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学者从英国国内和欧洲大陆两个角度研究都铎晚期英国通货膨胀问题。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从货币角度来研究通货膨胀问题，主要有货币铸造、成色、流通量、周转速度等;另有一些学者从非货币的角度来研究，如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价格、雇工工资、社会各主要阶层的消费结构，以及人口增长等。研究这一问题应从较广的视角和长时间段着手，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都铎王朝晚期

[中图分类号]K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1）03-0128-07

[收稿日期]2021-02-28

[作者简介]宁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出站博士后，主要从事中世纪至近代早期欧洲史研究。

通货膨胀不仅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研究经济史时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欧洲自中世纪以来的通货膨胀问题，一直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关注。几乎所有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研究，只不过每人的侧重点不同。现代，最先关注16世纪欧洲通货膨胀的是德国学者格约格·韦伯。1895年，他将这一现象称为“价格革命”[1]（P132）。如今，“价格革命”已得到广泛认同。英国著名学者波斯坦主要从物价和工资的角度研究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增长或衰退，实际上是研究通货膨胀的表现和及其对工匠和雇工等阶层生活水平的影响[2]（P253）。以意大利著名学者奇波拉为代表的一派学者，侧重从货币纯度和重量的角度研究货币的贬值。此外，他们还关注金银的购买力，认为中世纪金银购买力的持续增强使货币单位复杂化[3]（P451）。针对近代欧洲的通货膨胀，以格拉斯曼和瑞迪斯为代表的学者主要从货币制度、货币成色、王室税收和国际贸易等角度展开研究[4]（P31）。

研究中世纪以来英国通货膨胀问题的学者更多，以上几位学者都曾参与其中。布朗和霍普金斯认为：“自1264年到1954年，最为明显的通货膨胀时期是在都铎时期。” [5]（P25）帕里舍尔的研究具有代表性：“自诺曼征服以来，英国通货膨胀主要集中在三个历史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之间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通货紧缩。粮食价格在1180—1220年间和15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这两个阶段分别上涨了2—3倍和4—5倍。在现代，1913—1978年，按照英镑的购买力计算，粮食价格上涨20倍。总体上，16世纪到17世纪早期，整个欧洲都存在通货膨胀[1]”。布罗代尔和斯彭奈尔两人认为，16—17世纪，从英格兰的爱克塞特，到意大利的利沃，包括在这一范围内的整个西欧，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6]（P214）。许多当代西方学者认同这一结论。

一

16世纪50—60年代，西班牙和法国最先出现了有关当时通货膨胀的记录。但在英国，有关当时物价波动或通货膨胀的记录非常少。直到16世纪70年代，英国才出现有关物价波动的零星记载。原因较为复杂，其中之一是当时的人们对通货膨胀没有清晰的认识，中世纪的公平价格思想根深蒂固。直到都铎晚期，多数英国人对货币和商品关系的认识还停留在这一水平：农业歉收时，粮食价格总会上涨。人们并不知道，歉收只是导致粮食价格上涨的一个原因。所以，留存下的有关资料非常少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一些人对通货膨胀问题进行过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重视货币纯度的作用，另一派则重视货币供应量的作用。这些人为此展开过激烈争论，以马勒斯特瓦和博丹的争论最为著名。前者认为，物价上涨主要是由于货币贬值;而后者认为，美洲白银的流入是主要原因[7]（P12）。在这些人当中，又有一些人的观点经常变化，在两大派间摇摆。如16世纪30—40年代，粮食价格是公众关注的焦點。于是，将耕地变成牧场还是反之，人们的态度会随着粮食价格的起伏而变化。16世纪40—50年代，英国的莱恩和约翰·哈勒斯等人认为，货币纯度的下降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他们的态度甚至一度影响到了伊丽莎白政府的货币政策。但10年后，哈勒斯的态度发生转变。他又认为，美洲金银的大量流入是主要原因 [8]（P32）。这一时期，美洲金银大量流入欧洲市场是不争的事实。许多人夸大了这一因素的作用，如西班牙人阿茨皮尔库塔·纳瓦罗和法国的博丹都是这一论点的鼓吹者[9]（P87），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7世纪。

