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母亲教养行为在幼儿气质对执行功能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2021-09-03谢庆斌孙娟娟余慧榕黄敏敏王英杰李燕

学前教育研究 2021年8期
关键词:执行功能气质

谢庆斌 孙娟娟 余慧榕 黄敏敏 王英杰 李燕

[摘 要] 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不仅受到气质等自身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家长教养行为等外部因素的作用。本研究以139名幼儿为研究对象,考察小班时幼儿气质对中班时幼儿执行功能的影响,并探究母亲自主支持和体罚行为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幼儿外倾性显著负向预测抑制控制,消极情绪显著负向预测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努力控制显著正向预测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母亲的自主支持可以缓解消极情绪对调节能力的消极作用,而母亲体罚行为可以抑制努力控制对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的积极作用。母亲应尊重幼兒气质特点,采取自主支持行为,避免体罚,努力为幼儿执行功能的发展营造和谐、安全的家庭环境。

[关键词] 气质;执行功能;自主支持;体罚行为;教养行为

一、问题提出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EF)是指参与到组织目标导向行为中的一组高级认知能力,包含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抑制控制(inhibitory control)、转换(shifting)三个核心成分。[1]其中工作记忆指在大脑中维持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抑制控制指对干扰和注意分配的控制,以及对行为的控制能力;转换指在工作记忆中激活和维持某种新的模式,而抑制先前使用过的模式的能力。执行功能与儿童的计划能力、自我调控能力密切相关。学前期儿童执行功能发展迅速,并能预测个体后期的成就。[2]学前期的执行功能水平可以正向预测儿童的数学能力和词汇能力,而较差的执行功能则会导致多动倾向和外化问题,进而影响儿童的社会关系。[3][4]研究学前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特点和影响机制,有利于了解儿童认知和心理的发展特点,为学前儿童的教育提供理论支撑。

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个体的发展嵌套于相互影响的环境系统之中。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不仅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来自生态系统中外部因素的作用。[5]就内部因素而言,气质作为一种稳定的个体因素,是个体差异的基础,能够调节外环境与儿童发展的关系,[6]具有某些气质特征的儿童可能会对环境影响更为敏感。[7]对0~4岁儿童的研究中发现:对环境具有高唤醒气质特点的儿童,处于有利环境时比处于不利环境时执行功能更高;而对环境具有低唤醒气质特点的儿童,执行功能发展较为稳定,受环境的影响较小。[8]说明气质就像一个对刺激的“过滤器”,影响儿童对刺激的感受性,进而影响儿童的执行功能。但气质中的哪些成分,如何“过滤”各种环境因素对执行功能的影响,以往研究中并没有给出回答。有关气质与环境因素如何共同影响儿童执行功能,是执行功能研究中的缺失。[9]另外,以往对气质与执行功能的关系研究多以横断数据为主,很难进行因果推断,因此本研究拟采用纵向研究的方法探究气质对执行功能的影响。

就外部因素而言,父母作为儿童发展的重要他人,父母的教养对儿童的执行功能发展起重要作用。父母的积极教养行为中,父母自主支持行为具有独特的促进作用。有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儿童的语言能力、母亲的敏感性、母亲的将心比心(Mind-mindedness)后,只有母亲的自主支持教养行为仍然能够预测儿童执行功能。[10]与母亲其他教养行为相比,母亲自主支持教养行为对儿童执行功能的独特作用更为稳定。[11]而消极的教养行为中,体罚行为属于典型的极端行为,表现为严厉要求儿童,并向儿童表达消极情绪。[12]这种教养行为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儿童与环境的互动,影响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例如,邢晓沛等的研究重点关注父母体罚行为对学前儿童执行功能的作用,结果发现,父母的体罚行为可以负向预测学前儿童的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能力。[13]因此,本研究拟从母亲积极的自主支持行为和消极的体罚行为两个方面探讨其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

