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成

〔摘要〕 自“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以来，这一理念在国际社会逐渐深入人心，但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学者对其存在明显的污名化论调。总体而言，西方学者主要通过炮制“输出论”“威胁论”“辞令论”等论调贬损直至否定“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部分学者的这种污名化论调不仅容易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也容易牵涉其他涉华议题，并助长西方的污华反华行为。为合情、合理、合力应对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我国可借势解“污”，善于借助西方世界的知华、懂华人士发声去污;应积极反“污”，依靠中国学者主动回应西方学者的污名化论调;要主动除“污”，积极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工作;须全面破“污”，构建以中国话语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性话语体系。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污名化，威胁论，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21）03-0055-08

作为引领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国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以来就赢得了很多国家、政党和国际组织的共鸣与支持，也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习近平更是多次提出化解全球治理难题、应对全球重大危机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人类当前面临的变局和挑战充分昭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价值和深刻洞见，国际社会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 〔1 〕也是大势所趋，很多学界人士也都给予“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评价，但仍有不少西方学者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明显的污名化论调。鉴于此，有必要对西方学者的污名化论调进行关注和分析。为此，本文在概述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污名化的基础上分析其危害，并提出相应之策。

一、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种污名化论调

自“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以来，西方学界鉴于中国崛起给西方带来的心理焦虑以及受制于西方研究范式、文化背景差异等诸多方面的局限，不少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渗透着明显的污名化论调。目前，这种污名化论调主要体现为以下方式：采用话语架构①的惯常手法，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置于“输出”“威胁”“辞令”等话语框架下，来作出“标签式”解构和解读。

（一）输出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制度理念的“产品外销”

作为化解全球治理性难题的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给出解决21世纪世界现代性危机和挑战的中国方案。但在不少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正在全球推广替代性规范和标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化”的全球治理模式和国际秩序构想，这一模式是中国制度、体制与理念的外化和输出，是“中国模式”的世界版本。如日本应庆义塾大学研究员土屋贵裕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定性为中国共产党体制的外化，理解成一种“政治恩惠主义” 〔2 〕。美国学者霍布金斯大学安德里亚·沃登（Andréa Worden）也撰文指出，中国所设想的新世界秩序将不会包括西方价值观，而是建立以中国规范、价值观和话语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研究员山崎周也赞同此类观点，在他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这一新兴大国试图将现有的国际秩序与其国内秩序相匹配的话语表达，旨在追求“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国际秩序” 〔4 〕。此外，不少西方学者质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统文化根基，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华历史上帝国天下观的延续 〔5 〕，中国对传统“天下观”的宣扬和输出实质上是试图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6 〕。澳大利亚学者琳达·雅各布森（Linda Jakobson）就曾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普遍抱有“区域统治”的历史幻梦，因此中国当前提出的“共赢、共享”并不可信 〔7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乔纳森·斯特罗姆塞斯（Jonathan Stromseth）也诬蔑道，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为了将周边国家融入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安全关系网络中，这与前现代的朝贡体系没有什么不同，尽管这种类比可能被夸大了 〔8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2020年发布的《中国对世界新秩序的愿景》研究报告更是直接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思考与古代朝贡体系联系起来，认为中国正在追求地区性的“有限霸权” 〔9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高级研究员纳德格·罗兰（Nadège Rolland）在出席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公开听证会时也指出，中国正在现有势力范围内建立古代“朝贡体系”的现代版本 〔10 〕。显然，上述论调的西方学者实际上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置于“输出”框架之下进行污名化解读，片面放大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形态性和非西方性。

（二）威胁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霸权野心的“话語宣称”