在英国，当时的人们从其他方面寻找通货膨胀的原因。无情的垄断商人、贪婪的中间商、自私的供货商和领主等等，开始受到人们的指责。16世纪80—90年代，圈地也被视为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因为这一时期粮食价格大幅上涨。还有一些人从人口方面找原因，认为人口增长过快造成粮食供应不足，进而推高了粮价。但还有一点，即政府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花费巨额经费的战争、降低货币纯度等，都是政府行为。尤其是16世纪40年代的诸多战争，军费大约为350万英镑，甚至高于当时货币流通总量[10]（P41）。为弥补军费不足，政府只能大量铸造纯度不高的货币，借以获利，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

二

近代以来，新的资料陆续被发现和整理出来。1882—1887年英国人罗格斯的纪录和1939年贝弗里奇的记录是现存最大规模的有关都铎时期物价的记录，大多记载了英格兰南部的情况。其中包括都铎时期剑桥郡和牛津郡的一些大学、医院和学校的账目，以及一些修道院拥有的庄园和王室的庄园的账目，还有一些政府部门的账目。这些账目中，一部分记载了爱克塞特和林肯等地的谷物价格变动情况和伦敦的面包价格等[11]（P23）。

20世纪，在前人整理资料的基础上，从事都铎时期通货膨胀研究的西方学者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注重货币的作用，一派注重非货币的作用。重视货币的学者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探讨货币的作用和影响：货币的成分和纯度、货币供应、税收、政府支出等;而另一派学者则重视农业和工业产品价格、消费结构、人口等几个要素。

许多西方学者用著名的费舍尔货币流通公式MV=PT研究近代早期的欧洲通货膨胀问题。这是从货币角度研究通货膨胀问题的最著名的方法。该理论由费舍尔于1911年提出。M代表流通中的货币量，V代表货币流通的速度，P代表平均物价水平，T代表交易量。费舍尔认为，货币供应量会直接影响价格水平。这就等于货币流通速度和交易量可以忽略。原先的公式就变为：M=P [12]（P102）。布罗代尔、斯彭奈尔和敏思基敏都认为，这一公式不能较好解释16世纪英国的货币问题[13]（P54）。实际上，费舍尔公式在现代已得到证明，基本没有错误，而是在讨论这一公式是否适合于英国的形势时，这些学者没有注意到，他们讨论的几个变量不适用这个公式。如M指的是货币流通量，而不是铸币量，二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同样，P指物价水平，该数据缺乏可靠来源，至于V和T也是根据不足。货币的流通速度在16世纪的欧洲是普遍升高的，王室税收的增加和人口增长等是主要原因，尤其是人口增长会加大交易量或交易机会。查理斯对货币流通量M进行了研究，认为货币流通量等于铸币量加上外国货币的流入量，减去货币出口量和流通中的各种损失，如磨损、淘汰掉的，以及被融化的[14]（P245）。还有一个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不确切的因素，即以多种方式贮藏金银，通常会影响流通中的金银数量。如金银被用来做成银盘和武器，此外，教会铸币权被取消后，教会铸币厂上缴了大量金银。1537年，教会上缴王室的含有金银的贵重金属达29万盎司，约相当于9吨。其中的金银含量达20万盎司，约相当于5万英镑。在16世纪上半叶货币纯度下降的时代，许多人将含有金银的盘子拿出来交到铸币厂，以获取利益[10]。在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期，较低的货币贬值速度导致社会各界贮存大量含有金银的盘子。1577年，由于银币纯度下降不大，手工业者和农民都在贮存含有金银的盘子[15]（P147）。