以往有关父母教养行为和儿童执行功能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以探讨教养方式类型对儿童执行功能的研究为主,而较少探究母亲具体的教养行为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此外,研究者将重点放在教养行为对整体执行功能的作用上,很少关注于执行功能的子成分的具体作用。[14]因此,在探讨教养与执行功能的关系时,有必要考察母亲具体的教养行为对执行功能的影响,尤其是对执行功能不同成分的作用。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的发展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也不仅仅受制于儿童气质或者环境因素,也是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根据压力—缓冲模型(stress-buffering model),当个人特质是发展的风险性因素时,积极的教养行为可以作为保护性因子,减弱这一特征的消极作用;当个人特征是发展的积极因素时,消极的教养行为也可能减弱这一特质的积极作用。[15]不同气质儿童中,高外倾性的儿童往往会努力寻求问题的解决方式,但对于新的刺激往往是冲动的,不会执着于不感兴趣的事情;高消极情绪的儿童容易悲伤、恐惧、愤怒、沮丧、不安、不易安抚;高努力控制的儿童则表现为有责任心、高抑制性、高注意控制、低强度的愉悦感、高敏感性。外倾性和消极情绪可能是执行功能发展的风险因素,而努力控制可能是执行功能发展的积极因素。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外倾性和消极情绪负向预测执行功能,努力控制正向预测执行功能。根据以上对母亲教养行为的论述,本研究提出假设2:母亲自主支持正向预测儿童执行功能,母亲体罚负向预测儿童执行功能。假设3:母亲自主支持可以缓解外倾性或消极情绪对执行功能的消极作用,母亲体罚行为可以抑制努力控制和对执行功能的积极作用。

动力系统理论认为,儿童执行功能是个体与环境因素动态影响的结果。但是目前大多数先行研究仍然停留在验证幼儿的气质和母亲教养行为各自的影响上,忽视幼儿的特点和母亲教养行为之间动态的关联性。另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强调纵向研究的运用,而以往研究多以横断研究为主。纵向研究相对横断研究更强调变量的观察顺序、作用时间等,也更接近因果关系。[16]在横断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有必要在纵向研究中做进一步的检验。因此,本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儿童气质对执行功能的动态作用,同时考察母亲自主支持和体罚教养行为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选取上海市区2所公立幼儿园共139名学前儿童(平均月龄为Mage=48.59,SD=3.93)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77人,占55.4%,女生62人,占44.6%。父母受教育程度按照“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分别赋值为1分到4分。父母职业参考以往研究中的计算方法,[17]采用5级计分,分别为:临时工、失业、待业人员;体力劳动和个体经营人员、技术工及同级工作者;一般管理人员与一般专业技术人员、事务性工作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与中层专业技术人员、助理专业人员;职业高级管理人员与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专业主管人员。计算父母受教育程度与职业总分表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总分在1分到18分之间。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平均分为12.34,标准差为2.70,偏度为-0.28,峰度为-0.43,说明数据接近正态分布,且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二)研究工具

1. 儿童气质。

采用儿童行为问卷(Child Behavior Questionnaire),[18]一共36题,7点计分,1到7表示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由儿童母亲完成,包含外倾性、消极情绪、努力控制三个维度,得分越高说明维度越明显。该问卷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具有良好的信效,[19]本研究中各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64、0.71、0.66。

2. 母亲教养行为。

采用教养方式问卷(the Parenting Styles Dimensions Questionnaire,PSDQ),[20]修订后的版本适合于中国样本,[21]包含32个题目,可测量权威、专制和放任教养方式及每种方式内的具体教养行为,采用5点计分(1=“从不”,5=“总是”),由儿童母亲完成。本研究选取自主支持(共4题,题目如“我在叫孩子做一件事之前会考虑孩子的意愿”)和体罚(共5题,题目如“我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会打他/她”)两种教养行为,其得分越高说明该教养行为特征越明显,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2和0.78。

3. 儿童执行功能问题。

采用儿童执行功能量表(Childhood Executive Function Inventory, CHEXI),由儿童母亲完成。[22]该量表共24题,采用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包含工作记忆、调节能力、抑制能力3个维度,得分越高,说明相应成分的问题越多,能力越低。为了方便对数据的理解,对各个变量进行反向计分处理,反向处理之后得分越高,表示执行功能能力越高。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9、0.79、0.67。

(三)研究过程

经由上海师范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后,事先向幼儿母亲发放知情同意书,内容涉及研究目的、注意事项等,知情同意书回收率为97%。在教师协助下,分发问卷由幼儿母亲回家填写。其中,幼儿气质和母亲教养方式问卷在儿童小班下学期的四月份完成,儿童执行功能问卷在一年后儿童中班下学期的四月份完成(共140人,因为转学流失1人)。