作为对西方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出了人类社会“和而不同”“互利共赢”“平等相待”的交往图景。但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暴露出中国试图彰显大国雄心、挑战甚至颠覆现行国际秩序的野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不久，就有澳大利亚学者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营造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战略崛起的外部环境，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 〔11 〕。法国战略与国际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索菲·博伊索·杜罗谢尔（Sophie Boisseau du Rocher）声称，中国对东南亚的野心是明确的、雄心勃勃的和挑衅性的，即建立命运共同体，但东南亚决策者需要评估他们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他们准备接受什么样的角色 〔12 〕。美国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保罗·南图利亚（Paul Nantulya）也曾诬蔑道，人类命运共同体代指以中国为中心的替代性经济、政治和安全的新全球体系 〔13 〕。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梅勒妮·哈特（Melanie Hart）和布莱恩·约翰逊（Blaine Johnson）更是无端指责中国领导人正在加大对全球秩序的野心，打算削弱自由民主原则，并用威权统治原则加以补充或替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让威权主义原则更具影响力的一部分 〔14 〕。事实上，这些污名化的解读方式也体现为不少西方学者将“人类命运共同体”阐释为中国崛起进程中追求话语霸权的表现。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主任丹·布卢门撒尔（Dan Blumenthal）在《与中国更有竞争力》一文中就曾指出，试图增加全球影响力、成为全球中心的中国正在不断迫使世界各国接受其偏爱的国际秩序语言，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 〔15 〕。法国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前亚洲中心负责人爱丽丝·埃克曼（Alice Ekman）也在《中国与“定义差距”：塑造全球语言治理》一文中提出，中国正与许多发达国家进行愈发激烈的意识形态竞争，致力于抢占概念和定义的国际制定权，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试图推进其特色概念国际化的野心表现 〔16 〕。现在，中国的持续性崛起已经让不少西方学者“确信”，中国所推动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给世界带来巨大威胁和影响，指控中国“希望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 〔17 〕。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希思（Timothy R.Heath）声称，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来推进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全球治理，将削弱国际社会对基本规范的共识，加剧国家间竞争，加剧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不平等问题 〔18 〕。

（三）辞令论：“人类命運共同体”是中国对外话语的“空洞口号”

作为新时代中国话语的世界性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诠释了中国对“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19 〕的美好设想和伟大构想。但不少西方学者声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毫无可行性，其实质是中国官方倡导的空洞理念。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高级研究员纳德格·罗兰（Nadège Rolland）声称，建立无边界且定义不清的“命运共同体”似乎未能引起全世界观众的想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崇高的理想听起来太过空洞而没有意义，因此不值得关注 〔20 〕。德国海德堡大学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戴维·班杜尔斯基（David Bandurski）认为，尽管习近平提出了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所有承诺，但充其量不过是保护中国全球贸易利益的权宜之计，因为新的“其他”威胁到了这些利益，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和他的声音强烈地体现了这一点 〔21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席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也指出，中国的持续崛起仍然面临挑战，国际上对中国具有侵略性非法行为的反击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中国提出了“合作”“伙伴关系”“命运共同体”等华而不实的言语，但中国无法在经济回报承诺之外建立持久的关系 〔22 〕。西方学者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和马里克·奥尔伯格（Mareike Ohlberg）在近期撰写的《隐形之手：揭露中国共产党如何重整世界》一书中也提出过此类错误看法，在他们看来，中国外交政策的中心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即新丝绸之路，在世界各地发挥商业、技术、学术和文化的影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目的，其实质是重新安排有利于中国的全球地缘政治体系——创造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世界 〔23 〕。这样一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的官方辞令和空洞愿景。这不仅抹黑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本意，而且扭曲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倡议之间“理念”与“载体”的真实联系。此外，这种看法还表现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解构上，否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张登华（Denghua Zhang）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安全、文明与生态五个方面具有空洞性，其意义是不明确的 〔24 〕。基于以上论点的分析不难发现，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否定式”解读带有强烈的虚无主义色彩，其实质是否定中国话语的价值意蕴和实践可能。

二、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污名化论调的危害

无论是“输出论”还是“威胁论”，或是“辞令论”，其直接指向都是贬损、诬蔑、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深层指向则是污名化中国。可以说，近年来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引发西方和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错误认知和反感情绪，实际上在污名化过程中也容易牵涉影响其他涉华议题，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以污名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涉华话语已经影响到国家决策层，进一步助推了西方的污华、反华行为。