来自国外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在当时受到关注。1581年，博丹对英格兰的通货形势的考察結果是，整个16世纪，美洲大批金银运到塞维利亚导致了欧洲物价的上涨，英格兰也是一个受害者。有一批现代学者也持类似意见。20世纪30年代，汉密尔顿等人认为，自1540年以后，运往西班牙的美洲金银，尤其是白银以每10年为一个阶梯大幅上涨，到16世纪末达到顶峰。这是推动欧洲价格革命的主要动力[16]（P210）。但是，汉密尔顿的这一理论近几十年来一直受到质疑。这些人认为，美洲白银是推动欧洲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似乎在时间上有些不对。16世纪40年代以后，美洲白银大量被运到欧洲，而欧洲早在这之前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布罗代尔和斯彭奈尔认为，运往欧洲的美洲金银还没有达到欧洲存量的一半，其作用还有待考察[17]（P125）。布雷纳认为，西班牙白银和英国通货膨胀存在着一定联系。但是，1631年之前，西班牙白银还没有大量流入英国市场。此前流入英国的白银应该来自于走私和海盗的劫掠，以及由于西班牙金银的比率较低而导致其国际贸易中白银的流出[18]（P141）。查理斯对16世纪下半叶英国物价上涨的考察结果是，英国国内的白银产量十分有限，英国会通过贸易、战争和海盗劫掠的方式增加白银的流入，这是很有可能的。这一时期，英国和荷兰的布匹贸易也是金银流入的一个原因。但是，在同时期的西班牙和荷兰的贸易中，西班牙的白银是入超的，这又使得白银流向西班牙。因此，英国从外贸方面得来的白银还应该详加考虑。查理斯认为，有确实的证据表明，西班牙白银在16世纪下半叶大量流向英国，为英国铸币厂提供了大量白银，如1561—1562年、1569—1570年、1583—1585年、1598—1599年，等等[19]（P84）。

中欧的白银开采在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上半叶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并在16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再加上美洲的白银，于是，以敏思基敏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这就是货币大量增加的证据。敏思基敏还认为，银币纯度的下降比白银大量增加的重要性更大[20]（P216）。在他的影响下，欧洲不断增产的白银被认为加剧了通货膨胀的严峻形势。

以上是西方学者从货币角度研究通货膨胀的基本状况，还有人从非货币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1967年，英国学者波登利用未出版的罗格斯、贝弗里奇等地区的资料，对都铎时期的农产品价格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为20世纪西方学者从农产品角度分析通货膨胀形势的首次尝试。但在研究中，他们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农产品的物价波动上，较少顾及工业产品，而在农产品中，谷物价格又是其关注的焦点。他的价格表中包括了大量小麦价格，黑麦、大麦和燕麦几乎没有[21]（P36）。

70年代以后，布朗和霍普金斯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影响较大。他们划分了较长的时间段研究建筑工人的收入问题，建立比较全面的收入数据系统。这实际上是从消费结构分析通货膨胀问题。但是，他们的数据只是局限于建筑工人，而且除了工资，还有一些非工资的收入没有涉及，例如，雇主提供的食宿等。甚至，收入的波动还没有被完全反映出来，如工人加班后获得的加班费等 [22]（P45）。但总体上，布朗和霍普金斯还是对工人工资的研究进行了大胆尝试。他们对工资的消费的统计结果是，工人将工资的57.5%用来买食品，22.5%买饮料，12.5%买衣服，7.5%用于照明和能源。这其中并没有租金[23]（P61）。这一结果只适用于较为贫困的城市居民，不适用于农业劳动者。且这一统计还得基于这一假定：一段时间内，城市居民以相同的工资比例购买相同食品。二人没有考虑到，对于农业劳动者，他们可以生产自己所需的食品来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甚至有一些农民将剩余农产品出售换取生活必需品。这些数据来源地只包括英格兰的南部，这些地区通常是工资较高的地区，中部和北部的工资则较低。工资高的地区，物价也较高，反之则较低。因此，工资的购买力在各地是不同的。

