倾向。相对于大学生个体来说，这种干预属于外部环境的影响，所以在模型中列为环境因素。

4） 健康信息意识。健康信息意识是指个体认识到健康信息在健康促进方面的作用，具有在有健康信息需要时有意愿地表达自己準确需求和实施查询行为的能力，包括价值意识、传播意识、安全意识和污染意识。在三元交互模型中属于个人变量，不同大学生个体的意识差异会对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的结果产生影响。

5） 健康信息获取。健康信息获取是指个人具有获取健康信息的正规化途径，对信息源进行筛选并对查询到的信息整理归纳的能力。这属于个体行为范畴，健康信息获取能力、方式、途径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健康信息素养教育。

6） 健康信息评价。健康信息评价是指用户评价健康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健康信息内容的真伪。这一变量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属于个人因素，可能对教育结果有一定影响。

7） 风险感知。周忻对国外研究理论进行总结归纳，阐述了风险感知的内涵，即个体在面临可能发生的风险事件时，所做出的直觉判断与进行决策时的主观感受[8]。故风险感知属于心理学范畴，表现为个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及其严重程度的认知。风险感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教育效果，在三元交互模型中属于个人因素。

8） 自我效能。班杜拉将自我效能的概念界定为一个人对其完成特定工作或任务所需能力的自我判断或自我评估，也是对其能胜任特定工作或任务的一种信念。在社会认知理论三元交互模型中，自我效能变量是个人因素分类下的重要指标，所以在本模型中仍予以保留。

2.3 初始关系假设

通过对相关研究的归纳总结，结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前提提出以下8项假设。暂不考虑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相互影响，以及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与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关系，构建影响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因素假设图，如图2所示，其中“+”表示正向关系，“-”表示负向关系。

3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3.1 问卷设计

采用问卷调查收集相关数据并分析，问卷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了解受访者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以健康信息质量、健康信息过载、教学干预、健康信息意识、健康信息获取、健康信息评价、风险感知、自我效能等为主要因素，在参考学者对三元交互模型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来保证问卷的效度。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对“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进行计分。

3.2 数据收集

调研借助“问卷星”进行网络调研统计，样本来自中国大陆21个省（市）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正在高校就读的学生，包括专科生、本科生以及硕博研究生。问卷共发放350份，对回收问卷进行筛选最后共回收有效问卷307份，总体有效率为87.7%。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表2所示。

4 数据分析及结果

4.1 信度分析

本研究的信度检验主要是针对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影响因素内容的测量部分进行，由表3数据可知，本研究问卷的克朗巴哈系数大于0.8，故问卷的测量信度水平较好。

4.2 效度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借助AMOS程序计算结构效度、收敛效度、相关关系结果见表4。

对于问卷的结构效度来说，由表4数据可知各影响因素的组合信度即C.R.值的绝对值均大于1.96，表明调查问卷的质量较好，相关因素的问卷题目有效度较高。对于问卷的聚敛效度，各项变量的SMC值均在0.5以上且因素负荷量大于0.7，所以聚敛效度较好。

除对结构效度和聚敛效度进行验证外，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除健康信息过载与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结果呈负值，其余结果均为正值，符合上述提出的假设。

4.3 结构方程建模与实证

根据上述分析，建立相应的结构方程。使用AMOS构建结构方程路径图，与路径图对应的各影响因素之间的路径系数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中数据可知，健康信息评价与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的C.R.值为-0.779，风险感知与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的C.R.为1.69，这两组的标准化路径系数绝对值小于1.96，结果不显著，说明这2个因素对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结果没有产生直接影响;健康信息质量、健康信息过载、教学干预、健康信息意识、健康信息获取、自我效能等与大学生健康信息教育之间的数据结果均达标，说明这几个因素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有直接影响关系。具体来看，健康信息过载与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呈负相关关系，表明大学生对于健康信息处理能力有限，冗杂的健康信息会使其产生负面情绪，所以大量信息充斥导致健康信息素养教育产生相反的效果。

由表5可知，对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中，自我效能对行为结果的影响程度最大，为0.306;影响程度最小的因素是健康信息质量，为0.07，数据表明：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学生自己对完成任务所需能力和信念的判断，自我效能越高的学生所获得的教育效果越好;健康信息获取能力以及健康信息意识强的学生更倾向于在教育过程中学到更多知识;学校或者相关机构的教学干预对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过程虽有正向影响，但并未表现出强烈的促进关系;健康信息质量对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结果影响较小。

