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廉政文化建设关系到百姓的人心向背，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中国共产党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定理想信仰，让精神文化激发向廉向善的内在动力;二是坚持以上率下，让行为文化焕发见贤思齐的感召魅力;三是坚持惩防并举，让制度文化迸发反腐防腐的强大威力。廉政文化建设既要遵循廉洁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更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文化现象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整体性，所以在进行廉政文化建设时，必须从整体出发，把精神文化建设、行为文化建设和制度文化建设这三支力量紧密结合起来，互相支撑，共同发力。坚持以上率下，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最为难能可贵也最富有成效的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更加坚定地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整体思路和战略举措。

关键词：廉政文化;党的建设;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21）03-0001-09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研究我们党在廉政文化建设方面的基本历程和基本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廉政文化建设对于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个国家来说，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兴衰存亡。我们所讲的廉政文化建设，指的是广义的廉洁政治文化建设，涉及廉洁思想（精神）文化、廉洁行为文化和廉洁制度文化。百年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廉政文化建设，不断探索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路径，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本文拟将百年来我们党有关廉政文化建设的各种重大举措和重要方略置于文化结构和文化形态学的视角下，进行深层次解析，以期为今后进一步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一、坚定理想信仰，让精神文化激发向廉向善的内在动力

精神文化在文化的四个层级之中，处于最深的层级（见图1）。

一个国家一个时期的文化往往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构体。在文化的总体结构内部，可以分为四个层级，呈现四种文化形态，由内而外，分别为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态文化。[1]精神文化又被称为心态文化或思想文化，这三个概念虽然有细微差异，但在特定的语境中其基本含义大致相同。精神文化会辐射、渗透到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中去，这种辐射性或渗透性是精神文化所具有的一种重要的功能性特征。文化中的各种基本要素，即精神（思想）、行为、制度以及物质等等，是紧密联系的，有時是相互支配或相互制约的。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行为首先是受到思想的支配，同时也要受到制度的约束。这就是我们在文化建设中之所以必须注重综合性和整体性，必须把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以及物质文化统筹起来的内在机理，这也是我们研究廉政文化建设时必须首先探讨精神文化进而研究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学理基础。

在精神文化之中，理想和信仰居于主导地位。精神文化的内核是价值观体系。价值观体系包含世界观、人生观、生死观、苦乐观、荣辱观、义利观等等。就价值主体个人而言，一个人的价值观体系是由什么来决定和支撑的呢？正是由这个人的理想和信仰来决定和支撑的。特定的理想和信仰决定和支撑特定的价值体系，特定的价值体系则决定和支配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就一个政党组织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

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以及由这个理想和信仰决定和支撑的价值观体系，是党建设廉政文化、反对腐败政治文化的最深层的内生力量。党在创建初期，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这种理想和信仰的确立，就表明了早期共产党人对于当时中国腐朽的腐败政治文化的否定，对于未来清明政治文化的追求。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共产党人价值观体系，就是“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共产党人价值观。”[2]共产党人价值观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核，也是党在全国执政之后国家政治文化的内核。共产党人清正廉洁价值观指引着广大共产党员自觉成为廉政文化的建设主体，成为廉政文化的践行者、传播者和维护者。

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党员的思想实际，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学习教育活动或者思想整顿活动，从正反两个方面加强党员思想政治建设，使广大党员不断坚定理想和信仰，不断坚定清正廉洁价值观，不断增强防止和抵御腐败文化侵蚀的内在动力，收到了重要的成效。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就开始重视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1939年底，毛泽东同志撰写《纪念白求恩》这篇意义深远的纪念文章，高度赞扬白求恩同志来华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高度赞扬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并号召全党向白求恩同志学习。毛泽东同志还严肃地批评了当时革命队伍里某些人在对工作、对同志、对人民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和作风。20世纪40年代初，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以教条主义为主要形态的主观主义等问题，党中央在延安组织开展了著名的学习教育和整风运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作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对主观主义提出尖锐的批评。延安整风运动前后历时三年多，开创了在党内开展大规模集中学习教育活动的先例，开创了在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在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1944年9月8日， 毛泽东同志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发表演讲，阐述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号召大家学习张思德同志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关于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对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确立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多次集中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活动和反腐败斗争。党中央经常不断地提醒、教育广大党员，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同贪污腐化现象作斗争，坚决同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现象作斗争。虽然有些教育活动由于没有经验，或者由于其它因素，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演变，甚至出现了运动式、扩大化等等严重偏差，但是，从拒腐防变、保持廉洁的角度看，客观上是产生了积极作用的。