(四)数据处理

由于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为母亲报告,变量间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根据周浩和龙立荣的建议,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23]结果表明,旋转后得到31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其中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11.68%,远小于40%的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数据处理采用SPSS 25.0及其Process宏程序,参数估计采用Bootstrap方法,抽取样本量为1000,估计参数95%的置信区间,置信区间不包含0代表参数显著。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各个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分析

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各个研究变量与性别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性别只与努力控制显著正相关,与其他各个变量相关不显著,说明女孩的努力控制水平显著高于男孩。性别与执行功能各个维度正相关不显著,说明女孩执行功能高于男孩,但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只与工作记忆显著正相关,说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儿童工作记忆水平越高。就儿童气质与执行功能的关系来看,儿童外倾性与抑制控制显著负相关;消极情绪与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显著负相关;努力控制与调节能力边缘显著正相关,与工作记忆显著正相关。就母亲教养行为与儿童执行功能的关系来看,母亲自主支持与工作记忆边缘显著正相关;母亲体罚行为与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显著负相关。

(二)儿童气质和母亲教养行为对执行功能的单独预测作用分析

分别以儿童气质各个维度、母亲自主支持行为和体罚行为作为自变量,分别以执行功能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各个变量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单独预测作用。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结果显示,儿童气质中的外倾性显著负向预测抑制控制,消极情绪显著负向预测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努力控制显著正向预测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母亲教养行为中的自主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工作记忆,体罚显著负向预测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

(三)母亲自主支持和体罚行为在儿童气质与执行功能间的调节作用分析

对除性别外的各个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分别以抑制控制、調节能力、工作记忆为因变量,儿童气质为自变量,母亲自主支持和体罚行为调节变量,采用SPSS Process插件进行调节效应分析。考虑到相关分析结果,人口学因素中,只有社会经济地位与工作记忆相关,因此,在以工作记忆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进行了控制。由于模型数量较多,根据模型结果的显著性,只显示有调节作用的模型。最终形成如表3所示的回归模型。

表3中结果显示,对于调节能力,体罚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努力控制和体罚的交互项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对于工作记忆来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作用显著,消极情绪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消极情绪和自主支持的交互项正向预测作用显著;努力控制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体罚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努力控制和体罚的交互项负向预测作用显著。

为了进一步考察各个交互项对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的作用,采用取点法分别估计母亲教养行为在高水平(均值以上一个标准差)、中等水平(均值水平)、低水平(均值以下一个标准差)时,不同气质特质对执行功能的预测作用。结果如图1到图3所示。

图1中结果显示,在低水平母亲体罚行为时,努力控制显著正向预测调节能力(B=0.35,SE=0.11,t=3.11,P<0.01);在中等和高水平母亲体罚行为时,努力控制对调节能力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0.10,SE=0.08,t=1.20,P>0.05;B=-0.15,SE=0.12,t=-1.31,P>0.05)。

图2中结果显示,在低水平和中等水平母亲自主支持时,消极情绪对工作记忆负向预测作用显著(B=-0.40,SE=0.11,t=-3.48,P<0.001;B=-0.24,SE=0.08,t=-2.83,P<0.01);在高水平母亲自主支持时,消极情绪对工作记忆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B=-0.08,SE=0.12,t=-0.68,P>0.05)。

图3中结果显示:在低水平和中等水平母亲体罚行为时,努力控制对工作记忆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0.37,SE=0.11,t=3.25,P<0.001;B=0.37,SE=0.11,t=3.25,P<0.001);在高水平母亲体罚行为时,努力控制对工作记忆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0.05,SE=0.12,t=0.45,P>0.05)。

四、讨论

(一)儿童性别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执行功能的关系

本研究中发现,中班时期女孩的执行功能水平高于男孩,但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这与以往研究中发现5岁时儿童执行功能差异不显著的结果相一致,[24]但也有研究认为女孩执行功能水平显著高于男孩。[25]差异的显著性可能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如问卷测量和行为测验方式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整体而言女孩在执行功能发展上相对男孩存在一定的优势。研究结果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儿童执行功能中的工作记忆水平越高,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通过影响父母的养育行为、刺激材料的丰富性或学习环境等,进而影响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26]