在完成对构建的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结构模型的参数估计检验后，要再对处理后的模型展开相应的拟合和评价分析。从主观评价的角度来说，除假设6、7外均符合假设，路径系数的影响方向及大小在合理观测范围内，因素负荷量以及对应的C.R.值符合检验条件，说明研究模型中的显变量具有代表性，可充分代表隐变量，故显变量不予考虑修正。

从客观评价角度来说，主要判断依据 AMOS拟合指数的运算结果如表6所示。如表中计算结果显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模型原始路径的数据运行结果基本符合标准，虽然其中NFI、IFI值未达到理想状态，不过与标准值相差不大，在可接受范围内，原因与样本数量有关。由此可得，研究模型的拟合度达到标准。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健康信息质量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结果产生正向影响。质量越高的健康信息越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教育效果，不過二者的关联程度不高，这表明健康信息质量并非是影响健康信息教育的关键因素，但所受的关注不可或缺。

2） 健康信息过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结果产生负向影响。具体表现为大学生自身感受到的健康信息过载程度越高越不利于教育体现效果。当大脑中的信息摄入量超过了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大脑就处于信息过载状态。大脑通过把外界的信息存入工作记忆再调用长期记忆的资源对外界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过量的健康信息输入会使大学生的认知能力下降，进而产生厌烦情绪，影响教育效果。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为何健康信息质量比信息数量重要。

3） 教学干预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结果产生正向影响。学校或图书馆通过开展相关的课程和讲座等有计划性的教学引导活动会促进大学生的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和国外开设的相关健康信息素养课程相比，国内的教学活动仍注重基础知识普及，鲜有涉及相关网站搜索以及信息辨别等教学内容，更多专业的知识传授只集中于医学类学校，所以教学干预应向更深层次探索。

4） 健康信息意识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结果产生正向影响。拥有健康信息价值意识、传播意识、安全意识和污染意识的大学生更易在健康信息素养教育过程中取得较好的效果。本身具有相应意识的铺垫会使其倾向于了解更多关于健康信息的知识，反过来继续增强了自身的健康信息意识，二者在相互作用中促进。

5） 健康信息获取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结果产生正向影响。健康信息获取的方式多种多样，专业书籍、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获取信息这一行为变得简单便捷，不过如何高效获取高质量的健康信息同时辨别健康信息的来源仍是健康信息教育亟待关注的课题。

6） 健康信息评价不会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结果产生影响。与研究的最初假设相反，数据结果表明健康信息评价未影响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的结果，信息评价本身是一个主观性的概念，评价结果因人而异，所以大学生对健康信息的评断并不会对其相关健康信息知识的学习产生太大作用效果。

7） 风险感知不会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的教育结果产生影响。大学生对健康信息的风险感知不会对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的效果产生影响，这从另一角度表明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受更多其他因素影响。

8） 自我效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结果产生正向影响。大学生在自我感知上对健康信息的求知满足感越强，越会在相关教育活动中取得好结果。如大学生搜索“新冠肺炎”有关健康信息，感知上认同自己能在有关信息的读取后获得新的理解以及获取新的知识的满足感，那么其越愿意接受相关健康信息的教育并能给出较好的表现。

5.2 研究展望

本研究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结合当下热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问题，融合社会构建主义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研究模型并收集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总结了影响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的因素以及各因素对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的具体作用关系。本研究也存在些许不足亟待改进，在问卷数据处理方面未将大学生的专业类别纳入模型之中进行考虑，该因素可能对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后续研究可对研究模型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完善并运用实验和访谈等方式继续验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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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莹.非医学类高校图书馆健康信息素养教育探析[J].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19（2）：1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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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忻，徐伟，袁艺，等.灾害风险感知研究方法与应用综述[J].灾害学，2012，27（2）：114-118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under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XU Xiao-jun，ZANG Xiao-w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Yanshan University，Qinhuangdao，Hebei 066004，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oncept of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social cognition，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ernary interactive model of college students′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behavior，environmental factors，and personal factors unde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mpir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by constructing structural equations based on statistical data. The study found that factors such as health information quality，teaching intervention，health information awareness，health information acquisition，and self-efficacy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and health information overload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health information.Literacy education has a negative impact，while health information evaluation and risk perception factors have no impact.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this article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universities，libraries and related health institutions to carry out health information education activities.

Keywords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health literacy;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ternary interaction model

[責任编辑 孙 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