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部分党员理想信仰缺失、价值观倾斜、私欲膨胀等严重问题，连续5次组织开展党员学习教育和实践活动。2013年至2014年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作风建设，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2015年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对照“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聚焦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着力解决“不严不实”问题，切实增强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努力在深化“四风”整治、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上见实效，在守纪律讲规矩、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上见实效，在真抓实干、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上见实效。2016年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其落脚点在于，“着眼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对党员的新要求，坚持以知促行，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明确要求“加强党性锻炼和道德修养，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廉洁从政、从严治家，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2019年在全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进行清正廉洁教育，涵养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增强了忠诚干净担当的主动性和自觉性。通过先进典型示范教育和反面典型警示教育，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进一步提升，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的自觉性明显增强，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党内政治生态持续好转。[3]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党的百年历史，也是我们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的历史。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以上这些学习教育和实践活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对于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感悟思想伟力，坚定理想信仰，坚定共产党人价值观，自觉抵御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自觉保持共产党员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自觉维护党内政治文化和国家政治文化的廉洁性，培育和弘扬风清气正的精神文化，产生十分积极的效果。这样一些举措，既着眼于坚定理想信仰大格局的教育，又聚焦于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各种现实思想问题的检视，高屋建瓴，抓住关键，求真务实，针对性强，有效激活和激发了党员干部自身向善向廉、拒腐防变的内生动力，是我们党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治本之策。

二、坚持以上率下，让行为文化焕发见贤思齐的感召魅力

就文化整体而言，有什么样的精神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文化。就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体而言，其行为一般是其真实思想和精神的外在表现形态。个体也可以通过言语来表达其思想和精神，但是，通过言语表达出来的思想和精神，既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不真实的甚至是完全虚假的。因此，不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是在许多西方国家的文化中，都有听其言而观其行的智慧。人们普遍认为，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于是，我们在寻求廉政文化建设良方的过程中，不能不高度重视行为文化的力量。

廉洁行为文化是廉洁精神文化建设的增强剂。廉洁精神文化建设需要廉洁行为文化紧密配合。纵观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百年历程，不难发现，在某些历史阶段，在某些地方和单位，如果党在思想教育方面、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有所放松，甚至有所偏差，那么消极腐败现象会大量产生，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有一个历史时期，党对思想教育应当说是相当重视的，有关会议并没有少开，有关文件并没有少发，甚至有关的法规制度也没少出台，但是，许多消极腐败问题诸如拉帮结派、化公为私、公款吃喝、贪污受贿等等并没有得到解决，甚至一些腐败现象日渐严重，腐败亚文化泛滥成灾。这是为什么呢？这需要我们从行为文化中寻找答案。

坚持以上率下，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最为难能可贵、也最富有成效的经验。为什么必须坚持以上率下？作为一种有效的行为文化建设方式，它与我们国家的文化传统有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存在一种上行下效的文化。從正面来说，是见贤思齐文化，人们的行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仿效圣贤，也就是模仿先进典型。从反面来说，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地方或单位，如果消极腐败现象大量发生，其根源往往在上边。

坚持以上率下，第一要义在于，作为政党或者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应当用自身高尚纯洁的实际行为给下层做出表率，并带领下层共同行动。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为代表的许多杰出的上层领导者，都是以上率下、清正廉洁的光辉榜样。毛泽东同志是清正廉洁价值观的倡导者，更是廉洁行为文化的践行者。1949年3月在河北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4]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5]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如今，在湖北武汉东湖之滨的毛泽东故居，陈列馆内还可以看到毛泽东穿了21年的一件普通棉质睡衣，白色泛黄，衣袖、下摆等处，补丁连着补丁，达73个之多。毛泽东以自己的实际行为给全党做出表率，昭示全体共产党人永远保持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优良作风，永远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清正廉洁的光荣传统和以上率下行为方式。习近平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境界，为全党全国人民树立了刚正无私、一心为民的光辉榜样，获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戴。习近平多次强调，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正所谓“己不正，焉能正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以上率下已经成为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清正廉洁政治文化建设、抵御和防止腐败的根本举措。正是习近平作为总书记率先垂范的强大感召力，正是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倡导的以上率下的行为方式产生的强大文化力量，有效遏制了一度泛滥的腐败亚文化，并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综合施策，终于使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持续好转，终于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且使这种压倒性胜利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

坚持以上率下，另一层要义在于，要求全党全国各层级的领导者、主导者乃至全体党员干部身先士卒、身体力行、共同努力。所谓上和下，也是相对的概念。在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权力系统，必然分为若干组相对的上级和下级。在一个企事业单位，领导者为上，员工为下，党员为上，群众为下。在一个家庭，长者为上，幼者为下，父母为上，子女为下。由此，我们每一个人，既可能处于下的位置，也可能同时具有上的身份。除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应该发挥表率作用之外，我们每一个人在要求上级做表率的同时，也要自身做好表率。这样全面地实行以上率下，在全国、全党、全社会形成积极健康、清正廉洁的行为文化，那么就能够完全清除腐败亚文化产生的土壤。