（一）影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

不少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污名化论调的大量涌现，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西方乃至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错误认知。这种污名化论调之所以需要高度重视，是因为西方学者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论调不仅得到了一些西方媒体的大肆报道和刊载传播，甚至与部分西方政客以及西方国家的官方态度保持了事实上的意识形态一致性。从媒体角度看，《华盛顿邮报》《每日邮报》《纽约时报》等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就纷纷转载西方学者的污名论调，大肆罗织中国意识形态海外输出的“罪名”，不断给“人类命运共同体”贴标签、泼脏水、戴帽子。从政治角度看，2020年5月美国政府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明确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价值主张视作对美国价值观的挑战，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愿景 〔25 〕。甚至波罗的海小国爱沙尼亚所属的外交情报局（EFIS）在其2021年度报告中也明确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为中国外交政策具有全球威胁性的表现 〔26 〕。此外，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美国民主党前总统候选人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等西方政客也曾大肆宣扬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论调。例如，皮特·布蒂吉格就曾在《华盛顿邮报》上诬蔑道，在宣传“合作共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后隐藏着中国渴望在技术、经济和军事上赶上美国，然后超越美国的用心 〔27 〕。可以说，这些西方政客、国家和媒体的污名化论调与西方学者所提出的“输出论”“威胁论”“辞令论”等观点并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并在事实上与西方学者之间形成了“默契”的联动态势。

在上述联动态势下，西方政治力量的宣扬和西方主流媒体的炒作会愈加强化西方学者所炮制的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调的传播和扩散，容易使“变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广泛辐射至西方和国际社会中，从而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效果。而且，这种西方学者、国家和媒体的联动态势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损害更是不言而喻。此外，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论调虽然仅仅是近年来西方对华污名化的局部呈现，但值得警惕的是，对于以污名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西方对华全方位、多领域、长时段的攻击，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仅从国家形象来看，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10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过去一年里，许多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看法变得越来越消极。据统计，在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荷兰、瑞典、美国、韩国、西班牙和加拿大，自该中心十多年前开始对该主题进行民意调查以来，负面观点达到了最高点 〔28 〕。

（二）污名化牵涉影响其他涉华议题

污名化通常表现为污名主体有目的、有意识地向污名客体的身份、特征或行为施加贬抑性、侮辱性指称的动态过程 〔29 〕。在此过程中，污名主体在向污名客体某一身份、特征或行为施加贬抑性、侮辱性指称的同时，往往将这种污名与污名客体的其他身份、特征或行为关联起来，将污名辐射和扩散到污名客体的其他身份、特征或行为上来，最终实现对污名客体的多重否定。

近年来，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就呈现出关联式、牵涉式的施污策略，具有明显的污名交织趋势。从污名化的具体过程来看，西方学者往往首先倾向于奠定中国威胁的基调，并在此基础上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其他涉华议题相关联，进而实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其他涉华议题的多重污名化。如在对我国统一战线问题上，日本佐川和平基金会中国观察员江户顺子就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我国海外统一战线工作联系起来，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诬蔑为自新冠疫情以来我国对外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宣传，并且进一步粗暴地、无端地、错误地理解为我国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30 〕。显然，这种关联式、牵涉式的污名式解读不仅无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呼吁对于坚定全球抗击疫情的信心、携手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积极意义，而且给我国海外统一战线工作扣上激进性和威胁性的帽子。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学者的种种污名化言辞实际上已经蔓延至“一带一路”“人权问题”“经贸问题”“新冠疫情”“统一战线”等众多涉华议题上来，相互关联、牵涉的趋势愈发明显。在这一趋势下，这种关联式、牵涉式的污名化不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西方乃至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那么简单，实际上也给其他中国理念、倡议、方案和行动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并最终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三）助推西方污华反华行为

