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璐玥 吴文英

摘 要：全球化大環境下，跨文化交际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跨文化敏感度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组成因素，对人际间的交流能力和交流效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其在中外合作办学中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文章研究了有关中外合作办学和跨文化敏感度的主要文献，并对其进行整理综述，对中外合作办学中学生跨文化敏感度领域下的研究进行分析与预测。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跨文化敏感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64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24X（2021）21-0004-03

引言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跨文化交际变得日渐频繁。陈国明教授提出了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的模型，分别对应跨文化交际能力中的三种能力，即跨文化理解力、跨文化敏感度以及跨文化效能感。跨文化敏感度可以帮助人们在跨文化交流中提升识别与接受文化差异的能力[1]。中外合作办学旨在全球化环境中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国际意识的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跨文化敏感度作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情感层面的重要组成因素，其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管理运行顺畅、人才培养质量、中外师生和谐共处等的重要性可见一斑[2]。

一、中外合作办学中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相关概念

（一）中外合作办学

中外合作办学是指中国教育机构与外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的活动。中外合作办学共有机构和项目两种形式，其中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学历教育涵盖学前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近30年的时间里，其办学模式及教学质量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随着中外合作办学的不断发展，我国教育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截至目前，全国经审批机关批准且在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有2332个，中外合作办学在校生规模大约60万人，其中高等教育在校学生约55万人。合作办学涉及11个学科门类200多个专业;层次方面，研究生层次机构、项目200多个，本科层次约为1000个，专科800多个[3]。经过近30年的建设，中外合作办学与外方合作的国家范围更广，从最开始合作的美国、英国等国家，扩展到如今的爱尔兰、韩国、意大利、日本等众多国家，中方合作院校不仅有“双一流”院校，还包括一般的地方院校。其中，办学层次覆盖本科、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三个层面。随着经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迅速，数量逐渐增加、层次逐步提高、规模渐渐扩大、形式归于多样化。

（二）跨文化敏感度的定义

跨文化敏感度的相关研究最早于20世纪中期开始，自古至今，国内外学者对“跨文化敏感度”一词并无统一的定义。1958年，Bronfenbrener、Harding和Gallway作为对敏感概念的早期研究者，将敏感分为两类，一类为对一般外物（generalized other）的敏感，另一类为对个体差异（individual differences）的敏感[4]。个体差异的敏感是一个人在分辨他人行为、认知或情感方面差别的能力。学者陈国明和Starosta认为个体差异敏感的阐释与跨文化敏感度意义相似，从而开启跨文化敏感度研究[5]。Bennett初步提出了有关跨文化敏感度较为完整的概念，认为跨文化敏感度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需要情感、认知、行为和能力的逐步变化，最终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6]。

Bhawuk & Brislin从横向角度入手，将跨文化敏感度定义为在另一种文化环境（如海外派任、旅游、移民等跨文化环境）中进行有效沟通的关键性因素。跨文化敏感度的意义至少包含三个方面：①对不同文化的兴趣度。②对文化差异重要性的敏感程度。③调整自身行为适应异文化的意愿[7]。Chen & Starosta  认为众多学者对该概念的定义是包含了跨文化理解力与跨文化效力的相关内容。基于此，两位学者将跨文化敏感度定义为“一个人对了解与感受文化的差异与促进适当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的正面情感的能力”，拥有高跨文化敏感度的人群会自觉尊重且热爱自身文化，保持多元文化心态的同时，积极有效进行跨文化交际行为[8]。

国内学者多沿用国外学者所下定义，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赵萱认为跨文化交际敏感度是对目标语言文化与本土文化异同的感知程度，以及运用外语交流时根据目标语言文化来调整自己的语言理解和积累相应行为的自觉性[9]。

二、跨文化敏感度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学者在跨文化敏感度领域内的研究多采用文献法、对比法、访谈法、调查问卷法等研究方法。国外对跨文化敏感度的研究起步较早，英语国家的研究注重跨文化敏感度模型的构建及量表的研发，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采用多种类型量表，如IDI量表、ISS量表等，以此来探究跨文化敏感度。我国基于“跨文化敏感度”的研究相较国外起步较晚，在知网最早可见的相关研究始于1981年。通过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可知，近年来有关跨文化敏感度的研究多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一）跨文化敏感度的实证研究

此类研究仅涉及跨文化敏感度这一个研究变量。在此领域下，研究对象为单一群体或将两个群体进行对比分析，近几年的研究对象多为小学生、高中生、英专本科生、非英专本科生、非英专硕士研究生、外籍留学生、国际交换生等。

蒋莉为较早进行跨文化敏感度实证研究的学者，其研究采用ICCC（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量表测量调查对象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采用ICCS（Inventory of Cross Cultural Sensitivity）量表测量跨文化敏感度[10]。通过分析这两个变量的相关性，研究认为提高跨文化敏感度进而可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但ICCS 量表的效度曾遭到学者质疑，同时作者采用该量表，并没有针对自身调查环境进行任何修改，其结论有待商榷。彭世勇采用了ISS跨文化敏感度测试量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跨文化敏感度各层面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英语专业本科生和非英语专业本科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11]。胡艳对山西大学多个专业本科生的跨文化敏感度进行了调查[12]。皮尔逊相关分析表明，跨文化敏感度各维度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黄文红以 Chen & Starosta 基于美国文化背景研发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为基础，通过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及信效度检验，初步构建了一份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中国跨文化敏感度量表，其中包含开放度、移情度、交际信心和差异尊重四项因子[13]。虽然该研究仍须扩大换取样本进行重复测验和修订，但这是国内的学者首次考虑到植根于西方文化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需要因研究环境不同而做出改动，为中国环境下跨文化敏感度研究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