坚持以上率下，在当前十分突出的任务就是要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知行合一，清除“两面人”文化。多年以来，“两面人”文化非常猖獗。不少党员干部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两面人”由来已久，在许多历史阶段，在不少政治文化中，都有“两面人”存在。“两面人”大量出现，并且发展成为一种如此猖獗的政治文化，有着特殊的主客观原因。主观上看，很多党员干部理想信仰丧失，价值观扭曲，诚信缺失，私欲膨胀，这是“两面人”文化发展的内因。客观上看，“两面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而我们的用人机制、选人机制和识人机制不健全，加之官僚主义、现实主义盛行，甚至有些上级偏爱那些阿谀奉承、甜言蜜语、善做表面文章的人，这就为那些“两面人”提供了成长条件，提供了谋取权势和私利的文化场景。要清除“两面人”文化，在加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建设的同时，就行为文化建设而言，依然要靠以上率下。上级少一些官僚主义，下级就可能少一些形式主义。上级真正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知行合一，下级才能真正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知行合一。上级不给“两面人”机会，下级就会失去做“两面人”的动力。如果上级能够加强对下级行为的监管，及时对下级的“两面人”行为进行教育、批评、制止、纠正或惩罚，“两面人”文化就更加没有“市场”了。

三、坚持惩防并举，让制度文化迸发反腐防腐的强大威力

制度文化是由精神文化决定、对行为文化具有激励和约束作用的文化形态。制度文化对于精神文化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行为文化对于制度文化特别是对于制度的执行状态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相对于特定的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来说，制度文化一方面具有滞后性特点，另一方面又具有稳定性、客观性和刚性等特点。廉洁制度文化要求所有的制度本身体现出廉洁的特性，同时要求建立健全特定的制度体系来保障廉潔精神文化和廉洁行为文化的发展。这种特定的制度体系，从制度的位阶和适用范围来看，包括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包括党章和其它党规、党纪;从制度的功能来看，既包括用于惩治腐败行为的制度，也包括用于预防腐败发生的制度，如权力监督制度、人财物管理制度、工作流程规范制度等等。

在党的百年历史中，从建党建国、治国理政，到管党治党、反腐防腐，党和国家对制度文化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取得了彪炳史册的重大成就。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考察。

其一，高度重视、不断完善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主干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提供制度保障。

党章是党内根本大法，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是党内最高位阶的制度。党章的制定和修改过程，是党加强制度文化建设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举措。在建党之初，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个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章程，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第一次详尽地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也都作了具体的规定。从建党到党的十九大，总计制定通过的党章有7部，修订通过的有11部。[6]党章经过必要的修订或重新制定，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目标、任务相适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特别是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充实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内容;充实加强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基本要求的内容;把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等要求写入党章;调整和完善党的纪律、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有关规定……修改后的党章，吸收和体现了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对全党的指导功能和规范功能更加强大，对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对促进党内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对推动和保障廉政文化建设，对推进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正在产生并将长期产生无比巨大的制度力量。

在制定和修订完善党章的同时，其它党内法规建设特别是加强纪律约束、加强党内监督的党内法规建设，也从建党初期就开始了。1923年党的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这是党的第一个组织法。1928年10月，中央发布《巡视条例》，初步尝试建立巡视制度，并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将巡视工作制度化。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的党内规范性文件。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各个历史阶段，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经历了由规范化到体系化的不断完善过程。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上要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党的十六大提出“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1990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2012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这标志着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2013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在工作目标中要求“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这标志着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进入了体系化阶段。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2017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对加快构建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进行周密部署。2019年，中央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以上这些关于党内法规制定、执行的工作规范，对党的制度文化建设，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

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中，直接涉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党内法规制度也不断得以完善。在改革开放初期，鉴于党内不正之风泛滥的现实状况，1988年3月中央着手研究制定党的纪律处分条例， 1997年2月正式颁布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这是当时把党的纪律规定得最为具体、最为系统、最为完整的党内规章制度。此后20多年时间里，特别是在十八以后，一大批关于党风廉政和监督检查的党内法规得以制定或修订，如《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试行）》《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等等。据统计，仅2019年，共出台169部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包括16部中央党内法规、19部部门党内法规、134部地方党内法规。[7]

其二，高度重视、不断完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主干的国家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为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国家政权永不变质提供制度保障。