在重视非货币因素的学者当中，还有一些人较为关注人口增长的作用。1541—1600年，英格兰人口增长43%，1541—1640年，人口增长82%。于是，人口的作用受到一些人的重视。布朗和霍普金斯认为，人口增长导致消费能力大增，从而抬高物价。农产品价格先于工业产品上涨是由于持续的人口增长对食品有较大的需求。如果实际工资下降，对食品的需求将转向面包等低价食品，或者以黑麦和大麦代替小麦。这些较便宜的谷物价格上涨速度要高于小麦。其他食品，如肉类、奶类等，以及羊毛等日用品的价格上涨速度略低于谷物价格的上涨速度。原因在于人们会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24]（P25）。按照这些学者的理论，按照强调货币作用的那些人的理论，各种物价的上涨速度应该相同，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另有一些学者指出了人口增长的复杂性。菲斯安·亚当斯认为，在16世纪早期，农村人口大幅增长，但城市人口却较为稳定，甚至有一定的下降。如何解释人口对食品的需求也在增长？[25]（P201） 1549年，物价上涨的同时，城市工业出现萧条迹象，进口却在增长。这是否意味着农村人口增长大量消耗了城市资源和产品，导致了物价上涨以及进口的增长？此外，若人口是最为主要的因素，那么物价上涨和人口增长应该同步。在东西方学术界，都铎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和物价上涨幅度是否高于其他时期等问题，尚无确切的结论，有待深入探讨。

总之，对人口的考察应该放在一个较为宏阔的视野内，应综合考虑诸如战争开支、土地流转、货币纯度下降，以及农业歉收等因素，同时，人口增长和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对物价上涨起到了推动作用。过于重视一个因素会使研究偏离事实。如果将视野扩大到整个欧洲，当时欧洲的人口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带动了工农业产品的增加和货币需求量的加大。同时，货币流通速度和铸币量在加大。这就如费舍尔公式体现的那样，不但从公式左边推导出右边，也能反过来。如果PT值加大，MV值也在加大，反之亦然。因此，对通货膨胀的解释应该从各种因素着手。

三

从货币角度研究通货膨胀，首先需要对货币的基本情况有清晰的认识。整个16世纪，英国货币包括金币和银币两种，大都在国内铸造。1544年，教会拥有的坎特伯雷、约克和杜尔汉姆三地的铸币厂被关闭，标志着教会铸币权被取消。自此，王室拥有对铸币的绝对垄断权。王室的铸币厂分布在各地，最为主要的是位于伦敦塔的一处，布里斯托、坎特伯雷、都柏林、杜尔汉姆、南沃克、约克等地均有规模不等的铸币厂。除了本国货币，英国还允许外国货币在国内流通。英国金银币还混有其他成分，除1544—1551年和1601年的特殊情况外，没有纯铜或者银和铜合金铸成的货币。1英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这一比例直到1971年才更改。金币的面值从2先令6便士到30先令不等，银币的面值则有1/2便士、1便士、2便士、4便士、6便士和1先令，特殊时期还会有其它面值。

1542年，政府决定将货币纯度小幅降低。即在保持金银币的成分和含量不变的前提下，提高金银币的面值，或者维持面值不变而降低货币的纯度和重量。前者用于金币，而金幣通常用于国际市场;后者用于银币，而银币通常用于国内市场。1544—1551年，货币纯度的降幅较大。金币和银币的纯度在1544—1546年都有所下降。1551年，玛丽女王政府决定将货币的纯度提高，力争在未来的10年将纯度不高的金银币收回，尤其是银币，代之以高纯度的金银币。政府将金币的含金量定为23克拉3.5克，银币的含银量定为11盎司[26]（P64）。但这样做的成本太高，终于没能实现。1551—1560年间，银币的含银量有3盎司和6盎司两种，但都按照同一面值流通。1560年，王室将含有3盎司银的银币贬值为6盎司的一半。每次降低货币纯度都由政府通知持有货币的人去指定的铸币厂，以旧币换取新币。虽然政府宣称，新币和旧币的纯度相同，但实际是不同的。政府强迫本国商人接受这一现实，外国商人则不会接受，国际贸易中主要使用金币，因此，1546年以后，金币纯度的下降幅度较小，或几乎没有降低[27]（P102）。