污名是一种“持续的困境”，其负面后果难以根除 〔31 〕。污名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地附着于污名客体，凸显为某种身份特征，并在后续的交往互动中成为污名者对污名客体进行谴责和排斥所借助的手段 〔29 〕。这意味着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和后续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实际上，无论是何种污名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点，其最终落脚点多是形成相应的反对、否定中国的理念话语，助推西方污华反华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所彰显出的国家硬实力、话语影响力、制度优势，在带来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同时，也强化了西方对我国长期以来所持有的防备和规制心理，西方国家为维持对世界秩序的领导地位、遏制中国的快速发展、诋毁中国的制度优势，持续对华进行污名化。“污名内容多样化、污名主体多元化、污名思维联想化” 〔32 〕的施污特征尤为突出，诸如传统的“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文化渗透论”以及新冠疫情期间的“口罩外交论”“援助政治论”“中国病毒论”等各种名目的污名化言行数不胜数。

不少具有影响力的西方学者（多数具有智库背景）既充当这一污华攻势的造势者，也充当污华攻势的急先锋和“主力军”，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当属诸多美国智库机构及其研究人员，如美国兰德公司、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哈德逊研究所、新美国安全中心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以美国智库机构及其研究人员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所炮制的“输出论”“威胁论”“辞令论”等不仅强加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更是无端涂抹上所谓“中国威胁”的底色。显然，正是由众多西方反华学者炮制的以污名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种种论调的持续出现和不断发酵，使得“中国威胁”的氛围在西方得到营造和升级，而这既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强涉华媒体、人员和活动的意识形态管控提供了强有力的借口，也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和升级对华竞争性攻击政策有了所谓“合理性”依据，从而激化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涉华议题上与我国的长期纷争和矛盾，加剧了中美或中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话语交锋的频度和烈度。未来，以污名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对华污名化的迭起延续可能会使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更为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也将明显增加，对此应有足够的警醒。

三、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污名化论调的正确应对

有效应对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论调，一方面，既要借势解“污”，利用西方内部不同声音消除污名化的消极影响，又要积极反“污”，依靠中国学者加强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术研究和针对污名化的积极回应;另一方面，既要主动除“污”，积极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话语，增强国际社会的认知度和认同度，又要全面破“污”，构建具有国际竞争性的话语体系，从根本上实现对污名化的破解。

（一）借势解“污”：善于借助西方世界的知华、懂华人士发声去污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33 〕3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应对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污名化的认识前提;“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33 〕3，不仅仅是我们党对“敌”政策的生动表达，更是瓦解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施污企图的重要策略。事实上，西方学界尽管存在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论调，但是同时也存在大量支持和赞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声音。例如，澳大利亚学者罗西塔·德勒（Rosita Dellios）在《二十一世紀的丝绸之路：文化维度》一文中认为，儒家、道教和佛教的思想模式对于加强合作具有积极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看作是这种思想模式的表达 〔34 〕。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也曾指出，就疫情而言，中国所呼吁建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一个伟大的具有多用途的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了中国对外政策发展，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这有助于纠正全球失衡 〔35 〕。此外，西方政界也存在不少高度评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知华、懂华人士。欧洲议会议员尼尔吉·德瓦（Nirj Deva）指出，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中国迈出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步伐，这对人类来说是巨大的进步 〔36 〕。可见，联合西方的正面声音抵制污名是正本清源的重要方式。因此，我国应善于借势解“污”，充分利用西方学界内部的不同声音，借助西方知华、懂华人士回击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举动，向西方社会和国际社会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意蕴。

（二）积极反“污”：依靠中国学者及时回应西方学者的污名化举动

加强学术回应是反对西方学者污名化的重要环节，深化理论研究是回应这一污名化的重要前提。习近平曾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 〔37 〕。在西方对华污名化来势汹汹的情况下，我国应夯实中国话语的理论基础，并依靠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力回应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论调。为此，首先要依靠我国学术界的努力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性、包容性、合理性内涵提供学理层面的支撑。我国学者可以就“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哪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超越了哪些西方话语及路径进行探索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应加强在西方和国际社会的发声力度，在国际舆论场及时有力地回应西方学者、政客、媒体对中国理念的污化行径，批判西方学者预设的“输出”“威胁”“辞令”等话语框架，为消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积极努力。我国学者可以依靠国际主流媒体、国际顶尖智库、国际学术会议等平台，对西方学者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种种污名化论调进行有力驳斥，但应注意反击過程中表述的形式和措辞，保持审慎之态，避免报复式、应激式的意气之举，避免陷入“我说他不懂、我说反坐实”的尴尬境地。此外，我们仍需注意学者在进行回应时的可能性、积极性和实效性等问题。已有学者研究指出，当前智库和专家学者服务外交工作还存在“国内发声很多，国外落地过少”，“配套解读很多，引领预判过少”，“宏大口号较多，科学理性较少”等问题 〔38 〕。为解决这些问题，在反击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过程中，我国有关部门应充分考虑学者自身的思想顾虑和配套保障机制的完善问题。唯有如此，才能充分挖掘我国专家学者的潜力，真正调动我国专家学者的积极性，从而有效应对国外学者的污名化攻击。