早在延安时期，即党在全国执政之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就开始思考和探索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1945年6月，应邀访问延安的黄炎培先生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了他这番话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仔细品味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民主这条新路，实际上就是一种制度体系，它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制度，一方面是人民监督政府的制度，另一方面是人人负责、人民做主的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为宪法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4年9月20日、1975年1月17日、1978年3月5日和1982年12月4日通过四个宪法。现行的宪法为1982年宪法，历经了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五次修订。2018年修订后的宪法，在国家机构这一章增加了监察委员会一节。监察委员会是反腐败工作专门机构。赋予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通过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对党中央、地方党委全面负责，这样更有利于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建立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制，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国家在重视宪法的制定、修订工作的同时，也重视各项具体法律法规的建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反腐防腐制度文化建设。1952年4月颁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该条例规定：“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个人贪污的数额，在人民币一亿元以上者（当时人民币一亿元相当于1955年发行的人民币一万元），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特别严重者判处死刑。” “个人贪污的数额，不满人民币一千万元者，判处一年以下的徒刑、劳役或管制;或免刑予以开除、撤职、降职、降级、记过或警告的行政处分。”“年岁较轻或一向廉洁，偶犯贪污罪又愿真诚悔改者。” “一切向国家工作人员行使贿赂、介绍贿赂者，应按其情节轻重参酌本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处刑;其情节特别严重者，并得没收其财产之一部或全部。” “在本条例公布前，曾因袭旧社会恶习在公平交易中给国家工作人员以小额回扣者，不以行贿论。”“但在本条例公布后，如在与国家工作人员交易中仍有送收小额回扣情事，不论送者收者，均分別以行贿、受贿治罪。”[8]从这个法规不难看出，党在全国执政初期，对于贪污受贿以及行贿等犯罪行为采取的态度是零容忍，惩处的方式是依法行事，法规的条款十分明晰。

20世紀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明确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国家的原则。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指引下，《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一批基本法律出台，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在全面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先后制定或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与预防和治理腐败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反腐防腐制度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四、结   语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通过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使党保持了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在艰难曲折中不断前行。党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廉政文化建设既要遵循廉洁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更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文化现象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整体性。所以在进行廉政文化建设时，必须从整体出发，把精神文化建设、行为文化建设和制度文化建设这三支力量紧密结合起来。三支力量互相支撑，缺一不可。其中尤其需要重视而曾经一度缺失的是行为文化建设的力量。坚持以上率下，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最为难能可贵、也最富有成效的经验。廉政文化建设的百年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某些阶段，由于廉洁行为文化的缺失，廉洁思想教育显得苍白无力，廉洁制度的执行力也大打折扣。这是一个时期腐败亚文化猖獗的原因所在。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反面告诉我们，必须把廉洁精神文化、廉洁行为文化和廉洁制度文化一体建设，综合施策，统筹推进，才能形成深层的强大的廉政文化力量。

自2013年10月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使领导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9]以来，全党不断深化对“三不”的认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求，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系统施治、标本兼治，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一体推进“三不”，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三不”是既定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通过廉洁精神文化和廉洁行为文化的建设，重点解决不想腐的问题。这是预防腐败的根本措施、治本之策。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文化建设，重点解决不敢腐和不能腐的问题。要继续完善并坚决执行对腐败行为的惩处制度，保持不敢腐的高压态势，同时继续完善各类管理制度和监督制度，形成不能腐的长效机制。

我们从文化结构和文化形态学的视角回望廉政文化建设的历程，总结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更加坚定地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体推进“三不”的整体思路和战略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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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DB/OL].（2000-12-10）[2021-03-08].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10/content_

4257.htm.

[9] 王岐山：要使领导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EB/OL].（2013-10-16）[2021-03-08].https：//www.chinanews.com/fz/2013/10-

16/5388970.shtml.

责任编校   王学青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lean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One Hundred Years： A Deep Analysis Based on Cultur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Morphology

WEN Qingsong （Hubei Institute of Construction of Clean Political Culture， Wuhan  430071， Hubei，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clean political culture is related to the peoples support and to the fate of the nation. The Partys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this regard is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steadfast ideals and beliefs to have the fine spiritual culture inspire the inner power of honesty and virtue; second，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superior setting examples for the subordinates to have the behavior culture sparkle the charm of emulation; third， adherence to the combination of punishment and prevention to have the system culture burst out the powerful power of anti-corrup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lean political culture should not only follow the objective law of cle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objective law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cultural phenomenon is its wholeness. We must start from the whole， and combine the three forces of spiritual culture construction， behavior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system culture construction closely. Upholding the principle of the superior setting an example for the subordinates is the most valuable， but also the most effective experience for the CPC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lean political culture. Looking back at the course of building an honest and clean political culture， we can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and more firmly implement the overall thinking and strategic measur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Xi Jinping as the core to promote integrally the "not daring to corrupt， unable to corrupt and not wanting to corrupt."

Key words： clean political culture; Party construction;clean spiritual culture; clean behavior culture; clean system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