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1560—1561年，新货币逐渐取代了旧货币，新币的纯度恢复到玛丽女王时期的标准。1601年，金银币纯度有轻微下降，达到了和欧洲大陆相同的水平。本次提高金银币纯度的做法受到了外贸商人和投资者的欢迎。直到17世纪40年代，政府贮存的货币大部分还是伊丽莎白时期提高了纯度的金银币[28]（P15）。

从主要商品价格，如农产品价格来分析通货膨胀形势，需要了解商品价格的总体变化情况。波登、布朗和霍普金斯对1547年的物价的研究结果表明，经过3年的降低货币纯度，有些商品价格并没有大幅上涨，即没有超过15世纪末的平均水平。但到1603年，平均物价指数已上升至15世纪下半叶平均水平的3—5倍。他们统计的项目只有农产品，较少涉及工业原材料和产品。农业工人的工资也没有较为详细的分析[21]。综合三人的成果，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结论：农产品的价格从亨利八世统治伊始就出现上涨的态势，但直到1520年以后，整体物价指数才超过了15世纪下半叶的平均水平。三人的统计表明，建筑工匠工资自1530年以后才开始上涨。1532—1580年，建筑工匠的工资每年平均上涨1.46%。但建筑行业和农业的雇工工资直到1540年以后才开始上涨。工业产品的价格也是从1540年以后大幅上涨。从此，各种物价和工资在此后一个半世纪一直处于上涨态势。16世纪50年代，物价和工资大幅上涨，粮食价格在1555—1557年间的上涨幅度较大。16世纪60年代，一些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有所减缓，但此后，一直到16世纪结束，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价格一直处于大幅上涨阶段。尤其在90年代，粮食价格上涨了1/3。1603年，各种粮食的平均价格是1547年的4倍，牲畜、工业产品的价格都是1547年的2倍，建筑工匠的工资也是1547年的2倍多。但城市和农村雇工的工资却没有大幅上涨[22]。这就是16世纪下半叶主要商品价格和工资的基本走势。

在影响农产品价格的诸多因素中，土地租金是受到关注度最大的一个。1953年，埃里克·克里兹对都铎王朝时期地租的研究表明，从1510—1519年到1650—1659年，农业用地的地租上涨了80%—100%，从1530—1539年算起，农民需缴纳的地租上涨了43%—70%，虽然租金已经固定下来，但农民在初次向领主领取土地时缴纳的继承金仍在上涨。王室土地租金上涨幅度较小：从1510—1519年到1600—1609年，租金大约上涨了29%。据此，克里兹认为，土地租金的上涨会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起到推动作用。但是，克里兹的统计范围只涵盖了较少的几处农民的土地和王室领地，基本不具代表性。而且农民初次领取土地时，缴纳的继承金并不是每年都上涨，基本上每7年涨一次 [29]（P205）。持反对意见的托尼等人认为，受到圈地影响，租金基本没有上涨[30]（P89）。

仅考虑土地租金如何对农产品价格产生影响过于片面。土地租金只是生产成本的一种。在生产环节，生产方式、劳动力等因素都会对生产成本造成影响。生产方式和劳动力主要是由当时的农村社会结构决定的。16世纪的英格兰，约曼、自由持有农、公簿持有农、一般农夫、茅舍农、雇工等成为农村社会阶层的主要代表。但是，约曼已经成为农业生产领域的主导者，不断通过租赁和购买等方式增加其地产，约曼拥有和租赁的农场占到英格兰农场总数的一半以上。他们和雇佣的工人一起劳动，进行规模化农业生产，成为最早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因此，若考虑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应将以约曼为主的、各阶层的各种生产成本包括其中。