（三）主动除“污”：积极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工作

应对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论调，不仅要依靠“打补丁”的方式进行回应，更要另辟蹊径、先发制人，积极主动采取多种方式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工作，增强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度和认同度，减少直至消除污名化给西方和国际社会所带来的错误认知和反感情绪。首先，在应对西方学者污名化的同时，要不断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在这一方面，中国要强化政府、主流媒体和智库机构的议程设置思维，积极、主动、提前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议题设置和议题延展，以期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影响力、道德感召力和社会公信力。其次，中国媒体应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文化融通工作。例如，中国媒体应考察话语受众的群体差异、地区差异和文明差异，并尊重国外“先叙事实、再讲道理”的话语风格，把刚性的话语叙事转变成为富有感染力和亲和力的柔性叙事，避免陷入新闻框架“设定程式化、内容同质化、文化要素内卷化” 〔39 〕的困局中，以期“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 〔40 〕320，增进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了解。最后，中国政府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传播过程中应注重系统思维的运用。例如，在话语传播主体建设层面，既要重视话语传播的传统主体建设，也要不断丰富和拓展话语传播主体，更要推动各类话语传播主体的协同配合，从而在协同基础上形成多元话语传播主体的系统合力，发挥多元话语传播主体的联动效应，以期形成从中国政府到中国媒体再到中国学界以及中国民间的多主体之间、各主体内部相互联动、相互配合的传播态势。与此同时，我国有关主管部门可以通过促进东西方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合作交流等方式，缓解西方对中国崛起产生的焦虑心理，向西方详尽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话语的价值意蕴和实践可能，以期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可能和信任情感。

（四）全面破“污”：构建以中国话语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性话语体系

打铁还需自身硬，打铁必须自身硬。面对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我们在主动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消解污名话语影响的同时，更要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实力基础，从根本上破解受污处境。必须认识到，长期以来“西语主导、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态势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尽管我们在提高国际话语权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同西方国家相比，我们还有不小差距” 〔41 〕。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话语的贬损施污离不开西方国家在国际话语权格局中的优势主导地位。对于我国而言，要想真正做到去污名化，仅仅依靠回应是远远不够的，单纯依靠正面阐释效果也有限，唯有实现自身话语实力的强大才是治本之举。因此，我国“必须增强底气、鼓起士气，坚持不懈讲好中国故事，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努力构建以中国话语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性话语体系，以期消解“输出”“威胁”“辞令”等话语框架带来的负面影响。作为新时代中国话语的世界性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以其在全球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领域所蕴含的深刻洞见和治理之道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希望和信心，赢得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党和国际组织的共鸣与支持，彰显出强大的话语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将来，持续、有力、全面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性话语体系应是我国全球话语角力的重要方向。这既有利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名，也有利于改变直至扭转西方对华话语表述“标签化”“他塑化”“框定化”的不利局面，从而真正跳出西方设定的话语框架，打破西方对于国际话语权的主导和垄断局面，全面实现去污化。

注 释：

①架构（framing，又译为框定）是指通过创设认知框架的方式，对某些事物或对象进行特定的诠释和解释，从而引导人们形成对于特定事物或对象的认知。有关框定理论参见David A. Sonw，et al.Frame Alignment Process，Micro Mobilization，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6（04）：464-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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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吕晓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