(二)气质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气质的外倾性显著负向预测抑制控制;消极情绪显著负向预测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努力控制显著正向预测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假设1成立。

外倾性是抑制控制能力的消极因素,消极情绪是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的消极因素。素质-应激模型(Diathesis-stress model)强调个体天生就具有容易受到环境中不利或者不良经历影响的特质,而这些特质水平较低的个体更不容易受到环境中不利因素的影响。[27]有研究表明,外倾性特质(冲动、过度活跃)和消极情绪特质(害怕、悲伤、不安、愤怒),使个体更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28]外倾性高的个体能够积极地从环境中寻求问题解决的方法,但是同时也容易受到新鲜事物的吸引,对奖励也更加敏感,导致冲动、对不感兴趣的事物缺乏坚持性的特点。本研究发现外倾性与调节能力、工作记忆相关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外倾性影响的是儿童注意的指向性和任务的坚持性,对当前任务的处理过程影响不大,即高外倾性的儿童,只要能够控制好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可能积极地应对当下的问题。而高消极情绪的儿童在面对问题情境的时候,容易因为任务的困难而感到挫败,进而产生各类消极情绪,影响任务的完成,但一般不会像高外倾性儿童那样是因为受到新异刺激的吸引,而是因为在当前任务中感到挫败、焦虑等,所以消极情绪与儿童抑制控制相关不显著。

努力控制是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的积极因素。努力控制是不同气质特质的结合,包括注意集中、容易对低强度的刺激产生愉悦感、知觉敏感等。努力控制是气质中的调节成分,可以帮助儿童将注意从有威胁的刺激中转移到有安慰作用的刺激。[29]例如,有研究发现4~6岁高努力控制特质的儿童,在愤怒时更会采用没有攻击性的言语策略而非身体攻击策略,[30]而这种认知策略的调整也是执行功能中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能力的体现。气质中的努力控制并不等同于执行功能中的抑制控制的概念,前者反映的是思维、行为、情感的模式,属于特质,而后者反映的是调节思维、行为、情感的认知功能,属于认知神经功能。虽然二者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本研究中没有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三)母亲自主支持对执行功能的影响及其保护作用

本研究发现母亲自主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儿童工作记忆。在低、中母亲自主支持水平时,消极情绪显著负向预测工作记忆,但在高水平母亲自主支持时,消极情绪对工作记忆的作用不再显著,支持研究假设2和假设3。

母亲自主支持是儿童执行功能的保护性因素。这与以往研究一致,母亲自主支持对儿童执行功能具有稳定的预测作用。[31][32]自主支持的教养行为能够为儿童提供支架作用,鼓励儿童自发和独立解决问题,给予儿童更多的選择和参与的机会,而不是采用压迫或者是奖励的方式来激起儿童行为。

母亲自主支持可以缓解消极情绪对工作记忆的不良影响。高消极情绪特征的儿童通常容易在任务中产生挫败、焦虑、无力感,而自主支持可以为儿童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将儿童导向合适的目标,促进儿童关键技能的学习,采用了更容易被儿童内化的对话,增加了儿童的责任感和自我效能感。[33]

(四)母亲体罚行为对执行功能的影响及其抑制作用

本研究发现母亲体罚行为显著负向预测儿童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能力。在低水平母亲体罚行为时,努力控制对调节能力正向预测作用显著,在中等、高水平母亲体罚行为时,努力控制的作用不再显著。在低、中等水平母亲体罚行为时,努力控制显著正向预测工作记忆,在高体罚行为时,努力控制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结果支持研究假设2和假设3。

母亲体罚行为是儿童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能力的风险因子。母亲的体罚行为体现了对儿童的控制,使用过多控制的母亲通常不能站在儿童的角度思考问题,而是要求儿童达成自己的要求。过多的控制会导致儿童处于不稳定和不安的环境中。[34]在这样的环境中,母亲提供的教养行为倾向于塑造一个采用“快速生活史策略”(Fast life history strategy)的儿童,这类特质的儿童通常会追求短期的回报而采取攻击、冲动、冒险的行为,更容易产生执行功能问题。[35]