至于销售环节，农产品进入市场主要依靠农民或领主将农产品拿到市场出售。各地集市和市场的建立和分布，对农产品的销售有重要影响。有西方学者从各地集市离村庄的距离、收税的关卡和城镇的分布估算农产品的销售成本，进而探讨如何对农产品价格产生影响[31]（P823）。如果从这些角度研究销售成本学术意义会更大，能弥补对销售环节研究的不足。另外，各地农产品结构不同，产量和价格也不同。倘若对全英格兰的农产品结构、产量和价格进行统计，需要对各地农产品种类、产量和价格等项目进行科学的统计，如抽取可比行性较强的项目统一比较，等。总之，应经过严密完善的技术处理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针对货币的作用，另有一些问题需要阐释。首先，如果1544—1551年的铸币量增加是这一阶段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1551年中的大幅减少货币流通量的措施，应该导致通货紧缩或者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而这种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其次，通货膨胀在降低货币纯度之前就已出现。早在1534年，一项限制养羊的法令是因谷物和其他农产品价格在上涨。此外，16世纪下半叶，金银价格上涨推动了铸币成本上涨，因此，金银作为一种基础商品还对货币价值产生了影响。

计算流通货币量困难重重，每年货币贬值的情况都不同，而且每年还有多余的货币铸造;有多少货币被用于减少进出口贸易中的差额。此外，一些非法的改变货币成分和重量的事件出现，囤积居奇的情况，等等。1544—1551年，新的更大面值的货币取代旧式货币，10年后，旧式货币被完全取代。斯彭奈尔和查理斯认为：正常情况下，每年流通的货币量不会少于前30年的总产量[32]（P56）。查理斯对16世纪末的一些年份的货币流通量做了估计，其结果是：1544—1551年，货币面值提高了2倍，1551年后，货币面值又降为以前的一半。1560—1561年，面值又调回从前值。大体算来，在整个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货币流通量增长了2.5倍。同时，他还指出，货币流通量会因金和银的使用情况不同而不同。1603年的银币的流通量是1526年的4.5倍，大有取代金币的趋势。与法国和西班牙相比，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处于白银时代[32]（P45）。除了这种统计，还有一些情况未被计算在内。1553年，1/4便士的铸造被停止，1/2便士的铸造被严格限制。1561年，3/4便士和1.5便士被重新铸造，但1583年又停止，代之以1/2便士和1便士 [33]（P156）。因此，这些小面值的货币没计算在内，再加上从前铸造小额面值的教会铸币厂被取消，日常生活中的小额交易无法计算，整个流通环节中的货币量的计算会出现偏差。同时，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小面值的货币是不足应付流通的，需要采取各種方式应对小面值货币不足的情况。

首先，有相当一部分的住房租金是以实物结算的。在一些地区或某一些工种，工资以实物形式支付，如肉类和牛奶来结算的。还有一些工人的工资包括了食宿和少量的货币工资两类。其次，纳税记录表明，有些人，如贵族不缺钱，但缺少现金。这给许多交易带来了麻烦。如一个鞋匠必须等待他的顾客从别处赚到钱时，才能收回他的鞋钱。一些商人发明了汇票，以便在货币缺少的情况代替货币，这实际上就是信用制度[1]。最后，诺维奇、布里斯托、沃塞斯特和牛津的城市商人开始使用别的金属代币，缓解货币缺乏带来的不便。这些代币有纯铜的、黄铜的，面值为1/4便士和1/2便士。使用这些金属代币的不仅有商人，城市当局也会在发放城市公债时接受金属代币。1599年，伦敦出现了专门收集和兑换小面值代币的商人。在有些交易额较小而无法用代币交易的情况下，交易一方可以将金属代币交给这种商人，由他们兑换成面值更小的金属代币，再付给卖方。政府还允许商人私自铸造金属代币，等到他们的花销积攒到能用货币交易时，再将私造的代币交给兑换商人，由兑换商人换成真正的货币 [14]。