母亲体罚行为抑制了儿童努力控制对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的积极作用。高努力控制的儿童能够很好地约束自身的行为,是提高自我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能力的有利因素。高体罚行为特征的母亲会采用任务奖励、规定期限、监视等策略,减少让儿童自己选择、调节自身行为的机会,让儿童觉得受到强迫,减少儿童动机而感到压力。[36]面对高体罚行为的母亲,儿童往往缺乏自主性,处于高度的外部控制状态而非内部控制状态,使得努力控制的积极作用得不到发挥。另外,研究发现调节能力对体罚行为的作用,比对工作记忆的作用更为敏感,即中等程度的体罚行为已经能够抑制努力控制对调节能力的作用。

五、教育建议

首先,家长应尊重儿童气质的个体差异,及时识别儿童的执行功能问题。气质是天生的,其中的某些方面如消極情绪和外倾性的确对执行功能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这种消极作用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帮助缓解和抑制的。气质没有好坏的区分,父母应该尊重儿童气质的个体差异,为儿童提供与其气质特质相匹配的支持,促进儿童的发展。

其次,母亲应提升自主支持教养行为,充分发挥母亲自主支持的保护性作用。自主支持的教养行为可以满足子女内在的心理需要,给予儿童自主权,为儿童提供支架,让儿童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帮助儿童获得成就感和自我效能感,当儿童的心理需要得到满足后,他们的积极情绪将会提高,进而促进幼儿的执行功能水平。母亲的自主支持行为能够抑制消极因素(如儿童的消极情绪)对执行功能的作用,为儿童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来解决问题。

最后,母亲应主动减少或避免对儿童的体罚行为,降低母亲体罚的消极作用。母亲的体罚行为属于执行功能的危险因素,本研究发现,过高或平均水平的母亲体罚水平,能够限制努力控制对儿童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的作用,这提示需要减少母亲的体罚行为,避免积极因素(如儿童努力控制特质)对执行功能的作用受到限制。体罚行为忽视了孩子的需求,让儿童处于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容易引起儿童生理、情绪、感官的立即反应,随之引起儿童认知发展的相关问题(包括观察学习、归因、社会控制、社会信息处理等),最终导致对儿童的长期消极影响。[37]

参考文献:

[1]USAI M C, Viterbori P, Traverso L, et al. Latent structure of executive function in five-and six-year-old children: a longitudinal study[J].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14,11(4):447-462.

[2][5]涂梦璐,杨福义.国外近十年学前儿童执行功能研究进展[J].学前教育研究,2018(09):27-38.

[3]刘新蕊,邢晓沛,张轶男.学前儿童执行功能与同伴关系:外化问题行为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8,26(03):111-130.

[4]邢晓沛,邵淑慧,孙晓丽,等.学前儿童执行功能与行为问题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6,24(5):844-848.

[6]RIOUX C, CASTELLANOS R N, PARENT S, et al.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mperament and the family environment in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support for diathesis-stress or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J]. Developmental Review Dr,2016(03):117-150.

[7]BELSKY J, BAKERMANS K M J, IJZENDOORN M H V.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07,16(6):305-309.

[8]RAVER C C, BLAIR C ,WILLOUGHBY M. Poverty as a predictor of 4-year-olds executive function: new perspectives on models of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13,49(2):292-304.

[9]SUOR J H, STURGE A M L, DAVIES P T, et al. The interplay between parenting and temperament in associations with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J].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2019,33(7):841-850.

[10]REBECCA D, AELLEN G, MEGAN M, et al. Autonomy-supportive parenting and associations with child and parent executive function[J].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18(58):77-85.

[11][31]BERNIER A, CARLSON S M, WHIPPLE N. From external regulation to self-regulation: early parenting precursors of young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ing[J]. Child development,2010,81(1):326-339.

[12]王美芳,邢晓沛.小学儿童父母体罚的基本特点[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20(02):229-232,236.

[13]XIAOPEI X, MEIFANG W, ZHENGYAN W. Parental corporal punishment in relation to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in China[J]. Social Neuroscience,2018,13(2): 184-189.

[14]XING X, YIN T, WANG M. Cortisol stress reactivity moderates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corporal punishment on Chinese preschoolers executive function[J]. Child Abuse & Neglect,2019,88:288-297.

[15]COHEN S, WILLS T A.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5,98(2):310-357.

[16]溫忠麟.实证研究中的因果推理与分析[J].心理科学,2017,40(01):200-208.

[17]师保国,申继亮.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智力和内部动机与创造性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7(01):30-34.