英国的通货膨胀和来自国外的金银是有关的。但是，不能简单地说是后者推动了前者。首先，以美洲白银为例，自16世纪20年代进入欧洲以来，至16世纪末之前，平均每年进入欧洲的美洲白银量是一直增大的，而且增幅一直在加大，到16、17世纪之交，每年进入欧洲的美洲白银数量达到最高值，以后逐年下降。然而，到17世纪末，几乎每年的数量和16世纪末相比差距不大，即进入欧洲的白银还在增加，只是增加的幅度在降低。这就会造成欧洲的白银存量持续增加 [16]。其次，这些大量新增白银的用处还是一个复杂问题。被铸成货币流入市场，还是被用作投资，甚至被做成奢侈品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将这三个用途的比例算清楚，才能解释清楚这些白银对欧洲经济的影响达到什么程度。最后，对流入英国的白银的研究也要先经过前两步的分析，即要先弄清楚以各种方式进入英国的白银数量及其用途，才能进一步对这些白银在英国的影响进行分析。

四

综上所述，西方学者对都铎晚期英国通货膨胀的研究大体上有两个角度：英国国内和欧洲大陆。至于英国的殖民地方面，则可以忽略。这一时期，英国的对外殖民扩张还没有正式开始，学术界通常将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立视作对外殖民扩张的开端。而且在17世纪大部分时间内，英国几乎只在中北美沿海地区殖民，在亚洲、非洲的扩张尚未进入实质阶段，与亚洲和非洲的殖民贸易还没有进入大发展阶段。因此，英国国外的通胀压力主要来自欧洲。

在英国国内的角度，对通货膨胀的研究可以按照学者的侧重点不同分为两类：货币和非货币。货币方面包括：货币铸造、成色、流通量、周转速度等;非货币方面包括：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价格、雇工工资、社会各主要阶层的消费结构，以及人口增长等。在欧洲，对英国的通货膨胀产生影响的因素论述较多。其中，较为受到关注的是美洲白银进入欧洲对欧洲货币流通产生的影响。学术界基本上认同美洲白银进入欧洲从西班牙开始，随着西班牙和欧洲各国的贸易进入欧洲各国，再通过英国和欧洲各国的贸易对英国货币流通产生一系列影响。当然，能对英国和欧洲各国的贸易产生影响的因素较多，除经济因素外，政治事件、战争、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都可能对其产生影响。

總体上，西方学术界对欧洲与英国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主要从经济角度着手，并借用一些人口史、社会史研究成果作为辅助手段。不论从英国国内，还是欧洲的角度，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从货币角度研究通货膨胀问题。20世纪以来，随着数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学科的进步，以及计算机科学的兴起，历史研究逐渐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化，计量史学的兴起就是一个代表。西方对通货膨胀的研究大多以计量为基础，逐步深入，进入了以数学、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知识研究历史上的经济现象的新阶段。从事这些研究的不只是历史学家，凡是需要的学科的专家都加入进来。在前文提到的历史学家采纳的货币统计资料中，数学家、经济学家的成果占了相应比重。

总之，从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来看，研究通货膨胀既属于经济史，也属于社会史。研究都铎时期通货膨胀应从较广的视角和长时间段着手，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才能较为全面、清楚的认识到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的原因、表现形式和影响。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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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stern scholars research the late Tudor Englands inflation generally through two respects： England， and the European continent. Most scholars tend to observe the inflation problem from currency：currency casting， fineness， circulation and the turnover rate， etc. Non-monetary scholars always focus on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product price， wages， the structure of consumption of the main society， and population growth， etc. Inflation Research needs wider perspective and long period， as far as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s and different methods.

Key words：inflation; currency; the later Tudors

[責任编辑 薄 刚]