[18]PUTNAM S P, ROTHBART M K. Development of short and very short forms of the Childrens Behavior Questionnair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2006,87(1):102-112.

[19]ZHOU Q, MAIN A, WANG Y. The relations of temperamental effortful control and anger/frustration to Chinese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social adjustment: a longitudinal study[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2010,102(1):180-196.

[20]ROBINSON C C, MANDLECO B, FROST O S, et al. The parenting styles and dimensions questionnaire[C]//Perlmutter B F, Touliatos J, Holden G W,et al. Handbook of family measurement techniqu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2001:Instruments and index.

[21]CHEAH C S, LEUNG C Y, TAHSEEN M, et al.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among immigrant Chinese mothers of preschoolers[J].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2009,23(3):311-320.

[22]魏威,谢庆斌,朱晶晶,等.儿童执行功能量表在中国学前儿童中的信效度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8,26(01):30-33.

[23]周浩,龙立荣.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J].心理科学进展,2004,12(6):942-950.

[24]崔金奇.4~6岁幼儿执行功能性别差异性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8(10):1160-1162.

[25][26]阴桐桐,者亚囡,邢晓沛.执行功能的代际传递:性别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效应[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9,27(04):762-766+835.

[27]MONROE M S, SIMONS D A, et al. Diathesis-stress theories in the context of life stress research: implications for the depressive disorder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1,110(3):406-425.

[28]PLUESS M, BELSKY J. Vantage sensitivity: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esponse to positive experience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2013,139(4):901-916.

[29]DERRYBERRY D, ROTHBART M K. Reactive and effortful processe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emperament[J].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1997,9(04):633-652.

[30]EISENBERG, NANCY, FABES, et al. Mothers reactions to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relations to Childrens Temperament and Anger[J]. Merrill-Palmer Quarterly,1994,40(1):138-156.

[32]FAY S T, HAWES D J, MEREDITH P. Parenting influences on executive function in early childhood: a review[J].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2014,8(4):258-264.

[33]MEUWISSEN A S, CARLSON S M.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autonomy support on preschoolers self-regulation[J].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19(60):11-23.

[34]JENNIFER G L, RICHAD M R. Why identities fluctuate: variability in traits as a function of situational variations in autonomy support[J]. Journal of Personality,2007,75(6):1205-1288.

[35]CHEN B B, SHI Z, SUN S. Life history strategy as a mediator between childhood environmental unpredictability and adulthood personality[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7,111(1):215-219.

[36][37]丁丽红,焦瑶光.父母体罚与儿童发展关系的研究[J].当代教育论坛,2005(12):46-48.

The Moderation of Mothers Parenting Behavior in the Influence of Preschool Childrens Temperament on Executive Function

Qingbin Xie,1 Juanjuan Sun,2 Huirong Yu,1 Minmin Huang,2 Yingjie Wang,2 Yan Li2

(1Faculty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jian 350117 China; 2Shanghai School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hildrens temperament on executive function as well as the moderation of mothers parental behavior, the study took 139 preschool children as research obje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urgency negatively predicts inhibition control, negative affect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s regulation ability and working memory, effort control significantly positive predicts regulation ability and working memory. Mothers autonomy support is the protective factor of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 while mothers physical coercion is the risk factor. Mother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adopt autonomy support behavior, avoid physical coercion, and build a harmonious and safe environmen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

Key words: temperament, executive function, autonomy support, physical coercion, parenting behavior

稿件編号:202009240001;作者第一次修改返回日期:2020-12-28;作者第二次修改返回日期:2021-01-31

基金项目:上海市应用本科建设(学前教育专业)项目(批准号:304-B-9101-19-001003)

通讯作者:李燕,上海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E-mail:liyan@shnu.edu.cn

猜你喜欢

执行功能气质
让鹰城的颜值更高、气质更佳
AUDI Q7 无畏,是我一贯的气质!
受得起,也是一种气质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康复期男性患者执行功能损害分散内观认知疗法干预对照研究
运动员执行功能与反社会行为及攻击行为的关系
WHAT’S INSIDE DOESN’T COUNT
工作记忆的研究综述
太极拳对轻度认知障碍老年人记忆力和执行功能的影响
What’s InsideDoesn’t Count
基于Android平台的执行功能评测系统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